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城

一個喜歡搞創作的人，到最後總要對自己有個交代。我很想知道自己在一項造詣上做到盡頭會是怎樣的。外人是否欣賞，歷史評價如何，不能說毫不重要，但如果自己認為可以做得更好，卻沒有做，免不了耿耿於懷，對自己無法交代。這當然是指自己有興趣的造詣，認為可以老老實實地走一程的。

上帝祝福。我這一輩的人平均壽命在七十以上，可到六十之後才作最後衝刺。昔日的經濟學天才史密斯、李嘉圖、米爾等人，壯年時寫下了巨著，不再染指。就是十九世紀末期的馬歇爾也大略如是。人均壽命不到五十歲，選擇不多。今天呢？幾位八十多歲的師友還在搞他們的最後巨著。九十四歲的高斯的算盤打得太盡，看來是經濟學的大損失。

我也打自己的算盤，於今回顧，算得準。讓我在這裡說說，好叫後起之秀——那些要搞創作的——能參考一下，數手指時懂得怎樣算。

先談經濟學吧。二十三歲才進大學讀本科，趕呀趕，三十一歲博士，三十二歲發表《佃農理論》。之後七年發表了六篇今天還常被引用的文章。那是我在經濟學上的創作全盛時期。跟著做了六年石油合約研究，可觀，但是顧問工作，不能發表。八二年回港任教職，八三年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之後到今天，比較重要的英語文章只有四篇，但中語文章不計其數。

回港任職後英語文章發表不多，惹來非議。批評的說我放棄了學術——他們自己沒有說過半句可以傳世的話，不知學術思想為何物——就連一個我自己提拔的學生也到處那樣說！是時代的悲哀，也是學術的悲哀。能在國際名學報發表幾篇文章不等於有學問，更不等於可以傳世，但今天的次級大學就是鼓勵這種無聊玩意。

忍氣吞聲，不是因為忘記了怎樣寫英語，而是可以在名學報發表的題材太多，又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遠比需要碰運氣的諾貝爾獎重要，加上《信報》林山木的鼓勵，就決定學中文而動筆了。然而，那麼多的好題材，想好了的，不能不處理。我於是決定在退休後以一本書的形式全部寫出來。那是八十年代中期的決定了。

決定寫這本書，空餘時間在街頭巷尾跑，涉及的行業及現象不計其數。二○○○年，我終於因為古文物的研究而找到了為什麼競爭市場會討價還價的答案。那是一九六三年我向老師艾智仁提出的問題。他答不出，我或斷或續地想了三十七年。

二○○○年底我決定完成那有概括、綜合性的長篇論著。一九八九年開了頭，寫了大約二萬字，因為母親的病而停止。捲土重來，這次一口氣寫了三十一萬字：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功臣是《蘋果日報》。每星期一稿三千字，寫了兩年，其中深入的地方一個博士也要讀幾遍，但《蘋果》照登無誤。

這就是了。《經濟解釋》完工後我感到在這門學問上走到了盡頭。要求續寫宏觀經濟的不計其數，但我筋疲力盡，也認為在經濟研究上不需要再對自己交代了。外人的評價重要嗎？當時沒有想過，但完工時自己很滿意。後來知道國內的經濟學子差不多必讀，從電腦打印下來再影印的版本無數，可以傳世的機會肯定，當然更開心了。

相比之下，我的第二項玩意——經濟及其它中語散文——就不能給我類同的滿足感。為期長達二十一年的千多篇文章——某程度每篇都是論文——不是開玩笑，而讀者的數量與反應皆難以苛求。問題是沒有最後衝刺這一著，對自己沒有一個痛快的交代，就不能站起來仰天大笑了。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今天搞學術的轉向寫文章而不寫書。寫文章不容易有大衝刺的痛快感。可能因為人均壽命長了很多，而為了生計要對大學交代，對自己的交代就管不著了。想想吧。要整理自己的英語文章而出一本巨冊結集，好幾年了。半年前編排好了目錄次序，還未有價捧場客也要寄訂金來，但總是提不起勁親自作最後的整理。整理發表了的文章，不是新創作，不會有一個痛快的滿足感。

年多來重操攝影故技——第三項玩意——一口氣湊夠作品出版七本書。這些作品有自己滿意的水平。問題是，雖然過程中有進步，總是覺得沒有達到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另一方面，每本新出的攝影集給自己的滿足感越來越少。午夜思回，老是想著從哪裡來一個攝影大衝刺，給自己一個可以站起來大笑的交代。

