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是回手棋

「舉手不回大丈夫！」這是中國象棋歷來的玩法。當然，任何象棋比賽，回手是絕對不容許的。朋友，你認為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容許回手呢？這樣問，你以為我是發神經嗎？

是不膚淺的問題！下棋回手可以雙方皆回，有公正的規例，說明每方每次可回多少步，每局可回手多少次等。讓我再問吧：如果要找出真真正正的天下棋王，你認為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容許回手？你多半不同意，但我認為是應該容許回手的。

少年時下象棋我就有這樣的一個發現，在「舉手不回」與「隨意回手」這兩種規則上，不同的棋手往往有很不同的優勢。那是說，一些棋手下棋，「回手」與「不回手」的水平差不多，但另一些則「回手」的水平遠勝「不回」的。我自己是後一類。下棋讓我回手，要勝我不容易。當年的旁觀朋友往往大叫：「不能讓張五常回手呀！」我的回應永遠是：「我回你又回，好不好？」對弈者總是說：「不好不好，比賽是不能回手的。」他們都知道，我是個回手棋王。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要找出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高手，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公正地容許回手呢？你或者認為比賽有規例，規例說不能回手就不能。你或者又認為可以有兩種比賽，一種不容許任何回手，另一種則讓雙方有同等的回手選擇。那麼問題是：究竟哪一種比賽可以客觀地衡量真正的棋王呢？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吧。當然，雙方可以回手，比賽時間可能很長。但問題是不管時間長短，只求誰是上帝認同的天下棋王。

我提出上述的回手棋例子，是因為寫文章也可看為比賽，雖然我自己很少那樣想。但寫文章是可以回手的：改來改去就是回手了。是的，長大後寫經濟學文章，跟少年時下象棋一樣，我喜歡回手，自己比較重視的文章易稿五次是起碼的了。奇怪，從來沒有人對我說：「舉手不回大丈夫，你不能回手改文稿！」

昔日在芝加哥大學，遇到一位舉手不回的文章高手。那是夏理·莊遜（H. G. Johnson），二十世紀發表最多可觀經濟學文章的應該是這個人。夏理和我共用同一女秘書，所以我清楚知道他的文章是舉手不回的：稿不易，字不改！當時我是無名小卒，與大名鼎鼎的夏理·莊遜共用女秘書的原因，是他的文稿太多，要找個小卒來共用。

夏理（已故）的文章是好的，但不是那麼重要。舉手不回而能寫出他的水平是奇，也是難得的天分了。然而，從來沒有人見夏理不回手而給他的文章加分。寫文章，應該回手而不回是很蠢的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當年夏理頻頻回手，他的文章水平會否明顯地提升？我認為答案是不一定。可能像下象棋，一些人回不回手差不多，另一些卻像我那樣，頻頻回手高出兩隻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我自己的解釋，是無論下象棋還是寫論文，我不喜歡受傳統約束。傳統之見我知很多，也尊重，但自己腦子一開始想，就魂遊四方。這樣想出來的作品不穩定，要回手多次修改，但修改後作品有新意，而且錯漏的地方甚少。

改呀改，改了一年半載才寄出去的經濟學文稿，我是不喜歡給評審員左右的。不管是什麼名學報，評審員一般是些助理教授（有份量的專家通常沒有時間評審），而就是偶然有夠資格的，總不可能在一兩個小時內建議修改我想了起碼幾個月的文稿，而通常又是經過多位專家朋友看過的。明智的學報編輯，可能說「此文太長，請減少五頁」，或「這點不夠清楚，請作補充」，又或「那點似乎有人說過，請考查」。這些我容易接受。問題是一般學報收到的文稿很多，主編還沒有細讀就發到評審員那裡去。

困難是大部分的文稿也確實不值一讀。魚目混珠，使一些值得發表的受到漠視。滄海遺珠的情況屢屢發生。我替今天有前途的年青學者抱不平。他們有些像我那樣，為文頻頻回手，滿意後才發稿出去，但遭遇到的還是像皮球般被人踢來踢去，兩三年後能在有份量的學報發表是幸運的了。這使一些有天分寫大文的青年，迫隨波逐流，實行撒網政策，把大量文稿寄出去，希望「撞」中。這樣，寫我那種回手棋的文章就沒有機會了。

