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農理論》是在長堤大學寫成的。雖然導師是加大的艾智仁與赫舒拉發，但個多小時的車程不方便，時間要預約，只能寫好了初稿，讓他們先讀，才登門求教。這樣，在長堤與我共用一個辦公室的同事E.Dvorak就成為我的「試音板」了。每有新意，向他表演一下，看他是否大叫天才。
長堤有一個小奇跡。那裡的圖書館竟然有全套的《台灣農業年鑒》。是奇怪的刊物，有點發神經。這年鑒詳盡地羅列了台灣每年每縣的每種農植的耕地與收成，包括農地面積與耕地的輪植，印得密密麻麻，中英對照。沒有誰會翻閱這樣的刊物，而就是作農業研究，這類資料一般用不上。只是我要以台灣的土地改革來驗證佃農分成在管制下對土地的邊際產出的影響，雖然重要但極為冷門，才用得著這類資料，甚至不可或缺。
記得艾智仁讀到我論文中最重要的驗證那章時，很有點不相信我的想像推理與統計數據，以為我可能在袖子裡出術。我從長堤借出幾冊《台灣農業年鑒》，帶給他看，他自言自語：「發神經，怎會有人搜集這些資料呢？他們要來作什麼？」
順便一提。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長堤博物館舉行一次攝影個展，很成功。那時每星期教十二課，論文要趕工，展覽的工作也得到Dvorak協助，而開幕的雞尾酒會由他的太太主理。據說因為主理得出色，不少人跟著要求她主理酒會，大名遠播，最後美國的西區經濟學會的每年盛會都委託她主理了。光流水逝，匆匆數十年矣。
博士後我轉到芝加哥大學。那是個很可怕的地方。名家雲集（當年那裡的朋友後來有六個拿得諾貝爾獎），各爭上游，互不相讓。講座或研討會議天天有，午餐一定談學術，晚上酒會不醉無歸。我在旁聽、講座、研討、酒會之間疲於奔命，加上每隔一兩天女秘書就把幾篇文章放在我的書桌上，不少要評審。我奇怪那裡的一些同事可以活到今天。
衷心說實話，我喜歡學，學得快，但絕對不是個喜歡跟人家研討或辯論的人。從廣西拿沙的日子起我喜歡獨自遊玩，有自己的世界，而長大後喜歡獨自思考，不管外人怎樣說。我可以一連數天足不出戶，有時一整天呆坐書房。少年時在香港逃學，沒有伴侶，我往往一個人坐在柴灣的一塊巨石上下釣。根本沒有魚，永遠是那塊石，只是四顧無人，胡亂地想著些什麼，對我是一種樂趣。學術上我很少與人爭論，誰對誰錯於我無關痛癢。港大有一位同事，一事無成，見我不回應某人的批評，大做文章，說我不負責任。胡說八道。回應批評我可以大量地增加文章數量，但何必做這些無聊的工作呢？思想是自己的，獨自魂遊得來，是對是錯是輕是重，歷史自有公論。沒有機會傳世的學術文字，不寫算了。
這解釋了為什麼在芝加哥大學的兩年中，一方面我很希望能得到那裡的大師的啟發，另一方面我不想參與他們的思想競賽。史德拉（G. J. Stigler）與佛利民是天才，當然可以教我，但他倆當時如日方中，是大忙人，不敢多花他們的時間。雖然佛老的辦公室在我隔鄰，我是要到他退休了才多求教於他。夏保加（A. Harberger）的課我旁聽了一段日子，但他既是系主任，又是拉丁美洲的學生領導，分身不暇。舒爾茲（T. W. Schultz）與莊遜（D. G. Johnson）搞農業經濟，本來志同道合，但他倆忙於行政工作。另一個莊遜（H. G. Johnson）視我如弟弟，我感激，但他一半時間在倫敦。蒙代爾（R. Mundell）是個怪天才，編輯名滿天下的《政治經濟學報》，我只在酒會時才能與他多談幾句。L. Telser是個獨行俠，H. Usawa帶他的一群學生，Z. Griliches整天看數據，G. Tolley有他自己的項目——雖然大家常有來往，但研究的興趣有別。餘下是幾個像我那樣的後生小子了。
芝加哥的法律學院別有天地。戴維德（A. Director）是我的英雄，但比我年長三十四歲，正退休，我不便常常請教他。高斯（R. H. Coase）也在法律學院，編輯《法律經濟學報》，研究興趣與我相近，治學方法一樣，所以談得來。我與高斯的往事，寫得多了，這裡不多說。
芝加哥學派名不虛傳。這學派不是外間說的高舉自由市場，或是大捧貨幣理論，而是他們重視理論或假說的事實驗證。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也同樣重視，只是遠不及芝大那樣人多勢眾，「思想鬥爭」遠不及芝大那樣熱鬧。
我認為經濟學除了解釋現象沒有其他用途，就是提出政策建議，經濟學的貢獻是解釋政策會引起的效果。我走經濟解釋（事實驗證）的路走了整整四十年，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的影響先入為主。這方面我可能比他們還要堅持，而向淺中求、簡化理論的法門，也是他們的影響，但我可能走得比較極端。
重視局限的真實性，首先影響我的是芝大的奈特（F. H. Knight），我在那裡時他還健在，有機會兩次表達了我的仰慕之情。然而，堅持考查局限的影響，主要來自高斯。至於我不喜歡動不動找統計數據，喜歡在街頭巷尾跑，對古靈精怪的小現象筆下留神，則是五十年前太寧街的影響了。
我只在芝大停留了兩年就遷往西雅圖去。是不容易的決定。高斯多次挽留，而夏保加大幅提升我的薪酬。所有人都說，一個初出道的經濟學子，有機會不多留於芝大幾年是大傻瓜。問題是我生於香港，從小愛海，而西雅圖的海美絕天下。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學術氣氛太熱鬧，我要找個地方寧靜下來。
Griliches是好朋友，當時提供他的看法：「任何年輕的經濟學者要離開芝大都不智，因為需要芝大同事的影響與營養。你可能是個例外，因為你永遠活在自己的天地中。」
（求學奇遇記·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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