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30, 1999

驚回首,感慨話千年(四之四)

一個國家由盛轉衰而甚至沒落,歷史的例子有的是。但這些不是小國,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書特書的。中國是一個例外。這不是我個人之見。老外學者朋友,一提到中國的歷史,都為我們從極盛下降至極衰的這一千年搖頭歎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國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國也曾經有經濟大衰退。但這些都不像中國的例子:從雄視天下到民不聊生;從道德倫理到腐化入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炎黃子孫受到了什麼詛咒?

維持一個民族的尊嚴,文化是極為重要的。英國本土算是小邦,但因為文化有厚度,其尊嚴歷久不衰。我們的文化曾經高不可攀,但尊嚴也曾跌到無影無。這悲劇之悲,應該破了世界紀錄。

說中國有優良的文化傳統,老生常談,但還是把我們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來,神州大興土木,推土機第一次普及運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館的專家從來沒有見過的。為了好奇,我曾經在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過功夫,所得的結論有二。其一,中國古代的文化,比我們歷來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騷人韻士怎樣哭呀哭的,我們曾經相對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顧,我們不難發現,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們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零零碎碎的近於科學家的人物是出現過的,但一個傳統就談不上。在歐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頓(一六四二——一七二七)、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學天才的崛起,其傳統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得(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紀最重要的兩個科學發現——半導體與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頓及達爾文。為了應用科學,訓練工程師的學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國開始了。

我們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國人的數學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沒有連結隊,近數十年來我們拿得科學諾貝爾獎的也有好幾個。科學天分我們有的是,但為什麼我們沒有科學的傳統呢?

這個老問題不是我發明的。我個人發明的答案,是歷史上我們沒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從來不論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師這個行業,在二十世紀之前我們是沒有的。在歐洲,法律學院始於羅馬帝國,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國之道是講倫理(不是法理),論風俗(不是前案例)。我們試行孔夫子的理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我們論孝,也高舉儒家學說。不要低貶這些事。以論理、風俗治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費用低廉。昔日包公審案或鄭板橋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師、法庭,其費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不要忘記,鄭板橋是個詩人,精於書畫;只因為讀過書,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倫理治國費用低廉,在一個不變、安定或緩進的社會中,大有可取。但說到日新月異,風起雲湧,倫理治國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價。

第一方面,在倫理治國的制度下,以讀書識字來考什麼進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職。歷史上,從陶淵明到蘇東坡到鄭板橋,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算是有學之士是沒有做過官的。那是說,求學是求官,求生計及一點「治」權。倫理學問可治,科學學問不可治也。讀書識字的,或多或少要向倫理那方面下功夫,論什麼君子、小人,科學的興趣也就不容易培養出來。要是我們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師專業處理,懂得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的蘇東坡,可能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是的,我們歷來科學人材的缺少,不是沒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講倫理,談詩論詞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會造成一個文盲眾多的社會。歷史上,我們從商的可能富有,為官的學者生活挺不錯。餘下來務農或工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用不讀書識字。以學問治國就有這樣的一個困難:沒有一個純以學問生產而謀生的空間。

第三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沒有彈性。倫理、風俗、習慣,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歐西法律那樣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與戴維德(A. Director)論法律,他的高見是英國始創的普遍法的費用,比歐洲大陸的成文法為高,但較有彈性。相比之下,我們的倫理治國費用最低,但彈性最少。

彈性不足的倫理,遇到日新月異的發展,風起雲湧的演變,就應付不了。我們要搞一個革命才能把辮子割下來!歷史上,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家。要是倫理治國有足夠的彈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驚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說一次:二百年來,我們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北京的領導人要放棄成見,大膽地引進老外可取的法門,用之於炎黃子孫的天才上。這樣,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

(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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