我說頻頻回手，是指作者自己思考後回手，或與朋友研討後自動回手，而不是被學報的評審員所迫而回手的那一種。後者不是作者的思路，被迫修改不是作者自願的，回手後稜角分明，一般不是好文章。這好比下象棋。我下棋有我的思路，你是旁觀者，諸多建議，搞亂了我的思維，本已不該。如果你只要求我考慮，回手不回手由我，那我考慮也無大礙。但如果你強迫要我走你建議的一步，那麼就算你是天下高人，棋路不同，格格不入，作者究竟是誰也搞不清楚了。

我是比較幸運的。六十年代出道時的學報性質與今天的很不一樣。除了一兩份代表大學會的、由委員會主理的學報，其他的大權落在主編之手，很有點人情味。個人之見，是搞學術人情味很重要。當年三家學報的老編是朋友，每一家喜歡哪類文章大家都清楚。於是，想到一個題材，就意識為哪家下筆。動筆後覺得文章可成，就與該學報的老編打個招呼，他總會關心地問長問短，作些建議的。有時老編又來個電話，要知道我在想些什麼，有什麼他的學報可以用的，又或者有哪位後起之秀可以介紹一下。這樣的創作環境今天不復存在了。

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有兩件瑣事觸發了一些感受。其一是成都的高小勇辦《經濟學消息報》，他那種不買賬、到處發掘年青作者的意向與高斯（R. H. Coase）在六、七十年代主編《法律經濟學報》如出一轍。局限不同，效果更有別。高斯把學報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中流砥柱。小勇既沒有大學資助，也沒有廣告收益，其困難可想而知。

其二是國內近年因為有莫名其妙的「張五常熱」，一些天才跑出來大叫張五常的經濟分析這裡錯了，那裡錯了。可能錯，但天曉得，我發表的經濟分析永遠是回手棋。

從賣書法說起

研習書法十一年了。苦學五、六年後，老師周慧珺說我用筆學滿師了，但結字有問題，要改進。結字是指字的構圖，其基礎是要知道字的寫法。單從行、草看，我算過了，每字平均有十一種寫法。一幅書法，重複的字要寫得不同，增加變化，而更重要的是一個字怎樣寫要瞻前顧後。這是說，書法要有成就，字的寫法要記得很多。當時我想，已年越六十，記憶力衰退的象明顯，每個字記得三幾種寫法就算了。

當時周老師說：「你對書法哲理的認識深入，也很懂得欣賞、判斷，但寫出來不是那個水平。」翻出來是說：眼高手低！過了不久她又說：「你下筆時手的動作一流，大可上電視表演，只是寫出來的還未到家。」翻成廣東話是說：有姿勢，冇實際！是的，周老師什麼都贊，只是沒有讚過我的書法！但她還是耐心地教，我還是苦心地學。那樣的師傅遇到這樣的徒弟，是天意了。

問題是苦學書法七年後，進度愈來愈慢，有時寫來寫去也沒有寸進。周老師見我為此煩惱，說：「你試試賣書法吧。昔日人家給我兩塊錢，我寫得很拚命，通宵達旦，進度快了。」我的困難是免費求字的朋友多，雖然很少應酬，但怎可以一下子向朋友要錢呢？去年見書法有退步的痕，就把心一橫，試賣書法。果然進度加速了。

是個奇怪的經濟行為現象，需要解釋一下的。但經濟學者可不可以解釋自己的行為呢？讓我試試吧。

第一個重點是誠意的問題。朋友向我免費求字，我不是不相信他們的誠意，但如果有顧客出錢買字，我的感受很不一樣。錢有說服力，不是錢的本身，而是錢表達著的誠意有特別的真實感。就是你說不喜歡我的書法，甚至諸多批評，但你拿出錢來購買，你怎樣說我也相信你的需求。這點我與經濟學老師（八十七歲了）艾智仁（A.A.Alchian）研討，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第二是責任的問題。朋友免費求字，送不送由我，而寫得好不好不大重要。但如果收了錢，怎可以不交出去呢？又怎可以隨便下筆，差不多就算是應酬了？以我來說，收錢要交貨，也要寫得認真。免費送字有時碰巧寫得好，但下筆總是沒有那樣認真。這是責任上的表達，與出錢的人的誠意表達是有關的。

