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後不久，我見香港的公立學校大有問題，就向當時的財政司彭勵治建議改行學券制（Voucher System）。我當時的觀點與現在的一樣：公立學校的運作大幅地浪費納稅人的錢，而教師的薪酬與他們的學問脫了節，這二者皆因納稅人或學生的家長沒有教育的話事權。套用諾貝爾獲獎人布格南（James Buchanan）的話：公立教育的供應不需要向顧客交代，而出錢的無權過問。美國的情況，是公立與私立分庭抗禮，後者給予前者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納稅人可用投票的方式去否決公立學校的經費。
彭勵治同意我的觀點，但認為要推行學券制，壓力重重，過關的希望甚微。但他還是要我去打聽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機。後來我與兩間大有名望的中學的校長提及學券制，他們強烈反對。
學券制這回事，可不是我發明的。首先提出的應該是佛利民（M.Friedman，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那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這個制度的重點，是以公家的錢推行私立學校，把話事權交回教育顧客那方面去。當然，佛老的首選是廢除政府資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學券制，資助教育就以市場的運作為依歸。佛老有先見之明：今天，美國的公立學校被私立的逼得節節敗退，轉用學券制漸趨時尚。
阿康時來運到。年多來他極力鼓吹學券制，竟然有聽音之人。不久前曾財爺蔭權也贊成學券制，不知他是聽我的，是聽佛老的，是聽阿康的，還是自己發明的。
既然財爺也那樣說（而又聽說贊成的團體越來越多），有機可乘也。學券制的好處——把教育的話事權交給納稅的家長——毋庸細說，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氣候，眾所周知，用不由我來落井下石了。
我要談的，是阿康與財爺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給他們老老實實的上一課。他們不知道的，是改用學券制之後學校的制度及其運作在結構上會有什麼轉變。那是說，在自由市場競爭下，學校的結構制度會是怎樣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學，我跑進史德拉（G.Stigler，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獎）的辦公室與他聊天。閒談中他突然問：「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學的制度與哪一個行業最相近？」一時間我無以為應。他見難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說：「是律師這個行業，美國的私立大學與大律師行的結構制度是如出一轍的。」
一言驚醒夢中人。史德拉和我於是暢談私立大學與律師行業的大同小異。大學與律師行出售同樣的服務：知識及方法。光顧的人通常需求一組專家合併的知識，所以大學以多位教授組合而成機構，而在美國的一家大律師行中，律師數以百計。
一個大學顧客所需求的知識，是多方面的組合；同樣，一個比較重要的案件，在美國是由幾個不同專業的律師組合來處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師，在一家大律師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該「行」內的資深律師議決，認為可取就晉升為夥伴（Partner），獲得長期任職的權利，這與在大學工作了大約六年，若被認為可取就晉升為Tenured Professor一樣（即由Assistant Professor升為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師行作夥伴後若干年，工作表現好就變作資深夥伴（Senior Partner），這在大學是等於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
一位大案顧客，跟一位大學生一樣，到律師行（大學）表達案情（選擇前途）後，律師行（大學）就跟他安排所需的專人組合（安排課程），安排主事律師（主導教授）。每個律師（教授），就算是同級的，其收費往往很不一樣（同級教授的薪酬在美國很不一樣）。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學系）與不同的本領（不同的學問），其收入往往大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裡，行政的權力與知識的權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學術的知識，永遠是律師行或大學的重點，因為知識是他們出售的產品。
大家同意知識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國的大律師行及一等的大學中，行政歸行政，實質的權力永遠落在知識高人的手上。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佛利民和商學院的史德拉是主要的話事人，但他們從來沒有當過系主任或院長。哈佛大學的經濟系，在一位學術較差但行政絕佳的系主任退休後，沒有同事肯花時間搞行政，逼要輪值作系主任。
是的，美國一等大學的權力結構與大律師行一樣，是以「合夥」的理念來出售知識，其產品以顧客的需求為依歸，而管理階層是為知識「夥伴」服務的。我自己的兒女在美國念幼兒班及小學時，選私立，其結構與律師行也差不多。以私立為本，需求與供應就要按市場的規律，否則必被淘汰。
上文所談及的知識出售機構的結構與權力的安排，與香港今天的公立學校相去甚遠，不可以道里計。
吃了那麼多年香港納稅人的飯，撫心自問，不免汗顏！另一方面，我贊成改用學券制，是有一點自私的成分的。在學券制度中，我會是一個可以生存的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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