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y 28, 2005

從多倫多到洛杉磯(求學奇遇記·之七)

我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坐郵輪到北美去的。船程十八天,加五天火車到多倫多。是替父親遺留下來的生意去商談看似重要但後來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留在多倫多是要補修一下中學課程,希望拿得一紙商業的什麼文憑。空餘時間到那裡的公立圖書館去,因為該館有非常齊備的關於攝影大師的書籍。



家庭複雜,香港寄來的錢不足餬口,作了幾個月攝影師,是在當地最大名的攝影室,工資低得很。內心深處我希望能在北美自謀出路:香港的家有那麼多的成員,而自己是幼子,夜長夢多。



後來決定認真地求學,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多倫多當時有近五百個從香港去的學生,只有我一個沒有大學收容。應該有自卑感,但覺得如果真的用功讀書,我不可能讀他們不過。為了好奇我要嘗試一下。其二是很大的不幸。一九五八某天晚上,收到美國打來的長途電話,說我深愛的小哥哥——在賓州大學讀得很好的——患上精神分裂症,達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晴天霹靂,我跑到圖書館翻閱醫學書籍,所有報告都說哥哥的情況藥石無靈。上蒼無情,這位哥哥是張家的兒子中唯一可以搞出學問的那一位,父親對我說過的希望豈不是空空如也?我想,那就要由我披甲上陣了。



第三同樣重要:就在那時我在多倫多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人。王子春結了婚,有個可愛的小女兒。他拿了碩士,記不得是文學還是歷史,英語好而大有文采。只見了幾面,他肯定我是個頂級的求學人材,於是鼓勵我,教我,給我介紹讀物,對我說了很多學問的典故。他也教我寫英語文章。我還記得他給我一封論文章之道的信,結句說得清楚:「Either a man makes sense, or he doesn't. You do.」



我說求學屢有奇遇不是誇張吧。如果當年在多倫多有大學收容,我不會遇到王子春,就是遇上他也不會教。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在寫文章這重要話題上,王子春只一句我就終生受用了:寫文章要make sense!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但做到的人稀有。我是因為得到王子春畫龍點睛,下苦功,做到。



加拿大的大學當時享譽國際,但收生保守,王子春要我嘗試美國的大學。當時我不知道,美國好些大學收生對超齡的比較寬容。我超齡,到了洛杉磯加州大學才知道超相當多:同學平均十八多一點,我差三個月二十四。急起直追,是打衝鋒的時候了!



一九五九年秋季入本科,一九六二年六月獲碩士。勢如破竹,卻給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來一個下馬威。當時加大經濟系的規定,碩士後攻讀博士的要考一個口試,決定學生可不可以繼續。是例行公事,這口試在我之前沒有一個不通過。有恃無恐,因為凡遇理論難題同學喜歡求教於我。是一九六二年底,這口試考官三個,赫師是主考。



口試問的當然是經濟理論,我對答如流。不到一個小時,赫師說:「差不多吧。」然後翻閱我的檔案,說:「全部是A?我沒有見過。高級理論是難不倒你的了,讓我問初級的吧。在競爭市場上,行內的產出者不會有盈利,為什麼他們還要競爭下去呢?」我回應:「因為成本是最高的代價。」赫師說:「對!」站起來,要走了。殊不知另一位教授(R. Baron)說:「等一等,我要問為什麼在最高的代價下會有競爭?」這問題難倒了我。其實答案是淺的:最高代價是說競爭者不會另謀高就。當時我答不出來。



該口試不通過,沒有補考這回事,要離校了。同學嘩然,幾位教授找我,希望我留下來,說他們決定讓我補考。後來我在初級理念上痛下三個月功夫,補考是談天氣,說家事。據說幾年後因為我的「典故」,加大經濟系取消了那個口試。好些年後遇到赫師,談往事,說到我那個口試,他感慨地說:「當時大家覺得你鋒芒畢露,希望你能收斂一下,但我們是做得太過分了。」



回頭說加大的本科日子,為求學問,打衝鋒我要找到大師才沖。大學校就有這樣的方便:雖然教授的水平參差不齊,但夠多,容許臥虎藏龍。所以在滿足選科的規限內,我走遍校園,左問右問,要找到大師教授才下注。藝術歷史教授教的是理論,之前之後我沒有聽過;人類學教授是大名家;生物學教授是物理學家,後來被認為是物理生物的一個創始人;哲學邏輯是跟卡納(R. Carnap)學的。



本科的經濟科目,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個:W. R. Allen與W. C. Scoville。前者後來與艾智仁合作名著Production and Exchange,授課幽默精彩;後者教經濟歷史,學究天人。Scoville有的是一種難度極高的學問:十年窗下只寫一本歷史書(The Pro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註腳的文字遠比正文多,其考查的嚴謹與詳盡真的一絲不苟。得到感染,一絲不苟是我自己後來的治學之道,只是四十七歲後,累了,下筆只著重自己的思維,不管他家之說。



我有機會問Scoville:「十年窗下一本歷史書,值得嗎?」他回應道:「我那本書的題材其實不是那麼重要。我只是要回答一個問題。眾人皆說昔日法國逼害新教徒(Huguenots)對法國經濟有很大的不良影響,我研究的結果說沒有。最近一位法國史學家評論這本書,說在我之後法國這個老話題是不需要再研究了。學問的發展,總要有些人花時間去回答一些問題。如果我花十年能使後人不需要在同一問題上再下功夫,應該是值得的。」這是學問的真諦,深深地影響了我,雖然後來作研究時,見到生命那麼短暫,我要考慮很久一個問題的重要性才動工。



學問茫茫大海;學者滄海一粟。一個學者希望爭取到的只是那一粟能發出一點光亮罷了。



(求學奇遇記·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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