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蘋果日報》派了一位蘇州小姐來訪問我，其主題倒也別開生面，是關於我日常生活中的時間安排。該小姐見我除了經濟學外，還搞什麼攝影、書法、散文之類，不一而足，所以認為我對自己時間的安排必定超人一等。
我告訴她從來沒有安排自己的時間，永遠都是胡胡混混的；我節省時間的唯一辦法，就是自己沒有興趣的事，盡可能一於少理。
她有點不相信，問：「那你告訴我昨天晚上你做什麼？」我說：「凌晨二時睡覺，四時醒來，六時再睡，再醒時窗外日遲遲了。」她再問：「凌晨四時到六時，你在作什麼？」「是在想一個前人可能沒有想過的『絕望經濟學』的理論。」「是因為你對經濟學失望嗎？」「那是另一回事。」她再問：「什麼是絕望的經濟學？」答道：「不是的，沒有那個『的』字。」
我向她解釋說，幾天前聽到田北俊先生要帶隊遊街，要求政府救救樓市（後來因雨改期，後來又說風雨不改）。我在凌晨四時醒來，思往事，就想到一個問題。一九六七年香港有暴動，樓價下跌百分之九十，但沒有人遊街救市；一九八三、八四年香港因為「九七」問題，樓價下跌百分之七十，也沒有人遊街救市；兩年多前金融風暴，樓價暴跌百分之五十，亦不見有遊街之舉。為什麼最近樓價只下降百分之十左右，要求政府救市之聲不絕於耳？
答案是頗為明顯的。暴動可怕，市民雞飛狗走，若繼續下去，上帝也救樓市不得，但若一旦雨過天晴，樓市回升在所必然。同樣，「九七」若使香港走向共產，萬事皆休，但若北京言而有信，樓市回升指日可待。金融風暴也雷同：只要守得雲開見月明，樓市不用救也。
今天香港的經濟情況不算特別差，但我們就是看不到樓市會有復甦的機會。一位同事告訴我，五月份的樓宇「銀主盤」急升。歷久以來，香港人對負資產的處理很理智，只要有機會收復失地，他們欠債還錢，喜歡繼續「供」下去。然而，失卻了希望是另一回事了。遊街救市是絕望中的要求。
我算是個老香港了。自開埠以來，香港風風雨雨、上上落落的情況，屈指難算。心驚膽戰、捱饑抵餓的日子，我這一輩的人記得清楚，從來沒有出過怨言，為著一點希望我們拚搏下去。我們是以反應快、有彈性而舉世知名的。很不幸，今天有了轉變。
「教授呀，高科技可不可以救港？」「教授呀，搞網站有沒有前途？」「教授呀，迪斯尼樂園可以幫多少？」「教授呀，中國入世貿後香港有沒有轉機？」近年多來，街上的行人，報攤的小販，的士的司機，餐廳的侍應……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問。在絕望中他們要找到一點希望，我能怎樣回答他們呢？
絕望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Hopeless State）的數學方程式，任何讀過費沙（I.Fisher）的《利息理論》的人都可在數分鐘之內寫出來。但絕望是怎樣形成的，對人的行為有什麼含義，是一些深奧的問題。
遊街救市，街還沒有游政府就救市起來了。地產股價急升。田北俊先生應該知道，政府救市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香港的困境，是在經濟結構上出現了問題，治本的辦法是大事更改結構。這一點，曾蔭權是知道的，但看來他無能為力。
三年多前，一家報章訪問我，我說香港的結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會有十年或以上的經濟不景。當時沒有誰相信我的話。跟著而來的金融風暴，我事前意想不到，也中了計。但當政府把經濟衰退推到金融風暴那裡去時，我就說這風暴只加速了無可避免的衰退。
問題所在簡單不過。自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開放後，我們替中國的發展服務，賺了不少錢，皆大歡喜。但一九九三年在港大的一次講話中，我見香港到大陸去的酒樓廚師、經理等如喪家之犬，紛紛回港，就問：要是有一天，中國不需要我們的其它服務，怎麼辦？到了一九九六年，我見中國的青年一日千里，學得好、學得快，大喜之餘對香港感到大悲。
自開埠以來，沒有天然資源的香港的繁榮，是靠在國際上有競爭優勢而促成的。若中國大陸的青年有所振作，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大陸。競爭互相得益，是經濟學的黃金定律。困難是在結構上，我們的服務實在是太貴了。
公務員的薪酬高企不下，福利制度越來越誇張，醫療、教育等支出有升無減，強積金事在必行。樣樣不減，要競爭，壓力就推到樓價那方面去。
聯繫匯率出現了一個我不大明白的問題（任老弟有以教我）。在這制度下，香港的實質利率是應該與美國看齊的。但今天與美國看齊的是金錢利率。因為有通縮，我們的實質利率比美國的高出近一倍，達年息十多厘。
老實說，以人材而論，比起中國大陸，我們還是優勝的。高出一倍差不多吧。但我們的物價——包括工資與樓價——大約高出四倍，是以為難。
香港的經濟結構要大事更改，但因為壓力重重，不容易改，甚至改不了。我們不容易想到有哪一個新行業，可以維持我們這個凡價皆高的經濟。
以通縮的辦法來調整，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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