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坐郵輪到北美去的。船程十八天，加五天火車到多倫多。是替父親遺留下來的生意去商談看似重要但後來很容易解決的問題。留在多倫多是要補修一下中學課程，希望拿得一紙商業的什麼文憑。空餘時間到那裡的公立圖書館去，因為該館有非常齊備的關於攝影大師的書籍。
家庭複雜，香港寄來的錢不足餬口，作了幾個月攝影師，是在當地最大名的攝影室，工資低得很。內心深處我希望能在北美自謀出路：香港的家有那麼多的成員，而自己是幼子，夜長夢多。
後來決定認真地求學，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多倫多當時有近五百個從香港去的學生，只有我一個沒有大學收容。應該有自卑感，但覺得如果真的用功讀書，我不可能讀他們不過。為了好奇我要嘗試一下。其二是很大的不幸。一九五八某天晚上，收到美國打來的長途電話，說我深愛的小哥哥——在賓州大學讀得很好的——患上精神分裂症，達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晴天霹靂，我跑到圖書館翻閱醫學書籍，所有報告都說哥哥的情況藥石無靈。上蒼無情，這位哥哥是張家的兒子中唯一可以搞出學問的那一位，父親對我說過的希望豈不是空空如也？我想，那就要由我披甲上陣了。
第三同樣重要：就在那時我在多倫多遇到一位名叫王子春的人。王子春結了婚，有個可愛的小女兒。他拿了碩士，記不得是文學還是歷史，英語好而大有文采。只見了幾面，他肯定我是個頂級的求學人材，於是鼓勵我，教我，給我介紹讀物，對我說了很多學問的典故。他也教我寫英語文章。我還記得他給我一封論文章之道的信，結句說得清楚：「Either a man makes sense, or he doesn't. You do.」
我說求學屢有奇遇不是誇張吧。如果當年在多倫多有大學收容，我不會遇到王子春，就是遇上他也不會教。聽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在寫文章這重要話題上，王子春只一句我就終生受用了：寫文章要make sense！是那麼簡單的一回事，但做到的人稀有。我是因為得到王子春畫龍點睛，下苦功，做到。
加拿大的大學當時享譽國際，但收生保守，王子春要我嘗試美國的大學。當時我不知道，美國好些大學收生對超齡的比較寬容。我超齡，到了洛杉磯加州大學才知道超相當多：同學平均十八多一點，我差三個月二十四。急起直追，是打衝鋒的時候了！
一九五九年秋季入本科，一九六二年六月獲碩士。勢如破竹，卻給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來一個下馬威。當時加大經濟系的規定，碩士後攻讀博士的要考一個口試，決定學生可不可以繼續。是例行公事，這口試在我之前沒有一個不通過。有恃無恐，因為凡遇理論難題同學喜歡求教於我。是一九六二年底，這口試考官三個，赫師是主考。
口試問的當然是經濟理論，我對答如流。不到一個小時，赫師說：「差不多吧。」然後翻閱我的檔案，說：「全部是A？我沒有見過。高級理論是難不倒你的了，讓我問初級的吧。在競爭市場上，行內的產出者不會有盈利，為什麼他們還要競爭下去呢？」我回應：「因為成本是最高的代價。」赫師說：「對！」站起來，要走了。殊不知另一位教授（R. Baron）說：「等一等，我要問為什麼在最高的代價下會有競爭？」這問題難倒了我。其實答案是淺的：最高代價是說競爭者不會另謀高就。當時我答不出來。
該口試不通過，沒有補考這回事，要離校了。同學嘩然，幾位教授找我，希望我留下來，說他們決定讓我補考。後來我在初級理念上痛下三個月功夫，補考是談天氣，說家事。據說幾年後因為我的「典故」，加大經濟系取消了那個口試。好些年後遇到赫師，談往事，說到我那個口試，他感慨地說：「當時大家覺得你鋒芒畢露，希望你能收斂一下，但我們是做得太過分了。」
回頭說加大的本科日子，為求學問，打衝鋒我要找到大師才沖。大學校就有這樣的方便：雖然教授的水平參差不齊，但夠多，容許臥虎藏龍。所以在滿足選科的規限內，我走遍校園，左問右問，要找到大師教授才下注。藝術歷史教授教的是理論，之前之後我沒有聽過；人類學教授是大名家；生物學教授是物理學家，後來被認為是物理生物的一個創始人；哲學邏輯是跟卡納（R. Carnap）學的。
本科的經濟科目，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兩個：W. R. Allen與W. C. Scoville。前者後來與艾智仁合作名著Production and Exchange，授課幽默精彩；後者教經濟歷史，學究天人。Scoville有的是一種難度極高的學問：十年窗下只寫一本歷史書（The Prosecution of Huguenots and French Economic Development），註腳的文字遠比正文多，其考查的嚴謹與詳盡真的一絲不苟。得到感染，一絲不苟是我自己後來的治學之道，只是四十七歲後，累了，下筆只著重自己的思維，不管他家之說。
我有機會問Scoville：「十年窗下一本歷史書，值得嗎？」他回應道：「我那本書的題材其實不是那麼重要。我只是要回答一個問題。眾人皆說昔日法國逼害新教徒（Huguenots）對法國經濟有很大的不良影響，我研究的結果說沒有。最近一位法國史學家評論這本書，說在我之後法國這個老話題是不需要再研究了。學問的發展，總要有些人花時間去回答一些問題。如果我花十年能使後人不需要在同一問題上再下功夫，應該是值得的。」這是學問的真諦，深深地影響了我，雖然後來作研究時，見到生命那麼短暫，我要考慮很久一個問題的重要性才動工。
學問茫茫大海；學者滄海一粟。一個學者希望爭取到的只是那一粟能發出一點光亮罷了。
（求學奇遇記·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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