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25, 1999

一籮小問題是大問題

前幾天因公帶私,到深圳一行。行前收到一個朋友電話,說當天有一群北京的經濟專家正在深圳開研討會議,希望能與我一聚,談談天下大勢。我依約赴會,一見之下,原來好些都是老朋友,而其中一位曾經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上舉足輕重。

大家都是他鄉遇故知,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一談就談了兩個小時。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對今天中國的經濟情況很悲觀,認為我是對中國目前形勢看得最樂觀的人。

天可憐見!悲觀與樂觀從來都是相對的事。昔日楚襄王與宋玉對風的評價就不一樣。襄王引以為喜,而宋玉卻引以為憂。這分歧顯然是因為大家所用的比較準則有所不同。北京的朋友以幾年前的中國發展比今天的中國情況,引以為憂;我以今天的香港比今天的中國,則引以為喜也!

我對他們說,香港有兩三個很大的問題,不容易解決,要回復到九七之前的欣欣向榮應該是遙遙無期了。北京對香港言而有信,難以苛求;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對香港有少許影響,但台灣既能獨善其身,而那裡的經濟條件歷來都不及香港,所以證明這「風暴」對香港的影響不大。香港的問題,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中國呢?沒有大問題,但小問題卻是一籮籮,加起來就成為大問題了。另一方面,一個大問題不容易解決,甚至在幾年內解決不了,而小問題之所以為「小」,是因為容易解決,容易處理。一籮小問題加起來的大問題,可以用清除小問題的辦法來一次過清理。所以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困境與香港的截然不同:香港的大問題只有兩三個,但每個都是大的;中國的小問題很多,加起來很大,但每個小問題都不難解決,所以加起來的大問題表面上顯得怕人,但只要朱總理有膽手起刀落,這加起來的大問題實不足為懼也。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起一九九三年我帶佛利民到成都,見到四川省長蕭秧的一席話。蕭省長這個人不簡單。眾所周知,佛老是本世紀經濟學行內思想最快、口才最了得的人。在辯論中佛老從來所向無敵。我親眼見到可以難到佛老一下的人,是蕭秧。

當天在成都的晚上,佛老與蕭省長及我們一行人坐下來,我作翻譯,大家談了好一陣,佛老又提出他此前說過不少次的例子:「要切一隻老鼠的尾巴,不應該一小點一小點地切,長痛不如短痛,一刀切盡才是辦法。」省長回應道:「教授呀,問題是,中國這隻老鼠有很多條尾巴,我們的困難是不知道要先切哪一條!」佛老一時語塞,無以為對。

我當時是有答案的,但既為翻譯,我不好意思表演一下。我那不可能是錯的答案是:將所有的尾巴一起一刀切下來!是的,解決今天中國困境的辦法,是要將一籮籮的小問題一刀切掉。

幾年前,在鄧小平南下的前前後後,中國的開放使經濟起飛,發展得很快。但當時中國有兩個不容易解決的大問題。一個是銀行是出糧機構,通脹是由權力對信貸的需求而引起的。另一個是特權分子驅之不去,國營企業的特權分子在價格管制中取利,死不悔改,不肯放棄他們既得的利益。這兩個大問題不容易解決,但大致上,今天還是解決了。是的,今天,大貪污在中國雖不能說是去如黃鶴,但比六、七年前少得多——這是正的一面;負的一面,是小貪污數之不盡,如家常便飯也。

數月前朱鎔基總理南下,說有兩項措施是當務之急,把我嚇了一跳。他說一項是嚴禁走私,另一項是嚴禁外匯黑市。據我所知,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說得上是有市場的國家,能成功地禁止這兩項非法行為。毛澤東當年,閉關自守,就是寫一封信給外地的朋友也可能招來殺身之禍,這些禁制是可以做到的。但今天的中國,百廢俱興,市場大都自由,要履行朱總理所提出的兩項「嚴禁」,就難於上青天。

另一方面,就算朱總理有楚霸王的功力,可以力拔山兮地禁止貨品走私及外匯黑市,對中國的經濟半點好處也沒有。這並不是我個人之見。除了禁止毒品之類的走私,當今之世,我們不容易找到一位懂經濟的學者,會不同意我這個觀點的。

我當然明白,朱總理所提出的兩項當務之急,主要目的是清除貪污。問題是,管制導致貪污,而清除貪污最可靠的辦法,是清除有害無益的管制。

幾年前,一家鬼佬刊物訪問我關於中國貪污的事,我說了幾句話,竟然成了世界名言。我說:「假若你將一個很漂亮的女人放在我的睡房內,赤裸裸地睡在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難乎其難也。」你設立了可以大貪其污的制度,又要清除貪污,難道你要中國的幹部、官員,都變作如來佛祖?

