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兩會的啟示

最近北京人大與政協會議，經濟政策是主要課題。聽到或讀到的我不同意的多，但從報道中我聯想到一些現象，也得到一點啟示。

首先要說的，是直覺欠佳的門外漢看政策，相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什麼不對改之可也。經濟學教的呢？是分析牽一髮可以動全身。舉個例，香港二戰後，從大陸回歸的市民與難民甚眾。戰爭損毀的房屋甚多，租金暴升，回歸的舊市民大叫大嚷，怎麼辦？政府於是倣傚紐約，推出租務管制，把租金規定不能超於戰前的。這是頭痛醫頭。經濟分析說，租務管制會導致房屋失修，業主與住客大打出手，重建有困難（因為不能容許業主強迫住客遷出），建造樓宇的投資意圖會減少。至於後來這租管導致天台木屋的僭建，則經濟學大師也不容易事前預料也。

解決屋荒的唯一可取辦法，是讓市場增加房屋供應，但租管的效果適得其反。於是，政府迫著要親自投資建造公屋，廉價租出。後來這又發展成為居屋，再後來董建華先生索性提出每年建屋八萬五，闖了禍。戰後（一九四五年）推出的租管怎樣呢？說是暫行一年，跟著加一年，加後再加，加得幾加懶得加來加去，索性不說取消就作為存在了。跟著二十多年這租管的法例改了三十多次，而全部取消只是去年才實現。

上述租管引起的現象，除了天台木屋多如天上星這個世界奇觀，其它的一個有道的經濟學者可以事前準確地推斷出來。能知半日事，富貴萬千年，如果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不良效果能預先知道，政府可能不會施行租務管制。有時政府明知政策效果不佳，但因為壓力團體的左右，或自己的切身利益，還是推出去。這是無能或無良的政府了。

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其一是政策導致的間接效果，或副作用，是否要讀過經濟學才可以事前推斷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些人對經濟效果的推斷不學有術，沒有學過也深知牽一髮而動全身之理。對這些人來說，經濟學的教育會增加他們分析的精確性，因而增加了信心，但政策的多方面效果，他們可以只憑直覺的推理就知得七七八八。這種直覺感受的或優或劣，顯然與智商沒有多大關係。天才如愛因斯坦，對經濟效果的感受一無是處。

第二個有關的問題是：一個在經濟學下過多年功夫的人，對政策效果的推斷是否一定有過人之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好些經濟學教授，學術文章寫得似模似樣，發表了不少，但推斷只能用個「蠢」字來形容。數學方程式寫得漂亮是一回事，把什麼變量放進去是另一回事了。後者要講直覺，而直覺運用得宜要懂得怎樣處理簡單的理論——沒有學過經濟學的人，只要感受好，也懂得掌握的那一種；也要講經驗，而經驗則要靠多讀歷史，多觀察不同行業與不同地區的經驗，要觀察入微。

縱觀最近北京兩會的經濟政策的言論，差不多全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略有新意（國內是新，外間是舊）的是提到民工荒或增加勞力工資，會逼使工廠精益求精，提升質量。很有點西方所說的（是錯的）效率工資理論的味道。就算這理論沒有錯，其假設是由僱主選擇提升工資，不是讓政府以政策強逼提升。跟著而來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間接不良效果，罄竹難書也。

中國真的沒有經濟直覺感受一級的人材嗎？有的，我知道有，只是在兩會的言論中沒有聽到。可能是政治上的需要，怎樣說與怎樣做是兩回事。

北京兩會使我想到另一個現象。那是經濟增長有可觀的國家，不少傾於福利經濟那方向走，飽暖思扶貧是也。這絕對不是膚淺的現象。沒有誰會反對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天生有嚴重缺陷的，傷殘而不能工作的，孤而無親或老而無靠的，我們都應該幫助。除了這些，我們對生活無著的只應該協助他們自力更生，鼓勵他們考慮不同的職業選擇。西方施行的福利經濟——例如最低工資、工會保護、勞工法例、綜援政策、社會醫療等——搞得一團糟，北京不可能不知道。近在眼前的香港，當年的港英臨別秋波，為了吃最後的晚餐而搞起福利經濟，對經濟活力的損害有目共睹矣。

不一定經濟起飛就會見到福利經濟大幅上升的。香港二戰後三十多年，除了廉租屋的供應，一些公立醫院，一些公立學校，大致上守得住福利經濟的誘惑。只是上述的最後晚餐樂善好施，加上那所謂政制改革，吃政治晚餐的壓力團體群起而出，才導致今天不倫不類的混合制度。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學子的語文水平節節敗退。醫管局的支出如天文數字，公立醫療服務有改進，但政府養出來的私人掛牌的醫生卻大叫救命。領取綜援金的人數急升，一些暢遊東南亞過一下海嘯之癮，另一些跑到國內多包一個。

今天中國大陸還沒有見到要求增加社會福利的團體風起雲湧。農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大家都知道，但我到過的地區（到過不少，而攝影要找窮鄉僻壤），農民的生活可不是我們聽到或讀到的那樣苦。農民應該守得住，讓工業的發展與普及逐步改善他們的生計。回頭看過往十年的發展，如果再繼續十年，我再去攝影農民會有錢請吃飯。為什麼今天北京那麼著重福利政策呢？

表面看，北京的言論以及好些若有若無的政策，令我這個關心的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從自己歷來很少出錯的直覺看，北京的言論與地區的發展加不起來。有兩個可能的解釋。其一是北京糊塗得很，或對或錯與或左或右的互相矛盾他們搞不清楚。其二是北京聰明得很，把中央與地區分開處理，加不起來的現象於是反映著一套新的改革大方案正在籌劃中。這些是北京兩會給我的重要啟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