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蠢還是馬克思

幾個月前讀到關愚謙先生在《信報》發表的《和德日學者討論「共產」一詞的出處》，覺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這裡回應一下。關先生提出的要點，大致如下：

（一）Communism中譯為「共產」，是日本仔發明的，中國在老毛帶領下，把日譯的「共產」搬進中國。

（二）日譯「共產」的原意，是「共同集體生產」──是生產的「產」，非財產之「產」也。

（三）「共產」一詞到了中國，顧名思義，就變成財產的「產」，此乃大錯，而後來老毛實行共財產而走向「大鍋飯」的人民公社，一錯再錯，嗚呼哀哉！

我認為把「共產」解作「共同集體生產」，是對的，因為Commune（公社）一詞，的確有「共同生產」之意。然而，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看，日本仔相當蠢。這可不是因為他們錯，而是對得太厲害！試想，在香港、美國等「資本主義」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產都是「共同集體生產」的。

可不是嗎？在我們所知的所有機構，不管是上市或是獨資的，皆共同生產也。就是我現在獨坐桌前爬格子，也是與報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產的。既然差不多無「產」不「共」，而Communist肯定不是指我這個寫稿佬，把Communism譯作共同生產不僅毫無新意，而把我這個奉信「私產」（財產的「產」）的人說為「共產」成員，實在有誹謗之嫌！從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個以私產來共「產」的人，非老馬所說之Communist也。

從今天經濟學的角度看，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與老馬的心意是較為接近的。老毛未老時，熟讀老馬的《資本論》。該「論」的確有「共他人之產」的傾向。

在大學唸書時，我也曾拜讀老馬的《資本論》。但當時我比老毛幸運，因為我對費沙的「資本」概念與高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馬胡說八道。

在《資本論》中，老馬不反對市場。正相反，他認為市場大有好處。老馬也不反對私產，雖然他沒有高舉私產的功能。老馬反對的，是資本家──以「剩餘價值」來剝削勞力的資本家。在費沙與高斯的思維下，老馬這三個論點怎樣也加不起來！

費沙與高斯皆邏輯井然。以費沙之見，所有生產資料都是資產，而資產私有，其市值就是資本。以高斯之見，沒有私產就不可能有市場。那麼老馬贊成其一（市場），不反對其二（私產），反對其三（資本家），豈不是難以自圓其說？

我認為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比日本仔高明，是因為老毛顯然是從老馬反對資本家的立場作為出發點。不硬性推行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廢除費沙所說的資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學寫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發表的，題為《費沙與紅衛兵》。內容是說小小的紅衛兵深明費沙的一般性的資本概念，比老馬高明，他們的行動是要徹底地廢除費沙筆下的資本家。這篇短文在芝大經濟系內傳閱時，該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經濟學報》的老編讀到，拍案叫絕，堅持要把該文發表。

老毛在中國搞的人民公社，當然是一種「共同生產」的制度。但那所謂「公社」與資本主義下的「共同生產」機構有一點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鍋飯。這是因為「公社」的成員若能自由轉業，可以隨時另謀高就，資本家就必定會出現。若不容許自由轉業──不管是搞什麼「公社公分制」或「多勞多吃制」──大鍋飯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鍋飯，私產就沒有什麼意思，要把之廢除易過借火矣！

共同生產或多人把財產合併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權利劃分，或以股份界定權利，有自由的轉讓及轉業權，就是私產制，每位參與者都是個資本家。這與老馬筆下的Communism是大有出入的。Com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產那麼簡單。「公社」的重點不是共同生產，而是強制參與，其權益誇誇其談，但因為沒有股份轉讓權及自由轉業權，參與者就變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鍋飯是「共他人之產」的制度，徹底行事，就沒有資本家，這應該是比較適合老馬的心意的。

愚見以為，日本仔把「共產」解作「共同集體生產」，不可能錯，但因為凡是社會皆如此，說了等於沒說，是相當蠢的。老毛把「共產」解作「共他人之產」，可能錯，但從以強逼「共同生產」的辦法來剷除資本家的角度看，其對老馬的解釋則比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卻把國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難還是馬克思自己。他是個術語的創造者，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是自欺還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國佬及我們的關愚謙先生，還是要研討他究竟是說什麼！