第三是顧客的需求有很大的約束力。書法作品，字大而多很難寫。朋友不知道這個秘密。向我求字，我選寫最易的對聯。上聯七字、下聯七字，一氣下筆只要七個字寫得可以，因為寫得不好的半聯可以廢掉，紙墨相宜。以四呎整張寫一首七絕，寫得同樣水平所需的時間大約上升六倍。

困難來了。有顧客出錢買八呎整張的，指明是某首宋詞，一百個字，寫不寫？我怎可以說書法還未到家，不能寫那樣大的！想想吧。顧客選的詞，通常不是自己喜歡寫的字。為了增加墨色的變化，用生紙，愈生愈好。但八呎整張的生紙很厚，而厚的生紙寫來好像是以膠水下筆。最頭痛的是，一筆大壞，或幾個字寫差了，或一個字寫錯了，八呎整張要從頭再寫。我屈指算過，寫得有對聯的水平，八呎整張的時間大約多四十倍。答應了顧客，只有拚命寫出來。

上述是賣字可使書法進度加速的大概。其主旨很簡單：顧客要這樣寫，要那樣寫，不寫不行，而要有水平的交代，進度就被迫出來了。我趁這個被迫下筆的機會，嘗試自己想了很久但懶得嘗試的書法：把中、西的思維混為一起。

二十世紀西方的抽像藝術，大部分我討厭，覺得不知所謂。但其中表表者我喜愛。例如Jackson Pollock、Willemde Koonig、Sam Francis等人的作品，加上我們的趙無極。這些大師的作品有中國書法的影子。我想，既然書法也是抽像藝術，而天下藝術殊途同歸，我何不把西方的抽像意念，譜入中國的書法哲理來過癮一下。大家都是沒有物體的感情表達。書法沒有色彩，讓老外一馬，但可多用墨的濃淡、潤枯等變化來代替色彩。老外抽像藝術的主旨是把能量可視化，以書法表達能量，我務求寫得氣若奔雷。其它一切，中、西雙方是沒有分別的。不知若干年後，這嘗試寫出來的書法會變成怎樣。

我不由得想到歷史上的藝術大師所受到或不受到金錢影響的例子。莫扎特是人類最偉大的音樂天才，而他的最佳創作時期，是賣曲作而獲很可觀的收入。他的彌撒曲寫了幾個月也寫不完，半途謝世，可能是因為購買的人出很多錢（此顧客要說是自己作的，瞞騙天下），使莫扎特精益求精地寫。那半首彌撒曲也的確超凡入聖，成為絕響。

畫家高庚以錢掛帥，很市儈，不用說了。莫奈與塞尚後期的畫作賣得好價，作品的質量也急升。畢加索後期更是一筆千金，但卻粗製濫造，愈畫愈差，推翻了我的想法。可憐梵高，他平生只賣過一幅畫。如果梵高昔日客似雲來，今天的視覺藝術可能更多姿多採了。

美國的維斯，三十多年前的畫作就很值錢。但他似乎不重視，登峰造極之際少畫了。中國的陳逸飛以畫名做時裝生意。無奇不有，我的金錢理論不一定成立。

令我五體投地的，還是我們的蘇東坡。他那萬世流芳的《前赤壁賦》不僅不賣錢，而且看也不敢讓外人看！寫來只為自己欣賞的作品竟然雄視百代，可謂異數。幾年前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看到蘇子《前赤壁賦》的墨寶真，其後記使我呆立了半個小時：

「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

創作的感受

不久前在上海，朋友給我介紹一位名為王安憶的小說作家，是女性。介紹的朋友一位是何平，寫隨筆甚有靈氣；另一位是陳克艱，是搞學問、搞思想的。其他還有交通大學的人，可謂高朋滿座矣！

　　我少看小說，聽到王安憶的大名，很想認識，朋友就安排了午餐之會。小說有多類，王女士是寫文藝小說的。「文藝作品在國內還有市場嗎？」我好奇地問。「還有。」她回應。在座的朋友都同意她的說法。我有點感慨。雖然在香港認識李碧華、董橋等人，但我的意識是文藝創作舉世都在走下坡。

