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還斂集》發表《中國青年要聽史德拉的話》,勸導後學的不要花時間去寫無聊的漫罵文字,不要單為批評而批評,也不要輕易地認為一個大師的分析是錯了的。最後我引用嘉素的座右銘:不能以無勝有!這是說,如果你自己沒有任何理論或觀點在手,只因為不同意別人而開口,是必敗無疑的。
發表了史氏之說後,想起幾篇國內青年的文章,長篇大論,旁徵博引,東拉西扯,左評右評,但重點老是拿不準,使人有一知半解的感受。書是讀過不少的,引述的名家甚多,看來是讀中譯本,或從什麼百科全書的中譯搬出來。重點拿不準可能是因為學得不通透,也可能被誤導了。書讀得多可以愈讀愈糊塗。一知半解算不上是學問。
讓我舉一些例子吧。首先要說的是國內的青年似乎很喜歡科學方法論,而關於這話題的糾紛不少。然而,整個科學方法論,不管爭議如何,只有一個簡單的重點。那就是不可能錯的理論,不可能有內容。你同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不能跟你研討科學方法,多說一句也無聊。如果你同意,那麼所有研討都要環繞著這重點分析,轉來轉去,可以簡單地寫數百字,或洋洋大觀地寫數十萬字。如果你說不同意我的分析,是認為我脫離了上述的簡單重點嗎?是認為我從重點引伸出來的分析在邏輯上有錯嗎?還是你根本不知道這重點的存在,或知其存在而不知其重要?我認為國內今天大論科學方法的,一般不知重點。這變得一知半解,人云亦云,非學問也。
另一個例子是幾年來在國內吵得熱鬧的經濟學話題:需求曲線與需求定律。任何唸經濟的學子都知道,需求曲線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而需求定律是指這曲線只能向下——價格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這裡的重點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要不要需求定律?如果說不要,我不會跟你談經濟,因為沒有需求定律的經濟學我完全不懂。如果說要,那我就可以跟你研討怎樣挽救這定律,有哪幾種方法,孰優孰劣,而我自己所選的是哪個方法。這幾年在國內的關於需求曲線的爭議,一般都沒有提出那簡單的重心問題:要不要需求定律?忽略了重點,怎樣學也是一知半解,非學問也。學術話題通常是有重點或重心的。學問之道是一入手就要設法找著重點,緊握不放,然後加上變化及分析。困難是找重點不容易,好些時看差了,拿錯了,浪費不少時間。
另一方面,一些所謂學術太不成話,沒有什麼重點可言,使入門的人如瞎子過河,摸來摸去也摸不準,其知識投資血本無歸。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學說,六十年代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學說,都是這類費時失事的話題。今天國內的青年沒有我昔日的際遇,先拿重點的求學方法遠為困難了。
且讓我舉出三個國內青年普遍地遇到的找重點的困難,提出一些補救的辦法。
(一)譯本不善翻譯是非常困難的工作。批評他人的譯作容易,但可不是說自己會譯得更好。我在國內的書店翻閱過一些經濟學的中譯,不以為然。有三個地方很頭痛。其一是術語的翻譯。術語通常代表一個概念,沒有詳盡的闡釋不容易譯得明白。其二是例子的使用。外語原著的書用外地的例子,中國的讀者不一定知道是什麼。不清楚例子究竟是怎樣的,拿不準,譯本讀來就有點糊塗了。其三是外國作者所下的、作為點綴文字的閒話,尤其是俚語。文化不同,這些譯出來不容易真的看懂。
補救譯作不善最可靠的辦法,當然是學好英語細讀原著。今天國內研究院的優質學生,英語可以應付,但較弱的就有麻煩。英語很難學,但還是要學的,急起直追吧。奇怪,數學、物理、化學等譯作大致上都沒有問題,可能是因為引進甚久,且參與者眾。
(二)操之過急我年輕時也有這缺點,學術搞得輕浮,二十七歲之後才痛改前非,穩重下來了。今天,國內的青年好些像我當年那樣,操之過急。這種輕浮態度的起因,是把學問看得太容易了。學問雖然說難不難,但說易則永遠不易。修改操之過急的壞習慣是比較容易的。少讀無足輕重的書,節省時間,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論著上。重要的要讀之再三,反覆思考、衡量。只要能非常慎重地讀過幾十頁重要的作品,體會到其含意思的不同層面,你的輕浮態度就會一下子改過來。
(三)缺乏明師這點最頭痛。有大師指導一項學術話題的重點,節省的時間以年、月算。這就是中國文化所說的指點迷津了。大師之見不一定對,但既為大師,怎樣說也值得後學的考慮。記得作研究生時,我細讀一篇重要的論著後,認為自己掌握了重點,必定找有份量的老師印證。老師的觀點相同,自己對所學增加信心。但有時老師認為我把重點看錯了,自己要反覆衡量。高明的老師,往往把我看到的重點修改一下。缺乏明師的補救辦法,是多找有同好的同學,成立小組日夕研討。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的經驗是小組研討非常有效,不比明師指導差很遠,有時甚或勝之。歷史上有好些偉大的學問或造詣,是由一小撮青年聚在一起,吵呀吵地吵出來的。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只要你能把一項學術話題的重點拿得準,緊握不放,無論你怎樣加上變化,甚至有點亂來,其效果皆學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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