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前景》是二○○五年六月七日我在《信報》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副題是《與貝加商榷》。貝加是老朋友,對中國的發展沒有跟進,盛讚中國之餘持悲觀的看法。他指出的是一個歷史規律:凡是經濟發展得有看頭的國家,政府必定手癢,作出些對經濟不利的傻政策來。我當然知道他說的歷史規律,但認為北京不蠢,有不少機會避免人做我做的傻政策。
曾經何時,幾個月後,我公開地說中國經濟的紅燈終於亮了。央行看來是走上了蠢政策的路。這是後話,將於下一本結集陳列出來。
關心地追蹤了中國的經改發展二十六年,波濤起伏,時而大喜時而大驚的日子不知見過多少次,或者可以說,差不多任何時刻我都有諸葛孔明在《前出師表》說的「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的感受。朋友,你認為我這個身經百戰的經濟老手要怎樣做才對呢?血濃於水,關心著中國的青年,當然盡力為之。但時而拍掌,時而大聲疾呼,二十六年還活著算是得天獨厚。
七十歲了,昔日的大聲疾呼今天變為力竭聲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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