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語高行健先生

一百年前，法國印象派大畫師莫奈說過這樣的話：「好些人老是要明白我的作品，要解釋一下。但我的作品根本不用明白，不用解釋。我的作品需要的只是他們的愛。」這是衷心話。莫奈說的是創作的本身不用解釋，繪畫如是，而我認為音樂如是，所有藝術皆如是，科學的創作也如是，而文學則更如是了。



莫奈的哲理有微妙的一面。你問我自己在經濟學上的《佃農理論》是怎樣想出來的，受到哪些影響，有什麼來龍去脈，我可以向你解釋得一清二楚，而外人是不可能比我自己更清楚的。但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在經濟學上搞些創作，那我就無以為應。我搞創作只是喜歡搞，別無其它。要是你逼我解釋為什麼要創作，我可能會胡亂地給你一些答案。不是真的。自己也不知道、不明白的事，怎可以向你解釋呢？



莫扎特是個偉大的音樂創作天才。他應該知道自己受到誰的影響，明白自己每首作品的思維。但為什麼莫扎特要創作，那就只有天曉得。天分奇高，品味如是，朋友欣賞，就忍不住動起筆來了。奇怪，創作的人不明白自己為什麼會那樣做，但外人卻可以說得天花亂墜，偉論滔滔。莫扎特自己不明白，外人卻說明白他，對外人的話，莫扎特聽來會怎樣想？



以上的觀點可不是我發明的。作學生時我讀到英國數學大師凱迪（G. H. Hardy ）在三十年代所寫的《一個數學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 ），書中的第一段使我茅塞頓開。這段人類思想史的名言不容易譯得好，故先讓我把英語原文給讀者參考：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譯過來的大意是：



「一個職業數學家寫關於數學的事是悲哀的。數學家的本分是做點什麼，創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數學增加一點，而不是談論自己或其它數學家做了些什麼。政治人物鄙視評論政治的人，畫家鄙視藝術評論者，生理學家、物理學家，或數學家通常都有類似的感受。沒有任何嘲笑，能比創作者對解釋者的嘲笑來得深奧，或在整體上更為合理。闡釋、批評、欣賞，都是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



當然，凱迪在上文提到的，是數學的創作。他是說創作的人自己不應該評論，無需解釋，而創作的人鄙視解釋的人，是深奧而又合理的。



在我所知的眾多造詣中，大部分既可創作，也可仿襲，或以技術取勝。但只有一項——文學——非創作不行。文學不創作就不是文學。所以我用《文學是不需要解釋的》為此文之題，也是說「創作是不需要解釋的」。我本來想用《文學創作是不需要解釋的》為題，但細想之下，「創作」二字可以省去。



高行健先生拿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炎黃子孫，我當然高興。但當我聽到他的諾貝爾演辭題目是《文學的理由》，就嚇了一跳。心想：「糟糕！他怎可以此為題呢？他是要解釋，而更頭痛的是要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做文學創作！」這是犯了創作者的大忌，演辭不可能寫得好，而若一不小心，就不免冒犯了其它的文學創作者。諾貝爾獎是說高行健有一等的腦子了，何必自作解釋，把自己的腦子降為二等？



最近朋友傳真給我高行健先生的諾貝爾演辭，一如所料，是「解釋」之作，犯了創作者的大忌，而以教授的資格來品評，該演辭的水平只是差強人意的學生習作。解釋為什麼要創作不容易寫得有水平，更何況作者是要解釋自己。這樣說，可不是說高行健先生的諾貝爾獎是不值得的——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以《文學的理由》為題是選錯了題目，落筆打三更。文學需要有什麼理由？創作需要有什麼理由？台灣的《聯合報》說得高行健先生的諾獎演辭怎樣重要，但我就是看不到皇帝的新衣！



我同意數學大師凱迪的話，認為創作只是要做一點什麼，加上好奇心，就做一些比較新而又過癮的。我自己往往這樣做，因為覺得可以一舒胸懷，有點痛快感，而有時獨自思考，海闊天空，其感受很特別，有點自豪。我認為這是某些人的常情，而另一些人則喜歡做其它的事。我也認為香港的教育制度，框框太多、太緊，使本來有創作之常情的學生，為了考試死記而被迫脫離了創作之途。