天下間怎會有那樣高深的學問？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是最蠢的。

風雨時代的鈔票

話說在揚州我花盡身上帶著的錢，向地攤小販購入了千多張舊鈔票。這些鈔票最早是一九一○，最遲是一九五三（共產當道矣）。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回家後我花了一整晚審閱這批舊鈔，覺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茲僅選八項以饗讀者：

（一）我找到四張一九三四年發行的壹圓鈔票，被一個膠印掩蓋著「中國農工銀行」，而在其下補加「中央銀行」，鈔票兩面的中、英二文皆如此蓋上，四張一樣。

泱泱大國，主要銀行改名也懶得重印，其馬虎溢於票上，可謂奇觀。

（二）千多張舊鈔中只有三張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美商北京花旗銀行」發行，紙質一流，印刷精美。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一○年，一元那一張是一九一九年。奇哉怪也的是，三張鈔票都是在橫中切斷，切得整齊，然後用兩張同值的鈔票的上半部以膠水黏成一張。這樣，鈔票上下如倒影，只是號碼上下不同！

因為鈔票極新，而上下以膠水相連又造得天衣無縫，顯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販之手。我想來想去，一個解釋是發行者不想持鈔者看到原來鈔票的下半部，而鈔票看來是在美國印製，所以一時間趕不及重印。但為什麼一九一○與一九一九的皆如此？

（三）有十多張一九三○年由廣東省銀行發行的鈔票，印上「銀毫券」之名，且說明「憑券兌換銀毫」。這擺明是以銀為本位，以銀作保障來增加信心。問題是，一個大的銀毫可以變小，而銀的份量下降仍可叫作銀毫。所以銀行若要出術，或與政府串謀欺騙，易如反掌也。

我看這些銀毫券的第一個反應：是騙局！真誠的銀行發銀本位券，怎會不說明純銀的重量？

（四）更大的騙局是那大名鼎鼎的「關金」了。當然由中央銀行發行，我手上有的最早是一九三○，最後是一九四八。

關金是以金為本位，一元說明是一個金單位，十元是十個金單位。後來貶值，鈔碼越來越高，五萬元就說明是五萬個金單位。沒有說明的，是一個金單位究竟是多少金。更過癮的是，在整張中文的鈔票中，「金單位」（Gold Unit）卻用英語。

這個明顯的騙局，在中國竟然大搖大擺地施行了起碼十九年。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剛出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殺了才怪！炎黃子孫畢竟是學精了。

（語曾、任二兄：為什麼香港今天的鈔票不印明七點八元兌一美元？雖然要經發鈔銀行去兌換，但這是事實，而金管局沒有意圖行騙。說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兌換率時則要發行另一種鈔票，比較複雜了。）

（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幾傢俬營錢莊——如「陸宜和」、「黃山館德泰昶」之類——發行的鈔票，顯然是清代遺留下來的「冇王管」的自由貨幣制，到了民國就與政府爭食的。海耶克生時極力提倡的自由發鈔制度，在中國早已存在。我想，在太平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間，這種自由銀行（錢莊）制應該有很理想的運作。我又想，今天數以千計的中國年青經濟學者，怎可以放過這個絕對是一級的研究題材？

我手頭上有的十多張錢莊鈔票，有些如合約，有些如憑單，有些則像政府發行的鈔票一樣。一張鈔票其實是一張合約——我在三十年前就說過了。民國時期的錢莊鈔票，有以一串銅錢為本位的，稱為「一吊」，也有以政府騙人的「大洋」為本位的。政府行騙，一些錢莊也就樂得同流合污，過癮一下。

（六）找到兩張有毛澤東肖像的鈔票，都是五百元的。東北銀行的是一九四七，長城銀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華民國的年號，此一奇也；鈔票上沒有說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想當年，老毛靠打游擊得天下，所以自制的鈔票也「不拘小節」。但當時市場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則有待考究矣。

