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是回手棋

「舉手不回大丈夫！」這是中國象棋歷來的玩法。當然，任何象棋比賽，回手是絕對不容許的。朋友，你認為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容許回手呢？這樣問，你以為我是發神經嗎？

是不膚淺的問題！下棋回手可以雙方皆回，有公正的規例，說明每方每次可回多少步，每局可回手多少次等。讓我再問吧：如果要找出真真正正的天下棋王，你認為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容許回手？你多半不同意，但我認為是應該容許回手的。

少年時下象棋我就有這樣的一個發現，在「舉手不回」與「隨意回手」這兩種規則上，不同的棋手往往有很不同的優勢。那是說，一些棋手下棋，「回手」與「不回手」的水平差不多，但另一些則「回手」的水平遠勝「不回」的。我自己是後一類。下棋讓我回手，要勝我不容易。當年的旁觀朋友往往大叫：「不能讓張五常回手呀！」我的回應永遠是：「我回你又回，好不好？」對弈者總是說：「不好不好，比賽是不能回手的。」他們都知道，我是個回手棋王。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要找出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高手，象棋比賽應不應該公正地容許回手呢？你或者認為比賽有規例，規例說不能回手就不能。你或者又認為可以有兩種比賽，一種不容許任何回手，另一種則讓雙方有同等的回手選擇。那麼問題是：究竟哪一種比賽可以客觀地衡量真正的棋王呢？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吧。當然，雙方可以回手，比賽時間可能很長。但問題是不管時間長短，只求誰是上帝認同的天下棋王。

我提出上述的回手棋例子，是因為寫文章也可看為比賽，雖然我自己很少那樣想。但寫文章是可以回手的：改來改去就是回手了。是的，長大後寫經濟學文章，跟少年時下象棋一樣，我喜歡回手，自己比較重視的文章易稿五次是起碼的了。奇怪，從來沒有人對我說：「舉手不回大丈夫，你不能回手改文稿！」

昔日在芝加哥大學，遇到一位舉手不回的文章高手。那是夏理·莊遜（H. G. Johnson），二十世紀發表最多可觀經濟學文章的應該是這個人。夏理和我共用同一女秘書，所以我清楚知道他的文章是舉手不回的：稿不易，字不改！當時我是無名小卒，與大名鼎鼎的夏理·莊遜共用女秘書的原因，是他的文稿太多，要找個小卒來共用。

夏理（已故）的文章是好的，但不是那麼重要。舉手不回而能寫出他的水平是奇，也是難得的天分了。然而，從來沒有人見夏理不回手而給他的文章加分。寫文章，應該回手而不回是很蠢的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當年夏理頻頻回手，他的文章水平會否明顯地提升？我認為答案是不一定。可能像下象棋，一些人回不回手差不多，另一些卻像我那樣，頻頻回手高出兩隻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我自己的解釋，是無論下象棋還是寫論文，我不喜歡受傳統約束。傳統之見我知很多，也尊重，但自己腦子一開始想，就魂遊四方。這樣想出來的作品不穩定，要回手多次修改，但修改後作品有新意，而且錯漏的地方甚少。

改呀改，改了一年半載才寄出去的經濟學文稿，我是不喜歡給評審員左右的。不管是什麼名學報，評審員一般是些助理教授（有份量的專家通常沒有時間評審），而就是偶然有夠資格的，總不可能在一兩個小時內建議修改我想了起碼幾個月的文稿，而通常又是經過多位專家朋友看過的。明智的學報編輯，可能說「此文太長，請減少五頁」，或「這點不夠清楚，請作補充」，又或「那點似乎有人說過，請考查」。這些我容易接受。問題是一般學報收到的文稿很多，主編還沒有細讀就發到評審員那裡去。

困難是大部分的文稿也確實不值一讀。魚目混珠，使一些值得發表的受到漠視。滄海遺珠的情況屢屢發生。我替今天有前途的年青學者抱不平。他們有些像我那樣，為文頻頻回手，滿意後才發稿出去，但遭遇到的還是像皮球般被人踢來踢去，兩三年後能在有份量的學報發表是幸運的了。這使一些有天分寫大文的青年，迫隨波逐流，實行撒網政策，把大量文稿寄出去，希望「撞」中。這樣，寫我那種回手棋的文章就沒有機會了。

我說頻頻回手，是指作者自己思考後回手，或與朋友研討後自動回手，而不是被學報的評審員所迫而回手的那一種。後者不是作者的思路，被迫修改不是作者自願的，回手後稜角分明，一般不是好文章。這好比下象棋。我下棋有我的思路，你是旁觀者，諸多建議，搞亂了我的思維，本已不該。如果你只要求我考慮，回手不回手由我，那我考慮也無大礙。但如果你強迫要我走你建議的一步，那麼就算你是天下高人，棋路不同，格格不入，作者究竟是誰也搞不清楚了。

我是比較幸運的。六十年代出道時的學報性質與今天的很不一樣。除了一兩份代表大學會的、由委員會主理的學報，其他的大權落在主編之手，很有點人情味。個人之見，是搞學術人情味很重要。當年三家學報的老編是朋友，每一家喜歡哪類文章大家都清楚。於是，想到一個題材，就意識為哪家下筆。動筆後覺得文章可成，就與該學報的老編打個招呼，他總會關心地問長問短，作些建議的。有時老編又來個電話，要知道我在想些什麼，有什麼他的學報可以用的，又或者有哪位後起之秀可以介紹一下。這樣的創作環境今天不復存在了。

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有兩件瑣事觸發了一些感受。其一是成都的高小勇辦《經濟學消息報》，他那種不買賬、到處發掘年青作者的意向與高斯（R. H. Coase）在六、七十年代主編《法律經濟學報》如出一轍。局限不同，效果更有別。高斯把學報發揚光大，使之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中流砥柱。小勇既沒有大學資助，也沒有廣告收益，其困難可想而知。

其二是國內近年因為有莫名其妙的「張五常熱」，一些天才跑出來大叫張五常的經濟分析這裡錯了，那裡錯了。可能錯，但天曉得，我發表的經濟分析永遠是回手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