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治標不治本

朱總理鎔基最近論天下大勢，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有兩個重點。其一是要肅清貪污；其二是要搞好國營企業。中國目前的經濟困難不止這兩點，但這兩點顯然是重要的。朱總理看得準。

問題是，貪污的普及與國企的不濟，由來已久，說要大事清除，大事改革，已有十多年，但成績又怎樣了？借用我們香港財神爺曾老兄對香港政府入不敷支的說法，中國目今的貪污與國企的困難是「結構性」的。既然是結構性，要改就要從結構改起。改結構，治本也。不改結構，怎樣治也是治標，不可為也。

先談貪污吧。差不多十年前，一家美國刊物（Newsweek）訪問我關於中國貪污的情況，我說了幾句後來常被引用的話。我說：「如果你將一個美女赤裸裸地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難乎其難矣！」

貪污是有政府管制才產生的。例如進口有管制，就必定有走私，要走私就要付黑錢，貪污也。所有其它管制都會有類似的效果。管制是一個赤裸裸的美人，你要官員、幹部怎麼樣？要他們去做和尚？有污可貪（美人招手），而自己又算準了闖禍的機會不大（老婆知道的機會甚小），你還要等什麼呢？當然，你可能是如來佛祖，八風不動。但這樣的幹部十個中有多少個？如果你是幹部中的柳下惠，或練得像我那樣不動凡心（一笑），那你在大貪其污的制度中還會有工作嗎？

毫無疑問，朱總理是個清官。雖然高高在上的清官比較容易做，我還是佩服的。但朱總理怎可以認為所有幹部都可以像他那樣，以「清」為貴；或是用勸導的方法，使他們學得五根清淨，不為私利只為國家；又或者對貪污者施以重刑，趕盡殺絕？政府管制多籮籮，要杜絕貪污，難道要把幹部全都殺了？

十多年前，香港的廉政公署請我到那裡講話，要知道經濟學對貪污怎樣看。我認為「廉記」辦得很不錯，但忍不住對他們說：「你們辦得頭頭是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搞自由經濟，管制不多；要是香港管制多籮籮，貪污觸目皆是，你們本領再大也無能為力。」這一點，他們當時是同意的。

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沒有政府管制，所以貪污是不能杜絕的，而廉政公署或類似的機構，也就因此有用場。比起十多年前，中國今天的價格管制日漸式微，而高干及其子弟的胡作非為，也因為昔日的特權不再而少見了。大貪污今天有了改進，這是中國之幸。不幸的是小貪污越來越多。這是因為小的管製法例多如天上星，就是計算機也恐怕統計不了。

政府的小管制，對社會有些好（例如某些交通管制），有些壞（例如不准外地公司在中國開人民幣戶口）。今天中國的小管制不僅多，且往往莫名其妙。這些滿天星斗、有理說不清的管制，使我在幾年前得到啟發而創立了一個新的貪污理論：好些管制是因為利便貪污而設立的！驟眼看來像是怪論，但短短的文章發表後，佛利民、艾智仁等朋友拍掌叫好，而今天接受此論的學者越來越多了。

貪污因管制而起，而假若某些管制是為了貪污而設的話，與這後者相關的貪污，一萬個廉政公署也禁不了。很顯然，貪污的治本辦法是取消所有對社會整體有害無益的管制。問題是，任何有害的管制都可以被胡說為有利。貪官之言姑且不談，壓力團體或特權利益就不容易解決。

轉談國企的困境吧。國營及不上私管，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那就是用他人的錢怎樣也比不上用自己的錢來得小心謹慎！這個哲理若永遠是對的話，國企就永遠不可救藥。

試舉一些眾所周知的例子吧。在美國，最好的大學前二十五名都是私營的。也是在美國，中、小學的每個學生的經費，公立的比私立的高出兩倍，但卻沒有任何正常的家長會認為私立的質素不高於公立的。二十多年前，在美國，我千辛萬苦地賺點錢，每天清早起來送兒女到老遠的私立小學，放棄了在家鄰近的免費公立小學。不僅我這樣做，其它的教授朋友也盡可能這樣做。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英國，其工業產品有口皆碑。殊不知戰後大約二十年，就被日本趕過了頭，跟遠遠地落後了。究其因，就是英國在戰後不久就開始搞國企，論什麼社會主義。要不是戴卓爾夫人手起刀落，今天英國佬的生活免不了江河日下。

大家想想吧。昔日的英國，造船是世界之冠，衣料是世界之冠，摩托車、單車是世界之冠，汽車亦近於世界之冠。這些豐功偉績，一下子去如黃鶴，皆國企之賜也。

香港的例子也如是。七十年代，香港的成衣、玩具、手錶等四、五項產品，是世界之冠。難道這些工業是政府搞出來的？今天這些工業北移，但還是私營的，所以還有看頭。

結論明顯不過。國企是不能以改進的辦法來達到私營的效率的。歷史的經驗沒有出現過奇跡。朱總理不要談改「進」，而要談改「變」。國企的治本辦法是徹底地私有化。這是產權結構上的改變了。

「九七問題」後記

「九七問題」這部分的九篇文章，早應過時，但保存下來作回顧，倒有意思。

《向港英致敬》是指夏鼎基時代及之前的港英，之後的港英就不值得那樣欣賞了。

《公司法治港》的建議沒有被採用，殊為可惜。我認為今天的中國，好些城市都應該以公司（Corporation）的形式管治，不僅是香港。在外地，尤其是美國，城市公司很普及，而且辦得成功。