奇跡終於出現了。我寫過的九寨溝與黃龍之行，四天所到之處，無不盡善盡美。這使我放膽地把自己的本領全都搬出來。一百三十幀作品既全面，變化也多，而最重要的光的運用更是得心應手。雖然事後覺得當時不應該那樣珍惜膠卷（曝光只三百六十次），或在珍珠灘的瀑布下應該多花半個小時，或在黃龍的絕妙雪景中不應該跑去觀看眾人皆讚的世界名景，但作品的整體分明是一個痛快的衝刺，不容易超越，達到了自己搞攝影藝術的一個盡頭。

是年多來的第八本攝影集，最後一本，將起名為《光的藝術——印象攝影的個人結語》。

快六十九歲了。還有時間，而我這個人不搞點創作不容易活下去。自己有興趣的第四項造詣還沒有搞好——那是書法。這最後一城奇怪地困難。八本攝影集只出版了四本，還有四本要下點心機編輯。英語文章結集可以同時處理。這些之後專心進攻這最後一城吧。兩年來書法練習得少，但攻城之法卻想出一些來。

困難所在是明確的：我可以輕易地把學問拍進攝影中，但無法把學問寫進書法去。這困難要解決；其它都不重要。十多年窗下書法，不是技術的問題，是思想的問題。要靜坐一段時期細想了。

輸入通脹是嚴重問題

十一月十一日在這裡發表《中國加息是正著》，寫於美國大選之前，其中提到「值得擔心的是美元再跌，把人民幣拖下去」。大選後，美元的弱勢更為明顯了。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後者不穩定，對前者半點好處也沒有。

最頭痛是輸入通脹這個老問題（是否通脹下面再說），但寫該稿時沒有想到那樣嚴重。昨天一位廠家朋友提供他們的進口原料價格，年多來的升幅把我嚇了一跳。從去年二月至今天，鐵線的進口價上升了百分之三十八點七；去年四月至今天，塑料（聚苯乙稀）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銅價不詳盡，同期大約上升了百分之四十三。其它的進口原料這位朋友不知道。

有兩個原因解釋這進口價格大幅上升。其一是中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對原料的需求上升；其二是人民幣的幣值在國際上因為與美元掛鉤而下降了。塑料之價上升得特別多，因為與石油有關，而油價受到中東局勢的影響。不要忘記，以今天每桶四十七美元算，四分之一左右是美元下跌的效果。

有輸入通脹這回事嗎？一般人說有，但大多數貨幣理論專家說沒有。何解呢？理論說，物價上升與通貨膨脹是兩回事：通脹帶來物價上升，但物價上升不一定有通脹。通脹有一個按期的物價上升率；一次過的物價上升，沒有持續性的上升率預期，不會對經濟有惡性影響。以一個有按期物價上升率才算為通脹看，通脹永遠是貨幣量增長過多的結果。按期通脹率的形成，通常要在貨幣量增長過多的六個月之後才開始在市場出現，而通脹率的持續會促長市場對通脹的預期，使貨幣量得到控制後一段不短的時期才會有通脹下降的效果。

原則上，因為人民幣與美元掛鉤而引起的進口原料價上升帶來的「輸入通脹」，與因為幣量增加過多而引起的通脹是可以分辨的：前者是跟美元下跌後應該立刻上升。實際上，二者分不開，因為原料的進口訂單合約可長可短，有先有後，而原料進口後其價格上升擴散到市場的製成品也需要一段時日。

這就帶來我要指出的第一個麻煩：進口原料的價格上升帶來的物價上升，與貨幣通脹分不開，會同樣促成市場對通脹的預期。有了一個預期的通脹率，市民為了自保會作出對經濟有不良影響的行為。

第二個有關的麻煩也頭痛。大半年來中國的製造業出現「民工荒」——勞工短缺——那是為什麼？農民的收入今年上升得特別好是一部分原因。另一方面，進口的原料價格急升，工廠因為訂單的約束與要顧及買家的關係，不容易一下子把進口的原料升價加進產品的物價之內。這樣，廠家沒有多大空間以提升工資的辦法來解決民工荒的問題。

