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統一

記不起是誰說過，特洛伊（Troy）之戰是歷史上他唯一認可的戰爭，因為參戰雙方都清楚明白為什麼會打起來。這有名的特洛伊之戰（曾出現於荷馬史詩中），究竟為什麼會發生呢？是雙方為了爭奪一個風情萬種、名喚海倫的女人。

在白居易的筆下，昔日中國唐明皇為了楊貴妃而「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以致後來「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我明白。楚霸王烏江自刎，之前吟道：「虞兮虞兮奈若何」，我也明白。

一般而言，戰爭——為什麼打起來——是不容易明白的。雙方錯估了彼此的實力，而糊里糊塗地打起來，是愚蠢也。（如果大家都知己知彼，知道誰勝誰負，怎會打起來呢？）由於愚蠢而引起的戰爭，不容易明白。為了面子或政治「斗」法而戰，也不容易明白。（為了面子或政治職位，總比不上為了海倫或楊貴妃吧？）

二十世紀末期的今天，最難明白的應該是為「統一」而戰。古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個概念，早已去如黃鶴。在今天文明的國度中，擴大領土取不到他人的產權，被「統」的人也不會做奴隸，而美人可不能讓政客招之即來的。

以古時的概念，或什麼光宗耀祖之類的意識來搞「統一」，是二十世紀末期有識之士難於認同的。今天，唯一說得通的統一，是互相有利可圖。

如果人民有利可圖，不「統」也罷。說得直白一點，如果把中國分為若干之「邦」而能肯定大家得益，人民生活有所改進，我會舉手贊成。

我以為，在原則上，中、台「統一」是可以互相得益的。台灣的科技人材，與大陸的人力和土地資源結合起來，應該是相得益彰。大家既然有共通的語文及文化，這結合之後的「交易費用」不高，互相得益的機會確實很大。問題就是大家要坐下來，切實地研討兩岸統一而「交征利」的遊戲規則。

香港的經驗是一個例子。我曾經屢次提及，如果中國走回頭路，舊制復辟，香港萬事皆休。但若中國大事改革，香港人可為協助這改革而賺大錢；中國一搞什麼「宏觀調控」——「控」而不繼續大事改革——香港地產則會在「控」中下降，失業率急升。

相比之下，中、台統一在原則上應該比中、港「統一」的利益大得多。這是因為百多年來——尤其是中國開放後——中、港兩地早已相依為命。香港人對九七的恐懼，是怕回歸後大陸會不會因為高山壓頂而多取其利；香港的執政者會不會因為忙於「擦鞋」而忽略了他們的職守；而香港的商人與大陸的高干子弟，又會不會搞底關係而把香港變成印度的孟買？

中、台統一有兩個比中、港優勝之處。其一，中、台在經濟上歷來沒有真正而全面地合作過。雖然「國家」的定義並不簡單，然而友好的統一總會減低「交征利」的交易費用。其二，比鄰若天涯，海峽之隔總會給台灣一點保障，減少了像香港人那種對九七後的憂慮。

我認為北京的領導人要搞統一，他們應以兩岸人民的經濟利益為大前提。既然蔣氏當年否定有兩個中國，從雙方的利益角度入手可以說得理直氣壯的。台灣彼岸，李登輝把統一問題說得吞吞吐吐，使人覺得他要搞「台獨」。我自己的感受是，李先生愛權如命，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原則歸原則，事實歸事實。事實上，我認為在目前，中、台「和平」統一是不容易辦到的。這主要是因為台灣搞「民主」——搞他們始創的拍拍凳民主，而且近幾年來又開始推行「民主貪污制」。在這種的政制下，即使李登輝支持統一，又從何著手呢？

不難想像，在台灣的什麼民主大會議中談統一，每個議員爭著為自己的利益發言，於是拳腳交加，皮鞋亂飛，得不到什麼結論，徒使外地的電視觀眾「笑甩大牙」罷了。

愚見以為：北京當局最好暫時擱置中、台的統一問題，集中精力於改革目前的國營企業（要私產化）與金融制度（也要私產化）。這樣做，香港在九七後會一帆風順，而中、港結合的競爭能力會使舉世失色。於是，台灣的工業會節節敗退，資金大量外流。到那時無論「民主」怎樣說，利益所在顯而易見，統一會真的「水」到渠成了。

