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e 29, 2000

絕望經濟學——給田北俊先生上一課

最近《蘋果日報》派了一位蘇州小姐來訪問我,其主題倒也別開生面,是關於我日常生活中的時間安排。該小姐見我除了經濟學外,還搞什麼攝影、書法、散文之類,不一而足,所以認為我對自己時間的安排必定超人一等。

我告訴她從來沒有安排自己的時間,永遠都是胡胡混混的;我節省時間的唯一辦法,就是自己沒有興趣的事,盡可能一於少理。

她有點不相信,問:「那你告訴我昨天晚上你做什麼?」我說:「凌晨二時睡覺,四時醒來,六時再睡,再醒時窗外日遲遲了。」她再問:「凌晨四時到六時,你在作什麼?」「是在想一個前人可能沒有想過的『絕望經濟學』的理論。」「是因為你對經濟學失望嗎?」「那是另一回事。」她再問:「什麼是絕望的經濟學?」答道:「不是的,沒有那個『的』字。」

我向她解釋說,幾天前聽到田北俊先生要帶隊遊街,要求政府救救樓市(後來因雨改期,後來又說風雨不改)。我在凌晨四時醒來,思往事,就想到一個問題。一九六七年香港有暴動,樓價下跌百分之九十,但沒有人遊街救市;一九八三、八四年香港因為「九七」問題,樓價下跌百分之七十,也沒有人遊街救市;兩年多前金融風暴,樓價暴跌百分之五十,亦不見有遊街之舉。為什麼最近樓價只下降百分之十左右,要求政府救市之聲不絕於耳?

答案是頗為明顯的。暴動可怕,市民雞飛狗走,若繼續下去,上帝也救樓市不得,但若一旦雨過天晴,樓市回升在所必然。同樣,「九七」若使香港走向共產,萬事皆休,但若北京言而有信,樓市回升指日可待。金融風暴也雷同:只要守得雲開見月明,樓市不用救也。

今天香港的經濟情況不算特別差,但我們就是看不到樓市會有復甦的機會。一位同事告訴我,五月份的樓宇「銀主盤」急升。歷久以來,香港人對負資產的處理很理智,只要有機會收復失地,他們欠債還錢,喜歡繼續「供」下去。然而,失卻了希望是另一回事了。遊街救市是絕望中的要求。

我算是個老香港了。自開埠以來,香港風風雨雨、上上落落的情況,屈指難算。心驚膽戰、捱饑抵餓的日子,我這一輩的人記得清楚,從來沒有出過怨言,為著一點希望我們拚搏下去。我們是以反應快、有彈性而舉世知名的。很不幸,今天有了轉變。

「教授呀,高科技可不可以救港?」「教授呀,搞網站有沒有前途?」「教授呀,迪斯尼樂園可以幫多少?」「教授呀,中國入世貿後香港有沒有轉機?」近年多來,街上的行人,報攤的小販,的士的司機,餐廳的侍應……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問。在絕望中他們要找到一點希望,我能怎樣回答他們呢?

絕望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Hopeless State)的數學方程式,任何讀過費沙(I.Fisher)的《利息理論》的人都可在數分鐘之內寫出來。但絕望是怎樣形成的,對人的行為有什麼含義,是一些深奧的問題。

遊街救市,街還沒有游政府就救市起來了。地產股價急升。田北俊先生應該知道,政府救市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香港的困境,是在經濟結構上出現了問題,治本的辦法是大事更改結構。這一點,曾蔭權是知道的,但看來他無能為力。

三年多前,一家報章訪問我,我說香港的結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會有十年或以上的經濟不景。當時沒有誰相信我的話。跟著而來的金融風暴,我事前意想不到,也中了計。但當政府把經濟衰退推到金融風暴那裡去時,我就說這風暴只加速了無可避免的衰退。

問題所在簡單不過。自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放後,我們替中國的發展服務,賺了不少錢,皆大歡喜。但一九九三年在港大的一次講話中,我見香港到大陸去的酒樓廚師、經理等如喪家之犬,紛紛回港,就問:要是有一天,中國不需要我們的其它服務,怎麼辦?到了一九九六年,我見中國的青年一日千里,學得好、學得快,大喜之餘對香港感到大悲。

自開埠以來,沒有天然資源的香港的繁榮,是靠在國際上有競爭優勢而促成的。若中國大陸的青年有所振作,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競爭互相得益,是經濟學的黃金定律。困難是在結構上,我們的服務實在是太貴了。

公務員的薪酬高企不下,福利制度越來越誇張,醫療、教育等支出有升無減,強積金事在必行。樣樣不減,要競爭,壓力就推到樓價那方面去。

聯繫匯率出現了一個我不大明白的問題(任老弟有以教我)。在這制度下,香港的實質利率是應該與美國看齊的。但今天與美國看齊的是金錢利率。因為有通縮,我們的實質利率比美國的高出近一倍,達年息十多厘。

老實說,以人材而論,比起中國大陸,我們還是優勝的。高出一倍差不多吧。但我們的物價——包括工資與樓價——大約高出四倍,是以為難。

香港的經濟結構要大事更改,但因為壓力重重,不容易改,甚至改不了。我們不容易想到有哪一個新行業,可以維持我們這個凡價皆高的經濟。

以通縮的辦法來調整,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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