最麻煩是第三點。依照所知的資料（當然不足），我不認為今天中國有貨幣通脹的問題。目前公佈的百分之五強的通脹率可能低估了，要不然，原料進口的價格上升——加上與補貼有關的農產品價格上升——可以解釋百分之五強的物價上升而有餘。去年人民幣量的增加是百分之十九，跟著是百分之十七，今年初搞宏觀調控後，幣量下降了。以中國目前的高速發展與人民幣的強勢看，這些數字不應該引起通脹。如果這是對的話，北京的宏觀調控全盤錯了！

還有好些其它問題，複雜，我想通了，下期再談。

經濟學需要學嗎——為高小勇書作序

好些年前發表過一篇關於科學與藝術的文章，黃永玉欣賞。該文大意說，今天的藝術家不容易或不可以教數百年前的。科學呢？今天的一個物理博士，大有資格教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頓等人，雖然天賦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計。新的科學知識，前人不知道，可教也。但今天的藝術大師，怎可以教三百多年前的侖布蘭特或百多年前的塞尚怎樣繪畫呢？死者復生，昔日的藝術大師可與今天的交流、磋商，也可以互相影響，但說到教侖布蘭特就會見笑天下。

理由簡單不過。藝術論風格，講感情，重視個人的純真表達。這些可以互相影響，但不可以教。可教的是技術，但昔日的藝術大師，既為大師，當然掌握了當時所知的技術。就算今天的技術工具不同，又怎樣了？不要相信藝術工具今不如昔這種廢話。除了一些製法失傳的樂器——如提琴——一般的藝術工具皆今勝昔。學書法，今天的文房四寶遠勝北宋，但有誰可以教米芾書法呢？說笑罷了。幾年前在莫扎特的故居見到他昔日常用的鋼琴，樣子可憐，購唱碟而聽其音，與今天的琴音相去甚遠，很奇怪莫老兄作得出那樣絕妙的音樂。今天有誰夠膽教莫扎特音樂，請都站出來！

轉談經濟吧。經濟是一門科學，要遵守科學的方法，掌握個中理論可以解釋世事。哲理上，經濟與自然科學沒有兩樣，不是表達感情的學問，與藝術很不相同。需要學嗎？學校在教，學子甚眾。同樣，學校也教藝術，學子也眾。有趣的問題是，一個今天平庸的物理學家可以教昔日的伽利略而有餘，而區區在下那樣了不起，可否教二百多年前的史密斯呢？一些彫蟲小技——例如邊際分析——是可以的，但這些是技術上的小節，與經濟學的內容扯不上多大關係。你閉上眼睛，胡亂選一個現代曾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然後委任五個德高望重的專家投票，排列這諾獎得主與史密斯，以經濟學水平論高下，這位諾獎得主不容易獲得一票。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讓我幻想一下，幻想史密斯死而復生，今天要拜我為師。新潮經濟學我不懂，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主流，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傳統，橫考直考我還可以拿一百分。這是大教授的資格了。好了，明天早上史密斯要上課，二百多年的經濟學發展他一無所知，我可以教他什麼呢？我要怎樣備課才對？

教自己認為掌握得最稱意的需求定律嗎？恐怕他回應：「需求定律我沒有聽過，但我寫的《國富論》有哪一處違反了該定律呢？」教今天的學子認為我解釋得最高明的成本概念嗎？恐怕他回應：「是我發明的，為什麼要教我？」真麻煩。好，就教他不可能知道的邊際分析與等優曲線吧。殊不知教不到十多分鐘，他睡著了！

無可奈何，我轉為與史密斯這位學生研討，告訴他我證明了他的佃農理論是錯了的。他點點頭，說：「當時手頭上的資料誤導了我，否則我可以想出正確的分析來。」最後還是交易費用引起他的興趣，但半個小時後是他教我，不是我教他。

史密斯是二百多年前最偉大的經濟學者，如果復生，今天可能還是。他不會看得懂今天方程式多於文字的經濟學論著，也可能懶得學數，但對世事的洞察力與經濟解釋的感受，我要拜他為師。然而，史氏當年沒有受過經濟學教育，有的是受到休姆等同輩的影響，算不上是學過經濟理論。他讀書多，觀察入微，天賦超凡，日思夜想，就寫下了我今天還要跪下來的《國富論》。

