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林行止

那天跑黃姚，早上五時三十分起來攝晨曦，拚搏兩個多小時，趕路，回到家中是晚上七時三十分了。六十九歲，天大熱，朋友等晚飯，吞喝半瓶紅酒鬆弛一下，天旋地轉，太太卻催促再起飯程。就在那時在傳真機見到林行止轉來的文稿，是一位北京朋友邀請他為我七十生日動筆的。



五千多字，寫得用心，說往事，從一九七八年大家開始交往說起。急讀一遍，飯後再細讀，感慨萬千，想立刻給行止兄回信，但實在太累了。過了兩天，拿出稿紙給林兄回信，要說的實在多，索性改為寫這篇文稿。我想，公開感謝是應該的：生日文章用不公開感謝，但該文提到的《論衡》三部是另一回事了。



行止兄對我的文章，無論中或英，都知得清楚。他認為我最重要的一組作品是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這三年在《信報》以《張五常論衡》（他為我起的專欄名目）發表的文章，跟由信報分三部結集出版：《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其中包括一九七九年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與一九八二年發表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



絕對不是因為這組文章由信報發表及結集出版，林社長就這樣說——當時我自己不認為怎樣，只是寫得辛苦，但今天回顧，同意社長把《論衡》三部放在我所有作品的前頭。想當年，以中文動筆，行內的朋友無不非議，說我放棄了學術，浪費了天賦。我沒有使命感，不相信可以改進社會，但八十年代初期中國有跡象開放，我看好，認為可能是五千年一見的機會，而自己對制度經濟學的所知信心十足（後來巴賽爾在他的回憶文字中說一九六九年我已是行內的第一把手了），時來風送滕王閣，不由我動筆作解釋不會有第二個人。



這項工程得到三方面的協助。其一是美國的師友同意，我要怎樣用他們的名字都可以。我當時認為解釋是一回事，說服是另一回事，而後者切忌孤軍深入。以鋒利清晰的文字針對中國當時的政制，眾人皆欲殺不難理解。把師友拉近身旁，意思是殺我要殺一村人，都是世界級的學者。其二就是林行止了。可以說，沒有林社長的鼓勵與協助，《論衡》三部不可能寫出來。信報是當時香港唯一的百無禁忌的「地盤」，而再深入的文字照登無誤，加上學用中文下筆，行止兄竟然親自編輯、修改。



其三，《論衡》三部是非常艱巨的工程。中國的問題複雜無比，每星期要交出數千字，天才也困難。記得《中國的前途》那系列發表後，筋疲力盡，不打算再寫了，但查濟民先生給了一點研究金，而深圳又選出兩位助手，答應我要什麼資料都可以，決不隱瞞。後來他們真的言而有信。得到這些協助我賈其餘勇，寫成了《再論中國》。好些北京朋友認為後者是對中國改革貢獻最大的書。



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真的有影響嗎？很難說。一方面，我想不出北京的某項政策是依照我的某篇文章—也懶得管。另一方面，這幾年能一口氣讀完《論衡》三部的國內朋友，沒有一個不認為這三本書是中國經改的藍圖。



二十年過去了。當年讀《論衡》的國內青年今天四十多歲，一些成為高干，一些發了達，這是我今天在國內到處有免費晚餐的原因，吃之不盡。《論衡》三部由信報再版了不知多少次，幾年前轉由花千樹增訂再版。今天讀者千辛萬苦地找我簽名的，多是信報舊版，有些是從二手市場高價炒回來的。



中國的經濟畢竟搞起來了，是人類五千年的奇跡。功臣當然是北京的領導者。行止兄的文章在北京早就有口皆碑，我們兩個傻佬在後面排隊，熱鬧一下，不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