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經濟學——給田北俊先生上一課

最近《蘋果日報》派了一位蘇州小姐來訪問我，其主題倒也別開生面，是關於我日常生活中的時間安排。該小姐見我除了經濟學外，還搞什麼攝影、書法、散文之類，不一而足，所以認為我對自己時間的安排必定超人一等。

我告訴她從來沒有安排自己的時間，永遠都是胡胡混混的；我節省時間的唯一辦法，就是自己沒有興趣的事，盡可能一於少理。

她有點不相信，問：「那你告訴我昨天晚上你做什麼？」我說：「凌晨二時睡覺，四時醒來，六時再睡，再醒時窗外日遲遲了。」她再問：「凌晨四時到六時，你在作什麼？」「是在想一個前人可能沒有想過的『絕望經濟學』的理論。」「是因為你對經濟學失望嗎？」「那是另一回事。」她再問：「什麼是絕望的經濟學？」答道：「不是的，沒有那個『的』字。」

我向她解釋說，幾天前聽到田北俊先生要帶隊遊街，要求政府救救樓市（後來因雨改期，後來又說風雨不改）。我在凌晨四時醒來，思往事，就想到一個問題。一九六七年香港有暴動，樓價下跌百分之九十，但沒有人遊街救市；一九八三、八四年香港因為「九七」問題，樓價下跌百分之七十，也沒有人遊街救市；兩年多前金融風暴，樓價暴跌百分之五十，亦不見有遊街之舉。為什麼最近樓價只下降百分之十左右，要求政府救市之聲不絕於耳？

答案是頗為明顯的。暴動可怕，市民雞飛狗走，若繼續下去，上帝也救樓市不得，但若一旦雨過天晴，樓市回升在所必然。同樣，「九七」若使香港走向共產，萬事皆休，但若北京言而有信，樓市回升指日可待。金融風暴也雷同：只要守得雲開見月明，樓市不用救也。

今天香港的經濟情況不算特別差，但我們就是看不到樓市會有復甦的機會。一位同事告訴我，五月份的樓宇「銀主盤」急升。歷久以來，香港人對負資產的處理很理智，只要有機會收復失地，他們欠債還錢，喜歡繼續「供」下去。然而，失卻了希望是另一回事了。遊街救市是絕望中的要求。

我算是個老香港了。自開埠以來，香港風風雨雨、上上落落的情況，屈指難算。心驚膽戰、捱饑抵餓的日子，我這一輩的人記得清楚，從來沒有出過怨言，為著一點希望我們拚搏下去。我們是以反應快、有彈性而舉世知名的。很不幸，今天有了轉變。

「教授呀，高科技可不可以救港？」「教授呀，搞網站有沒有前途？」「教授呀，迪斯尼樂園可以幫多少？」「教授呀，中國入世貿後香港有沒有轉機？」近年多來，街上的行人，報攤的小販，的士的司機，餐廳的侍應……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問。在絕望中他們要找到一點希望，我能怎樣回答他們呢？

絕望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Hopeless State）的數學方程式，任何讀過費沙（I.Fisher）的《利息理論》的人都可在數分鐘之內寫出來。但絕望是怎樣形成的，對人的行為有什麼含義，是一些深奧的問題。

遊街救市，街還沒有游政府就救市起來了。地產股價急升。田北俊先生應該知道，政府救市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香港的困境，是在經濟結構上出現了問題，治本的辦法是大事更改結構。這一點，曾蔭權是知道的，但看來他無能為力。

三年多前，一家報章訪問我，我說香港的結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會有十年或以上的經濟不景。當時沒有誰相信我的話。跟著而來的金融風暴，我事前意想不到，也中了計。但當政府把經濟衰退推到金融風暴那裡去時，我就說這風暴只加速了無可避免的衰退。

問題所在簡單不過。自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放後，我們替中國的發展服務，賺了不少錢，皆大歡喜。但一九九三年在港大的一次講話中，我見香港到大陸去的酒樓廚師、經理等如喪家之犬，紛紛回港，就問：要是有一天，中國不需要我們的其它服務，怎麼辦？到了一九九六年，我見中國的青年一日千里，學得好、學得快，大喜之餘對香港感到大悲。

自開埠以來，沒有天然資源的香港的繁榮，是靠在國際上有競爭優勢而促成的。若中國大陸的青年有所振作，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競爭互相得益，是經濟學的黃金定律。困難是在結構上，我們的服務實在是太貴了。

公務員的薪酬高企不下，福利制度越來越誇張，醫療、教育等支出有升無減，強積金事在必行。樣樣不減，要競爭，壓力就推到樓價那方面去。

聯繫匯率出現了一個我不大明白的問題（任老弟有以教我）。在這制度下，香港的實質利率是應該與美國看齊的。但今天與美國看齊的是金錢利率。因為有通縮，我們的實質利率比美國的高出近一倍，達年息十多厘。

老實說，以人材而論，比起中國大陸，我們還是優勝的。高出一倍差不多吧。但我們的物價——包括工資與樓價——大約高出四倍，是以為難。

香港的經濟結構要大事更改，但因為壓力重重，不容易改，甚至改不了。我們不容易想到有哪一個新行業，可以維持我們這個凡價皆高的經濟。

以通縮的辦法來調整，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語文教育病入膏肓

去年三月我在《信報》發表了《不是專家談教育》，以香港教育專家的觀點品評，大逆不道！殊不知該文被世界各地轉載不計其數，引起很大的反響。據說有些地方為之開研討會云云。我這篇及其它談及教育的文章，北京及上海的朋友認為重要，希望我能選出發表過的有關教育的整理一下，結集成書。