目前中國的走私活動,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成行成市,信可謂走而不私也。所謂「合法」的走私,是那些左托右托、左轉右轉,靠什麼配額轉讓,又或靠某政府部門的特有權力,偷龍轉鳳的那一類,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非法」的走私,則大都是明碼實價,據說甚至可以買保險。從膚淺的經濟學角度看,這些走私的費用,與關稅異曲同工,加強走私管制,等於關稅增加。問題是,不同的走私門徑,有大為不同的費用。你要大量進口家俬嗎?政府的關稅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但私走甲路是百分之三十五,乙路是二十,丙路是十三,而不同的門路,先到廣州再轉上海與直到上海又略有不同,真的花多眼亂,而算準了又可能有變化。

如上所說的情況,在有競爭的市場上,做生意的人要費盡心思找門路,找錯了成本增加,很容易給走私成本較低的同行殺下馬來。中國人(當然包括香港人)是找門路的老手,細心從事還可以駕輕就熟,但不知就裡的老外則無所適從,不由得望門興歎。

外匯黑市由政府設立的什麼調劑中心帶領之下,黑市不黑,多一點費用,沒有什麼大不了。但要將外匯出口,左轉右轉的大循環,使我細聽幾次才明白,而聽後大有天旋地轉之感。老外當然不知道什麼大循環,什麼乾坤大挪移之類的招式,他們有自己的老外外匯法例,那是另外一種的天旋地轉了。

近十年來中國思想開放,好學的青年數以千萬計。困難是專業學位(包括大學學位)不足,師資與國際水平有一段距離。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家跨國的大機構在中國開業,往往比設立一所新大學更有貢獻。引進外資不是一般人所知的外資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引進知識。不幸的是,一籮籮的小問題,把外資嚇怕了。近幾年來,數之不盡的外資要跑到中國去,而好些金碧輝煌的已下了注,作了投資。有些求教於我,問我的意見。我的響應是,差不多是適當的時候了,但會有很多麻煩。每次我這樣說過之後,總有點不安於心。

你到過美國在銀行開戶口嗎?只要拿出身份證件,像駕駛執照之類的,十五分鐘就可辦完手續。你不妨到中國大陸試試,開一個人民幣支票戶口。假若你能不到處查詢而能在一個星期內辦妥,那你肯定比我聰明。你要在國內買一個住宅單位,收租退休,你該用自己的名字購買,還是以一家公司下注,不左問右問而能在三天之內答得對,我給你九十分。

為什麼上海不開放金融市場?為什麼外資銀行不能在那裡像人民銀行那樣營業?為什麼美國的大股票公司不能在那裡買賣美國的股票?幾年前的答案很明顯:特權分子大力反對,因為他們有壟斷權力。今天,答案不容易,因為那是由一籮小問題促成的。

上海商業樓宇的建造,五、六年來的數量多於香港的五十年(據說全世界用作建築大廈的起重機,百分之十七在上海)。空空如也的商業大廈,若不能解決上述的小問題——不大膽地開放金融市場——使用率要達到百分之九十,差不多是永不可能的事。

北京的朋友,老是認為國營企業的不濟是大問題。一九八二年我就白紙黑字地說這將會是大問題,但今天我卻認為是小問題了。就是五年前,好些國營企業還是死不悔改,死守日漸式微的特權利益。今天,破產或近於破產之際,而上頭又不肯樂善好施,特權變得有等於無,但求金蟬脫殼。餘下來的問題,是企業內的那些所謂國家職工,企業放盤時要怎樣處理。若國營企業可以廉價出售,或近於零之價,或將企業分股免費送給職工,總有解決的辦法。

不要以為我低貶朱總理的辦事能力。我認為在二十世紀中,應對的能力朱總理在中國執政者中無出其右,就是周恩來也比不過他。我可能錯,但我也認為朱鎔基是一位清官,貪污沒有他的份兒。這些都是中國之幸。當然,我不同意外間所傳的(不知是真是假),朱總理準備以棺木與貪官鬥法,因為中國沒有那麼多木材!取消所有對經濟無益的管制,使官員要貪貪不得,才是上策。

我對朱總理的主要批評,是他不相信市場的神乎其技。佛利民說得好:計劃經濟自上而下,市場經濟自下而上。朱總理究竟要選哪一種?假若他要搞市場經濟,而又要自上而下,那豈不是一塌糊塗,小問題變得數之不盡了?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