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政治，但見到香港近來搞高官問責制、公安二十三條等項目，頗有感慨，在稿紙上寫下《香港盡去矣！》這文章題目。然而，我跟著想，這是消極的看法，於事無補，還是從積極的角度下筆吧——於是把題目改了。香港的經濟困境每個市民都有所體會；前頭看不到轉機！愚見以為，香港政府要全力集中於挽救經濟，不應該分心到與政治有關的話題那邊去。
一九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我兩次公開說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這不景是與九七回歸無關的。當時沒有人相信，而其後間中略有起色就說大教授看錯了。經濟下降從來不是直線下降的。
今天，記得我的悲觀推斷的朋友一致認為是看對了。他們屢次要求我提出補救的辦法。我想，辦法是有的，但差不多不可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建議，不說算了。今天我又想，做不到的建議不妨提出來，或許董先生有點辦法。「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那就讓我試試吧。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昔日父親在西灣河的山頭操碎石工作，母親養豬。後來他倆事業有成，是今天還存在的位於掃桿埔的聖光堂的執事。七十年過去了，那是老香港的一般故事。艱苦的日子與苦盡甘來，我這一輩記得清楚，但在可見的將來看不到有轉機的，今天還是第一次。在提出一些經濟建議之前，讓我先說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持有悲觀看法的原因。
悲觀是由兩項局限轉變而起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搞開放改革，香港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了外間的訊息，協助了金融、科技與人材服務。於今回顧，雖然初期到國內投資的香港人不少弄得焦頭爛額，但整體來說，香港人的服務直接或間接地賺了國內很多錢。這賺錢是應該的。沒有香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有那樣驕人的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起，香港的工業差不多全部北移，但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在中國之外還是近於世界之冠。這是服務中國改革而大有收益的結果。
九十年代初期，情況在兩方面有重大的轉變。其一，中國的通脹轉劇，導致人民幣有大幅度的貶值。朱鎔基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執掌中央銀行，大手約束借貸，通脹得到控制，於九五年變作通縮，持續了好幾年。這一貶一縮使中國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在亞洲一帶格外相宜，而東南亞的國家以儲備支持其貨幣匯率，終於守不住，促成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表面上是炒家官商勾結炒出來的風暴，其實是人民幣值穩守而使其它地區的幣值遠為偏高。如果幣有所值，炒家是炒不出什麼來的。
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來得突然，我事前看不到。港幣與美元聯繫，其幣值也穩守。問題是香港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奇高，不僅與貨幣貶值後的東南亞脫節，而更重要的是與貶值後有通縮的中國脫節，脫得很厲害。
舉一個例，朱鎔基控制借貸後，國內的樓價下降了一半，但在同期，在「明天會更好」的高歌下，香港的樓價上升了一倍。香港與國內的樓價本來只是一倍之差，一下子變作八倍之差！另一方面，自港英決定交還香港後，他們施行我曾經數次提及的「最後的晚餐」。工務員加薪幅度奇高，學校的教師、公立醫院的工作人員等薪酬，亦步亦趨。水漲船高，一闊三大，社會福利隨之急升。到今天，不工作的一家四口，可獲的綜援金高於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轉談第二項重要的局限轉變吧。那就是國內的同胞，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學得非常快，比我在八十年代所能預料到的快得多。
記得八十年代中期起，國內好些較有看頭的食肆，喜歡以香港廚師主理為號召，而這些食肆的經理也往往是香港請回去的。一九九○年在上海南京路某廣東食肆進膳，味道平平，但菜式似模似樣，與香港的相若。當我知道該食肆的工作人員全部是本地人，就問那裡的經理工作人員多少，總薪酬每月多少。回應是員工共六十個，總薪酬每月三萬五千人民幣。當時一個香港廚師或經理到國內服務食肆，月薪二萬五加房屋、生活補貼一萬，合共也是三萬五。薪酬一個頂六十個，那是搞什麼把戲的？
當時我想，只要國內的食肆能學得六、七成，他們就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二年，國內的香港廚師與經理紛紛回港，如喪家之犬。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我就提到香港廚師的命運，然後問：什麼時候香港的金融人材、信息人材等會被國內的青年代替了？香港的服務人材是好的，當時國內的需求甚殷，但薪酬那麼高，總有一天會遇到廚師的困境。然而，九三年我還在想，廚藝是眼見功夫，不識字的也可以學，但金融、信息等人材要懂英語、計算機，對世界要有認識，在國內培養恐怕要用很長時間。我看錯了。
九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某機構出錢請三幾十個國內的學生到香港考察，每年一次。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每年與不同組合的國內學生暢談大約兩個小時。為人師表數十年，我是個鑒定學生水平的專家。一九九六年秋天我會見的那一組使我完全改變了觀感：他們的知識水平擺明是在港大的學生之上！會談於是變作考口試，我主考，他們答。題目不淺，其中「Modigliani - Miller Theorem是什麼？」竟然有三個學生答得出來。最後我問：「你們是選出來的國內最優秀的數十個學生，是嗎？」回應道：「不是的，像我們水平的數以千計。」問：「碩士畢業後預期的工資是多少？」答：「留在大學工作月薪大約一千八百，到外間工作大約二千五到三千。」這是港大學士畢業生四分之一的薪酬。香港知識分子的服務是好的，但國內的青年學得拚命，學得快，工資低很多，國內將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工業北移，服務價高，香港的前途需要大減價，而又因為有聯繫匯率，這減價不能以匯率調整。
因為上述的原因，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斷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中國是香港的最佳合作夥伴，但也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價格向下調整有頑固性，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之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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