問題是，這些與教育有關的早已與其它文章結集成書，結過又結，集完再集，豈不是有欺騙之嫌？但朋友們還是希望我能這樣做。他們認為好些父母很想知道教育與求學應該是怎樣的，沒有閒情逸致去讀我那些關於經濟或風花雪月之作，所以一本集中於教育及求學的集子，讓要教養及被教養的人能一口氣讀完，是有意思的。

我於是想，那我就多寫幾篇有關教育的文章，補充一下，好叫這「翻炒」的結集有點新意。

事有湊巧。一個月前我有機會看到數十篇香港中學生所寫的中語短文。文筆欠通，措辭塵下，字體奇劣，把我嚇了一跳。我起初以為是小學三、四年級的作品，但後來知道是中三的。我為這件事耿耿於懷久之，心想：怎麼可能呢？少小時我讀書不成，但小五時的中語文字肯定比今天中三的高明得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過了幾天，聽到香港的教育大師王永平先生要花二億四千萬去搞「語文基準試」，考一下中、小學的語文老師，考不及格的要補修課程不在話下，但面目無光的日子又怎樣過了？空穴來風，王永平先生的構思正好說明香港語文教育一敗塗地的理由所在。

讓我高舉自己，以身作則地來一個開場白。實不相瞞，我的英語行文在國際上薄有微名，要設館授徒是大有資格的。誇張一點，說自己可以教鬼佬博士寫英文，不同意的人不會太多吧。這樣把自己捧到天上去，為的是要說如下一句衷心話：要是我今天去投考美國大學一年級的入學英文試——那SAT的英文試卷，我及格的機會近於零！

是的，我考公開英文試的功力，比不上美國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畢業生，但若論英文寫作，我倒可以教這個學生的老師的老師。這個怪現象的解釋，是語文的高下與語文公開試的成績沒有多大關係。進一步來說，為了要考硬性的公開試（或什麼會考）而學語文，其語文水平乏善足陳是必然的效果。

數學、物理等課程，因為比較硬性，比較公式化，在中小學時為考試而學，為禍不大。（當然，進了大學，這些課程也是不應為考試而學的。）另一方面，語文是軟性的，為了要考今天的硬性會考而學之，其效果怎樣毋庸細說了。事實上，今天香港的學生，不僅是為了考試而學，而是「單」為考試而學。

語文是可以考的，但不是今天香港的那一種。昔日歐陽修考蘇東坡，考作文，觀其文氣，審其文采，衡量其創意，於是拍案叫絕。這是軟性的考法，與今天香港的會考截然不同。不幸的是歐陽大師誤以為蘇學士是自己的學生，為了避嫌而把後者排名第二，使後世傳為佳話。

香港的教育制度，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以考試為目的，而這些考試越來越硬性化，學生的語文水平江河日下，是不難理解的。試問今天改語文會考試卷的老師們，有誰像歐陽修那樣，觀文氣、審文采、評創意的？這些改卷的老師不是不懂得這樣做，而是硬性規定他們不能這樣做。

我認為整個問題的主要起因，是二十多年前香港政府大事資助教育，把私立的中、小學趕盡殺絕。這樣一來，競爭的壓力就完全失去了學生與家長的取捨成分。教育署管課程，管課本，管教法；考試局管試題，管形式，也管計分的方法。課本、教法、考試於是越來越硬性化。到今天，整個中小學的教育都是為什麼會考從事，老師們出的試題要跟著會考的方向走，而中五或中七的老師，論成敗，其衡量準則只有一個：學生會考的成績。

你可能要問，美國學生入大學或研究院，也不是有會考嗎？有的，但大致上無足輕重。美國入大學的主要衡量，是中學的聲名；入研究院的主要衡量，是大學教授的推薦信。我們不要忘記，美國的學校公立與私立競爭激烈。最好的中小學，清一色是私立的；大學排名的前二十五名，也是清一色私立。節節敗退之下，今天美國的公立學校，考慮搞學券制了。

最近香港提出的語文基準試的謬誤，是把「會考」推到老師那方面去！王永平先生既然是香港的教育頭頭，應該知道語文高手不一定可以考及格，而一位語文老師就算是語文平平，也可能教得非常好。問題是今天香港教育的課程、課本、考試等等的政府規限，不容許老師們自由發揮。就是蘇東坡死而復生，也只能歎懷才不遇矣。

若說王永平先生有本領在水面上行，我可能會相信。但若說他對香港學子的關心，比學子的家長更甚，那我就絕對不相信。我從事教育工作近四十年，而回港十八年來，從來沒有一次推卻中學生邀請講話。這算是關心學子吧。但若我說我對你兒女的教育的關心，比對我自己的兒女更甚，你信不信？

香港教育的當務之急，是要把選擇與話事的權利交回納稅的家長那方面去。要這樣做只有兩個辦法。其一是廢除公立學校，不再資助教育。其二是若要堅持資助教育，全面推行學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