跟著而來的李嘉圖，是個富有商人，沒有學過經濟學，是他之幸，讀過史密斯的巨著。李氏自己的經濟巨著，理論縱橫，錯的多，對的少，但重要的是提供了一個分析經濟整體的大模型，經過後人多番修改我們今天還在用。經濟作為一門有系統的科學，起自李嘉圖。再跟著而來的米爾，智商冠於人類，也沒有正規地學過經濟，據說他只花六個星期就完工的巨著，思想來去縱橫，作學生時我讀之再三，歎為觀止。

不要誤會，我不是勸今天的學子不要讀經濟。我自己的經濟學是學回來的。當年是個好學生，考試可以參加世界大賽。然而，當年學得的種種技術與理論，百分之九十以上今天不管用。得到多位高人親傳，我學得而又用得著的，是怎樣看世界，怎樣掌握理念，怎樣判斷輕重，與興趣要向哪方面發展。複雜的理論學過很多，都用不著，用得著的都是簡單的。如果天分比我高，你可以像高斯那樣，完全不學複雜的理論。換言之，我從多位高人學得的，主要是一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這套系統起自史密斯，要體會，不容易白紙黑字地教，大學的正規課程沒有提及。

成都高小勇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其中不少與經濟有關，要求我寫這個序。我見他讀文學出身，沒有學過經濟，就想到「經濟學需要學嗎？」這個怪問題。小勇可能不知道方程式有左右之分，沒有考慮過曲線是曲還是直，但奇怪地他顯然掌握了那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因此，他懂得怎樣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世界。

無師自通，小勇編輯《經濟學消息報》多年，發掘了不少經濟散文寫得好的青年。三年來熟讀了我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難道等於李嘉圖讀了史密斯的《國富論》？不會那樣厲害吧。

經濟學需要學嗎？很難說。說過了，我自己的經濟學是學回來的。雖然用得著的只是其中一小點，而大有用場的那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是師友在課堂之外有意或無意間提點，或磋商，正規的大學課程找不到。今天不能肯定的，是如果當年沒有學過那麼多複雜但今天不管用的理論，我可能達不到以簡單理念來掌握那套系統的境界。

簡單說一句，經濟學是一套系統看世界。以正規的大學課程作為學習的準則，經濟學可以不學而達，也可以學而不達。學而達之的奇怪地不多見。

險而不怪的追求

最近看郎朗去年於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鋼琴演奏的影碟，認為很好。記得該演奏曾被某評論者批評，說彈得亂，音樂欠佳云云。幾個月前讀到沈鑒治在三藩市聽李雲迪，大讚之餘對郎朗有微詞。沈兄提到倫敦某評論者對郎朗的評價，與紐約的負面評論差不多。沈兄的學問與藝術修養我素來欣賞，但不同意他與上述兩位評論者對郎朗的看法。

沒有誰不同意，郎朗的鋼琴技術了不起，而我認為他彈得略嫌誇張。但我又認為這是作為頂級大師的必經之途，而郎朗只有二十二歲，這麼早就有「彈過了頭」的表現，可喜也。走收斂一下的回頭路遲早會出現，我們用不著替郎朗擔心。自己沒有嘗試過鋼琴，但幾項造詣是過來人，走過今天郎朗正在走的路，讓我說說吧。

唐初孫過庭論書法，提出如下的重要藝術觀：

「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至如初學分佈，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

以孫前輩論書法來比喻今天的郎朗，我認為後者正在「務追險絕」，而評論者給他的負面評價，只不過是說「中則過之」。中則過之來得那麼早，郎朗將來成為百年一見的鋼琴大師的機會高得很。評論的人一般沒有走過創作的路，不容易體會這條路多麼難走。古典樂譜是前人寫下的，郎朗不能更改。在這框框之內他要做的是闡釋，到最後要找到自己，在前人的約束下表達自己的感情。刻意地創新會容易地誤入歧途，而要天真自然地闡釋，有創意地表達感情，總有一段時期要務追險絕。

北宋後期的米芾，論書法最高明，說得簡短。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書法既要天真自然，也要險而不怪。險而不怪，看來郎朗正在追求。怪是入了歧途。不少人大讚的鄭板橋的書法，我認為是寫怪了，過了頭，不可取也。唐代的張癲，五代的楊瘋子，清初的神筆鐸，書法皆達險境，但不怪。古往今來，書法一動筆就令觀者激動而又沒有怪感的，可能只有米芾一個。米芾也稱米癲，這可見外人看來，偉大的創作者總有點不正常。