（七）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鈔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華民國的年號，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公元年號，此後就淘汰了「中華民國」。

奇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間，人民銀行發行的好些票額很大——五千到五萬元——應該不是人民幣。但舊鈔中有一張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說明是人民幣四萬五千元。那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了。

（八）我對鈔票上的「公仔」肖像很有興趣。用人物肖像的目的，顯然是要增加市場對鈔票的信心。一間名為「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為當時的政治形勢，都是中國古時的聖賢豪傑。這家銀行起錯了名，意頭大為不妙。準備與儲備不同。銀行要的是儲備（reserve），非準備（preparatory）也。銀行有什麼要「準備」的？準備執笠乎？果然，我所有的多張「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都是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眾多聖賢也救它不了！

一張一九二七年中南銀行發行的鈔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這銀行若非與慈禧的後人有關，其思維有點問題。

你道在那風風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國鈔票上誰的肖像出現最多？無與倫比的冠軍，是孫中山。孫某本領平平，但被稱為「國父」。既為國父，就是死後也要付出一點代價。凡是通脹急劇，鈔票貶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孫中山。那搞笑的「關金」，其肖像當然也是孫中山。

可以這樣說吧：凡是大騙局鈔票上有肖像的，皆國父也。天可憐見！

中國經濟改革僅一步之差（下）（武漢大學演講）

（這是近日張教授在武漢大學人文科學館作的題為《中國經濟改革僅一步之差》的演講之後半部分，錄自《經濟學消息報》，1999，7，23）



從1982年到1995年、1996年的十四、五年的時間裡，中國經濟前進的步伐恐怕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快的了。我所擔心的一直是中國的改革推進得不夠快，中國的改革走得越快越好。世界上有許多經濟學家希望改得慢一點，但是我希望它快一點，越快越好。因為那些建議走完全漸進道路的人，其實對經濟學理論不夠瞭解。在這個社會經歷巨大變遷的時代，各種各樣的人都希望出來講幾句話，其實很多人講的都是垃圾。

人類所知道的社會體制其實一共只有三種：第一種體制就是所謂的私有產權的體制。私有產權也就是說，（假如）這杯水是我的，我想喝也好，想賣給別人也好，一任何價錢賣給別人然後把錢放進我自己的口袋也好，等等，想怎麼樣都可以，這就是私有產權的精神。對這個東西我只要知道它是我的，我想怎麼樣處理它都可以。並不是因我是教授或者不是教授，我才可以擁有它。你可以擁有它，只要你給我足夠的錢。我願意把它賣給你，與你是否性感或其它怎麼樣都沒有關係。當然如果沒有任何人真正擁有這杯水，如此一來會怎麼樣呢？那麼很多人就會去競爭已得到這個東西，因為這個東西是有價值的。這種競爭過程會導致租金的消散。消散到什麼地步呢？就是我為得到這杯水而花去的精力的價值正好等於這杯水的價值，那麼這杯水真正的價值就小隊消耗到零了。經濟學中有個公共品理論，我當時就說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公共產權。

另外一種體制，也就是所謂的第二種體制。（仍一這杯水為例）在這種體制下，這杯水的分配是按照社會等級來進行的，即論資排輩。它把所有的一切都按照這種級別排列起來，好比行政管理人員分很多級，技工、教育也分很多級，所以到最後都是按級別來進行排列的。例如，有的人擁有5棟房子，而我只擁有1棟，在私有產權社會裡，他就比我排得要高。在另一種體制下，產權的分配由登記制度來界定（人們對某個物品或物業的權利，是根據他的管理的排級來決定的，而不是根據誰擁有或誰付多少錢來決定的）。在這種制度下，人的權利不是相等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得不依靠在登記制度下的排序來減少租金消耗。在這個系統下，人在法律面前也不是平等的。這就是為什麼在最初所實施的體制下探討法治問題是愚蠢的，因為那個系統本身就不是一個法治的系統（它是根據等級來進行治理的）。也許你可以探討紀律的問題，或者家庭紀律，或者軍隊紀律，但是在這種體制下，不可能真正用法律來治理，因為法治有一個基本的原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人的不同是按照私人擁有的產權來區分的，那麼反而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原來的那種沒有（私人）產權的社會制度下，因為用的是另外一種方式來決定誰擁有什麼。