不要清高地說創作或文學是與金錢無關的。人類歷史上，創作的盛衰必定與經濟的盛衰有正面連繫的。可悲的是，日新月異的今天，文學創作舉世都在走下坡。這是不容易理解的。炎黃子孫的命運更如是。昔日張愛玲在上海，久不久寫一篇創作文章，生活過得很寫意。其後就賺不到錢，不再寫了。舒巷城曾經告訴我，在報章上發表一首新詩的報酬，只換得一碗魚蛋粉。美國的情況好一點，但也好不到哪裡去。昔日海明威一篇短篇小說，其價高於一位大畫師的一幅精品。今天在美國暢銷的書，算不上是文學。



文學無價，是文學走下坡的原因。然而，繪畫、雕刻、建築等藝術，今天的市場十分好。「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那是為什麼？

從資助教育的兩個基本原則說起

二月二十日的《蘋果日報》有一個大字標題：《羅范椒芬舌戰張文光》。顧題思義，這是關於政府資助教育應多應少或應加應減的「舌戰」了。羅范椒芬是教育統籌局局長，是政府的人，面對赤字財政，要節省教育資助是很自然的。張文光是教協頭頭，代表教師公會，要增加政府教育資助不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減，毫無原則的爭議，「舌戰」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決辦法。我說沒有原則，是一方面為教師爭取收入，這是與資助教育的本意脫了節的；另一方面要減少支出，也與資助教育的原意脫了節——難道政府大有盈餘，就應該樂善好施，大花納稅人的錢？



衡量政府資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兩個原則是沒有誰可以合理地否決的。



第一個原則是資助教育從來都是指資助學生——尤其是熱衷於求學但出不起錢的學生——而不是指資助教師或學校的。當然，政府資助學生，對學校的員工及教師會有好處。但學校不是出糧機構，他們的存在是為了出售知識，學生是顧客。把錢交到學生手上，指明只限於求學的用途，就是資助教育了。至於學生要學些什麼，要進哪間大學，到哪個地方去就學，一般來說，其選擇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況本末倒置，資助的錢交到學校去，學生顧客沒有什麼發言權，而校方出售的知識是否有所值，沒有市場衡量過。要是資助教育的本意是資助學生的話，那麼老實說，張文光先生就沒有什麼資格在這方面發言了。他不是代表學生工會，而是代表教師工會的。但資助教育可不是資助教師，是多是少教師及他們的代表無權過問。



不要誤會，我不是在搞什麼文字遊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認為兒童是應該多喝牛奶的。政府於是資助兒童喝牛奶，把換奶的憑券交到兒童的父母手中。如果當年美國的市政府把資助牛奶的錢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讀者認為會怎樣呢？



要爭取多一點政府的牛奶資助，出聲要求的人應該是兒童或兒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當然，當年在美國，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張文光先生那樣，跑到政府作說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動了。事實上，有些城市中了計，要政府把牛奶錢交到商人的手上，換來牛奶價格管制，一塌糊塗，最後是取消牛奶資助。



第二個資助教育的基本原則，像資助牛奶一樣，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場的判斷為依歸的。教育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場不值錢，說得怎樣高深，怎樣曲高和寡也無補於事。君不見，今天美國前二十五名的大學，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場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愛因斯坦，要研究市場沒有價值的相對論，而你自己又沒有家傳的錢，那麼你要找點外來的研究金是不難理解的。在美國，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設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個研究者的申請，而香港政府對大學所供應的研究金大為可觀，在比例上遠高於美國。但這些是資助沒有（或看來沒有）市場價值的研究，不是資助教育。我們要資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們認為需要購買而又樂意購買教育的人出不起錢，政府就隨緣樂助了。



不要以為有些學問或教育大有意思，對社會大有貢獻，但在市場賣不起錢，所以政府就應該資助這些教育了。你可能認為醫學呀、工程學呀、金融、經濟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學、藝術、歷史之類，很重要的教育，沒有市場，是需要資助的。這觀點不對。要是查良鏞講中國歷史，董橋講文學，黃君實講中國藝術史，黃永玉講中西藝術比較，黃苗子講八大山人——收入場費，你會見到我付錢聆聽。在美國念研究院的兒子告訴我，在他的大學，凡是值得聆聽的學術講話，例必高朋滿座，要收入場費是沒有困難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學教育而言，絕大部分的學系是有市場價值的，但學生上課的習慣非常差。這一則是免費的學習搞不起學術氣氛（據說外間的中學補習社交了錢的學生一定到），二則是老師的教法提不起學生的興趣。香港的大學的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是自然科學（如物理等）的市場需求甚小。這些是我個人最佩服的學問，但在香港的就業市場，一個物理學畢業生不知道到哪裡才能找到與所學有關的工作。