以實惠的（現實而非將來的）經濟利益或經濟壓力（二者可以是一樣的）來搞統一，乃「大道之行」也。

春花秋月何時了？

我不是一個重視優生學的人，但相信基因的遺傳對人的天分有決定性。中國的蘇東坡與英國的赫胥黎（Huxley），各有各的一門三傑，倒不是或然率巧合的結果。

我不敢說中國人的先天基因比他人高一等，所以中華民族是「優生」之族。但好些外國的知識高手都是那樣看。發明半導體而獲諾貝爾獎的那位仁兄，被美國的輿論罵得狗血淋頭，因為他三番四次毫不含糊地說：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智商——中國人最聰明，黑人「包尾」！我的師友艾智仁與高斯，高尚之士也，沒有說黑人「包尾」，但卻說過中國人天生最聰明。異國朋友有類似觀點的，屈指難算。

我自己不敢說我們炎黃子孫有「優生」的天分（事實上，我認為猶太人可能稍勝），但從表現與一般外人評價這兩方面看，中國人的基因絕不遜於他人。

中國人不但聰明，而且刻苦耐勞。根據一項美國學者的統計，抗戰期間，在上海拉黃包車的勞動者，操此業後，平均壽命只有五年，但他們還是為了生活拉呀拉的。也是抗戰期間，我隨母親在廣西一帶坐船逃難，船是由十多個苦力（或縴夫）在河岸上拉著前進的。他們從早到晚拉呀拉的，骨瘦如柴，汗流浹背，但舉步維艱之際，卻面不改容。

中國人聰明，既能刻苦，也能耐勞。然而為什麼身在神州大地的中華民族，竟然給我們祖先一度看不起的洋鬼子比下去呢？——不僅比下去，而且大有天淵之別，不能比也。不僅生活如是，藝術、科學也如是。

以上所說的「不能比」，說起來，也只不過是最近二百年的事。中國最後一個好皇帝是乾隆。乾隆卒於一七九五年——距今整整二百年。這二百年中，江河日下，炎黃子孫越來越不成樣子。如果不是鄧小平從七十年代末期起說左走右，大事開放，中國今天肯定不堪設想。

大約八年前，一位在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當高級院士的朋友，不遠千里而來，專程到香港來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人在香港、美國、日本、歐洲、東南亞一帶，事業上都有出人頭地的成就，惟獨在中國本土，他們就是那樣不成氣候？」我回答說：「這似乎是個淺顯的問題，因為答案是中國本土的制度有所不逮。」

但是，為什麼制度會有所不逮呢？中國人既然又聰明又刻苦，那為什麼不可以解決這制度上的困難？我今天的答案是：中國人雖然聰明，但卻沒有政治智慧。還有，他們受到傳統約束，不善於推理引證，不敢對權威大名手起刀落。這樣的民族是易於受政客瞞騙的。

記得在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多麼好聽的口號，於是「匹夫」奮不顧身，為國捐軀去也。他們可沒有想到，當時的達官貴人，風花雪月，你捐你的，我貪我的。

到了毛澤東時代，「為人民謀福利」的口號不脛而走，好聽得不得了。到後來明明稀粥也沒有得吃，也天天說著為人民謀福利，而信者甚眾。殊不知老毛天天大魚大肉，身邊美女如雲——不知是真是假，但他的私人醫生所寫的書，不可能全是謊話。

說中國人沒有政治智慧是對的，但毛澤東是個例外。他懂得高舉洋鬼子的胡說八道的學說，以舶來品聲價在中國出售。什麼「剩餘價值」、「階級鬥爭」之類的空泛理論，不知所謂，但既是舶來，中國人怎敢不相信。

一個本來是優秀的民族，但在傳統上有三從四德的家訓，有「孝」、「禮」的倫理，也有「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的「國法」，加上善良的老百姓有盲從於「權威之言」的習慣等等，是很容易受到政客的影響，而被玩弄於股掌之間的。

中聽但不中用的口號、術語，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實在是說得太多、太多了。春花秋月何時了？

在行將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作為在學術上可與西方較量的中國人，回顧二百年來我們祖國的「往事知多少」，我不禁潸然淚下！

春花秋月，應該「了」於今天。要做到這一點，我認為中國的特權分子，應該放眼觀望，看得遠一點，為自己的兒女的兒女，設想一下。「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們是知道的。但向前看，他們可能不分黑白，如果他們今天不肯放棄他們的特權，他們的兒女的兒女，充其量就只不過是弄到一官半職，整天搞政治性的人事關係，心驚膽戰地以貪污特權為「謀生」之道。而其它沒有特權的人，刻苦耐勞就只得一個「耐」字矣！

