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助教育的兩個基本原則說起

二月二十日的《蘋果日報》有一個大字標題：《羅范椒芬舌戰張文光》。顧題思義，這是關於政府資助教育應多應少或應加應減的「舌戰」了。羅范椒芬是教育統籌局局長，是政府的人，面對赤字財政，要節省教育資助是很自然的。張文光是教協頭頭，代表教師公會，要增加政府教育資助不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減，毫無原則的爭議，「舌戰」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決辦法。我說沒有原則，是一方面為教師爭取收入，這是與資助教育的本意脫了節的；另一方面要減少支出，也與資助教育的原意脫了節——難道政府大有盈餘，就應該樂善好施，大花納稅人的錢？



衡量政府資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兩個原則是沒有誰可以合理地否決的。



第一個原則是資助教育從來都是指資助學生——尤其是熱衷於求學但出不起錢的學生——而不是指資助教師或學校的。當然，政府資助學生，對學校的員工及教師會有好處。但學校不是出糧機構，他們的存在是為了出售知識，學生是顧客。把錢交到學生手上，指明只限於求學的用途，就是資助教育了。至於學生要學些什麼，要進哪間大學，到哪個地方去就學，一般來說，其選擇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況本末倒置，資助的錢交到學校去，學生顧客沒有什麼發言權，而校方出售的知識是否有所值，沒有市場衡量過。要是資助教育的本意是資助學生的話，那麼老實說，張文光先生就沒有什麼資格在這方面發言了。他不是代表學生工會，而是代表教師工會的。但資助教育可不是資助教師，是多是少教師及他們的代表無權過問。



不要誤會，我不是在搞什麼文字遊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認為兒童是應該多喝牛奶的。政府於是資助兒童喝牛奶，把換奶的憑券交到兒童的父母手中。如果當年美國的市政府把資助牛奶的錢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讀者認為會怎樣呢？



要爭取多一點政府的牛奶資助，出聲要求的人應該是兒童或兒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當然，當年在美國，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張文光先生那樣，跑到政府作說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動了。事實上，有些城市中了計，要政府把牛奶錢交到商人的手上，換來牛奶價格管制，一塌糊塗，最後是取消牛奶資助。



第二個資助教育的基本原則，像資助牛奶一樣，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場的判斷為依歸的。教育不是什麼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場不值錢，說得怎樣高深，怎樣曲高和寡也無補於事。君不見，今天美國前二十五名的大學，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場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愛因斯坦，要研究市場沒有價值的相對論，而你自己又沒有家傳的錢，那麼你要找點外來的研究金是不難理解的。在美國，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設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個研究者的申請，而香港政府對大學所供應的研究金大為可觀，在比例上遠高於美國。但這些是資助沒有（或看來沒有）市場價值的研究，不是資助教育。我們要資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們認為需要購買而又樂意購買教育的人出不起錢，政府就隨緣樂助了。



不要以為有些學問或教育大有意思，對社會大有貢獻，但在市場賣不起錢，所以政府就應該資助這些教育了。你可能認為醫學呀、工程學呀、金融、經濟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學、藝術、歷史之類，很重要的教育，沒有市場，是需要資助的。這觀點不對。要是查良鏞講中國歷史，董橋講文學，黃君實講中國藝術史，黃永玉講中西藝術比較，黃苗子講八大山人——收入場費，你會見到我付錢聆聽。在美國念研究院的兒子告訴我，在他的大學，凡是值得聆聽的學術講話，例必高朋滿座，要收入場費是沒有困難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學教育而言，絕大部分的學系是有市場價值的，但學生上課的習慣非常差。這一則是免費的學習搞不起學術氣氛（據說外間的中學補習社交了錢的學生一定到），二則是老師的教法提不起學生的興趣。香港的大學的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是自然科學（如物理等）的市場需求甚小。這些是我個人最佩服的學問，但在香港的就業市場，一個物理學畢業生不知道到哪裡才能找到與所學有關的工作。



我說過好幾次了：政府應否資助教育，是主觀的問題，我們不能以客觀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們認為必須資助教育，那我們就要按原則從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亂說一通。我們要把研究的資助與教育的資助分開（香港政府是分開的，但到了大學就起了混淆）。我們要明白資助教育，是資助學生，不是資助學校或老師（這一點，香港政府大錯特錯，因為我們採用的是「直資」，把錢直接交到學校手上）。我們也要明白教育或學問是一種產品，其價值是要以市場為依歸的——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聖。然而，在龐大資助下的香港教育，因為市場顧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選擇，教育的概念變得「清高」、「神聖」起來了。



無論怎樣說，來來去去我們只有一個結論：要資助教育，能遵守上述兩個基本原則的可靠辦法，是推行學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