我並不是說私有產權體制更好，我只是說就是在這種體制下，（人與人之間）產權的擁有是不平等的；我也不是說後一種體制不好，而只是想說在那種制度下，人的權利也是必然地不可能（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在中國進行改革的過程中，唯一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怎樣把一個靠社會等級來排序的社會變成一個靠產權的擁有來排序的社會，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有很多美國人都在談論經濟改革應如何迅速地進行，但當他們在談論這些問題時，其實他們根本就沒有抓住這個問題的本質。

令我擔心的是第三種體制，在這個體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據社會等級來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據產權來排序的，而是根據其貪污腐化的權力排序的，這是我的擔心。在這種體制下，你會發現產品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種類，不同種類的產品對應不同政府部門的管制，例如這個官員是管手袋的，另一個官員是管表頂，而且許多管制已經制度化了，甚至外匯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級。一旦有了管制，貪污腐敗就有了方便大門。在貪污進行一段時間以後，貪污的權力酒會慢慢非常好地被定義下來（也就是你貪污這一領域，我貪污那一領域）。在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什麼地步呢？比如說我剛好有權控制手袋的進口的話，這裡面就有很多貪污的餘地了，我甚至可以把這種權力轉賣給另一個人。這個可以到什麼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寫臨死的遺言說這個權力將來是歸我兒子的。在巴拿馬這個國家出現了什麼情況呢？他們把貪污的權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說官員A負責星期一、二、三的管制，這三天的貪污都由他自己收了，官員B是管星期四、五、六的，定義得非常好。貪污權力定義得最好、最嚴密的國家是印度。在印度，很多由政府擁有的國營企業裡面，多數產品的價格都低於市場價格，所以很多官員就直接可以在這個差價中獲得利益。你們當然對這種情況一定也深有體會，我也知道在首鋼、杭州絲綢等企業裡面都有過很多類似的問題。

其實我並不分隊貪污腐化，我反對的是滋生腐敗的管制。如果政府建立了這種管制，剛好我也是那裡的一個官員，那麼我也會貪污的，我甚至堅信我會貪污得比其他大多數人更有效、更厲害。所以，真正消除貪污的辦法是取消政府的管制。比如，要完全清楚掉走私中的腐敗問題，他不能不知道經濟走私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要知道，走私市場竟有非常標準的價格，他們每天都在進行著交易，你甚至可以買保險一保你的走私貨物的安全。因此，你要想消除這個領域的貪污，就只能取消進口的控制。印度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它的貪污腐敗，它的主要問題是腐敗的權力已經被很好地定義為一種制度了。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討經濟發展的問題已經50多年了，他們在一個又一個的5年計劃中，已經做了很多嘗試。同時，他們有民主，他們好像隨時都在選舉，但是他們有一個已經完全界定好了的貪污體制。在從一個靠社會等級配置資源的體制轉化為一個靠私有產權來分配資源的體制的過程中，你將不得不觸及到類似印度的這種體制。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改革一定要走的非常快的原因，因為如果你走慢了，就會變成印度那種情況（即所有的貪污都界定得非常好的體制）。這也是為什麼我完全反對任何漸進路線主張的原因。我認為那些建議走漸進路線的經濟學者對此是一無所知的。

你們記得，1985年中國開始對產品進行分類，1986年這種所謂的分類，如工業品、外匯等，做得更細緻了，而且不同的產品對應不同的管制。那時中國已明顯走向印度之路。1988年4月，在北戴河會議中，鄧小平等領導人打算把所有的價格管制全部取消，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切斷走向印度之路。

