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October 10, 2002

請挽狂瀾於既倒——致董建華先生(之一)

我不懂政治,但見到香港近來搞高官問責制、公安二十三條等項目,頗有感慨,在稿紙上寫下《香港盡去矣!》這文章題目。然而,我跟著想,這是消極的看法,於事無補,還是從積極的角度下筆吧——於是把題目改了。香港的經濟困境每個市民都有所體會;前頭看不到轉機!愚見以為,香港政府要全力集中於挽救經濟,不應該分心到與政治有關的話題那邊去。



一九九六年末與九七年初,我兩次公開說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這不景是與九七回歸無關的。當時沒有人相信,而其後間中略有起色就說大教授看錯了。經濟下降從來不是直線下降的。



今天,記得我的悲觀推斷的朋友一致認為是看對了。他們屢次要求我提出補救的辦法。我想,辦法是有的,但差不多不可能做到。不能做到的建議,不說算了。今天我又想,做不到的建議不妨提出來,或許董先生有點辦法。「絕望之為愚妄,正與希望相同。」那就讓我試試吧。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昔日父親在西灣河的山頭操碎石工作,母親養豬。後來他倆事業有成,是今天還存在的位於掃桿埔的聖光堂的執事。七十年過去了,那是老香港的一般故事。艱苦的日子與苦盡甘來,我這一輩記得清楚,但在可見的將來看不到有轉機的,今天還是第一次。在提出一些經濟建議之前,讓我先說一九九六年我突然持有悲觀看法的原因。





悲觀是由兩項局限轉變而起



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搞開放改革,香港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提供了外間的訊息,協助了金融、科技與人材服務。於今回顧,雖然初期到國內投資的香港人不少弄得焦頭爛額,但整體來說,香港人的服務直接或間接地賺了國內很多錢。這賺錢是應該的。沒有香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有那樣驕人的成就。



八十年代中期起,香港的工業差不多全部北移,但香港的經濟增長率在中國之外還是近於世界之冠。這是服務中國改革而大有收益的結果。



九十年代初期,情況在兩方面有重大的轉變。其一,中國的通脹轉劇,導致人民幣有大幅度的貶值。朱鎔基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執掌中央銀行,大手約束借貸,通脹得到控制,於九五年變作通縮,持續了好幾年。這一貶一縮使中國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在亞洲一帶格外相宜,而東南亞的國家以儲備支持其貨幣匯率,終於守不住,促成了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表面上是炒家官商勾結炒出來的風暴,其實是人民幣值穩守而使其它地區的幣值遠為偏高。如果幣有所值,炒家是炒不出什麼來的。



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來得突然,我事前看不到。港幣與美元聯繫,其幣值也穩守。問題是香港的物價、樓價、工資等奇高,不僅與貨幣貶值後的東南亞脫節,而更重要的是與貶值後有通縮的中國脫節,脫得很厲害。



舉一個例,朱鎔基控制借貸後,國內的樓價下降了一半,但在同期,在「明天會更好」的高歌下,香港的樓價上升了一倍。香港與國內的樓價本來只是一倍之差,一下子變作八倍之差!另一方面,自港英決定交還香港後,他們施行我曾經數次提及的「最後的晚餐」。工務員加薪幅度奇高,學校的教師、公立醫院的工作人員等薪酬,亦步亦趨。水漲船高,一闊三大,社會福利隨之急升。到今天,不工作的一家四口,可獲的綜援金高於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收入。轉談第二項重要的局限轉變吧。那就是國內的同胞,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學得非常快,比我在八十年代所能預料到的快得多。



記得八十年代中期起,國內好些較有看頭的食肆,喜歡以香港廚師主理為號召,而這些食肆的經理也往往是香港請回去的。一九九○年在上海南京路某廣東食肆進膳,味道平平,但菜式似模似樣,與香港的相若。當我知道該食肆的工作人員全部是本地人,就問那裡的經理工作人員多少,總薪酬每月多少。回應是員工共六十個,總薪酬每月三萬五千人民幣。當時一個香港廚師或經理到國內服務食肆,月薪二萬五加房屋、生活補貼一萬,合共也是三萬五。薪酬一個頂六十個,那是搞什麼把戲的?



當時我想,只要國內的食肆能學得六、七成,他們就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二年,國內的香港廚師與經理紛紛回港,如喪家之犬。一九九三年在香港大學的一次公開講話中,我就提到香港廚師的命運,然後問:什麼時候香港的金融人材、信息人材等會被國內的青年代替了?香港的服務人材是好的,當時國內的需求甚殷,但薪酬那麼高,總有一天會遇到廚師的困境。然而,九三年我還在想,廚藝是眼見功夫,不識字的也可以學,但金融、信息等人材要懂英語、計算機,對世界要有認識,在國內培養恐怕要用很長時間。我看錯了。



九十年代初期起,香港某機構出錢請三幾十個國內的學生到香港考察,每年一次。這些學生通常要求會見我,每年與不同組合的國內學生暢談大約兩個小時。為人師表數十年,我是個鑒定學生水平的專家。一九九六年秋天我會見的那一組使我完全改變了觀感:他們的知識水平擺明是在港大的學生之上!會談於是變作考口試,我主考,他們答。題目不淺,其中「Modigliani - Miller Theorem是什麼?」竟然有三個學生答得出來。最後我問:「你們是選出來的國內最優秀的數十個學生,是嗎?」回應道:「不是的,像我們水平的數以千計。」問:「碩士畢業後預期的工資是多少?」答:「留在大學工作月薪大約一千八百,到外間工作大約二千五到三千。」這是港大學士畢業生四分之一的薪酬。香港知識分子的服務是好的,但國內的青年學得拚命,學得快,工資低很多,國內將不需要香港人的服務了。工業北移,服務價高,香港的前途需要大減價,而又因為有聯繫匯率,這減價不能以匯率調整。



因為上述的原因,一九九六年末我推斷香港將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中國是香港的最佳合作夥伴,但也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價格向下調整有頑固性,為時甚久,苦不堪言。



(之一,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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