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3, 2006

不利創作的傳統

上兩期談到,中國人多勢眾,先天智能不弱,但可觀的創作實在少,與十六世紀興起的歐洲相形見絀。說過了,中國傳統的禮教與科舉制度是創作的大忌,縱有天才,拿得出來的重要作品不多見。

  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的創作氣氛濃厚,作者受到尊重。十七世紀荷蘭畫家倫勃朗賺大錢;莫扎特從小周遊列國,所到之處掌聲雷動,而長大後的收入很不錯(不是傳說中的潦倒);除了一兩位,法國印象派的多個天才都是富家子。生活有著,思想自由,而有創意的重要作品獲得掌聲,是歐洲的創作思維達到驚世駭俗的原因。有個別的不幸例子,給後人誇張、渲染,而這些不幸故事傳到中國,誇張之外更胡亂地一般化。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說「窮而後工」,胡說八道,但中國的文化支持這種胡說。

  說來可悲,那對創作有莫大殺傷力的禮教傳統,昨天還存在!我自己的母親就是證據。一九九二年九十一高齡謝世,母親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智商不及她,但想像力得到她的遺傳,我自己走了數十年創作的路。可是,我不能想像母親當年可以跑出舊禮教的框框,創作出些什麼作品來。她固執,迷信,講意頭,論三從四德,只有基督教可以讓她鬆弛一下,給她的思想多一點空間。回憶童稚時,像我母親那樣守舊的長輩多得很。

  說炎黃子孫的先天智能不弱於人,是肯定的。昔日蘇東坡寫《赤壁賦》,是躲起來寫的,文成後不敢示人。我不相信西方歷史能找出幾個能人異士,可以像蘇子那樣,只為自娛而寫出《赤壁賦》那個水平的好文章。然而,在中國,天才與蘇子差不太遠的為數不少,可惜創作回報小,沒有受到時人的敬仰,小品居多。重量級的創作要深入思考,往往要孤注一擲,這與中國的禮教傳統是水火不兼容的。

  民國以還,二戰未起,舊禮教的約束下降了。上海於是出了一個張愛玲,而今天回顧,創作上,當時的中國出現了一點火花,不大的,但可以見到。跟著是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再跟著是什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作品要論「思想」正確,也要講「政治」內容—十七歲的楊曦光只因為寫了一篇有思想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皆不堪回首。

  最近在著名拍賣行的刊物中知道,自解放後到八十年代後期的數十年間,小小台灣的畫作比大陸的高出相當多。台灣的文化思維也不能與歐洲的相提並論,但可觀的作品不少。九十年代起,國內的畫作有起色,今天不少值得收藏。這可見中國有的是個大文化,有厚度,只要傳統的框框略為放寬,思想減少了政治的左右,生活有了改進,先天的智能就出現在作品中。

  愚見以為,無論科學、文學、藝術等創作上,一個國家以人口比例算太不成話,經濟怎樣富裕也說不上有大成。中國的人口那麼多,歷史那樣久,而數千年前的青銅技術與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這些大本錢怎可以全都輸光了?讀歷史,知道統一管治中國難於登天。可能是這個原因,對創作大事壓制的禮教與科舉框框就形成了。不能說沒有波濤:糊塗的宋徽宗就曾經把中國的藝術文化救一救。

  今天看中國,儘管經濟、政治、司法等各方面還有不少沙石,但歷史見不到比今天有更好的形勢。考慮到各種困難,我對北京的管治難以苛求,也相信他們要改進人民生活的誠意。然而,二十六年的開放改革不是短時日,而從人口比率看,重要的創作還是少得可憐。是把思想教育改為創作教育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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