我認為今天中國的特權分子，絕大部分都知道要怎樣改進。不過，他們就是不願意改，因為一改之下，其擁有的特權就煙消雲散。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如此一來，問君能有幾多愁？

台灣行

不久前新春期間，我有機會到台灣一行，上次一別大概五年了。蔣經國先生謝世後不久我去過一趟，是關於什麼中國會議的。其後郭婉容女士邀請，又是要談關於中國情況的，我再去一次。逝水流年，時間真的是過得那麼快。這回訪台，純是度假性質，順便到台北及高雄的大博物館去看看那裡的書法展覽。

時為丙子新春大吉，中、台兩岸以武論友，而台灣快要舉行他們所說的「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的民選總統，所以朋友之間在「恭喜發財」之後都在談一些悶得怕人的政治問題。電視台轉來轉去都是李登輝在亮相，說來說去都是些仁義道德之類而沒有實質內容的話。在書店中，盛讚副總統候選人連戰的書籍觸目皆是。在宣傳上，李、連這對搭檔聲勢如斯——公共汽車身上塗著的、街上數以千計的小旗上寫著的，都是他倆的名字——看來應該勝出吧。

李、連勝出似成定局，然而是否民心所向卻成問題。記得蔣經國先生謝世後一兩年，台灣的朋友大都以李登輝繼「任」為深慶得人。如今，這些朋友一致地對李氏搖頭，沒有一個支持的。也是當年，這些朋友對蔣家長子蓋棺論定，在肯定蔣氏功績的同時，卻批評他的獨裁本質。今天，這些朋友一提到蔣經國，無不大叫好、好、好，好得不得了。看來台灣的朋友對「民主」的觀點有很大的轉變。

匆匆數載，台灣的朋友對蔣經國評得什麼都好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今仍健在的蔣夫人雖然不算是一貧如洗，但生活廉潔，怎樣也算不上是富有之家。這是說，在位多年而本可以藉權大貪特貪的蔣經國，卻原來真的是一名清官。蔣氏的辦事能力超凡，沒有誰不同意，但有權貪而不貪，就真的是超凡了。

相比之下，李登輝的辦事能力不僅不能與蔣經國相提並論，而且在「貪」的問題上，台灣的朋友舉出很多大可質疑的例子。他們又指出，除了總統競選不能明目張膽買賣選票外，其它的「民主」選舉，選票的買賣卻成行成市。（據說台灣立法局的某一選票以天文數字成交。）這可見近幾年來，台灣的貪污變本加厲，可與大陸一較高下也。

這次台灣之行，使我在理論上得到一個新的啟發。那就是：民主貪污比獨裁貪污壞得多。民主貪污可說是奉「民意」，或者奉「天命」而行，從上而下，清一色地貪，你貪你的，我貪我的，大家心照不宣可以持久不變。印度所行的就是「民主貪污制」。而獨裁貪污制呢，只要高高在上的不貪，中、下級的官員就只能貪得提心吊膽，只要上頭權力所及，管得著，就隨時有殺身之禍。所以獨裁貪污，只要上頭不貪，其勢就不能持久，不會有固定性。

雖然我不同意江澤民、李登輝、朱鎔基等高高在上的中國領導人的經濟政策，但我們卻沒有聽過他們有什麼有口皆「悲」的貪污行徑。

好些年來，我推斷中國可能走上印度之路——那貪污有了特權界定的制度。近兩年多來，中國的改革失卻了方向，印度之路應該是走定了的。但今天，我還是看不到中國有印度之路的明顯像。究其原因，在廉潔上，儘管我們不能說江、李、朱等人能與蔣經國相比，但起碼他們不是大貪之輩。看來在貪污的問題上，中國還有希望。

在台北故宮博物館看了那裡的書法特展，大失所望。該館珍藏的多件絕世之作——懷素的《自敘帖》、米芾的《蜀素帖》、蘇東坡的《寒食帖》、顏真卿的《祭侄稿》、黃山谷的《松風閣》、孫過庭的《書譜》等真——都因收藏起來而緣慳一面了。

到了高雄，去該市龐大的美術館看他們的大型書法展覽，更是不成氣候。所有書法真跡都是曾長居台灣的書法家之作品，絕大部分是三流貨色。即使較為可觀的於右任與台靜農之作，從中國書法史上的角度來品評，二流也說不上。