　　想了一陣，我問王女士：「每天你可以寫多少字？」她響應道：「特別順利的一天，可以寫2000字。」我想，那是創作了。我自己在香港的《蘋果日報》發表的《經濟解釋》，最順利的一天也是寫2000字，但那不算下筆前的思想準備時間。平均一天寫不到1000字———大約寫六七百字之間。另一方面，寫隨筆《南窗集》，文字產出時間大約快五倍。這個大差距是容易解釋的：《經濟解釋》是創作，《南窗集》不是。

　　什麼是創作呢？絕對不是刻意地創新，或刻意地與眾不同。這些不知所謂的玩意是太容易了。我認為創作是有藝術性的思維表達。文藝小說與經濟分析只有一點不同，前者的思維表達要講感情，後者感情大可不用，但用上時要與理智的分析分得一清二楚。科學或經濟學的文字，佼佼者總要有點藝術性。這「藝術性」不是指感情，而是指分析與結構上的美。文藝創作講思維、講結構，經濟創作也是一樣，只是前者要把感情融於思維之內，後者要分清楚，或把感情推開。

　　經濟創作與文藝創作一樣，作者的基礎要千錘百煉，可受他人影響，但下筆時要獨自思想，盡可能天馬行空。這樣，要寫得完全沒有新意就不可能了。新意這回事，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不可強求。因為每個人的腦子不同，性格、感情、思維等也有別，只要在基礎上站得住腳，他人怎樣說只作考慮，然後自己摸索，有新意是自然的。加上有藝術性的結構，就是創作了。

　　除非天生是莫扎特，創作是非常痛苦的事，沒有嘗試過的人是不容易明白的。以經濟分析為例，動筆前想了好些時日，到了某一點，自己突然感到有難以形容的意欲要動筆。

　　動筆前作者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思維，往往不能肯定分析的路向或結論，只是有意欲動筆。

　　我自己的經驗，這意欲一來，動筆開始後通常是思維越寫越清楚，而事前所想的與寫出來的往往不同，有時甚至不類似。沒有壓不住的意欲而被迫下筆的，成功機會不大，要碰巧。

　　想了很久的問題，動筆前思想突然集中，開始食不知味了。一動筆，聽不知音，睡不入夢。這樣的生命不能持久，所以長篇大論之作，我要把思想集中分段來處理。例如目前寫《經濟解釋》，每次集中寫3期左右，之間寫點書法或隨筆文字，又或到內地講幾課。（今天晚上因為交易費用與選擇定律舉步維艱，我轉寫這篇隨筆，把腦子鬆弛一下，過兩天再試吧。）如此安排，《經濟解釋》寫了85期還沒有斷稿，可謂奇跡。這本三卷的書我是預算錯了的。我以為第三卷———《制度的選擇》最易寫，因為那是新制度經濟學，是自己的專長。殊不知動筆後發覺最難寫，可能因為我想了四十年，茫茫大海，想得有點不著邊際。

　　還有一件苦事。那就是分析結構有藝術性的思維，瑣碎的細節絕對不能馬虎。看來微不足道，可以不拘小節，但這些忽略加起來，論著的整體就沒有完成之感，自己失望，讀者看得凌亂。我往往要在午夜爬起床來，這裡加一句，那裡改幾個字。

　　有趣的問題，是創作艱苦如斯，為什麼還有人這樣做？世上不需要受苦而能創作的天才應該不多吧。是為了金錢的收入嗎？有少許幫助，但以我來說，創作的成本遠超金錢的收入。是因為朋友或前輩的欣賞嗎？幫助多一點，但成本那麼高，朋友不欣賞算了。是為了作品可以傳世嗎？也有幫助，但能不能傳世作者自己不容易知道。是為了作者可以誇誇其談，高傲一下嗎？對我來說，這點過癮是重要的，可惜高傲之情很短暫，不值得勒碑誌之。

