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氣」,壞事也;「造作」,亦壞事也。這二者都不可取,對藝術有認識之士皆敬而遠之。而在眾多的藝術媒介中,最力圖避免這兩樣缺點的似乎是書法。這顯然是因為書法本身並沒有畫面、物象,也沒有人們通常所說的「內容」(懂得欣賞書法的人往往不管一幅書法內的文字說的是什麼),而只是用線條與墨色的優美與變化來表達作者的感情的。
「俗氣」是一個概念,所以它究竟是什麼不容易說清楚。俗氣與拙、樸無關。俗氣也不是指粗俗的「俗」。例如,音樂天才莫扎特是個很粗俗的人,但卻毫無俗氣。俗氣是指俗不可耐,平庸、迂腐,在人云亦云中來得那樣庸俗,使人感到一點發霉的味道,看起來令人很不舒服。
說一件書法作品沒有俗氣,是高評價;說該作品有「靈氣」,那就是更高的評價了。靈氣正好與俗氣相反,但究竟是什麼也不容易說清楚。有靈氣的書法,不僅是有新意那麼簡單,而是能使觀者有眼前一亮的感受。幾個月前,我到台灣的故宮博物館去看書法展覽,都是歷代大名家的作品。在目不暇給之際,一件作品在我眼前一亮,心想,那麼該是米芾的吧。走近一看,果然是米芾的。
米芾書法的靈氣超人一等。但從俗氣到靈氣之間,有很多個層面。高傲絕頂的米顛對影響他書法最大的王羲之與王獻之的書法,竟然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回視二王,頓有塵意!」翻過來其大意是說:今天重看羲之與獻之的書法,驟然間覺得有點俗氣!米氏這樣說,是大有資格的,但在我們這些後學的凡夫俗子看來,二王書法也算是大有靈氣了。
「造作」比較具體,所以比較容易說得明白。造作是「整古做怪」,或是故意賣弄,意圖譁眾取寵,但效果卻弄巧反拙。唐人孫過庭在他那流芳百世的《書譜序》中說得很清楚:書法要求千變萬化,但在變化中又要「翰不虛動,下必有由」。「翰」者,筆端之毛也;「下」者,下筆之謂也。孫氏的意思是說,好的書法不能無故作其「表演」,花拳腿的造作是要避免的。
「造作」的反面是「自然」,而比自然更高的是「天真」了。米芾說:「學書貴弄翰,謂把筆輕,自然,手心虛,振迅天真,出於意外。」我遍讀前賢論書法之道,覺得米前輩這幾句簡單的話,說得最有份量!
我聯想到這些,是由於下述的事。最近美國的西方經濟學會要為他們頗有名望的經濟學報選出一個新的編輯,作為該會的候任會長,我是幾個評審員之一。希望自己能作出一點貢獻,就翻閱了一些近來的有名學報,發覺其中絕大部分的文章,都花巧造作,俗氣溢於紙上。經濟學怎會變成這樣子的?
我又有機會重讀五十年代初期的兩篇經濟學文章。一篇是史德拉(G.J.Stigler)的《功用理論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Utility Theory),另一篇是佛利民(M. Friedman)的《馬歇爾的需求曲線》(Marshallian Demand Curve),覺得這兩篇文章,與今天的一比之下,高出不知多少倍!
已故的史德拉是本世紀最有文采的經濟學者。他那篇文章很長,又因為是寫經濟思想史的,其內容不免有點「老生常談」。然而史氏寫來句句精彩,不落俗套,靈氣湧現,我自知自己是怎樣也寫不出來的。還健在的佛利民,文采不及史德拉。他寫的也近乎經濟思想史,但其分析之精闢,其探討之深入,其創意之層出不窮,著實令人拜服。個人認為佛老此文錯處頗多,但他寫來不渲不染,每有創意,就手起刀落,毫不賣弄,更談不上什麼造作了——真的是「翰不虛動,下必有由」。這使我想到一幅絕佳的書法,即使寫了幾個錯字,還是精品。
反觀今天的經濟學文章,要不是拿出一些什麼函數——俗套之極的函數——就是拾人牙慧,學鑽一下牛角尖,「術語化」得根本無關宏旨。又或是賣弄花拳腿,數學方程式此起彼落,但內容卻空空如也,使人有故弄玄虛之感——本來是三幾句話就可以說出來,而且可以說得更清楚的。
經濟學真的今不如昔了。我認為這個使人有大勢已去之感的發展,倒不是因為經濟學已走進一個死胡同,再沒有值得分析探討的問題。有趣而又有待追求答案的經濟問題還多如天上星——那是說,可以發掘的金礦還多的是。困難的所在,是近三十年來,在經濟學「行內」找飯吃,文章發表的數量(或多少)越來越重要,而要增加此「量」,適者生存的人就不由得重述舊說,或故作新潮。另一方面,花巧的招式,不僅可以掩飾「舊貨」,還可以增加其被採用發表的機會。
其它學術的發展我不敢妄下評語,但就我所知的經濟學而言,俗氣與造作是為了生活而逼出來的。大勢所趨,再沒有誰會像史密斯(AdamSmith)或李嘉圖(David Ricardo)那樣,純為自己的興趣而作經濟學研究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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