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周奕以英國皇家攝影學會香港分會主席的頭銜,在《明報》發表《香港沙龍出了什麼問題?》,跟著今年一月以香港皇家攝影學會會長的頭銜,以《影藝須內涵》為題接受《攝影雜誌》的訪問,大肆抨擊沙龍攝影,引起爭議。行內的朋友要求我這個老人家說說我對這爭議的看法。
周奕批評沙龍攝影主要有兩點。其一是沙龍作品缺乏內涵;其二是今天大部分作品是經過計算機處理的。讓我先說計算機。
我認為攝影與任何藝術一樣,作品只能從作品本身打分,沒有誰管你的作品是怎樣搞出來的。先談數碼照相機。從高質量要求看,目前的數碼機還達不到膠卷的水平。不久的將來可能達到,甚或過之,但也可能永遠不及膠卷。我擔心的是達不到,膠卷也可能遭淘汰,好比七十年代彩色攝影盛行,頂級的黑白相紙慘遭淘汰一樣。據說目前有些彩色膠卷已開始遭淘汰了。
但數碼相機顯然不是周奕先生批評的:沙龍的質量要求高,參與者一般還在用膠卷。他批評的是計算機處理膠卷。處理得當,我不認為有什麼問題。計算機清除瑕疵很方便,而把色彩修改也很有兩手。這些在計算機之前也可以做,但困難得多了。我也不反對通過計算機加點補充(當年我們的加底功夫也神乎其技,但很費思量,遠不及今天的計算機了)。
我反對的是那些刻意地「斬料」,然後堆砌而成的作品。雖然計算機可以砌得天衣無縫,但大自然不可能錯,堆砌往往使人有違反了上帝的安排之感。務求難得不是好藝術,攝影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攝影是一種以感情闡釋景物的藝術,表達著作者一時間的感情澎湃。今天的感受與明天的不一樣,怎可以分割開來然後合併呢?
轉談內涵,我不認為沙龍攝影作品沒有內涵。有些有,有些沒有,而藝術的內涵可不是周奕先生所說的。一九五八年起我刻意地要脫離沙龍傳統,不是因為內涵不內涵,而是沙龍比賽的約束太大,感情不容易發洩。參加沙龍比賽當然希望入選,更好是拿得些什麼獎狀了。問題是這種比賽,像十九世紀歐洲的學院畫賽一樣,要滿足評審團的要求,作者本人的感情或創意被放到次要的位置上。久而久之,有些參賽的人變得麻木了,入鄉隨俗,忘記了自己。然而,藝術永遠是作者自己的表達,要表達自己的感情才對。
不難理解。參加沙龍費用不菲,不打算入選不會參加。但評審團的品味怎樣判斷呢?同一作品要參加多地不同的沙龍,評審變化莫測。結果是參加的人要找出一些沙龍品味的共同特點下注。這導致成功的作品要講究技術,講究構圖與光法,要美觀,而所謂新意則往往靠手法賣弄。話雖如此,這些所謂沙龍作品有非常重要的一面。多跑沙龍的人,尤其是跑了一段時期而考得些頭銜的,對攝影技術與畫面處理會有不俗的基礎,而這基礎是搞攝影藝術不可或缺的。
數之不盡的對沙龍作品嗤之以鼻的人,沒有從其它渠道受過攝影訓練,以為自己是藝術天才,拍攝出來的自以為是的天才之作,皆一塌糊塗,不知天高地厚之類也。這樣的攝影家可靠宣傳而得大名,因為看到皇帝新衣的大有人在,但歷史不會記得這些人。
我於一九五八年在多倫多作過職業攝影師,六十年代初期在好萊塢教過室內人像光法。那些年頭認識幾位在攝影專業學校訓練出來的朋友,知道他們對攝影技術的操縱比我認識的沙龍朋友高出相當多。但搞職業攝影的一般不搞藝術攝影。要搞藝術攝影,沒有誰會花幾年時間受訓於攝影專校。這樣,餘下來的可以得到頗為嚴格的攝影基礎訓練的地方,恐怕就是周奕先生鄙視的國際攝影沙龍了。
正面地肯定了沙龍對攝影的貢獻,我認為要真的搞攝影藝術,脫離沙龍傳統是重要的。然而,脫龍是非常困難的事。受慣了沙龍評審的約束,不容易跑出框框去。好比十多年前開始學書法,老師周慧珺堅持我要臨帖。我於是臨米芾,臨王鐸,臨了五年。寫得似模似樣,殊不知一旦棄臨而寫自己的字,目不忍睹,一塌糊塗。可幸周老師說,她當年脫臨也是一塌糊塗的。
搞書法,我要脫臨四年才略見自己。攝影脫龍呢?差不多要七年。一九五八年脫龍之初,我的攝影藝術不知所謂,既不新潮,也不好看,怎樣說也不是自己的感情表達。要到一九六五年我才找到了自己的攝影好去處。但那時的作品,懂得的一看就是沙龍基礎明顯,只是自己的感情奔放於相紙上,參加沙龍是不容易入選的了。
這裡選刊三幀自己的作品,向讀者示範脫龍是怎樣一回事。較小的兩幀是一九五七之作,沙龍成績了不起——雖然獲獎不多,但凡投必入。讀者可見這兩幀作品,無論構圖與光法,皆法度嚴謹——這些就是當年沙龍的框框了。今天的沙龍作品較為新潮,有精彩的,但有新的框框,感情奔放的也不多見。
較大的一幀是最近攝得的。一串黃葉,一堆亂草,驟眼看來是亂攝一通,不成章法,但老行家應該看得出我是個「跑過龍」的人,因為怎樣看,構圖與光法無處不成規矩。只是今天人老了,自覺藝高人膽大,隨意變化,在不違反基礎的原則下意之所之地發洩著自己對景物的感受。
後者作品是不容易入選國際沙龍的,但因為感情表達痛快,自己有很大的滿足感。跑龍重要,脫龍更重要,二者之間要走過千山萬水,其困難不足為外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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