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年前簽訂世貿協議後，紡織成衣產品進入美國的配額按步取締，其中一些取消了配額。後者中有三種產品因為取消了配額而導致美國進口急升。美國決定把配額於明年初放回去。中國反對，說美國違反了世貿協議，美國則認為沒有違反，吵了起來。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不懂，但誰對誰錯不是這裡要探討的話題。
經濟學者是屢有分析配額的效果的。他們一般是按照課本的方法，把幾條曲線移來移去，看著法例加上一點變化，然後以些什麼回歸分析計量一下。這種分析不是錯，而是因為過於著重方程式與進出口數字，忽略了我認為是製造品配額最重要的含意，也即是說漠視了最重要的內容。讓我說說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成為世界第一成衣（紡織品）出口「國」。你道為什麼？是因為六十年代中期，美國及其它先進之邦，以配額約束香港紡織品的進口數量！
那些年頭我在美國，親眼看得分明。六十年代，香港的紡織品只在低檔的百貨商場的地下（basement）出售，品質奇劣，價格相宜，見不得光，與數之不盡的落後國家的產品排排坐。配額約束實施後，香港成衣的質量急升，幾年之間由地下升到最高檔的那一層，而價格也大幅提升了。不少美國的高檔牌子慘遭淘汰，或節節敗退。是的，七十年代後期，香港富有的太太小姐們，坐飛機到美國的高檔商場購買衣服，買回來的都是香港貨。
有什麼奇怪了？四十年前美國某些州份把香煙稅改為以每包算，香煙立刻加長。若干年前西雅圖某區政府委任的收垃圾公司發了神經，垃圾按每箱收費。該區的垃圾箱立刻加大，塞得滿滿的，父母叫孩子在箱中的垃圾上跳，結果是垃圾箱重得拿不起來！
配額是值錢之物。一件成衣要一個配額才可出口，製造商怎會不增加其質量呢？這正如香港進口的美國蘋果與金山橙，因為高檔的與低檔的要加同樣的運費，進口商當然選高檔的了。如果我瞞著老婆，偷偷地帶一個像年輕的宋美齡到雅谷進晚膳，我不會那樣傻，問侍應有沒有漢堡包。
經濟理論的解釋當然還是那條需求定律。香港中六學生懂得的答案，是雖然加上運費後，優質蘋果與劣質蘋果的價格一起提升了，但從相對價格那方面看，優質蘋果的價格是下降了的。需求定律的價格，永遠是相對價格。同樣，提升成衣質量，其價格是上升了，但優質與劣質同樣加上一個配額之所值，優質成衣的相對價格下降，所以出口的質量提升。
這分析，中六學生說得出有一百分，但到了博士後只得六十，強可及格，因為只是大略地對。較為正確的分析比較深入，要把「量」來一個頗為複雜的闡釋。拙作《科學說需求》的第六章第五節處理了這個問題。
為什麼被配額約束了數量，香港當年會成為天下第一紡織成衣出口國呢？答案是兩個理由的合併。其一是優質使價格上升，而出口總值以價算。其二是優質的成衣遠為耐用，減少了他國的出口量。
另一個問題來了。當年亞洲的國家都受到同樣的配額管制，為什麼主要是香港跑了出來呢？答案還是需求定律：整個亞洲只有香港容許配額在市場自由買賣。這自由轉讓不僅使配額落於善用或適用者的手上，也使配額的價值上升，而這使香港的優質成衣的相對價格下降得更多了。聽說國內的紡織品配額也有在市場轉讓的，但因為法律不容許，市場就發明了一些偷龍轉鳳的轉讓方法。這增加了交易費用，然而，一般的觀察是國內的配額轉讓盛行，對產品質量的影響應該與香港昔日的相若。
任何製造品都有多個層面的檔次。在國際自由貿易的市場中，不同之區會按他們的比較優勢成本來選擇各適其適的品質檔次產出，選錯了的製造商會被市場淘汰。不是說在配額引進之前，香港的製造商沒有能力產出質優、檔次高的成衣，而是在國際自由競爭下，他們認為投資於高檔次的產品，其成本鬥不過先進之邦。
配額的引進，是把自由市場的質量檔次排列更改了。怎麼可能呢？配額之前香港的成衣製造商認為走高檔的成本過高，走不過，難道配額之後走高檔的成本下降了嗎？不是的。答案是：配額引進之後，成衣製造商之間的競爭受到約束，使配額的每個受配者在某程度上擁有一點壟斷權，配額之價代表著壟斷租值，而這租值的存在容許持有配額的競爭者提升成本，因而容許成衣質量的大幅提升。在持有配額者的競爭下，均衡點是質量提升的成本增加在邊際上與配額的租值相等。是配額租值給予成本上升的空間；是需求定律強迫質量上升的選擇。這是經濟學。
是愚蠢得不容易想像的保護主義。當年美國與其它先進之邦，為了保護自己的紡織成衣商，把落後而質劣的香港紡織品加上配額限制。然而，到頭來，落後的香港成衣商，因為配額保護著他們，給他們有可觀的配額租值，讓他們有成本空間大展拳腳，提升產品質量，把先進的配額倡導者殺下馬來。這叫做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些年來中國大陸的紡織成衣，有眾多港商的參與，質量廣及多個檔次，其中不乏高檔的。入世之後，面對配額的瓦解，製造成衣的競爭急升。在這樣的情況下，配額的重臨會使他們精益求精，可能把金縷衣造出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歐洲的什麼名牌將會有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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