我說過好幾次了：政府應否資助教育，是主觀的問題，我們不能以客觀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們認為必須資助教育，那我們就要按原則從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亂說一通。我們要把研究的資助與教育的資助分開（香港政府是分開的，但到了大學就起了混淆）。我們要明白資助教育，是資助學生，不是資助學校或老師（這一點，香港政府大錯特錯，因為我們採用的是「直資」，把錢直接交到學校手上）。我們也要明白教育或學問是一種產品，其價值是要以市場為依歸的——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聖。然而，在龐大資助下的香港教育，因為市場顧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選擇，教育的概念變得「清高」、「神聖」起來了。



無論怎樣說，來來去去我們只有一個結論：要資助教育，能遵守上述兩個基本原則的可靠辦法，是推行學券制。

廣州閒話（二之二）

初二早餐後，到佛山文昌沙華英（一中）母校一行。同行的有《廣州日報》的兩位新認識的朋友。他們要替我作訪問。《廣州日報》銷紙一百七十萬份，四十版紙，零售人民幣九毫（報販只賺一毫左右）。該報館員工二千三百人，廣告收益每年十三億。這些數字顯示在國內搞刊物大有可為。



在酒店內我有機會拜讀這份報章，文字流暢，排版也算高雅，但似乎還是報喜不報憂。我向新認識的朋友提出這點質疑，他們的響應，是「報憂」沒有問題，但在國內辦報有兩大忌。其一是忌談政治，其二是忌談宗教。前者容易解釋，但後者就不容易明白了。朋友的解釋，是政府恐怕教徒生事，尤其是少數民族的宗教徒，所以不容許刊物言論開罪這些人。可能我聽得不清楚，但問題想來不是朋友所說的那樣簡單，是有學術研究價值的。



到了文昌沙，百萬平方呎的華英（一中）校園有不少新建築物，四十年代的舊房子只留存三間。雖然是新春假日，正、副校長還能抽空出來見我。在最大的一所舊房子的後園有一株老樹，我對副校長說：這樹五十多年前不存在。他問我怎可以記得的？我說那後園是我當年每星期六被罰企的地方，一草一木歷歷若前日之物。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帶著副校長及幾位朋友到鄰近的酒家吃午餐，是很大的酒家，像在國內我見過的其它一些酒家那樣，內裡設有「食街」。那是說，點菜時，顧客可到「食街」選購。這家獨出心裁，「食街」分五個部門：海鮮、小炒、家禽、蔬菜、湯類等。那是地價或租價相宜的玩意了。



比起一九七九年，中國的人口上升了不少，但七九在廣州時，要在市場上買一隻雞蛋也不容易。今天所見，食品琳琅滿目，就是蝦也分河呀海呀等五、六種。同樣的人，同樣的地方，只要制度一改，生活的改進簡直如天方夜譚。產權制度對民生有驚人的決定性，一字都冇咁淺，但為什麼今天還有那麼多的經濟學者不相信？我想，天下間的蠢才多得很。



因為有高速公路，從佛山到白天鵝只需二十分鐘。在白天鵝的咖啡廳接受了訪問後，他們（訪者）請我和太太到一間吃住家菜的地方進晚餐。是要預先訂座的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內裡的佈置很古雅，據說裝修花了一百萬元。生意很不錯，大約有十個吃飯的房間，供應午餐、晚餐、及晚餐後的茶座——為喝茶清談而設的。菜式特別、新奇，我從來沒有見過，但味道並不怎樣。我想，以新奇取勝也是生意之道。



飯後喝酒去也。天大寒，風如削，在小巷上走了一段路我凍到心底裡去。酒吧是新朋友的朋友開的。設計簡陋，目的是搞氣氛。用報紙造的燈籠，木造的椅，音樂平靜，可見五指，但不能讀。我叫了黃酒，要熱的。老闆拿來用火酒的小熱爐，黃酒小壺放在上面，燒呀燒，我喝呀喝，喝個不停。朋友以為我是個酒鬼，但我是因為凍得厲害，以酒取暖。我從來沒有喝過那樣美味的黃酒，可惜喝了兩壺不好意思再叫了。



初三起來，游白雲山去也。此山我以前到過兩次。但這次見到裝設了送遊客上山的吊車，不以為然，因為山景破了相。我們是駕車登山的。每位遊客收十元，但收錢的人見到我的白髮，說：「阿伯，你不用付錢了！」我的太太聽到就搶說：「我也是阿婆，不用付錢吧。」收錢的人不管，收她一份。



