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21, 2000

從鄭美蓮看香港的藝術文化

因為天生耳朵有缺陷,我對音樂心有餘而力不足——喜歡聽但不敢嘗試,喜歡欣賞但成不了鑒賞家。

是我之幸,一九六一年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進入了研究院後,我遇到幾位懂音樂的朋友。他們要跟我學攝影,就把他們所知的音樂知識與我交換。其中一位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在波蘭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獲季軍。我拿自己的攝影作品給她看,她就彈兩個小時鋼琴給我聽。知識換知識、作品欣賞換作品欣賞的玩意,是發展學術或藝術的必需條件。然而,回港工作十八年,這種「例行公事」的交換(交流)我沒有遇上。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學,該市什麼其它我喜愛的娛樂也沒有,但藝術文化卻是一流。博物館中的印象派畫作,目不暇給,而舉世知名的音樂廳,其管弦樂隊有口皆碑。另一方面,造訪的表演高手每星期起碼有一兩個。我愛聽鋼琴,所以當時的鋼琴名家我差不多全都聽過。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鋼琴高手雲集,是該世紀的鋼琴黃金時期了。

當時在芝大,我的除稅薪酬大約是每月七百美元。起居飲食用了四百多,餘下來的,沒有其它娛樂,聽音樂是唯一可以花錢的地方。有一位比我還要窮的朋友,愛音樂重於生命。他沒有錢捐出去,但經過多年的辛苦耕耘,他與芝加哥音樂廳的辦事人搞上一些關係,或許是辦事人可憐他對音樂的癡情,所以這位窮朋友有辦法買到上佳座位的門票。縱然有關係,好些時他沒有錢買票,我要去聽時就「資助」他。

皇天不負苦心人。要上佳的座位,有時我們要付上佳座位的票價,但好些時我們收到情報,在不「爆」的情況下我們可買廉價票而在最後時刻把座位升級。一位高人演奏,幾個月前,為了要節省十元八塊,我那位朋友就要使出渾身解數,雄才偉略,偷天換日,通常可以賺得一點甜頭。

記得有一次,息演多年的Horowitz要到芝加哥表演兩場。我說聽一場就夠了,但該朋友說一定要聽足兩場。問題是,Horowitz復出是世界大新聞,能購得門票已是天之驕子,更勿論有甜頭了。後來我們要買「黃牛票」才聽足兩場,破了產,之後幾個星期不再聽音樂演奏了。

回港任職十八年,因為各種原因我去聽音樂演奏只有五、六次。最近朋友請我去聽一位名叫鄭美蓮的女鋼琴家演奏,事前以為是一位普通的後起鋼琴手。名字擺明是香港人,觸發了我的好奇心。香港出生的鄭美蓮來頭倒也不小。她早在一九八六年就拿得魯賓斯坦國際鋼琴大賽的首獎,又於一九八八年獲蒙特利國際大賽首獎。我對什麼「獎」從來不重視,但鄭女士的演奏實在好,好得出奇,使我喜出望外。她的技術好不在話下,而更為重要的是她彈出來的是好音樂。

鄭美蓮有颱風,態度可人。她彈的兩首莫扎特非常好,證明她的音樂細胞是上選的。一首德布西(Debussy)彈得十分精彩。另一首加籍華裔作曲家盧易的新潮「古典」作品,有新意中竟然不難聽!(說句衷心話,一般的新潮「古典」音樂,難聽得要命——我是個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

令我感歎的是,在香港大會堂的一個不大的演奏廳中,聽眾竟然佔不到三分之一的座位。最佳座位的票價只一百四十港元,鄭美蓮是香港人的光榮,而她只演奏一次,知音人怎可以那樣少的?既然是小演奏,怎可以花籃也沒有一個?

說香港沒有文化,是不對的。但說香港沒有藝術文化,卻是對了。富有的地方通常都附帶著有聲有色的藝術文化。香港歷來富有,但藝術文化低下如斯,可算是異數了。

回港十八年來,我曾經到過好幾家大富的宴會廳,但從來沒有見過牆上掛著一幅有重量的藝術作品。李嘉誠等人怎可以沒有一個藝術收藏部門的?

香港藝術館展出的作品,怎可以輕而易舉地被上海比下去?當然,像米南宮的《多景樓詩》(現存上海博物館)那樣重要的作品,有錢也買不到。但香港的收藏家多的是,長期借出來轉換展出,應該琳琅滿目,整體來說會在上海之上。

年多以來,香港蘇富比一連三次的中國古書畫拍賣,精品甚多(這可不包括什麼圓明園怪獸)。我屈指一算,將這三次拍賣的古書畫精品全部買下來,只億多港元而已!那是說,不借而買,要搞一家世界級的中國藝術博物館,三幾億港元就可以辦到,而那只不過是梵高的半張精品罷了。這是香港眾多百億富豪的九牛一毛,捐出來是那樣有意思的事。(美國首富蓋茨,捐出了一千七百多億港元。)

我可以用一個自己能作證的例子,來說明炎黃子孫對藝術文化的漠視。去年我在上海一家拍賣行拍得兩小幅清初大詞人納蘭容若手書的字。幾位專家朋友都認為是真無疑。不是精品,但納蘭容若是南宋辛棄疾之後到今天的第一詞人,雄視神州七百多年的,而其遺傳下來的墨寶甚少。你說我用多少錢買到這兩小幅?

人民幣三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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