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December 23, 2002

時間決定思想的普及

韋伯替史密斯的《國富論》寫序,是史氏身後的有名序言,竟然高舉馬克思,不知是(手羅)景還是贈慶,給史德拉破口大罵。然而,名序還是名序,該序言起筆說時代影響了史密斯,跟史氏影響了時代。這起筆的一長段哲理縱橫,文采斐然,擲地有聲,是我作學生時喜歡背誦來學英文的。
沒有錯,時代影響人的思想,而大時代的轉變會出現思想大師,有巨著。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業影響了史密斯,寫成了《國富論》;十九世紀歐洲的貧富懸殊影響了馬克思,寫成了《資本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影響了凱恩斯,寫成了《通論》。然而,我很懷疑這些大師及他們的經典巨著真的影響了跟而來的社會發展。

無可否認,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適合時宜的思想會使其作者大名遠播。這是時勢造英雄。我的疑問是英雄究竟可不可以造時勢。不合時宜肯定是不能的。問題是:「合時宜」可使作者大名,但大名又怎樣了?政府的政策會否受到這些思想家的影響呢?我認為不一定,多半不會,但因為「合時宜」,思想家會被執政者或壓力團體利用。

馬克思時代的歐洲我沒有調查過,但凱恩斯的存在與否似乎對大政府的出現沒有連帶關係。當時舉世都有大政府的趨勢,他的被闡釋為支持大政府的理念被利用了,要是歷史拿開了凱恩斯,這趨勢及跟而來的發展應該沒有什么不同。

二十世紀的佛利民(M.Friedman)倒轉過來,看到大政府的不濟,受到影響,發表了他的自由經濟言論。我認為如果一個思想家真的影響了社會的發展的話,佛老是首選人物。他的自由主張起於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際,自己所到之處,多國元首倒屣相迎。然而,私下間佛老說,他對政策的影響近於零。他拿出的主要證據是他先後出版過兩本類同的書,一本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九六二),另一本是《自由選擇》(一九七九),相隔十七年,前者賣不出去,後者是美國全年非小說的暢銷書之首!他認為是時代的轉變使他成為舉世知名的公眾人物。

一九六九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度瑪(E.Domar)讀到我剛出版的《佃農理論》,來信說,該書若早出十年會在經濟發展學中很大名。今天我想,如果早出十年,該書不會對合約分析有影響。一九二四年奈特(F.H.Knight)清楚地提出了高斯三十六年後所說的,但當後者以略為不同的角度再說,就有了高斯定律。海耶克(F.Hayek)在四十年代就提出訊息費用與市場的關係,但史德拉(G.J.Stigler)的訊息費用論點於一九六一年提出,八二年拿得諾貝爾獎。不合時宜的思想怎樣精彩也會被埋沒的。

我對大名沒有興趣,但如果有興趣我是最幸運的人。比時來風送滕王閣還要巧合,八十年代初期我開始對中國的問題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理念分析。那時國內的書店中,有關馬克思的書籍滿佈厚塵,而西方經濟學者引進的生產函數理論,早從蘇聯進了口,賣不出去。

思想是要有顧客願意付出考慮或時間之價才能賣出去的。當他們不知何去何從,對思想飢餓,你只要拿出一些他們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解釋,他們就狼吞虎嚥了。

時間(指社會當時的情況)決定思想的普及,但思想的普及不一定影響社會的發展。去問佛利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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