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作的玩意上,我們說一件作品重要,是指有深度,有新意,也有一點影響力。不容易解釋或量度,我自己較為簡單的看法,重要作品是下了一個錨,移之難動,揮之不去,經得起風雨,時人怎樣批評此錨仍在。當然,錨有輕重之分,重要的作品也如是,較輕的早晚會不知所終。李賀想像說「魚沫吹秦橋」,秦橋是石造的,是說重錨也難於永久。
想到這話題,起於上期寫《從一首協奏曲想到的》,以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來評論歐洲文化敬仰重要之作,而中國文化則偏於走小品的路,論創作成就我們比他們不過。發稿後想到一個話題。貝多芬的平生作品大約三百五十,如果我們讓專家拿開百分之五(十七八首)最重要的,算他沒有寫過,貝氏在音樂歷史的地位會怎樣了?倒轉過來:如果貝氏只寫過最重要的十七八首,沒有其它,又如何?我再問:莫扎特今天有編號的平生作品是六百二十六,拿開百分之五最重要的(三十一二,這裡不用專家,我懂得選),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會是怎樣呢?
答案大致一樣。拿開了這兩個偉大天才百分之五的最重要作品,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聽過他們的音樂(歷史上,不少作品甚多的作曲家我們沒有聽過)。這方面,貝多芬的命運應該比不上莫扎特:前者的作品優劣不均,而後者遠為平穩。百分之五是很小的一部分。這可見天才如莫、貝二氏,拿開了最重要的小部分他們會黯然失色。重要作品得之不易也。專家的描述說,這些重要作品創作時格外用心,以樂曲而言,除了小許例外,重要的比較長。這是說,隨意或意外的重要收穫不多。
倒轉過來,如果莫、貝二氏只寫過或只留存下來最重要的百分之五,百分之九十五的作品不存在,會怎樣呢?我認為他們的大名依然存世,只略為減輕。較大的損失是影響力,因為全面性愈廣,影響力愈大。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寫過多本書,皆天才之作,有口皆碑的只是一本小小的《進化論》。曾經求教於專家,一致認為沒有其它論著的支持,進化論不會立竿見影,改變了人類的思維。
醫療發達之前人類生命短暫,需要長時日思想的科學論著,像達爾文那樣多產的很少見。物理學家牛頓只靠一本巨著改變了一門重要學問的思維。我熟知的經濟學,二十世紀之前的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克思、馬歇爾等人,每人只拿得出一本巨著,夠了。他們可能打錯算盤,巨著發表後很少動筆,但活下去不少時日。
零散的小品,前後一貫,組合得宜,加起來可成巨著,傳世的機會大升。我們的蘇東坡,作品經後人整理,在幾方面洋洋大觀,立竿見影矣。蘇子是個很特別的人。與貝多芬不同,蘇子可愛,過癮,天才洋溢,興趣多而無一不精,數世紀一見,所以樂得替他整理作品的後人無數。可愛過癮的品性佔了一個大便宜。但如果蘇子的品性像貝多芬,他要生長在一個重視創作的社會,要產出重要的巨著。
中國的經濟是發展起來了。人口比昔日的歐洲不知大多少倍,先天的智能不弱於人,重要的創作不能說完全沒有,但比例上小得不成規矩。就算有一天中國在經濟上富強得無敵天下,這比例不大幅上升很尷尬。當年日本的經濟起飛時,舉世皆說日本仔只懂得抄,不懂得創,笑哈哈,大有貶意。我認為相比之下,在人口比例上,東洋鬼子的「創」是比我們今天為高的。我們要培養出一個敬仰創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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