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看金庸

北京作家王朔，於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我看金庸》一文，痛罵「老金」，稱其武俠小說為「四大俗」之一（其他三俗為成龍、瓊瑤、四大天王）。文壇謾罵歷來無足輕重，但查大俠竟然下筆回應，而且是兩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腳踢，文壇一下子熱鬧起來了。

查先生的兩篇回應寫得好——我是寫不出來的——但我還是同意朋友的觀點，認為查先生不應該回應。他應該像自己所說的：「八風不動。」王朔的文章沒有什麼內容——「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我翻為：胡說八道的話，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壇上的地位，比我這個「大教授」高一輩。但他顯然六根未淨，忍不住出了手。前輩既然出了手，作為後輩的就大可湊湊熱鬧，趁機表現一下自己在武俠小說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說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暢銷，賺大錢——王先生說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批評賺錢作品不容易自圓其說：收入多少與歡迎程度之間是有一個等號的。「俗」有數解，其中「通俗」這一解是好的。說金庸作品通俗，是對的。王先生所說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貶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個大受市場歡迎的「不是好東西」，絕不容易。

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幾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歷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

我對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不懂武俠小說。他捧出一本《水滸》，但看來不知道還珠樓主那類作品，評武俠小說就不免少了一點基本功。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廣州出了一個雷雨田，其漫畫刻劃時代，也因為夠「抵死」而銷得。

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報章上連載《龍虎鬥京華》，跟是《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年左右，當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劍下天山》的同時，一個叫金庸的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七劍》與《書劍》各擅勝場，打個平手，而又因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們就不再看還珠樓主或黃飛鴻了。

想當年，金庸為了餬口下筆，爭取讀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追讀他的《射鵰英雄傳》時，就對文學專家王子春說：「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麼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類武俠小說，高人如錢鐘書是寫不出來的。你可能說錢大師不屑寫武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寫也寫不出來是另一回事了。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並之以雜學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擊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約也是無奈，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

古今並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認為查先生的中語文字，當世無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