但問題是，那些國營企業的或相關的官員在價格管制中得到了很多利益。他們的利益大到足以被他們的孩子送到英國、美國去留學。如果被價格管制取消的話，那麼他們這些人的孩子在英國、美國怎麼生活呢？我知道這是事實，因為在1988年8月底或9月初的時候，我陪同弗裡德曼教授在南京。當天吃晚飯的時候剛好有一為從倫敦來的教授在座，當時我們都納悶這個倫敦教授來這裡幹什麼？後來才知道他在幫助一些官員的孩子去倫敦學習，他作為中間人，負責安排一切。我曾經對中央政府說，最好乾脆一次給這些人一大筆錢，把這些權力買下來，叫他們以後再也不要用這些權力了。

其實19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早期一些束縛中國的困難已經不存在了，早期的那些利益集團已經沒有了，那些進行價格管制的人已經沒有了。之所以沒有了，是因為政府沒有足夠的錢來支撐這個價格管制系統。大家也都知道，國營企業虧掉了那麼多錢，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種地步，即使政府想把這些虧損企業送給別人，也沒有人想要。

在民主制度下，你知道你的任期只有幾年時間，則從你被選上的第一天起你就會開始貪污腐化，希望在任期之內把該撈的都撈回去。印度、印尼、南韓都是這種情況，有了權力馬上就開始貪污了。在中國情況就完全不同。最上層的沒有什麼貪污腐化，下面卻有數不盡的貪污腐化。如果你仔細檢查一下如進口控制或出口控制什麼的，你是無法想像裡面複雜程度的。而在傷害，對金融市場的那些細枝末節的控制完全扼殺了上海金融市場的發展。現在什麼送紅包啦給好處啦，已經成了我們日常語言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現在中國沒有大的問題，但有很多小的問題的原因。其實處理這些小問題唯一需要的就是勇氣，趕快把這些管制都取消，則這些小問題都解決了。

弗裡德曼曾經講過一句非常精闢的話：「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從下至上的；而在計劃經濟情況下，一切事情的完成都是從上至下的。」所以要想發展市場經濟，唯一的需要做的是把這些障礙都推到一邊去，讓市場自由發展，它自然就會成熟。政府的責任就是把這些障礙清理掉，而不是控制他。從上面控制市場，而市場本身是從下往上發展的，良種力量在中間相碰，問題就出現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的問題的原因，如果你去上海參觀一下，就可以發現我們甚至可以把這些問題寫成一本很大的書。

1993年我陪弗裡德曼又一次來到中國，去了成都，與當時的四川省省長有過探討。弗裡德曼非常善辯，我認為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辯論家之一，可是省長先生駁倒了他。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弗裡德曼先生在辯論中失敗。弗裡德曼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性了。長痛不如短痛嘛。省長先生反駁說，親愛的教授，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纏在一起（笑聲），您先砍哪一根？當然弗裡德曼沒有辦法回答他的問題。當時我是翻譯，我有答案，但我不想讓教授難堪，所以我沒有說出來。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

杜牧的揚州

在科技發達的今天，在中國因為開放而大興土木的二十年，揚州的名字並不響亮。古城揚州，曾經是運河重點而自古繁華。近百年來，因為火車及其它交通的普及，揚州被上海、杭州等城市比下去了。

我不敢小看揚州，因為在個人的直覺上，自古以來，詠揚州的詩詞比中國任何其它城市多。我好詩詞，愛屋及烏，自小揚州的名字就令我嚮往。

詠揚州的佳作不勝枚舉。先看李白的《送孟浩然》：

故人西辭黃鶴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孤帆遠影碧空盡，

惟見長江天際流。

瀟灑如斯，竟然比不上杜牧。小杜遺留下來十首詠揚州的詩，茲錄其二如下：

《遺懷》

落魄江湖載酒行，

楚腰纖細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

贏得青樓薄倖名。

《寄揚州韓綽判官》

青山隱隱水迢迢，

秋盡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

是的，以「七絕」來評品，從「詩意」論高下，我認為小杜勝大杜（杜甫）是毋庸置疑的。再看三首小杜寫江蘇一帶吧：

《山行》

遠上寒山石徑斜，

白雲生處有人家。

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煙雨中。

《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不要以為杜牧是個浪漫詩人，只懂得醉臥青樓的那一類。我們不要忘記，《阿房宮賦》那篇蘇東坡曾經日夕朗誦的大文，是出於杜牧之手。