　　從經濟學的定義看，人的行為是不會代價高於回報的。創作的代價那樣高，而一般搞創作的人不是畢加索，一筆千金，為什麼要搞創作呢？

　　外人怎樣想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看法，是創作的過程雖然苦不堪言，但有一種特別的感受，只有創作才可以感受到。有點像年輕人談戀愛的感受，但是苦戀。有點像在大海中掙扎的感受，但知道自己不會溺斃。有點像與高手對弈拚搏的感受，但對手是作者自己。有點像走千山萬水的感受，但有可以看到迷人景色的希望。究竟能否看到這景色是一回事，希望卻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

　　昔日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職，一位同事試行爬上鄰近的大名雪山之峰，以前沒有試過，是他的創舉。爬了幾天，竟然達到頂峰，勾留半小時，又爬下來。沒有死，但回歸後不似人形：瘦了十多磅，皮膚給陽光及雪光曬焦了，也給風吹裂了，傷痕纍纍。我問他：「事前沒有想到這樣高的代價吧？」答曰：「沒有，真的沒有。」我再問：「會不會再去嘗試？」答曰：「不會，永遠不會。」我又再問：「要是事前知道後果，會不會去嘗試這第一次？」答曰：「不會。」最後我問：「那麼你有點後悔吧？」他竟然說：「沒有後悔，半點也沒有。」加起來，邏輯是不通的。

　　我又想起海明威所說的一段故事。在非洲的一個很高的雪山頂上，當地的土人發現了一隻死去了的黑豹。那豹子明知雪山頂上是沒有食物的，為什麼還要爬上去呢？

　　創作比我在西雅圖的同事幸運一點，其歷程的奇異感受足以令人一試再試，邏輯上是說得通的。可能像海明威所說的黑豹，只是死不了。

不同路線的經濟學

經濟學今天在國內很普及，好之者甚眾。在大學唸書的，加上商科的學生也要選修一些經濟，涉及經濟課程的可能佔大學生人數的一半以上。另一方面，從數學轉經濟的有不少人，而新制度經濟學的思考，不僅可以不用數學，就是最基本的經濟學入門也不一定需要。只要多知世事，細心觀察，日夕思考，一點運氣，就有機會在制度的分析上寫出有份量的文章。

　　有趣的是，內地的經濟學有不少派別———沒有作過考查，但聽過好幾派。最過癮的是「海龜派」與「土鱉派」之分。顧名思義，海龜（歸）是指在國外唸經濟後回國的，而土鱉則是指沒有喝過洋水的土產經濟學家。有些只喝過一年半載洋水的，是海龜還是土鱉，精於鑒別的專家也不能告訴我。既然有派別，就當然有爭論了，所以內地的經濟爭議比香港或台灣熱鬧得多。

　　好些朋友認為在西方，經濟學也是有很多派別的，例如奧國學派、芝加哥學派、麻省理工學派之類。但這些只是題材上的興趣有點不同，採用的經濟學工具卻大同小異，過了一些時日，題材的興趣有了轉變，派別就再也分不出來了。可以說，西方經濟學的傳統，在基礎上相當一致。外人看來經濟學者爭論不休，在行內看卻沒有什麼大不了。基礎與工具大致相同，不容易有持久的派別之爭。

　　西方經濟學傳統沒有持久的派別，但不同的路線卻是有的。我認為後者是因為經濟學者之間的出發點不同。換言之，大家所用的分析基礎———例如經濟學的定理或公理———都是一樣，但經濟研究的意圖卻有相當大的分歧。把經濟學的邏輯用錯了沒得說，但就是邏輯沒有錯，意圖不同就會走上不同的研究路線，使不知就裡的外人以為西方經濟學有多種不同的派別。

　　先舉一個行外人容易明白的「意圖」例子吧。有些人認為學經濟的意圖是為了賺錢。

　　這樣，「賺錢」是意圖了。雖然不乏經濟學者在研究上走這條路（例如找尋股市的上落規律），但信之者甚少，一般經濟學者相信的，是明白市場與利息率等關係，作投資可以多一點訊息，只此而已。讓我轉談五項經濟研究的意圖或出發點吧。