西方的藝術也如是，無論是米開蘭基羅、塞尚、梵高等人的畫作，羅丹的塑像，貝聿銘的建築，皆達險境。雖然西方的文化沒有出現過一個孫過庭或米芾，但數十年前拜讀他們的藝術論著，意識到他們對險而不怪的追求滿在字裡行間。

文字也如是。李清照與辛棄疾的詞，險絕也。我非常欣賞的美國詩人、小說家愛倫坡，是個文字奇才。他寫顏色讓我看到顏色，寫聲音讓我聽到聲音。英年早逝，有人在他的墓碑刻上There is no exquisite beauty without strangeness in dimension這句話，可圈可點。翻過來是：沒有奇異的層面，不會有精緻的美。神來之筆，這句話是對愛倫坡最中肯的恭維，而「奇異的層面」者，險也。

昔日與高斯論文章，他屢次提到novelty（奇異或新奇）的重要性，認為毫不novel的文章，不值得發表。這是說可取的文章要有點新意，而新意免不了有點危險成分。好些年前董橋說我的中語文章險得令他擔心，朋友說是批評，我卻認為是恭維了。思想上我喜歡鋌而走險，過癮一下，但文章與文筆不同，半途出家，中語文筆我「走險」的功力不足。當今之世，中語文筆能寫得像董橋那樣險而不怪的，確屬罕見。

險與怪不同，後者是創作的大忌。不少搞藝術創作的人，不是為了走險，而是要與眾不同，或要標奇立異，又或者要製造風格，走的是怪路，非險也。怪而不險的作品，亂來只是亂來，毫無感人之處，是不知所謂的劣作。這類藝術作品歷史上無時無之，但過了不久被淘汰了，我們一般見到的只是今天的怪作。不少新潮藝術令我們反胃，因為怪而不險，是在我們的感情之外的「創新」了。我是個看不到皇帝新衣的人。很多人也看不到，只是沒有膽量說出來。

走險走過了頭，也會變為怪。明代的天才徐渭，一些書法寫得險絕精彩，但一些過了頭，怪了。今天藏於南京博物館的徐渭的《雜花圖卷》，險絕而不怪，曾經把齊白石等大師嚇得要命。歷史上，有些險絕的精彩創新，被當時的人認為怪，受到冷嘲熱諷。十九世紀中期的法國印象畫派是最有名的例子。精彩的藝術往往走在時代的前頭，被評論者認為是怪，其實是險，分辨這二者可以是湛深的學問。

我是個討厭以不同為創新的人，對自己投入的造詣的傳統基礎訓練得通透。為了滿足自己，我往往禁不住要嘗試可以做到的盡頭。這是走險。好比搞攝影藝術，昔日對鏡頭的性能，光的變化與黑房的技術等，皆熟習如流水行雲。近年多來重操這光的藝術，溫故知新，而人老了，再沒有什麼顧忌，放開來險絕一下是自然的吧。

最近到九寨與黃龍跑了四天，攝得一百三十幀可取的作品，因為是自己最後一本攝影集，應放則放，可險盡險。懂藝術的朋友見到，無不嘩然。終於有機會出版一本足以改變攝影藝術的書，是多麼痛快的事！一位朋友問，這組新作比一九六五年我在加州搞起波濤的攝影高出那麼多，發生了什麼事呢？我說多做了四十年學問，有了長進。搞藝術，學問的一個重要用途，是約束著走險走過了頭，不達於怪。

後乃通會，孫過庭說的。

中國加息是正著

最近中國加息，加一小點，朋友紛紛問及這加息的效果，有些甚至恐怕世界經濟會因而一蹶不振。樹大招風，很麻煩，也顯出在國際上中國的經濟真的舉足輕重了。

關於中國加息的問題，不懂真實情況的妄下批評，不可信。真實情況不易瞭解，我也不大清楚，但比一般的評論者多知一點。可以先說的，是大學的宏觀經濟理論不管用。讓我分點說說吧。

（一）北京這次加息顯然經過慎重考慮，主要不是因為通脹捲土重來，而是認為投資增長得太快。什麼是太快，什麼是過熱，我不懂。我懂的是認為經濟過熱而推出直接管制借貸的「宏觀調控」，有問題，因為會壓制應該投資的投資。加息也會約束投資，但讓投資者選擇，遠為高明。