我是因為杜牧的文采而要到揚州去的；趕著上路，只能在那裡勾留了四個小時。從南京到鎮江，北渡長江，經過一小段不起眼的路程，抵揚州。古城名不虛傳。文化氣氛撲面而來，我想，這就是揚州八怪的地方了。

記得在中學唸書時，老師說到揚州八怪，以「怪」字來形容，大有貶意。後來長大了，對中國藝術有所認識，我才知道「八怪」非同小可。是的，清代中葉的揚州藝術，有理論，也有創意，是一個重要的派別發展。我曾經尋尋覓覓，也找不到一本對這發展有深入研究的書。這是中國藝術的不幸。

在揚州一處有眾多攤販出賣雜物旳地方，有幾檔是賣國民黨時期的舊鈔票的。難得見到有那麼多而又不同的舊鈔集中在一起，我花了個多小時討價還價，全部買了下來，以至自己一貧如洗。

大約共有一千三百張舊鈔，是國民黨時期多個政府騙局的證據，申訴著本世紀上半部炎黃子孫的血淚史實。我是搞經濟研究的，見到那麼多五花八門的舊鈔，刻劃著一個風風雨雨的時代，怎會不見獵心喜？當然，這些舊鈔在香港也可以買到，但價錢肯定貴得多。

我自己老了，再沒有魄力對這些舊鈔作深入的研究。但我想，今天數以千計的中國年青經濟學者，整天說研究呀研究的，卻老是在空空如也的數學方程式上打轉。難道他們不知道，經濟學是為解釋真實世界才發展起來的？單是我在揚州購入的舊鈔，加以調查分析，四、五篇精彩論文是沒有問題的吧。

瘦西湖是揚州的旅遊重點。以幽雅來評品，此湖勝杭州西湖。難得的是瘦西湖四周的建築皆古，看不到新建的高樓大廈，使游者覺得是走在歷史中。

好不容易找到那有名的「二十四橋」，很失望。是十多年前「重」建的——寬二米四，長二十四米，橋柱二十四支——老土之極，有辱古人。

究竟在杜牧的唐代是否有一條「二十四橋」，倒是個有趣的問題。傳說有三。一說當年有二十四個美人在一條橋上吹簫，故得名。二說揚州當年有二十四條橋，非一也。三說當年某吳姓人家，建一橋而名之「念四橋」——「念」者，二十也。

今天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二十四橋」知名天下，因為一千一百五十多年前杜牧在詩中寫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文采有千鈞之力，於此可見！

有機會我會再到揚州去的，去小住數天，結識那裡的一些騷人韻士，以暢平生。最好的季節應該是農曆三月。「煙花三月下揚州」，是李白說的。

退休大計——現代陶淵明生活的經濟分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以上陶淵明的詩，膾炙人口一千七百年；今天重讀，還是那樣飄逸，那樣令人嚮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朋友，你願意出多少錢去買回來！

人類的生活，在歷史上實在有很大的轉變。陶淵明打過八十三日工就歸去來兮，采菊東籬去也。我營營役役四十多年，為的只不過是要過幾天像陶前輩那樣的日子。

四十二年之前，我到北美謀生之際，世界人口大約在二十四、五億之間，今天多了整整一倍。一百八十年前，經濟學者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見有人滿之患而創立了他的人口理論時，世界人口低於十億。陶淵明是一千七百年前的人，那時的人口應該是更少、更少了。要「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應該是很容易做到的吧。

今天，我們若要在香港或中國大陸倣傚陶淵明的生活，只有兩個辦法，但總是有點不妥。其一是復古，其二是很有錢。

「復古」的辦法很簡單。你到中國大陸一些不毛之地，沒有電力供應，沒有自來水，電視、計算機、空調等更談不上，醫療服務要大半天的行程。你能習慣嗎？你餘下來的日子，會因為少了先進科技而減少一半，你願意嗎？