其它幾篇關於九七問題的文章，今天重讀，仍感滿意。好些北京朋友說這些文章對後來的「基本法」影響很大。這一點，我什麼感受也沒有。這些文章發表在「基本法」制定之前，其建議有沒有雷同之處，或巧合雷同，讀者自己作判斷好了。

九七已過渡，除了居港權及香港終審庭那次風雨外，北京對香港算是言而有信，不容易批評。但今天香港的經濟困境，是因為港英及北京雙方在九七前各有各的做錯了一件事。

港英之錯，錯在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就大吃最後的晚餐。公務員加薪加得厲害；公共事項消費激增；福利在某程度上走上社會主義的路。

北京之錯，錯在大事唱好，大鑼大鼓，惟恐天下不知香港回歸大有前途。內資的湧進使香港的物業價格暴升至人類歷史高峰，工資與物價亦步亦趨，違反了在聯繫匯率下香港通脹率要與美國的通脹率看齊的準則。升得高，跌得慘，是以為難。

十多年前我就說得清楚：九七過渡，越靜越好。為什麼執政的人不明白這個簡單的哲理？

《賣桔者言》前言

《賣桔者言》是《信報》專欄《張五常論衡》的第一組文章的結集，初版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這「增訂本」有兩處不同。

其一，文字多處作了修改，但原文的內容不變。

其二，補加了兩篇有關的文章，及九個「後記」。這些補加的文字都用黑體，好叫讀者能容易地分辨出來。補加的第一篇——《賣桔者的回顧》——可說是這「增訂本」的一個新序，而跟著的《也論〈論衡〉》，則變為舊序了。

賣桔者的回顧

拙作《賣桔者言》出版了十六年了。那是《信報》林山木替我發明的一個名為《論衡》的專欄的第一組文章的結集。《賣桔者言》是其中一篇文章的名目，是從明人劉伯溫（一三一一——一三七五）的《賣柑者言》這個名目借過來，改一個字。與劉前輩不同的是：他沒有賣過柑，而我卻真的賣過桔。

《賣桔者言》是我出版過的十多本書中最暢銷的。《信報》發行了二十五版，那大概是八萬本左右。台灣版我沒有數字，而刪去不少文章的四川版，一九八八年印製了三萬多本，一下子賣光，八九年「六四」事發，不敢再印了。據說四川版之前，大陸曾經有手抄本。

執政的人似乎永遠不明白：思想是禁不住的。去年我到中國大陸七家大學講話，沒有遇到一個學生不知道《賣桔者言》，而大部分都讀過其中某些文章。他們的發問顯出讀得很深入。影印本的傳閱很盛行。

我認為《賣桔者言》的普及，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那就是它不「科」而「教」。任何人都希望多知一點學術的事。但教科書嘛，那樣老土的、公式化的讀物，不是為了讀書考試有誰會去翻閱？正規的學術文章嗎？要不是術語連篇而其實空空如也，就是深不可測，門外漢非止於門外不可。生動可讀而又大有意思的學術文章，鳳毛麟角。在象牙塔內的學者似乎不明白，學術——就算是最深的學術——是可以普及的。

深入淺出的學術文字，寫得很好的，有的是。《賣桔者言》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務求淺白中我放開來寫。這就是以散文的格式來寫學術了。這可能是前人沒有嘗試過的。

學術散文可不是一個刻意的發明。山木兄要我在《信報》寫專欄，而我又要介紹給大眾讀者歷來被認為是深奧的產權經濟學，不放開來寫，不用散文的格式，就真的沒有其它辦法。當然，我怎樣寫山木兄都會照印無誤。但《信報》是在路旁銷售的報紙，街上的人不讀的文字，怎可以「交差」的？

說實話，當時我可不知道我是在寫什麼學術散文，發明了什麼「放開」格式。我只拿三個重點下筆。其一是老師艾智仁在一九六五年對我說過的一句話：「讀者若不明白你說什麼，天才等同廢物。」其二是為惟恐學術論點沉悶，我盡可能把內容趣味化。我於是多用例子，有時閒話家常、有時東拉西扯、有時發點牢騷，也有時談詩論詞起來了。其三，意之所之，寫到怎樣就怎樣，但學術論點緊握不放。

一九八六年，北京楊培新到港大造訪幾個星期，讀了《賣桔者言》，說：「你寫的是散文呀！這樣把學術放開來寫的文體，我從來沒有見過。」我才知道自己因為被逼而誤打誤撞，寫成了一種比較特別的文體。

於今回顧，當時我還有另一個困難：此前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我答應山木開專欄，是因為自己識中文，而英文經過多年勤修苦練，我想，英文既可下筆，中文應該是一樣的。

這個「一樣」的觀點是對的，但不是對得那麼快。起初的三幾篇，朋友都說我是先寫英文然後翻為中文的（其實不是）。他們說「翻譯」是客氣話，其實有貶意。我想了一個晚上，就決定拿出自己少小時背誦過的、數之不盡的古文來混合，要跟朋友們過癮一下。八股一出他們就收了聲，剩下來大聲喝采的是胡菊人！菊人是文壇泰斗，說一句頂一萬句。他說我古文根底厚，所以文章可讀。這樣，我就放膽古今並用地寫下去。

那是十六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