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3, 2000

我也看金庸

北京作家王朔,於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我看金庸》一文,痛罵「老金」,稱其武俠小說為「四大俗」之一(其他三俗為成龍、瓊瑤、四大天王)。文壇謾罵歷來無足輕重,但查大俠竟然下筆回應,而且是兩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腳踢,文壇一下子熱鬧起來了。

查先生的兩篇回應寫得好——我是寫不出來的——但我還是同意朋友的觀點,認為查先生不應該回應。他應該像自己所說的:「八風不動。」王朔的文章沒有什麼內容——「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我翻為:胡說八道的話,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壇上的地位,比我這個「大教授」高一輩。但他顯然六根未淨,忍不住出了手。前輩既然出了手,作為後輩的就大可湊湊熱鬧,趁機表現一下自己在武俠小說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說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暢銷,賺大錢——王先生說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批評賺錢作品不容易自圓其說:收入多少與歡迎程度之間是有一個等號的。「俗」有數解,其中「通俗」這一解是好的。說金庸作品通俗,是對的。王先生所說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貶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個大受市場歡迎的「不是好東西」,絕不容易。

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幾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歷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

我對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不懂武俠小說。他捧出一本《水滸》,但看來不知道還珠樓主那類作品,評武俠小說就不免少了一點基本功。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廣州出了一個雷雨田,其漫畫刻劃時代,也因為夠「抵死」而銷得。

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報章上連載《龍虎鬥京華》,跟是《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年左右,當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劍下天山》的同時,一個叫金庸的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七劍》與《書劍》各擅勝場,打個平手,而又因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們就不再看還珠樓主或黃飛鴻了。

想當年,金庸為了餬口下筆,爭取讀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追讀他的《射鵰英雄傳》時,就對文學專家王子春說:「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麼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類武俠小說,高人如錢鐘書是寫不出來的。你可能說錢大師不屑寫武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寫也寫不出來是另一回事了。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並之以雜學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擊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約也是無奈,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

古今並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認為查先生的中語文字,當世無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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