說人不是為物質享受而生存，是老生常談，聽來有點俗氣。我不反對這個觀點，但卻認為有價廉物美的先進享受而不享受的人，是傻瓜。所以我認為，今天要過一下陶淵明的生活，我們要有先進的物質享受，而又能采菊東籬下。

是的，在東南亞一帶，要做一個現代化的陶淵明，可真不容易。在香港，我所認識的朋友沒有一個可以做到。就是我們的財政司，其政府供給的豪宅可說是「結廬在人境」，但一步出其大花園，車喧不絕於耳。

假若你不要復古，但很富有，可以呼風喚雨，當然可以計上心頭。如果你有兩億港元吧，那你到陽朔、揚州、蘇杭等山明水秀之地，細心找尋，買下半個山頭，加上果園、魚塘各數十畝，然後大興土木，應該有點看頭。不幸的是，保安是個大問題。你採菊時有保安人員行來行去，掃興之至也！

聽說友好黃永玉出奇招，在北京近郊建了一個「萬荷堂」，成功地把陶淵明現代化。我不知是真是假。永玉數次請我去小住，但我因事忙不能前往。有機會我總要去一次，看看永玉作淵明及格不及格。

我打算退休後采菊東籬下，已有很久的日子了。一九七六年，我在美國西北部一個幽美海峽的海濱，以六萬八千美元買下一所陳舊的房子，岸地、海灘各佔四萬多平方英尺，蚝、蟹等海鮮俯拾即是。岸上杉楓交映。我花了三萬美元建魚塘、果園，植名花不計其數。那是現代陶淵明的生活了。可惜的是，自八二年回港工作至今，我有機會到那裡大約十次。

總數大約十萬美元的投資，當時（一九七六年）以一個教授的薪酬作副居置業，是很勉強的了。兩年前有人出價五十萬，我沒有賣出。屈指一算，二十一年上升五倍，除了利息及每年的物業稅，所餘無幾，但總算是過了陶淵明的癮。

是的，在美國西北部作一個現代的陶淵明，今天還可以辦到。且讓我以甲、乙、丙三級的費用（以美元計）排列出來，好叫讀者能選擇一下。

甲級：精彩之極的海濱房子（八十萬），一級農地八十英畝（四十萬，大約三百五十萬平方英尺），其它費用每月一萬（收息所需資金大約一百八十萬）。加起來是三百萬美元。

乙級：很不錯的海濱房子（四十萬），一級農地四十畝（二十萬），其它費用每月六千（資金大約一百一十萬）。加起來是一百七十萬美元。

丙級：沒有海濱房子，但有很好的房子與四十英畝農地連在一起，風景如畫的（大約三十五萬）。舒適但不常作旅遊的生活費用，大約每月四千（資金七十二萬）。加起來是一百零七萬美元。

上述丙級所需的「身家」，以港元計，是八百三十萬。你拿著這資產在香港退休，房子可以花三百萬左右。這大約足夠買一個實用面積五百平方英尺的單位，無馬喧，但其它喧聲應有盡有。采菊東籬下不成，采菊騎樓上也不成，但采菊於嬌小的窗台中是可以做到的。

學術上的老人與海

學術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長，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於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輕於鴻毛，有等於無。大的鳳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上沙。其他的學術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經濟學來說，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從來沒有出現過，人類的知識什麼損失也沒有。

大文不一定是在大名鼎鼎的學報刊物發表的。德高望重的學報，投稿者較多，取錄遠為嚴謹，所以能獲大文的機會較大，但也大不了多少。

半個多世紀前，芝加哥大學的名教授Jacob Viner的《成本曲線》一文，遍投美國名學報不獲取錄，不得已用德語在歐洲發表。後來該文英譯重印，知名天下。蘇聯一位不見經傳、無師自通的經濟學者，死後一篇文章被譯成英語發表，石破天驚--我作學生時拜讀該文，五體投地。史德拉對該文的評價：其美與力，無與倫比！

被經濟學行內認為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文章——高斯一九六零年發表的——其學報只發行了五百本。後來因為高斯的大文而重印三次，使該學報成了名。

