在自己兒女的教養上,有一點我覺得很遺憾。那就是他們對中國的文化毫無認識。我並非不希望兒女能像我那樣,從《道德經》到蘇東坡到龔自珍的作品都可以一唱三歎、回味無窮,而是欲教無教——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我的兒女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十歲左右回港就讀於英童學校,八年後又再返美國攻讀。自幼年起,我就希望他們知道世界上有過李白這樣的人。但他們生長於新時代,相交的是不知中國為何物的小朋友,從進幼兒班起,父親的影響就有了約束,有了規限。回港就讀八年,在英童學校選修中文科,每試名列前茅,但竟然連中文報章也看不懂。
每次要跟兒女細說中國的文化,他們一見父親談到學術,就把話題轉到思考那方面去。在朋友與老師的影響下,他們對中國文化不感興趣。既然沒有興趣,我就不能強求,於是暗自思量,與其要兒女長大後中不成、西不就——每樣都是「半桶水」——倒不如讓他們對西方的文化有點認識算了。今天,兒子對西方的科學,女兒對西方的文學,算是有點認識,而他們二者的英語都可以下筆成文,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兒女可以「中西合璧」,是今天香港為人父母的夢寐以求的事。這是很困難的工程啊!求之而不得,為父母者不應該耿耿於懷。好些在美國教養兒女的中國朋友,在我面前誇誇其談,說有什麼龐然大計,要兒女學中文,懂得什麼詩、詞、歌、賦。我的回應,是他們作白日夢。
奇跡似乎是沒有出現過的。在芝加哥大學時,我遇到一位在美國土生土長的華裔學生,他對西方文化知之甚深。受了父母的影響,他決心要學中國的文化,於是跑到台灣去,苦學六年。其後他特意到香港來找我,要表演一下他對中國文化認識的「深度」,殊不知他說的都是些不倫不類的學院派「牙慧」,吹毛求疵,求「甚解」而不明大意,令我啼笑皆非!
我不應該對自己兒女的「中不成」有所內疚的吧。以中西合璧而成名的林語堂,其文章所說的中、西文化,似乎不是那一回事。胡適可能高一點,但是我總覺得胡前輩懂得數樹木,而看不見森林。錢鍾書可以一提再提,不過創意並不超凡,因而缺少了感染力。
在香港,岑逸飛有點瞄頭,可惜為米折腰,沒有多下功夫。林山木、楊懷康等人值得「提名」,但似乎不足以「獲獎」。最不簡單的應該是查良鏞。老查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全面而又高不可攀;但他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看來只有他前者的水平四分之一的功力——這確實不俗,算是異數了。查先生應該在退休的漫長日子中,盡可能發表他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體會,使我們後學的能大開眼界。
我以為中西合璧困難如斯,是因為有關的學者過於學院化,不能深入淺出地分析雙方文化中之同與不同的重點,考究其來龍去脈,而又能擇其善者而加以表揚。不知其異,不求其同,不欣賞其美,中西文化就變得二者格格不入,是以為難。例如,西方文化重邏輯,說理論,強調科學的方法,求驗證——皆美也。中國文化說無為,談隱逸,愛天真、自然,有「意」的概念,也有「氣」的概念——亦美也。在造詣上,雙方都重視變化、節奏,也重視天然的規律——皆同而美也。
我們實在不應該重複又重複地細說那些今天難以接受的舊禮教,或什麼三從四德,或什麼八股,使有反感的人對中國文化失卻了興趣。文化是要被欣賞的。我們不能以嘲笑的方法而學得什麼。我的意思不是我們只能說好不能說壞。不可取的我們應知道,但既不可取,就不應該掛在招牌上。
我是搞經濟的,對文化項目算是才疏學淺了。可能正因如此,我對中西文化同與不同有天真的興趣。夜闌人靜時,我喜歡向自己提出天真的問題。例如,中國語言(這裡指漢語)用單音字,所以能重平仄,以至詩詞重音律。從拉丁文演變而來的西語用多音字,所以其詩不論平仄,卻重旋律。音律與旋律,不同也。另一方面,雙方的詩(以格律而論),都要押韻——此乃同也。為什麼遠在馬可勃羅之前,中西雙方的詩在不同之中又求其同?
又例如,西洋的畫,老早就重視彩色,所以後來以光表達。中國的畫,以毛筆水墨寫情,沒有光,就要重視線條,說虛實。我問:是什麼宗教的不同重點,或什麼不同哲學的某一面,會使中西在視覺藝術上分道揚鑣?
類似的問題,多得不勝枚舉。懂也好,不懂也好,這些問題使我「無師自通」地對中西文化有一點體會,可說是「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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