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13, 2004

我也有一個夢

不久前讀到馬丁說他有兩個夢——一是民主夢,二是回鄉夢,不勝感慨。

馬丁與我同輩,年齡應該差不多。十年前第一次遇上,他提到一位認識我的忘年交,叫梅常安。梅常安是五十多年前我在灣仔書院時的同學,依稀記得他當時住在北角的清風街,養熱帶魚很有兩手。

大約八年前,太太在美國收到一封不知是誰寄來的信,在電話讀給我聽。筆者的名字是梅常喜。我記得了,梅常喜是梅常安的哥哥,一九六三年在洛杉磯認識他。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後不久,中英談判開始。遇到當年在灣仔書院最談得來的同學王柏泉(今已故),談到九七問題,他說一位朋友可能起點作用,那位朋友的名字叫李柱銘,後來我才知道是馬丁。柏泉又提到他在社會福利署工作時認識一位朋友,叫司徒華。華叔可能比我和柏泉年長一點,但也是同輩。不容易想出很多的出自香港、熱衷於國事,而又與我年齡相若的人。李怡應該是一個。他比我大一歲或兩歲。我回港任職後才認識李怡,先聽過他的名字,知道他是香島中學的才子。

我是不熱衷於國事的。對政治一無所知,毫無興趣,要熱也熱不來。我對中國的一點情意結,起於童年時在廣西逃難,認識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下來。午夜思回,老是想著要為中國的青年做一些什麼,廣西的經歷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事前意想不到的原因,是專業上的一點責任感。高斯一九八○年起不斷催促我回港工作,認為我專注的產權理論適用於可能會出現的中國改革,而我又懂中文,天下間再沒有第二個了。八二年回港任職後,近看神州,知道高斯所言非虛。當時專業上要作一個選擇:要繼續在外地發表英文論著呢,還是學寫中文,針對中國的經濟改革下筆?高斯堅持我選後者。我見創立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幾個人中,只有我一個比較年輕,還有魄力可以持久地跟進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我沒有把握引起巴賽爾等人對中國的興趣。我知道自己可以把經濟分析說得淺白。是的,就是非專長的貨幣理論與宏觀經濟,因為屢與幾位大師周旋,我對重點拿得準,可以淺白地言之成理。

也是師友的影響,加上自己的觀察,除了思想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對社會會有什麼影響力。最高的期望,是把經濟分析的文字,多篇地陳列在思想市場上,執政者要選購,可能選中一些。幾百篇中語經濟散文放了出去,這些年來多次依稀地覺得北京的政策彷彿是我說過的,但無從肯定。有幾次肯定他們選的與我建議的不同(例如最近的最低工資),我不高興大約五分鐘。從改進社會的角度看,我不是個人物。

一艘比鐵達尼還要巨大的郵船,在風雨中航行,一個孩子站在船頭,看得清楚到處都是冰山、礁石。船行得快,孩子不禁大聲疾呼,不斷吶喊。明知船長不會管他,但當每次大船及時脫險,孩子開心,想,難道船長真的聽到他的呼聲嗎?最後太陽出來了,見到汪洋一片,孩子更開心了,忘記了自己曾經大叫大嚷。

我也有一個夢,夢見一個孩子在風雨中站在船頭,不斷地吶喊——這孩子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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