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

因為進入了半退休狀態，多點時間做校外的事，今年開始我就答應了好些大學去講話——國內所說的作報告。前些時去了武漢的華中理工學院及武漢大學作過兩次講話，一個座談。這兩次講話的錄音被整理後發表在《經濟學消息報》上，獲得頗大的反響。後來我找到這兩份發表的原文，很滿意，也使我意識到今天大陸的學子，其理解能力明顯地在我們港大的學子之上。

　　到北京作講話，只有四天時間。我見婉卻了那麼多年，就可接盡接，結果在四天之內作了三次座談，五次演講。我作演講是從來不用作準備的，但講前要很鬆弛，腦中要一片空白，才可以講得好像是準備了的。所以在北京每天我早睡晏起。話雖如此，四天之內講八次話——其中一天講三次——自己從來沒有試過。全力以赴，講來不過不失也算是不錯了。

　　北京的講話，比不上武漢的。主要原因可能不是過於頻密，而是北京交通擠塞，動不動就是一個小時不安寧的車程，使我的腦子不能靜下來。

　　十月十日晚抵北京，十一日早上起來先要做兩件事。第一是要到永玉的萬荷堂欣賞一下；第二是要趕到故宮去參觀五十週年所展出的中國古書畫精品。

　　永玉自己精心製作的萬荷堂，有口皆碑，他曾經邀請我到那裡小住好幾次了。

　　果然名不虛傳。是很大的地方，大概有六、七座仿古的建築物——凡建築、傢具、陳列，就是植物的品種皆古。我雖然對中國古代的文化有點研究，但比起永玉就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怎樣說，我就怎樣聽。可惜只能在那裡勾留了兩個小時。總有一天我會去小住，細心地研究一下。

　　趕到故宮，竟然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精品展出的地方！真的莫名其妙。這樣重要的展出，卻沒有告示指引，而問了幾個工作人員，竟然沒有一個知道。秋高氣爽，我們三個人在故宮內東奔西跑，身水身汗，終於還是找到了。果然是精品，王珣的《伯遠帖》，李白的《上陽台》，歷歷在目，而展場中只有三幾個人，使我覺得是進入了一個奇異的世界。

　　在展覽場內只能欣賞半個小時，就要趕到新華基金作座談。談的當然是關於近今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座的都是該基金的年青職員，知識水平很高，但他們跟後來我遇到的其它青年一樣，答錯了我提出的一個問題。

　　我問：假如今天中國廢除外匯及有關的管制，人民幣會升值還是貶值呢？他們都答會貶值。答錯了。但當我繼續問：假如今天香港政府宣佈下個月會實施外匯管制，香港的外資會增加還是會跑掉？他們都說會跑掉。答對了。我再問：那麼為什麼你們說廢除匯管人民幣會貶值呢？他們無言以對。

　　十二日正式「開波」，上午先到人民大學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不要把中國人小看了》。不是學術性的，內容是說中國人不僅刻苦耐勞，工資低廉，而近幾年來中國的青年學得很快，連知識及天分的價格也相宜之極，參加國際上的生產貿易競爭，是不需要任何政府的保護的。事實上，保護縛手縛腳，與老外競爭起來諸多不便，凶多吉少也。雖然那些所謂「保護」是維護特權利益，但無可避免的印象是小看了自己中國人。

　　下午五時轉到北京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高斯定律的謬誤》。這個及後來的三個講題都是學術性的，是自己數十年來從學術生涯中所得的一點收穫，天天想，想了數十年，當然是駕輕就熟了。

　　十三日早上先到天則研究所座談。這是個很有份量的研究所。他們要搞一個「中華新制度經濟學會」，出一些刊物，請我作名譽會長。我對名譽沒有興趣，推卻了，但我很欣賞他們的意圖，所以答應了會盡可能多給他們的刊物寫文章。

　　是的，今天中國的經濟學發展，六十年代我和高斯等幾個人搞出來的、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大門學問在中國很風行，而天則的人材有的是，這學會是會辦得很好的。

　　中午到北京師大進午餐，跟的講題是《快要失傳的價格理論》，內容我曾在《壹週刊》發表過。晚上到清華大學，晚餐後的講題是《經濟解釋》，那是涉及科學的方法了。

　　最後一天，十四日，早上與幾位國務院的朋友座談，說的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困境。到機場的途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午餐，跟的講題是《交易費用與經濟效益》，是自己發明的一些觀點。

　　這次北京之行，有四點要寫下來的。第一，最重要的，是北京的學生真的很了不起。我想，要是四十年前這些學生有我的際遇，在美國得到大師指導，我怎樣也比他們不過。第二，五間大學請我吃的午餐或晚餐，其食品水平遠超香港的所有大學。其三，首兩次演說我用英語，到了第三次，翻譯的青年學者翻了十多分鐘後，突然說：「我要請張教授用普通話講，他講得不對我從旁協助。」我沒有他的辦法，於是逼試用普通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以普通話演說，餘下來的其他兩個演說都是用普通話，雖然說得一塌糊塗，但對我來說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了。

　　最後一點是在五間名校的講話，座無虛設，而站的人多的是。這種破紀錄的英雄式的接待，主要是因為我十五年前出版的《賣桔者言》。據說這本舊作在國內曾經有手抄本。八八年在四川再版時被抽起了一些比較敏感的文章，三萬二千本一下子賣光，影印本廣泛流傳。

　　香港的學者，是要多用中文寫些有教育性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