　　（一）福利經濟這是庇古（A.C.Pigou）的傳統，其意圖是改進社會。這裡有一個到今天還未能解決的困難，就是我們接受了庇古指出的減少私人與社會成本的分離可以增加社會的經濟效率，我們也無從知道社會是被改進了的。做研究生時，跟其他同學一樣，我大約花了半年時間分析這個問題。雖然當時幾位老師都說無從知道，作為學生的還是心有不甘，在理論上轉來轉去轉了幾個月。此後不再。

　　（二）政策經濟這與福利經濟有相近之處，但不一樣。建議政府怎樣做也好，不建議也好，政策經濟主要是因果關係的分析，可以做得嚴謹而客觀的。這與解釋世事或行為有關。然而，與下文說的、我自己興趣所在的經濟解釋有一處重要的不同。那就是「政策」通常是指定了的題材，往往老生常談，其研究能得到新的科學發現的機會不大。

　　政策分析可以客觀，但不容易客觀。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分析者本身可能有利害關係。政策的效果與自己的利益有衝突，分析者可能有意或無意地把結論更改了。學術研究不是那樣神聖，足以令人鄙視的行為並不罕有。其二是政策分析，政府希望得到的結論，分析者往往事前就知道。學者的靈魂也有價，而史德拉（G.J.Stigler）曾經對我說，這個價有時低得令人吃驚。

　　（三）經濟哲學西方經濟學的始創者休謨（D.Hume）與斯密（A.Smith）就是走這條路起家的。此路舉步維艱，走得有創意、有深度的卓然成家，平凡的不見經傳。不需要有很強的分析力，但感受要有獨到之處。近人米塞斯（L.vonMises）與哈耶克（F.Hayek）是20世紀的佼佼者。

　　（四）經濟理論搞純理論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玩意，要有天份，不一定要用很多數學，雖然數學的性能———尤其是簡單的數學———要懂得通透。很有趣，足以令人廢寢忘餐。問題是有實用性（有解釋力）的理論不多見，而就是有的話，通常是一些基本原則的複雜演變。這些演變的推進可以很快，每半個世紀會出現一兩個大師，看通了門徑，勢如破竹，橫掃千軍，剩下來的就無足輕重。薩繆爾森（P...Samuelson）、阿羅（K.J.Arrow）等人就是那樣的大師，跟在他們的後面不大過癮吧。所以一般來說，搞純理論是搞小玩意，數學好比較容易發表文章。除非時來運到，可以傳世的機會甚小。

　　（五）經濟解釋這方面我工作了40年，知的比較多。在美國時的師友之間大都是走這路線的。可能因為在這些人中我是惟一來自亞洲的，生活的經驗不同，所以大約自1972年起，我選的出發點與師友的略有差別，跟著的路線就分得較開了。

　　我的起點是找一個需要解釋的行為或現象，多花時間考查這現象的真實性與細節。在中國內地與香港長大，對街頭巷尾的瑣事我知道的比內地多，而在上世紀60年代受到高斯（R.H.Coase）的影響，認為若要解釋世事，我們要首先知道世事的真實性。我對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歷來有保留，也可能是出自亞洲的背景使然。就是我對某些優質的政府或機構的統計數字真實性沒有懷疑，其量度的方法是怎樣的我總要查詢一下。另一方面，自己親眼見到的，雖然沒有詳盡的數據，我的傾向是信自己多於信他人，雖然好些時他人的數據我不能不用。 是因為曾經中過計，痛定思痛才產生上述的感受。

　　還有一點要提的。那就是在驗證假說的過程中，不懷疑真有其事但不可以或不容易觀察到的變量，我盡可能一概不用。這些包括卸責、偷懶、恐嚇、勒索、欺騙、機會主義等行為。這些不容易以觀察證實的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含意。

　　可靠的處理辦法，是考查局限條件的轉變。確實了局限條件的轉變就不用談什麼卸責了。

　　我說過了，最蠢的研究，是試行解釋沒有發生過的事。然而，考查現象的真實性與局限的轉變，是苦工，是要花上大量時間的。走這條路不可能分身在複雜的理論上打轉。

　　我的選擇是把理論簡化得無可再簡，把餘下來的時間投資在考查世事那方面去。不能改進社會，文章數量也不多，但這類研究內容一定充實，而傳世的機會也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