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由盛轉衰而甚至沒落，歷史的例子有的是。但這些不是小國，就是那些在文化上不可以大書特書的。中國是一個例外。這不是我個人之見。老外學者朋友，一提到中國的歷史，都為我們從極盛下降至極衰的這一千年搖頭歎息，感到奇哉怪也。
任何國家都有上有落，就是美國也曾經有經濟大衰退。但這些都不像中國的例子：從雄視天下到民不聊生；從道德倫理到腐化入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炎黃子孫受到了什麼詛咒？
維持一個民族的尊嚴，文化是極為重要的。英國本土算是小邦，但因為文化有厚度，其尊嚴歷久不衰。我們的文化曾經高不可攀，但尊嚴也曾跌到無影無。這悲劇之悲，應該破了世界紀錄。
說中國有優良的文化傳統，老生常談，但還是把我們的文化低估了。近二十年來，神州大興土木，推土機第一次普及運作，出土文物多如天上星。這些文物，好些是博物館的專家從來沒有見過的。為了好奇，我曾經在這些新的古文物上下過功夫，所得的結論有二。其一，中國古代的文化，比我們歷來自吹自捧的高得多。其二，不管騷人韻士怎樣哭呀哭的，我們曾經相對地很富有。
然而，今天回顧，我們不難發現，在那光芒不可方物的日子中，我們缺少了一個科學傳統。零零碎碎的近於科學家的人物是出現過的，但一個傳統就談不上。在歐洲，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牛頓（一六四二——一七二七）、達爾文（一八○九——一八八二）等科學天才的崛起，其傳統可上追公元前二百多年的阿基米得（公元前二八七——二一二）等人。而本世紀最重要的兩個科學發現——半導體與基因（DNA）——又可上追牛頓及達爾文。為了應用科學，訓練工程師的學院在二百年前已在法國開始了。
我們今天肯定地知道，中國人的數學天分非常高，而就是沒有連結隊，近數十年來我們拿得科學諾貝爾獎的也有好幾個。科學天分我們有的是，但為什麼我們沒有科學的傳統呢？
這個老問題不是我發明的。我個人發明的答案，是歷史上我們沒有司法制度（Judicial System），從來不論法理（Jurisprudence）。而律師這個行業，在二十世紀之前我們是沒有的。在歐洲，法律學院始於羅馬帝國，那是二千年前的事了。
神州在皇帝之下，治國之道是講倫理（不是法理），論風俗（不是前案例）。我們試行孔夫子的理想：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我們論孝，也高舉儒家學說。不要低貶這些事。以論理、風俗治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費用低廉。昔日包公審案或鄭板橋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師、法庭，其費用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不要忘記，鄭板橋是個詩人，精於書畫；只因為讀過書，就可以大判其案了。
倫理治國費用低廉，在一個不變、安定或緩進的社會中，大有可取。但說到日新月異，風起雲湧，倫理治國在三方面要付出大代價。
第一方面，在倫理治國的制度下，以讀書識字來考什麼進士的，求的是一官半職。歷史上，從陶淵明到蘇東坡到鄭板橋，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算是有學之士是沒有做過官的。那是說，求學是求官，求生計及一點「治」權。倫理學問可治，科學學問不可治也。讀書識字的，或多或少要向倫理那方面下功夫，論什麼君子、小人，科學的興趣也就不容易培養出來。要是我們昔日有司法，法治由律師專業處理，懂得說「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的蘇東坡，可能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是的，我們歷來科學人材的缺少，不是沒有天分，而是有天分的都講倫理，談詩論詞去也。
第二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會造成一個文盲眾多的社會。歷史上，我們從商的可能富有，為官的學者生活挺不錯。餘下來務農或工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眾，用不讀書識字。以學問治國就有這樣的一個困難：沒有一個純以學問生產而謀生的空間。
第三方面的代價，是倫理治國沒有彈性。倫理、風俗、習慣，是根深蒂固的事，不可以像歐西法律那樣要改就改。三十多年前在芝加哥與戴維德（A. Director）論法律，他的高見是英國始創的普遍法的費用，比歐洲大陸的成文法為高，但較有彈性。相比之下，我們的倫理治國費用最低，但彈性最少。
彈性不足的倫理，遇到日新月異的發展，風起雲湧的演變，就應付不了。我們要搞一個革命才能把辮子割下來！歷史上，中國是一個革命的國家。要是倫理治國有足夠的彈性，好些革命是可以避免的。
驚回首，俱往矣！我要再說一次：二百年來，我們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北京的領導人要放棄成見，大膽地引進老外可取的法門，用之於炎黃子孫的天才上。這樣，昔日的光芒指日可再也。
（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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