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要增訂舊作《賣桔者言》，重讀該書的第一篇文章——《鄧家天下》——其中一段文字使我聯想到一些關於思想的問題，對後學的人可能有點用處。
《鄧家天下》寫鄧麗君（「鄧家」包括鄧小平與鄧穎超），而以她的例子來抨擊馬克思。主要的一段文字是這樣的：「我認為在共產政制中，鄧麗君這種人最刺眼。……表演者只須花幾小時的勞力，就可滿載而歸。……這些現象的發生是證明馬克思的理論全盤錯了。紅透半邊天的明星可不是馬克思理論中的資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勞力怎可以賺那麼多錢？若非單靠勞力，那麼這些明星的『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被資本家剝削了呢？事實上，不單只資本家對這些明星的勞力要阿諛奉承，就是政府對他們也得禮讓三分。」
是的，馬克思的理論不僅沒有正確的資本及利息概念，也忽略了天分與知識資產。上述的那段簡單而又清楚的文字（寫於一九八四年初），明確地把馬氏的理論廢了。當然，不同意這觀點的今天還大不乏人。
問題是，馬克思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人，而在那個時代他是不容易知道自己的理論是錯了的。時代怎樣，世界環境怎樣，人的思想往往也就怎樣。思想要脫離時代環境的約束，不容易做到。思想能超越時間十年八載，是很了不起的事。
當經濟學鼻祖史密斯在一七七六年發表他的《原富》時，工業革命正在興起，史氏受到時代的感染，一起筆就以一家制針廠為例。在《原富》這本偉大論著中，史氏只簡略地提到知識資產，但顯然不重視。史氏也提到「資本」，但那是何物他是搞不清楚的。
十九世紀初期，李嘉圖這個大天才的經濟分析，還是集中在工資理論與租值理論這兩方面，好像世界只有勞力及土地這兩種資源。李嘉圖因為不明白「資本」及漠視了知識資產而提出了錯誤的理論；他影響了馬克思，於是一錯再錯。
十九世紀中期之前的世界，主要的生產資料大略是勞力與土地——一個發明就變得富可敵國，或在電視上喝一瓶汽水就收入滾滾來的明星——當時不僅沒有，而且難以想像。馬克思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而錯，不難明白，而本世紀好些人被馬氏的文字技巧誤導，也不難明白。
不容易明白的，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好些聰明才智之士也高舉馬氏的理論，Sweezy、Baran等名家就是例子。很明確的錯，錯得相當淺，名家竟然看不出來，更勿論人民大眾了。馬克思的錯不是特別的例子。十六世紀的「Gresham's Law」、十八世紀興起的「佃農理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好些經濟發展學說、六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界外效益」（Externality），都錯得淺而又錯得離譜，但歷久還有支持者。
更奇怪的，就是被說明是錯了也往往驅之不去。我三十年前說清楚Externality是錯了，今天這概念只死了八成。年多前我清楚地說，對我影響甚大的高斯定律是錯了，而且錯得很淺，但我這觀點恐怕要在五十年後才能大致上被接受。
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很大的約束，而因為這些約束好些淺問題就找不到答案。天資所限是一個約束，但我認為「天資」不是一般人所說的那樣重要。時代環境的約束很大，且不容易避免。邏輯的規格也是一種思想約束，但這約束是必須的，所以不應該避免。可幸的是，每個人天生下來，其思維在某程度上就有邏輯的規格。這是天資的一部分，有些人較高，有些人較低。較低的可讀一下邏輯學，幫助不大，但總可以幫一點。
本文的主旨，是要指出一般最大的思想約束，是人為的。這人為的約束有兩部分。其一是被他人的大名誤導：那是大師所說的話呀，怎可能是錯了的？其二是成見：那麼多人都是那麼說，而且大家都說了那麼久，一定是對的吧！這二者加起來的效果，產生了「皇帝的新衣」之說。
我認為上述的人為約束，是思想的約束中最嚴重亦又最普遍的。要是你能完全避免這個約束，你可能在一夜之間變為一個准天才。
假若在思想上我有什麼過人之處，那就是我覺得避免人為的約束易如反掌。學術生涯四十年，我從來沒有被大名或成見對思想加上絲毫阻力。我有這樣的「能耐」，主要是兩個習慣。
其一，可能是個性使然吧——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的——是我對自己佩服的人佩服得很誇張！外人看來是個壞習慣，但其好處是：既然誇張地佩服了人，其思想就可以客觀地看。我這個人不可救藥。從史密斯到李嘉圖到費沙，然後又到自己認識的佛利民到高斯到老師艾智仁，我佩服得五體投地。正因為這樣，當我說他們錯時我還是五體投地的。
其二，對任何問題我喜歡從多個不同的角度看：遠的、近的、左的、右的、高的、低的。看完再看，我必定轉換角度。一九六二年起我對高斯定律著了迷。第二次從農業的角度看高斯定律，我寫了《佃農理論》；第三次從大海捕魚的角度看，我否定了界外效益；第四次是一九八一年，我從中國發展的角度再看高斯定律，竟然發覺這定律是錯了的。
轉換角度可以避免成見。說高斯定律是錯了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九八年十月。
沒有人為約束的思想，叫作天馬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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