台灣之行的意外收穫，是高雄勝台北：前者比較清潔，酒店一流；日本投資的百貨商場比香港的有過之而無不及。可能是好大喜功，高雄竟然有快要完工且高而雄的八十五層高的大廈——亞洲之冠，世界第四高。適逢隔岸福建有軍事演習，台灣地產一蹶不振，這個亞洲冠軍，虧本「斗多」也應該是榜上有名的。

畢發德的悲劇

在財富上，畢發德（Warren Buffett）可與世界首富蓋茨（Bill Gates）平起平坐。不久前一位記者出版了一本關於畢氏的傳記，連蓋茨也要為此「傳」寫書評，一時間洛陽紙貴。

我沒有機會拜讀這本近來有口皆碑的《畢發德傳》。但楊老弟懷康對此書大讚特贊，使我不由得把楊老弟的「書評」一口氣讀完。跟著，個人有這樣的感受：倘若楊老弟的書評沒有斷章取義，大致上正確地描述畢發德的「慶幸今生」的哲理，那麼畢氏的大富大貴的生命，著實可憐！

從楊老弟的書評中，我可以看到畢發德的「慶幸今生」，有兩點很突出：其一，作為一個賺錢的絕頂奇才，畢氏的生存只有一個重要目的：賺錢！數十年來，他每天從早到晚，都是為如何賺錢而工作——「每年研究超過一千本公司年報，牢記數據……。」至於其它什麼，畢氏則一概不理：兒子受傷，他視而不見；穿的衣服不論款式，從來只吃芝士漢堡包；太太忍受不了而搬出去，凡二十年，他也不會分心去想一下離婚的問題。

其二，畢發德視財如命，例如：「他的大女兒……結婚生子，房子太細不夠應用，願意以市場息率，向老父貸款擴建廚房，畢發德一口拒絕。」又例如：「小兒子有志務農，但苦無本錢……，畢發德成全給他打本，條件是要按市場水平，繳付利息。」

一句我們耳熟能詳的英諺是：「縱有萬金，難買幸福」（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cannot buy happiness）。二十多年前，我任職於華大時，一位同事在他的辦公室門上掛了一面印製精美的「語錄」——把這句話倒過來，說：「世間幸福，難買金錢」（All the happiness in the world cannot buy money）。這前後兩句聽來頗為幽默的話，其實也有點哲理。

人不是單為金錢——或單為金錢可以買到的享受而生存。但從生命的整體看，金錢之外的享受（經濟上所說的non-pecuniary goods）應該是更多、更重要的。其中主要的困難，是我們基本上不能以金錢買時間，那是說，我們錢再多也不能把一分一秒——逝去的時光——買回來。另一方面，金錢之外的享受，是要以時間來換取的。

文學、藝術、宗教、科學、哲學等知識，對人們來說，都是享受，但我們卻不能因為有錢可以隨時買得到。這些人類遺留或積累下來的智慧，不用金錢可以予取予攜，不過，我們要花時間——往往要花很多的時間——才能爭取到一點點比較深入的體會，才能像五柳先生那樣「欣然忘食」的。

同樣，父母的愛、兒女的愛、夫妻的愛、朋友的關懷，都是無以尚之的享受。但這一切，都是需要時間來爭取的。

記得在七十年代初期，我的兩個孩子出生了。我花了大約四年時間差不多全職地教養他們，因而荒廢了當時事業中算得上是「如日中天」的學術研究。後來遇到老師艾智仁（Armen A.Alchian），我對他說：「因為兩個孩子，我起碼少發表了五篇重要的文章。」艾老師回應道：「那是很相宜的交易啊。我的兒女出生後，屈指一算，他們起碼值二十篇好文章！」

說一個人是富有，單以其金錢有多少來衡量，實在是把這個人的生命小看了。

我認為畢發德的生命是一出悲劇，其中的主要根據，是蓋茨在他的書評中所形容畢氏對子女的一段話（楊老弟是拍案叫絕的）：「他（畢氏）會讓子女有足夠的金錢，從事任何工作，但不會多到使他們游手好閒，無所事事。」（To give his children enough for them to do anything, but not enough for them to do nothing.）

這不是悲劇是什麼？倘若為父的對兒女好好地教養，兒女長大後怎會因為錢多而游手好閒呢？如果蓋茨所說的是對的話，那麼畢發德的兒女真的是沒有「家教」了。對了，與家教相比，艾智仁所說的二十篇好文章，又何足道哉？

