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海女作家衛慧的黃色文學──《上海寶貝》──被禁,一舉成名,台灣的「盜版友」過癮之極也。朋友給我讀幾段「寶貝」文字,作者不簡單:文字好,想像力強,不做作,文藝的氣質溢於紙上。可以這樣說吧:衛慧是一個相當有天份的作者。
至於《上海寶貝》那樣的作品應否被禁,是見仁見智的事了。我在美國求學,在那裡生活了二十五年,當然認為該書無傷大雅,是不應該被禁的。該書在香港由天地圖書出版,三聯等書局於門前當眼處銷售,摩登小姐在地鐵公然讀之,其意識可與美國佬打個平手。
文化背景不同,時代的感受不同,中國大陸禁銷《上海寶貝》,可以理解,我們沒有客觀的理由反對他們的價值觀。當然,大陸之禁,使衛慧小姐因禍得福,一夜之間聲名鵲起,成為國際人物。老外為之嘩然,應該是因為像我一樣,認為作者有天份,此乃英雄所見略同也。要是《上海寶貝》文筆欠通,俗不可耐,大陸就算把作者拿去殺頭,老外是不會多管閒事的。
以上都不是問題。問題的所在,是中國大陸把《上海寶貝》的出版社「整頓」,禁止該社出版任何書籍三個月。「整頓」者,「封艇」也,有殺一儆百之效。出版社是政府的,員工出的是政府的糧,據說此「封艇」三月是停職發薪的。這樣,政府行的是苦肉計。何自傷至於斯耶?
實不相瞞,衛慧小姐的「封艇」雄風,拖累了我。事緣有好幾家大陸出版社要以簡體字出版我的書,尤其是《賣桔者言》。但他們認為我的文字過於敏感,要刪除一些文章及修改一些文字。天下間沒有任何作者喜歡讓人家左刪右改的。於是,我們大家要談的不是稿酬或版稅的問題,而是刪改的多少。想不到,因為衛慧小姐的風格與際遇,亮了紅燈,刪改的商談毋庸細說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我其他的作品姑且不談,但《賣桔者言》受到香港及大陸的年青讀者重視,主要是該書對他們的思維有點幫助。書中對產權經濟學的分析,大陸的出版社不反對,對讀書及思考的方法,他們更不反對。他們反對的是那些批評共產制度及馬克思的文字,或批評北京高層的任何人。
奇怪,在《賣桔者言》中,大陸的出版社最不敢刊登的是《向港英致敬》那一篇文章。一九八四年一月,「九七」問題搞得風聲鶴唳之際,我用真情實感下筆,訴說自己在香港長大的一些往事與感受。香港讀者的反應非常好:沒有誰在香港長大的對夏鼎基時代及之前的香港,會毫無感激之情。感情的表達是什麼罪過了?
不要誤會,我不是要替自己辯護,更不是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在大陸賣得洛陽紙貴。我要把文章在國內出版的意圖,是希望那裡的年青人能學得一些什麼。以「封艇」的辦法來扼殺言論、文字,在今天的世界只會有反效果。我要指出的有四點。
第一,在訊息發達的今天,禁止讀物根本禁不了。幾年前毛澤東私人醫生所寫的書,在大禁特禁之下,我在中國大陸遇到的知識分子沒有一個沒有讀過。有一次,帶幾幅朋友送的字畫回港,廣州的海關要檢查。關員認得我,暢談甚歡。我問:「假如我帶的是毛澤東私人醫生的書,你們會怎樣?」答曰:「當然扣起來了!」我說:「扣起來是自己帶回家去讀吧。」關員微笑道:「不要說得那麼大聲!」最近衛慧小姐的《上海寶貝》被禁,你說大陸的讀者是增加還是減少了?
第二,壓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大。一九七三年我被邀到台灣一行,那時該地禁止言論,但在數之不盡的明目張膽的「地下」書店中,痛罵政府的書籍數量驚人。他們把李敖關進火燒島內,效果又怎樣了?我可以肯定,若中國大陸不提早解禁,將來的地下書店不會比昔日的台灣少。
第三,左禁右禁,免不了會禁止一些對青年大有益處的好書。禁止他們閱讀是禁不了的,但公開研討那樣重要的思維發展,就難以成事。起碼,老師不敢公然介紹或鼓勵學生去讀禁書。
第四,因為政府要禁止某些讀物或言論,他們必定要控制出版的機構。這樣一來,所有合法的出版機構都是國營的。出版於是成為政府特有的專利權。久而久之,為了要維護特權利益,就是政府要開放言論,特權分子必定左推右擋!那是說,長此下去,總有一天,禁止言論不是為了禁止,而是為了維護特權利益。
是二十一世紀了。傳真、電腦,又或是什麼網呀網的,你要怎樣禁?還是大方地走進二十一世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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