（二）為了要使投資的增長率緩慢下來——應否緩慢下來是另一回事——加息是最好的辦法。我認為加半厘比加四分之一厘為佳，因為加後再加會對市場的預期有不良影響。

（三）貨幣量增加過多會引起通脹，這方面北京的專家多得很，用不著經濟學者指導了。人民幣的貨幣量已受到控制，雖然最近有回升的跡象。央行的主事人明白幣量與通脹的關係，知道通脹率高於百分之五不能接受。他們也知道以加息來控制通脹不是好辦法。

（四）央行不能肯定的——沒有誰可以肯定——是今天人民幣在國際上有大強勢的情況下，人民幣量要增加多少才會引起通脹。為了保值，今天很多人儲存人民幣，而保值的需求對通脹的影響不大。如果北京解除外匯管制，把人民幣推出國際市場，效果會有點像擔沙塞海，海水不會脹起來。是另一種局限，推理要從另一個角度入手。傳統的貨幣分類不管用。

（五）神州大地近來的通脹略為復辟，肯定與年多前美元大跌有關，但有關多少不容易知道。這是與美元掛鉤的代價。我擔心的是如果伊拉克繼續搞下去，美元在國際上難以看好。這是年多前我建議人民幣轉用另一隻錨的其中一個原因。

（六）輸了錢不要罵我，但投資的朋友用不著擔心北京這次加息含意著經濟不景，或中國再不是個投資的好地方——「宏觀調控」是另一回事。北京再加一點息的機會存在，但我看不到大加特加的可能。值得擔心的是美元再大跌，把人民幣拖下去。可幸的是，人民幣在國際上有弱勢與有強勢是完全兩回事。前者遇到通脹，選擇不多；後者彷彿是個有錢人，懂得選擇大可瀟灑一番。何況目前國內的通脹不嚴重，可管可不管。

說完了上述，我要對這次北京加息而頻頻提問的同學指點一下。經濟學有很強的解釋力，可以推斷得精確，但只可以推測，不可以預測。推測要講局限條件及其變化的慎重審查，不可以拿著水晶球來胡說八道。比起物理或化學或生物等自然科學，經濟理論淺得很，困難是運用的人要眼觀六路，懂得轉彎，懂得考慮多方面的局限轉變，也要懂得衡量哪方面重要哪方面不重要。盡信書不如無書這句話，用之於經濟學是適合不過的。

經濟大時代

人類歷史五千年，只是今天才進入一個經濟大時代！

這話何解呢？在此之前，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整個地球的人參與生產競爭。今天除了古巴與北韓這兩個小國，其它的都搞開放，在國際上競爭。二十多年來先後參進這國際生產賽的包括中國、印度、前蘇聯、東歐、越南等，人口多了一倍多。我嘗試過分析這世界局限大轉變的效果，但問題實在複雜，分析不夠全面。讓我在這裡分點再說，有些此前說過，要補充一下。是很長遠的發展推斷，而我說的只是大略。各點加起來會成為怎樣的局面我看不通。讀者試試吧。

（一）凡是多搞社會福利、工會林立、有最低工資等國家都會遇到競爭縛手縛腳的困難。今天的青年要選走的路是增加自己的生產力，而在國際市場的壓力下，他們會那樣選。

（二）廉價勞力暴升，知識資產的價值會相對地比勞力的價值升得快。市場遲早這樣判斷，會在工資或收入上明顯地反映出來。年輕人遲早會重視知識投資的選擇，這裡預先提點一下。同樣肯定的，是廉價勞力密集的地方，開放發展後，土地的價格會相對地上升得比較快。這是邊際生產定律的一個含意，而如果市場與法治有看頭，這定律說地價的上升率在一段長時期會高於利息率。問題是如果政府對土地的管制與法律的保障不善，可以抵消廉價勞力的地價上升作用而有餘。這樣，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看法，所謂猛虎不及地頭蟲，經濟學者的推斷不一定比得過本地的地產老手。

（三）農產品的需求一定上升，而天然資源如礦材、石油等的需求上升更甚。上文說多搞社會福利的國家會有大麻煩，但天然資源豐富的福利之邦，如加拿大及澳洲，倒可鬆一口氣。時間永遠不容易判斷。九年前在一個會議上建議投資農地，行家無不贊同，但美國農地之價兩年前才明顯上升，不知行家有沒有中計。

