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幾個月前一位中國經濟專家在美國某大學講話，說中國二十多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會再持續二十年。在座的學者問為什麼，專家答不出來。我只是聽說，作不得準。這小故事使我再問自己曾經問過的類似問題，答案不可能錯，只是答了等於沒答。近來得到一些啟發，有點新意，再分析一次吧。
首先要說的，是中國二十五年來平均每年百分之九左右的增長率，應該是低估了，低估了相當多。兩個原因。其一是重要的個體戶的高速增長，尤其是八十年代，不容易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其二是九十年代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速上升，大部分沒有算進去。這低估可信，因為回顧二十五年前中國人民生活的情況，每年百分之九的復息增長與今天在國內見到的情況是脫了節的。太明顯的脫節不需要數據支持。就是用百分之十二的復息增長率（二十五年實質國民總收入增加了十六倍），也可能低估，但要看不容易搜集的數據。
今天，個體戶的收入愈來愈多被算進國民收入之內，而質量的上升是無可避免地緩慢下來了。這樣看，要再來二十年以往二十五年的實質高速增長，機會不高。問題於是成為，今後的二十年，中國可不可以繼續現有的統計，有百分之八至九的高速增長呢？答案是有可能，但不容易。說有可能，因為歷史曾經出現過。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經濟比今天國內的還要成熟，但經濟增長率連年保持雙位或近於雙位數字。日本七十年代的經驗也支持這看法。說不容易，因為歷史的經驗說，經濟達到目前中國的情況，行差踏錯可以一蹶不振。不要忘記，日本的經濟不振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
經濟政策的「行差踏錯」有兩類。其一是大步錯，或大錯一兩步。大錯頭痛較少，因為經濟老手一望而知，大聲疾呼，政府不聽也就算了。要大手修改大錯比較容易對症下藥。麻煩是第二類。很多小錯，每項不明顯，加起來可以是致命傷，但政府不容易相信，壓力團體各佔一項，要修改無從入手。這是貝加對中國前景不敢看好的原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了某一點，總會引進多項對經濟發展不利的政策。他是指我曾經說過的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等，但其他的劣策還可以有很多。
寫這篇文章，起於讀到兩個報道，少人注意，但重要。其一說北京考慮徵收石油產品稅。看來小事，但雖小亦大矣。今天世界工業競爭激烈，一般「接單」的廠商獲利甚微，你加石油稅而人家不加，電費與運輸、交通等費用高人一點，長遠看很麻煩。舉世都用同樣的石油供應，哪個用得多就哪個發展得快，你加稅節省而人家不節省，是害了自己。
一般的估計，是不論新發現，石油的儲存量還可以供應地球百多年。發明新能源是早晚的事。石油價高當然不妥，但有些明顯的好處：鼓勵探採外，更鼓勵新能源的研究。
今天的石油價格比我預期高，可不是因為好些人說的中國增加需求（這增加不會導致油價突然飆升），而是因為伊拉克的情況導致中東政局不穩，促成了卡特爾（cartel）戰略訂價的麻煩。地球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原油集中於中東，風吹草動就出現卡特爾的形勢。這形勢使油價的變動很難推測。一方面，卡特爾的成員大家一起不增產，托高油價，大家得益。另一方面，任何一個成員增產多銷，自己賺錢更多。每個成員於是有增產減價的意向，但如果所有成員都那樣做，大家一起受損。
卡特爾價格的釐定，不需要互相協議或互相串謀，只要你看著我，我看著你，每個成員都希望自己能成功地偷步，增產減價。在這情況下，沒有誰增產減價是需要有某些事項維護著大家不偷步增產的信心。
當七十年代初期中東的石油卡特爾減產托高油價時，經濟學者一般預期不能持久。後來油價持久高企的原因，是美國推出一個複雜無比的Entitlement Programme政策。這政策的簡單效果，是美國大手津貼石油進口！這就托住了油價持久高企不下。後來美國取消了該項傻政策，油價下降了三分之二。我認為這次石油卡特爾訂價再形成，起於伊拉克之戰，但不幸地被托住，則因為跟著的恐怖活動導致的政局不穩，使人有遙遙無盡期的意識。
第二個令我更不安於心的報道，是歐洲重施中國紡織品進口配額與美國考慮重施配額，導致中國紡織業的生意急速下降，不少訂單跑到印度那邊去。這些年，站在中國那邊看，我擔心印度。他們人多，聰明，英語好，工資低，懂得做生意。他們的經濟發展也有看頭，無疑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了。
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希望印度的經濟搞不起來。歷史的經驗說，沒有誰可以在窮人身上賺到錢。我衷心希望印度的經濟會搞起來，就是搞得比中國富裕我也高興。中、印二國佔了地球四成人口，大家一起發達，互相貿易、互相得益，何樂不為哉？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大家讓商人找尋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歷史上沒有出現過一方贏一方輸的例子。問題是如果加進政治的左右，或因為某些人為的局限而使國家的政策頻頻失誤，則一方輸或雙方皆輸就容易發生了。這樣看，印度的發展對中國就有威脅了。
比方說，如果在紡織業上印度真的比中國有成本優勢，那麼中國禁止印度紡織品進口我會破口大罵。但如果印度沒有成本優勢，只因為中國有配額限制而讓印度的紡織業搞起來，中國不幸，長遠一點看印度也不幸。在自由市場競爭的發展中，成本的轉變可以讓某國的某行業失利倒閉，但這種轉變市場一向應付裕如。香港曾經造假髮冠於天下，後來成本不夠人家低，被殺下馬來，製造商轉到其他行業去，經濟整體的損失就談不上。
我擔心的是國際政治左右了市場依照比較優勢定律的運作，而更頭痛是這些左右一般會促使一個國家為了應對而作出錯誤的經濟政策。我認為北京要完全不管國際政治，只管搞好自己的制度，讓商人有良好的環境自由發展。不易辦到，難於登天。經濟競爭本來互相得益，沒有輸家，但錯誤的政策可讓一方把另一方殺下馬來，或雙方皆敗。競爭可以互利，也可以互害。
從近代歷史看，日本的不幸是前車可鑒，德國的不幸也是前車可鑒。國際政治無可避免，但只要中國本身的經濟政策不出大錯，也沒有多項小錯，再繼續高速發展二十年是不苛求的。這不容易；老實說，我有很大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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