我想，假若畢發德今天能在孳孳為利的百忙中，抽出百分之一時間來，客觀地回顧平生，他應該感到有點後悔吧。

喜見覺斯神品在

中國民間可能到處都是寶！不久前看到一幅王鐸書法，簡直是蘇東坡說過的可以「洗瘴毒」的神品，但該作品卻沒有注錄，從來沒有出版過。這也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官方對藝術作品有隨意「徵收」的習慣，往往使得民間流傳的作品越精，其物主藏之越秘也。

王鐸，字覺斯（一五九二——一六五二），是自北宋米芾（一○五一——一一○七）至今的整整九個世紀之中最傑出的書法家。這成就非同小可，因為王鐸生存的明末清初，是中國書法的全盛時期，高手屈指難算。但我們今天回顧，王鐸還是在同儕中領前，勝出一兩個「馬位」。

覺斯天分既高，又好書成癖，日夕不斷下苦功五十年，再加之創意層出不窮，在書法上能在北宋後獨當一面，不足為奇。但「神筆鐸」給識者捧到天上去，卻還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他的真作品市價急升，也只是最近兩年的事。）

雖然王鐸生時書法知名天下，但他歸降滿清，成了千古罪人，三百多年來，人們要贊也不敢贊出口。今天王鐸聲名大噪，有兩個原因。其一，數十年來日本盛行書法，他們就是不懂「反清復明」那一套，把王鐸放在王羲之之上。其二，我們這一代的「政治觀」改變了，認為「罪」歸「罪」，書法歸書法，不可混為一談。

關於王鐸的書法藝術，論之者多矣，這裡毋庸細說。我認為對覺斯書法藝術分析得最好的，是今人劉正成所寫的《王鐸書法評傳》（見《中國書法全集——第六十一冊，王鐸》，一至二十二頁）。

我曾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單從今天還可以看到的作品（真）來品評，王鐸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的書法第一把手。這個極端的評價，也有兩個原因。其一，到了王鐸時代，中國出產的紙好墨妙，綾、絹均趨上乘。因此，王鐸所好寫的巨幅立軸，寫得氣象萬千，北宋時的大書法家是不能辦到的。

其二，雖然過了三百五十年，但今天遺留下來的王鐸真作品還是不少的。從出版的印本及原作中，我見過的就有二百多件。我曾依據各方資料作過大約（不準確）的估計，今天尚存於世的王鐸書法真（拓本不計在內），應該有五百件之譜。

從事書法的人都知道，書法作品可以寫得很多，但拿得出來示人的十中無一。大名鼎鼎如董其昌，在今天市場見到的，算是真的作品有的是，然而不可取的頗多。覺斯與眾不同之處，是作品不僅多，而且劣作極少。我曾對黃君實打趣說：王鐸用筆如神，從心所欲，要怎樣變就怎樣變，要亂來就亂來，所以市場見到的王鐸劣作，都應該是假的吧！

圖中所示的王鐸手卷，是我所見過的王鐸最佳行書作品。在書法上，行書最難寫。劉正成選出中國歷史上的行書最佳四幅作品，是王羲之的《蘭亭敘》，顏真卿的《祭侄稿》、蘇東坡的《黃州寒食詩》，與王鐸的《贈張抱一行書詩卷》。但我認為，這後者不及附圖中「籍籍無名」的手卷。（劉正成對行書「四絕」的選擇，大可商榷，因為米芾的行書不可能不入圍。）想來劉先生是沒有機會看到這手卷吧。

這手卷寫於一六四六年。當時五十五歲的王鐸，書法進入巔峰狀態。那是他降清後一年，有清朝的官職，但沒有實權，無所事事，書法朋友散的散，逝的逝，他卻成了千古罪人，內心實在不好過，於是寄情於筆墨間。一向在書法上豪氣逼人而寫來有點造作的他，這時可能萬念俱灰，於是隨意下筆，半點造作之意也沒有。

手卷說明是臨唐褚遂良等人之帖的。但王鐸很妙：他的「臨」是臨文字、臨內容，卻不是臨書法。書法是王鐸自己的。可能是因為熟記文字內容，所以寫時想也不用想，提筆（手卷分明是提筆寫的）信手而下，達到了米芾所說的「振迅天真，出於意外」的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