（四）反對廉價勞力產品進口的保護主義已經抬頭，且會變本加增。但解釋過了，這種保護主義早晚守不住。困難又是時日的判斷。四十年前日本貨進軍地球，引起的保護主義守得住嗎？沒有好證據，因為日圓在壓力下被迫升值兩倍多。今天的情況不同：以人口算是多了數十個日本。這方面看，保護遠為困難。

（五）先進之邦可以為了保護而禁止貨品進口，但資金外流就禁不住，因為禁止要用上外匯管制，而這種管制對自己的殺傷力甚強。資金流向廉價勞力的地方，生產的知識與科技或多或少會隨之而去。這對保護主義是個重要的打擊，因為到後來不僅是禁止自己的產品進口，而更重要的是壓制自己的知識多賺錢。

（六）二十世紀是一個主義時代，差不多什麼可以想得出的主義都吵過了。二十一世紀不會再吵主義——這方面的政治費用會下降。下文申述，我認為今後會搞的是軍事政治。這很不幸，但我說的經濟大時代主要是以經濟發展掛帥，二十一世紀的政治活動會比二十世紀為少。

（七）儘管民主投票的聲浪愈來愈高，在經濟大時代中民主人士會感到失望。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社會福利的政策不合時宜，而這是民主投票的一般取向。其二是這些日子與幾位深知東歐情況的經濟學者研討，他們一般指出二十年前我說過的：以民主投票推行改革不容易有大作為。他們舉出我不熟知的波蘭與捷克的例子，說那裡以民主投票改革把經濟搞得一團糟。我也聽到布坎南、托洛克等經濟學大師，對投票的反對越來越甚。這些人整生研究民主投票，但可能還像我那樣，搞不清沒有普選投票是不是沒有民主。

（八）轉到自己一無所知的範圍，但總要說一下，因為可以把所有上述的推翻。那就是三年前恐怖活動突如其來，跟著對世界經濟（包括油價急升）的負面影響，遠超事前個人可能想像。我當然無從判斷恐怖活動會維持多久。說過的是美國的先進武器雄視天下，促使不服氣的或恐懼的走向恐怖活動或製造核彈這兩個極端。皆不幸，非常不幸。這是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政治主要是軍事政治的原因。

個人最希望見到的——恐怕有生之年不會見到——是整個世界全部開放，沒有關稅，也沒有任何妨礙物品、知識與資金流動的管制，大家齊來一個持久的世界生產大混戰。在內心深處我要回答多年以來外國的學者朋友屢次提出的一個尷尬問題。他們問：中國人刻苦耐勞，天賦不凡，為什麼國家老是那樣不成氣候呢？

我認為自己知道答案，但不便說出來。今天中國的發展替我答了一小半，就讓我說出來吧。我衷心欣賞西方的文化傳統，認為人均天賦炎黃子孫比他們不過。但中國人多勢眾，吃得苦，搏得盡，有悠久的文化，如果上述的自由生產大混戰的局面真的出現，我會將所有的錢押中國那一邊。

這些日子心情差得很。最深交的學者朋友巴賽爾三個月前病重，到今天還不能與他通電話。一個月前老師赫舒拉發驗出癌症。我是他最好的學生——他屢次對人這樣說，這裡我要為他的點名而站起來應一聲：「到！」幾天前聽到德姆塞茨患上怪疾，嚴重。與他聯絡，回應說目前藥石還有靈。說過了，一九六四年老師艾智仁偷偷地給我閱讀德姆塞茨的六十多頁的不准傳閱的文稿，對我影響很大。

不久前戴維德謝世了，一百零二歲。還健在的艾智仁九十，佛利民九十二，高斯九十四。上述共七位是對我思想影響最大的師友，沒有他們的啟發與鼓勵，我會只靠賣弄技術寫文章。他們的思想不僅影響了我，更影響了一個經濟大時代。都老了，而足以影響一個大時代的經濟思想，看來對這個大時代的經濟學發展影響不多。多麼令人傷感。

