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記錯，母語教學是民主黨幾個重要成員首先提出來的。那是以司徒華為首等俠士。當時九七在望，反對母語教學豈不是反對國家，不愛國了？是敏感的政治問題，香港也算倒霉了。
可能是俠士們的無心之失。要是他們知道今天的後果，不知會怎樣想？他們可能堅持己見，不肯認錯，也可能知道是闖了大禍，但死不悔改。我是最近才知道的。
隨著母語教學的口號，一九九三年起，香港的中學會考容許學生選考中文試卷，以中文作答，或選考英文試卷，以英文作答。十年之後（是的，只過了十年），學生選擇的變動是災難性。我選出八項傳統的正規科目，展示前後十年會考學生選擇中試及英試的百分比的轉變。數據數據羅列如下表。
記著，是學生自己的選擇。那是學生考慮自己的英文與中文的應對能力才選出來的。這是說，一般學生的自我衡量，是他們的英文水平江河日下！試題是先出英而後譯中，不容易譯得準確，選考英文試卷有「數」，但學生還是大量地按年增加捨英取中，這是放棄英文了。
最可怕的證據是凡是英文重要的科目——商業、經濟、地理、西史——捨英取中最嚴重，而英文不重要的——生物、化學、數學、物理——其捨英取中的傾向則明顯地較小。西史是西方歷史，上帝呀，怎可以急速地轉用中文作答的呢？難道學生不想知道拿破侖的情婦的名字嗎？華叔應該同意，當今之世，商業是國際性的，其交易洽商以英文為重，但十年以來，每年平均有四點三二個百分點的學生捨英取中，以致去年百分之八十一選修商業的學生認為自己的英文不成。可謂慘情矣！
細看數字的轉變，竟然發覺整體上，捨英取中的趨勢加速。這是說，繼續下去，不出十年，絕大部分的香港中學畢業生對用英文會失去信心。香港的教育制度不知所謂，歷來以考試為求學的重點。讀書不為求知，而是為考試。這樣，考試對學生所學就有決定性。可以用中文考，慳水慳力，英文學之作什麼？還是多玩一下電子遊戲機吧。
相比之下，國內的青年今天追學英文，追得如醉如狂。以北京為首而滿佈全國的新東方教學生考TOEFL、SAT、GRE等英文試，每月一轉就有六萬多個學生。這樣訓練出來的不一定真的懂得用英文，但他們考英文試的成績，使美國的大學懷疑其真實性。我知道是真實的，因為他們認識的英文字彙好些我也不懂。不少投考這些美國入學英文試的青年不是準備到美國求學（他們經費不足），而是以之作為資歷，找工作有幫助。
我們常說香港的學子比國內的學子優勝，主要是英文水平較優。然而，今天的發展是此衰彼長，不出十年，香港學子的英文水平比國內的不過。難道國內的學子不愛國了？
我們像傻佬那樣高舉一國兩制，是怎麼樣的兩制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但九七以還，我沒有感受到兩制的存在，只是某些地方香港辦得好一點，比較自由，但那些「好一點」不足以支持價格與工資的大幅差距。公務員的高薪有政府的維護可以支撐久一點，但不出五年，香港的青年一定要與國內的在同一市場競爭。今天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的工資已下降至每月六、七千元，如果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不大幅上升，香港的還要繼續下跌。如果我們的母語教學的蠢政策繼續下去，知識青年的工資，香港的會跌至國內的水平之下。
這些日子來，雖然退了休，到我家來問前程的學生絡繹不絕。我重複地對他們建議：如果大學畢業後香港的月薪是七千，國內是三千，選國內！是的，到國內學普通話，知道一點風土人情，交一些新朋友，是香港青年可以看得通的路。
我說過了，英文很難學，比中文難得多。前者的表達能力較強，但困難上升數倍。問題是英文已成為固定國際通用語言，而世界漸趨大同了。被西洋鬼子佔據了國際語言的地盤，有點不公平，但這是歷史的裁決，我們是不能更改的。英文難學，但我這一輩在香港出身的番書仔，沒有一個不可以用中文表達的。倒轉過來，無論是國民黨時期的國內學校還是香港昔日的中文中學，高舉英文重要的，我沒有遇過一個寫得出兩句算是英文的學生。
華叔和我都是老一輩的人，對中國文化了迷的。我欣賞他的中語文字，見過他的書法。有時我真想邀請他與我比拚一下，背誦詩、詞、古文，或即席揮毫，或十步成詩。不比拚，對酒當歌，大家想淵明，論東坡，倒也寫意。華叔喜歡龔自珍的詩，我也喜歡，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我不同意的，是欣賞中國的文化，學好中文，需要推行母語教學。文字與文化的進取要以興趣培養出來，而只為考試的香港教育是培養興趣的大忌。可以靠死記而學得一點的科目還略有可為，但文字是另一回事了。想當年，作為番書仔的小同學——江潤祥、韋子剛、華叔認識的王柏泉，就連我這個留級生——有誰不可以寫些中文詩或散文投稿而發表於報章上？今天又怎樣了？是因為政府的左右而使語文教育潰不成軍吧。
華叔欣賞中國文化，是能手，高舉母語教育可能是真心話。然而，老實說，好些其它大叫大嚷的我就看不出是什麼中國文化專家。應該是政治的意識吧。這是香港的悲哀。
可憐納稅人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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