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我在《信報》發表了《不是專家談教育》，以香港教育專家的觀點品評，大逆不道！殊不知該文被世界各地轉載不計其數，引起很大的反響。據說有些地方為之開研討會云云。我這篇及其它談及教育的文章，北京及上海的朋友認為重要，希望我能選出發表過的有關教育的整理一下，結集成書。
問題是，這些與教育有關的早已與其它文章結集成書，結過又結，集完再集，豈不是有欺騙之嫌？但朋友們還是希望我能這樣做。他們認為好些父母很想知道教育與求學應該是怎樣的，沒有閒情逸致去讀我那些關於經濟或風花雪月之作，所以一本集中於教育及求學的集子，讓要教養及被教養的人能一口氣讀完，是有意思的。
我於是想，那我就多寫幾篇有關教育的文章，補充一下，好叫這「翻炒」的結集有點新意。
事有湊巧。一個月前我有機會看到數十篇香港中學生所寫的中語短文。文筆欠通，措辭塵下，字體奇劣，把我嚇了一跳。我起初以為是小學三、四年級的作品，但後來知道是中三的。我為這件事耿耿於懷久之，心想：怎麼可能呢？少小時我讀書不成，但小五時的中語文字肯定比今天中三的高明得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過了幾天，聽到香港的教育大師王永平先生要花二億四千萬去搞「語文基準試」，考一下中、小學的語文老師，考不及格的要補修課程不在話下，但面目無光的日子又怎樣過了？空穴來風，王永平先生的構思正好說明香港語文教育一敗塗地的理由所在。
讓我高舉自己，以身作則地來一個開場白。實不相瞞，我的英語行文在國際上薄有微名，要設館授徒是大有資格的。誇張一點，說自己可以教鬼佬博士寫英文，不同意的人不會太多吧。這樣把自己捧到天上去，為的是要說如下一句衷心話：要是我今天去投考美國大學一年級的入學英文試——那SAT的英文試卷，我及格的機會近於零！
是的，我考公開英文試的功力，比不上美國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畢業生，但若論英文寫作，我倒可以教這個學生的老師的老師。這個怪現象的解釋，是語文的高下與語文公開試的成績沒有多大關係。進一步來說，為了要考硬性的公開試（或什麼會考）而學語文，其語文水平乏善足陳是必然的效果。
數學、物理等課程，因為比較硬性，比較公式化，在中小學時為考試而學，為禍不大。（當然，進了大學，這些課程也是不應為考試而學的。）另一方面，語文是軟性的，為了要考今天的硬性會考而學之，其效果怎樣毋庸細說了。事實上，今天香港的學生，不僅是為了考試而學，而是「單」為考試而學。
語文是可以考的，但不是今天香港的那一種。昔日歐陽修考蘇東坡，考作文，觀其文氣，審其文采，衡量其創意，於是拍案叫絕。這是軟性的考法，與今天香港的會考截然不同。不幸的是歐陽大師誤以為蘇學士是自己的學生，為了避嫌而把後者排名第二，使後世傳為佳話。
香港的教育制度，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以考試為目的，而這些考試越來越硬性化，學生的語文水平江河日下，是不難理解的。試問今天改語文會考試卷的老師們，有誰像歐陽修那樣，觀文氣、審文采、評創意的？這些改卷的老師不是不懂得這樣做，而是硬性規定他們不能這樣做。
我認為整個問題的主要起因，是二十多年前香港政府大事資助教育，把私立的中、小學趕盡殺絕。這樣一來，競爭的壓力就完全失去了學生與家長的取捨成分。教育署管課程，管課本，管教法；考試局管試題，管形式，也管計分的方法。課本、教法、考試於是越來越硬性化。到今天，整個中小學的教育都是為什麼會考從事，老師們出的試題要跟著會考的方向走，而中五或中七的老師，論成敗，其衡量準則只有一個：學生會考的成績。
你可能要問，美國學生入大學或研究院，也不是有會考嗎？有的，但大致上無足輕重。美國入大學的主要衡量，是中學的聲名；入研究院的主要衡量，是大學教授的推薦信。我們不要忘記，美國的學校公立與私立競爭激烈。最好的中小學，清一色是私立的；大學排名的前二十五名，也是清一色私立。節節敗退之下，今天美國的公立學校，考慮搞學券制了。
最近香港提出的語文基準試的謬誤，是把「會考」推到老師那方面去！王永平先生既然是香港的教育頭頭，應該知道語文高手不一定可以考及格，而一位語文老師就算是語文平平，也可能教得非常好。問題是今天香港教育的課程、課本、考試等等的政府規限，不容許老師們自由發揮。就是蘇東坡死而復生，也只能歎懷才不遇矣。
若說王永平先生有本領在水面上行，我可能會相信。但若說他對香港學子的關心，比學子的家長更甚，那我就絕對不相信。我從事教育工作近四十年，而回港十八年來，從來沒有一次推卻中學生邀請講話。這算是關心學子吧。但若我說我對你兒女的教育的關心，比對我自己的兒女更甚，你信不信？
香港教育的當務之急，是要把選擇與話事的權利交回納稅的家長那方面去。要這樣做只有兩個辦法。其一是廢除公立學校，不再資助教育。其二是若要堅持資助教育，全面推行學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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