外資賺錢可以解決不少問題

十月二十七日報載，外資在上海一帶賺錢直線上升！雖然沒有公佈原來的賺錢百分率，但提供的數字了不起。

數字說，今年頭九個月，三萬五千家外資的盈利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七。去年全年外資的總盈利是四百三十億美元，比前年上升了百分之五十四。所有外資中，百分之八十五賺錢。後者是不容易相信的數字，但由上海的有關官員說出，車大炮有革職之禍，不由你不信。可能因為有人投訴上海的房地產價格上升了不少，導致生產成本提升，報道的回應，是房地產之價雖然上升了，盈利的上升還有增加。外資引進的上升率也繼續增加，但看來是緩慢下來了。廣東的情況不大妥當，外資的進入速度相當大幅地下降了。

上海一帶的對外貿易增長也是天文數字：今年頭九個月出口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四十九點九，進口上升了百分之六十四點七。總出口是五百三十二億美元，總進口是六百四十七億美元，有逆差，中國整體也有逆差。

朋友，在上述的數字中，你最重視哪一項呢？我要考考你的經濟思維，所以不要讀下去，選中了一個數字才繼續。先此聲明，同不同意你也要依我的！

我認為最重要的數據，是百分之八十五的外資賺錢。賺多賺少尚在其次，重要是有得賺。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國家或城市，百分之八十五的生意賺錢。另一方面，外資跑到中國去，開頭幾年賺錢的機會不大。這樣看，能捱得上三幾年的外資，賺錢的機會應該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對引進外資來說，這訊息最重要。懂得投資的人一般不慮勝，先慮敗。不需要虧蝕的機會那麼高，為何不試也？

外資賺錢的圖畫那樣美觀，會容易地解決引進外資的所有問題，而今天上海引以為榮地公佈，比起十多年前中國人還有外資賺錢的眼紅症是大有改進了。這反映著上海的主事人已體會到經濟發展的基本理念，可喜也。

今天不少國家要約束或禁止中國的廉價產品進口，保護主義也。有了上述的數字，溫總理可以容易地回應：「貴國的投資者在中國賺了不少錢，他們高興，我們也高興。我們的出口商只賺一點錢，我們高興，為什麼你們不高興呢？再者，我們的對外貿易有逆差，但沒有向任何人投訴。」

對方可能反駁：「賺中國錢的外資不是我們的，而我們對中國的貿易有逆差。」溫總理也容易回應：「日本的工資不比你們低，物價比你們高，但日本的投資者在中國賺錢最多，對中國的貿易有順差，皆大歡喜。為什麼日本辦到的，你們辦不到？」

報道說在服務行業上，外資在上海賺錢比較困難，政府會多開放服務行業，加以協助。這是我反對的計劃經濟的言論，雖然方向沒有錯。最佳的做法，是開放所有行業，讓計劃者打高爾夫球去也。

報道又說，上海的房地產價格上升，是工商業需求上升的結果。這是不俗的經濟觀，但只對一半。我認為年多來上海的房產價格升得特別快，主要是因為去年二月該市決定了相當大幅度地減少土地建築的容積率，影響了將來樓宇供應的預期。

該報道又再說，上海比中國其它地區增長得快，是因為市政府的工作有效率。成者為王，就是不同意也不敢反駁。有成就是有資格誇誇其談的。

《經濟大時代》前言

一個國家的文化，一個人的思維，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的影響。經濟學術也如是。影響可早可遲，或先或後。廣東俗語說：「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反應遲鈍是執輸行頭，彷彿不知不覺，有一天會見笑天下。

從史密斯到馬克思到凱恩斯到佛利民，經濟學者對時代轉變的反應快得很。然而，今天可能是歷史上最大的時代轉變，但經濟學者的反應卻遲鈍得奇怪。可能因為太複雜，不容易入手分析。

我不遲鈍，知道發生著的數千年一見。只是抽不出幾個月的時間靜坐苦思，為這個大時代轉變想出一個有整體性的可以解釋與推斷的理論來。於是，我那天想一下，這天想一下，久不久動筆寫一兩千字，很零散的，分佈在此前出版過的與這本結集之內。不是有系統的處理，也沒有一個整體理論，但希望有一天，好奇的學者會把這些零散的觀察綜合起來。

話得說回來，就算有機會靜坐數月苦思，我沒有把握想出可以綜合這個大時代的複雜演變的整體理論。一九八一年我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比起今天的形勢，那算是個小時代的轉變，理論上的處理容易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