我想，白雲白髮兩堪哀！我又想，六十五歲了，還沒有去申請香港的生果金，豈不是便宜了老友聖誕權？



白雲山之行後，到海珠中路看五十多年前的故居。房子到今天還沒有改建，但鄰近的杏花巷，我兒童時放風箏的地方，已沒有空曠地，蓋的房子很舊，看來是六十年代的建築物。在故居斜對面，海珠中路與惠福路交界處的得心酒樓，竟然還在，還是五十多年前的老建築。睹店思情，我們三人進去吃午餐。那是一九四五年我第一次到過的酒樓，而那時可能已經營了很久了。



這麼多年連名字也沒有改的酒樓，在香港恐怕一家也找不到，更何況得心歷劫滄桑，經過什麼日本仔呀，國民黨呀，公私合營呀，國營呀，承包呀種種。今天的得心，內裡的陳設比五十多年前清潔得多，而食品價廉物美，是我這次到廣州最可口的食肆。據說生意非常好，酒樓三層日夜全滿五次。管理的人聽到我在五十六年前到過那裡，把我看作武陵人，皆前來問訊。可惜一時間我忘記了問他們今天的經營產權是怎樣的。



午餐後到上、下九路一行。那是昔日廣州最旺盛之區。今天改作「步行街」，人頭之多，可謂奇觀。所謂「步行街」，是禁止車輛行駛的街道。這概念可能起自日本，近幾年在國內頗流行，是一個聰明的生意眼。以陳舊不堪的房子掛帥，他們簡單地修補一下，而最重要的是把外牆塗上了各種不同的顏色，使人有新潮藝術的感受。去年在武漢見到以同樣手法處理的步行街，更有看頭，因為那裡的舊房子是古老的歐洲建築物。



我認為香港政府要考慮把舊尖沙咀、旺角等地區的狹窄街道改作步行街，請一些色彩專家為之新潮一下。這會是吸引遊客的相宜玩意。



到了晚上，在白天鵝賓館訂了酒席宴請姊姊一家。市場掛帥，再不用走後門了。俯視珠江，環境優雅，菜式平平，價錢三倍。



（二之二）



更正

上期王副省長歧山之「歧」，乃「岐」之誤，特此更正。

廣州閒話（二之一）

一九四五至四八年間，我在佛山華英念中、小學時，爸爸有一家分店在廣州，在海珠中路。那是一間三層小房子，地舖經商，二、三樓是居住之所。每逢週末或假日，我都到那裡小住。解放後，一九五一年的暑期，我又到那裡住了兩個月。其後在一九五七年初，澳門富商何賢邀請一群香港唱粵曲的到廣州演唱，我魚目混珠，以攝影師的身份跟隊前往。



五七年那次到廣州，最難忘的是看大戲《搜書院》後替紅線女拍照。可能當時我還年輕，但覺得從來沒有遇到一位更迷人的女人。這個女人的聲線之佳，說可繞樑三日是低貶了。



我再訪廣州，是二十二年之後的一九七九年了。是糊里糊塗地坐飛機去的。（阿康也一起去，今天還欠我機票錢。一笑。）下機，見到離別了二十多年的姊姊，劫後餘生，恍若隔世，大家禁不住流下淚來。那次廣州行，有兩件難忘的事。



其一是到佛山華英母校（一九五○年改名佛山第一中學），一別三十多年，夢裡依稀，校園破舊。雖然三十多年前我只是那裡的一個小學生，但七九年的校長竟然記得我的名字。我在華英時該校長可能還未出生，就是出生了還是個小孩子，怎可以記得我？原來我少小時在華英的頑皮破了該校的紀錄，因此成了名。



那次訪華英（一中），問及四十年代的老師，回答是在文革期間，被斗的斗死，自殺的自殺，無一倖免。只是我小六時的一位呂老師，不知所終，也沒有誰記得起這個人。



七九之行，還有另一件難忘的事。那時廣州一貧如洗，晚上烏天黑地，就是有錢也不容易買到飯吃的。好不容易左托右托，在某迎賓館訂得一席菜，請姊姊一家及一些幹部朋友吃晚「宴」。（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立叔。）宴到中途，我見兩位年青的外甥女在地上拾雞骨。問她們拾來作什麼？答說要拿回家煲湯。