我是為過癮而搞學術的。與自己的釣魚興趣一樣，博大不取小。有等於無的學術文章，不寫算了。所以從研究生開始寫論文時，我就不自量力地去博大文。博了三十多年，半條像《老人與海》的巨魚也釣不到，雖然有幾斤重的石斑總算釣過六、七尾。失望之餘，逼要學其他釣魚佬一樣，誇誇其談一番。

學術真理的追尋，與大海釣魚如出一轍。先要找自己認為有魚可釣的地點，這個島看一遍，那塊大石考察一下。看中了地點，下釣時腦中充滿幻想。釣無所獲，心有不甘，就轉魚餌，換釣法，再不行，就另找地點。日暮黃昏，空手而回，總不免要自我安慰一番。

最失望的經驗，是明知有大魚在海底，甚至肉眼看得分明，只是釣來釣去也釣不到。好幾次，巨大的三文魚在自己的船旁跳出水面，數以百計的跳，跳個不停，就是釣不到。

七十年代初期，我要研究發明專利及商業秘密的產權及租用合約，擺明是大魚釣之不盡之地帶也。我花了三個月寫好了研究計劃，申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所有的評審員都大聲拍掌，說是大魚雲集之地，而史提芬·張是釣這種魚的最適當人選，應該垂手可得云云。

殊不知獲巨額資助後，我與三位助手下了五年工夫，審查資料無數，所獲卻近於零。這是我平生最尷尬的經驗，好比一個體育健將，在大街上跌個四腳朝天！

這項研究的慘敗，倒有個值得一提的註腳。該研究做了兩年後，我寫了一個長達六十頁的中期報告給資助的基金會，內容是說大魚不易釣，但此前的研究者的理論與我手頭上的資料大有出入，比較可取的理論，應該是如此這般云云。

這個中期報告只印製了幾十份，因為不打算發表，自己沒有收存。後來該報告被譽為引用次數最多的沒有發表過的文章。最近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英語論著，打算結集成書，該報告遍尋不獲。找一些引用過該報告的學者，其回應要不是沒有存下來，就說是聽回來的。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的可觀的魚，機會不大，但我遇過兩次。最明顯的一次，是在西雅圖華大與一位老同事進午餐時，他不經意地說他的一位女婿，養蜂為業，把蜜蜂租給蘋果園使用。我一聽，嘩，那豈不是大魚一尾？

我取得他女婿的電話，午餐沒有吃完就釣魚去也。三個月後，我搜獲的蜂租與花蜜市價的資料，天衣無縫，二十多頁的文章一揮而就，過癮之極。幾家名學報爭刊登，但我還是給了名氣較小的、由高斯主理的《法律經濟學報》。該文題為《蜜蜂的神話》，雖然深度平平，但因為新奇過癮而立竿見影。

學術文章要大不要小，越大越好。這個選擇傾向比釣魚更重要，因為小魚可以煲湯，而小文卻是廢物。我大約有六、七篇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發表的文章，今天還有每年被引用五次以上的成績，算是有點斤兩，但不是海明威筆下的巨魚。去年發表的一篇，二十五年後應該有類似或更佳的表現。若如是，我就會破了史德拉數十年前所作的一項統計：經濟學者五十五歲後就沒有什麼拿得出來的。去年我六十二歲。

一九七四年我發表了一篇自己最滿意的文章，其後二十年該文如石沉大海。但前年竟被引用五次。難道再加二十五年，該文會變作《老人與海》中的巨魚？

文章真的像魚一樣，發表後有它自己的生命，假以時日，可以成長而變大，但絕大部分出生不久就夭折。大文被論為大，是要等很多年才知道的。

以經濟學而言，我認為一篇發表了五十年的文章，若還有每年被引用二十次的影響力，那就真是一尾巨魚了。據我所知，本世紀內只有高斯在一九三七年發表的那一篇達到這個水平。自己的應該沒有機會見到，但我那篇一九八三年任職港大時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今天看其成長，觀其走勢，似乎可與高斯打個平手。

學術上夢寐以求的巨魚，追尋了三十多年，當初是幻想，今天仍在幻想。生命本來就是這樣的吧。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可不是胡亂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