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rch 24, 2005

北京兩會的啟示

最近北京人大與政協會議,經濟政策是主要課題。聽到或讀到的我不同意的多,但從報道中我聯想到一些現象,也得到一點啟示。

首先要說的,是直覺欠佳的門外漢看政策,相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什麼不對改之可也。經濟學教的呢?是分析牽一髮可以動全身。舉個例,香港二戰後,從大陸回歸的市民與難民甚眾。戰爭損毀的房屋甚多,租金暴升,回歸的舊市民大叫大嚷,怎麼辦?政府於是倣傚紐約,推出租務管制,把租金規定不能超於戰前的。這是頭痛醫頭。經濟分析說,租務管制會導致房屋失修,業主與住客大打出手,重建有困難(因為不能容許業主強迫住客遷出),建造樓宇的投資意圖會減少。至於後來這租管導致天台木屋的僭建,則經濟學大師也不容易事前預料也。

解決屋荒的唯一可取辦法,是讓市場增加房屋供應,但租管的效果適得其反。於是,政府迫著要親自投資建造公屋,廉價租出。後來這又發展成為居屋,再後來董建華先生索性提出每年建屋八萬五,闖了禍。戰後(一九四五年)推出的租管怎樣呢?說是暫行一年,跟著加一年,加後再加,加得幾加懶得加來加去,索性不說取消就作為存在了。跟著二十多年這租管的法例改了三十多次,而全部取消只是去年才實現。

上述租管引起的現象,除了天台木屋多如天上星這個世界奇觀,其它的一個有道的經濟學者可以事前準確地推斷出來。能知半日事,富貴萬千年,如果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不良效果能預先知道,政府可能不會施行租務管制。有時政府明知政策效果不佳,但因為壓力團體的左右,或自己的切身利益,還是推出去。這是無能或無良的政府了。

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其一是政策導致的間接效果,或副作用,是否要讀過經濟學才可以事前推斷呢?答案是否定的。一些人對經濟效果的推斷不學有術,沒有學過也深知牽一髮而動全身之理。對這些人來說,經濟學的教育會增加他們分析的精確性,因而增加了信心,但政策的多方面效果,他們可以只憑直覺的推理就知得七七八八。這種直覺感受的或優或劣,顯然與智商沒有多大關係。天才如愛因斯坦,對經濟效果的感受一無是處。

第二個有關的問題是:一個在經濟學下過多年功夫的人,對政策效果的推斷是否一定有過人之處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好些經濟學教授,學術文章寫得似模似樣,發表了不少,但推斷只能用個「蠢」字來形容。數學方程式寫得漂亮是一回事,把什麼變量放進去是另一回事了。後者要講直覺,而直覺運用得宜要懂得怎樣處理簡單的理論——沒有學過經濟學的人,只要感受好,也懂得掌握的那一種;也要講經驗,而經驗則要靠多讀歷史,多觀察不同行業與不同地區的經驗,要觀察入微。

縱觀最近北京兩會的經濟政策的言論,差不多全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略有新意(國內是新,外間是舊)的是提到民工荒或增加勞力工資,會逼使工廠精益求精,提升質量。很有點西方所說的(是錯的)效率工資理論的味道。就算這理論沒有錯,其假設是由僱主選擇提升工資,不是讓政府以政策強逼提升。跟著而來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間接不良效果,罄竹難書也。

中國真的沒有經濟直覺感受一級的人材嗎?有的,我知道有,只是在兩會的言論中沒有聽到。可能是政治上的需要,怎樣說與怎樣做是兩回事。

北京兩會使我想到另一個現象。那是經濟增長有可觀的國家,不少傾於福利經濟那方向走,飽暖思扶貧是也。這絕對不是膚淺的現象。沒有誰會反對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天生有嚴重缺陷的,傷殘而不能工作的,孤而無親或老而無靠的,我們都應該幫助。除了這些,我們對生活無著的只應該協助他們自力更生,鼓勵他們考慮不同的職業選擇。西方施行的福利經濟——例如最低工資、工會保護、勞工法例、綜援政策、社會醫療等——搞得一團糟,北京不可能不知道。近在眼前的香港,當年的港英臨別秋波,為了吃最後的晚餐而搞起福利經濟,對經濟活力的損害有目共睹矣。

不一定經濟起飛就會見到福利經濟大幅上升的。香港二戰後三十多年,除了廉租屋的供應,一些公立醫院,一些公立學校,大致上守得住福利經濟的誘惑。只是上述的最後晚餐樂善好施,加上那所謂政制改革,吃政治晚餐的壓力團體群起而出,才導致今天不倫不類的混合制度。政府對教育的資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但學子的語文水平節節敗退。醫管局的支出如天文數字,公立醫療服務有改進,但政府養出來的私人掛牌的醫生卻大叫救命。領取綜援金的人數急升,一些暢遊東南亞過一下海嘯之癮,另一些跑到國內多包一個。

今天中國大陸還沒有見到要求增加社會福利的團體風起雲湧。農民的生活需要改善大家都知道,但我到過的地區(到過不少,而攝影要找窮鄉僻壤),農民的生活可不是我們聽到或讀到的那樣苦。農民應該守得住,讓工業的發展與普及逐步改善他們的生計。回頭看過往十年的發展,如果再繼續十年,我再去攝影農民會有錢請吃飯。為什麼今天北京那麼著重福利政策呢?

表面看,北京的言論以及好些若有若無的政策,令我這個關心的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從自己歷來很少出錯的直覺看,北京的言論與地區的發展加不起來。有兩個可能的解釋。其一是北京糊塗得很,或對或錯與或左或右的互相矛盾他們搞不清楚。其二是北京聰明得很,把中央與地區分開處理,加不起來的現象於是反映著一套新的改革大方案正在籌劃中。這些是北京兩會給我的重要啟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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