悲從中來，回美後我出盡辦法，把這兩位外甥女弄到美國跟我念大學。那是一九八○年。兩位小姐到了美國，隨地吐骨，有點像荒山野人。更頭痛的是，她倆對英語目不識丁，怎可以讀大學的？張家的基因要感謝上帝，六年之後一位成了藥劑師，另一位拿得電機工程碩士。今天她們是專業人士，自己有了可愛的家。



自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我到過廣州五次，大都走馬看花，乏善可陳。最短暫的一次，是大約五個月前，我被邀請到那裡會見王歧山。久聞王副省長是經濟大師，而年多來廣東的經濟大有起色，聽說都是歧山之功，就忍不住要去瞭解一下這個人。中午從港坐汽車，下午抵穗，吃了一點小食，會見英雄，步出大廈，回港去也。這樣，在廣州只勾留了幾個小時。



王副省長的神功——其經濟神功說來話長，且談其它的——是能細說多項關於我的軼事，對錯參半。最奇怪的大錯，是他聽到我每次會談或演講之後，一言不發就立刻離去。把我說得那樣神龍見首不見尾，雖然不對，卻會使人覺得我是個怪人，飄忽無常，非五常也。



聽說王歧山因為在廣東辦得好，快要陞官（不一定發財）到北京去。雖是傳言，卻也可信。「可信」是因為這些年來，凡是做得特別好的幹部，往往被調到北京去。我認為這樣做有點糊塗，也有點不幸。既然做得好，調之作甚？要獎賞王歧山，大可加薪十倍。陞官是政治上的認可，除非王歧山能升至全國的經濟大師，否則單管廣東經濟為上也。



能夠有空餘時間去體會一下廣州的實際生活情況，還是最近新春假日期間的廣州之行。是年初一（一月二十四日）去的，初四返港。天氣並不可人：先是雨，後是寒。



直通火車只需一小時三十二分鐘，晚上六時十七分抵達。廣州東的新火車站大而無當，要找約好了的接車朋友並不容易。訂好了白天鵝賓館，但朋友說那裡晚上燒煙花，要封路，所以先吃晚飯。飯後八時，駕車本來只兩分鐘的路程，但轉來轉去轉了兩個多小時。原來廣州燒的是慢煙花。相比之下，香港燒的是快煙花：十多枚一起放，滿天星斗，二、三十分鐘就燒完了。廣州是慢慢來，放三幾枚，停一下，又放三幾枚……



不是要替他們作宣傳，但白天鵝賓館的管理值得一讚。房間清潔，而服務的員工很有禮貌。難得的（而我認為是多此一舉的）是每層樓都有一位女侍應站在電梯門前，笑容可掬，款待賓客，晝夜不分。我問其中一位每更要站多久，答說八個小時。「不很累嗎？」「站慣了。」雖然這是廉價勞力才能得到的服務，但知道每位小姐每天要站八個小時，心裡不舒服。應該不多管閒事的。



第一天的晚上無所事事，到白天鵝的酒吧聽歌去也。是六個菲律賓人的樂隊，唱四種語言，或緩歌慢舞，或吵啊吵的士高，震耳欲聾。一邊珠江無言空自流，另一邊燈光閃閃，好像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我想，曾幾何時？



那酒吧內有一個不難理解的經濟現象。每位客人收費人民幣八十八元，除酒外所有飲品無限供應，不再收費。這樣，你道招待如何？第一杯飲品送到後，你要添飲，侍應千呼萬喚也不來。其後兩晚在廣州，所到之處，凡有最低消費的皆如是。每杯計錢的呢？你不添飲侍應就來麻煩你。



（二之一）

《挑燈集》前言

這本書是一九九三年四月至一九九四年六月在《壹週刊》發表的散文的結集，補加了兩篇文章：《雄軍盡墨話當年》談容國團，一九八九年四月發表於某日報；《似非而是》說林風眠，一九九八年發表於上海。這兩篇文章是比較稱意的。

比較稱意的文章要碰巧，別無他法！那是說，在一本結集中，若有三分之一文章值得一讀，就值回書價了。近兩年來，我自己的可讀文章的百分比似乎高了一點，是個奇跡。

《挑燈集》的文章發表後五年才結集成書，那是一九九九年十月。很不幸，因為這延遲，在文字及時間上有好些地方我應該修改、補充，但卻沒有做，令我尷尬不已。這次再版，將功贖罪，除修改外加了十二個「後記」，故稱之為「增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