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近日人民幣的走勢,加上去年十二月央行改變了「中間價」的計算方法,央行顯然是有計劃地要脫離朱鎔基時代的貨幣制度,以美國的沒有固定錨的制度代之。去年七月公佈轉用一籃子外幣為錨之說,已成泡影。說中國的經濟亮了紅燈,再不用加上問號了。
見形勢不對,我在二月九日寫好了《從格老政績看美國的貨幣制度》,二月十四日發表,打算以之起筆寫幾篇解釋為什麼央行是走錯了路向的文章。殊不知老友蒙代爾也看出央行要改變貨幣制度,二月十三日於北京大聲疾呼,說會有「災難性後果」。英雄所見略同,一別三十七年,蒙兄的寶刀竟然未老。
看來是回應蒙代爾,二月十五日央行副行長吳曉靈發言,說人民幣快速上升是市場壓力所致。吳女士顯然不明白朱老時代的貨幣制度,也證實今天央行再不用該制度了。不小看吳副行長,我自己也曾經理解錯了,批評過朱老。只是一九九七年得到一個提點,跟著靈機一觸,想了幾年,愈想愈佩服,於是公開認錯。
朱老時代的制度是把人民幣下了一個固定的錨,另文解釋,我把此錨一般化,闡釋為一個可以直接地在市場成交的指數(a tradable index),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有了這樣的錨,所有其它價格,貨幣量,以及與此錨分離的匯率,都要環繞著這個錨浮動或調整。錨的本身可以人為移動,但不會受到任何市場壓力的左右。
我們可以容易地為朱老時代的貨幣制度辯護,說這制度不僅勝於美國的,更可能是歷史上最好的貨幣制度。讓我傲稱之為「中國制」。事實勝於雄辯。沒有任何學者不認為貨幣制度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而事實說,在這制度下的十多年,中國經濟的穩定與迅速發展,史無前例,是個奇跡。只這一點,我們充其量只可以考慮換錨,但無端端地改變下錨之法(改變貨幣制度)是不智的。事實上,十多年的經驗足以證明中國制行得通,守得住。我們聽到的外來壓力都是政治的,那些代表著壓力團體而不是代表消費者的言論,要求中國貨起價!作為泱泱大國,北京大可忙顧左右而言他。
現在的嚴重問題,是轉走歐美的沒有一個固定的錨的貨幣制度,適當地調控貨幣量與利息率的困難早晚會出現,跟著就是手癢起來,以複雜的貨幣政策調控經濟,引起各種對經濟有害無益的波動,忘記貨幣的基本用途是減低交易費用,讓經濟穩定發展。到了某一天,國務院也會手癢起來,以貨幣政策協助財政的需要。這樣,央行獨立的呼聲就會出現了。
歷史與邏輯皆說,凡是貨幣下了一個固定的錨,不管是昔日的本位制還是今天香港的鈔票局制,都沒有什麼貨幣政策可言,管理的職責是守錨與監管銀行運作,經濟的其它方面是守錨者的權力範圍之外。最近謝世的前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曾經對我說,六十年代香港施行鈔票局時,守錨工作他每星期只需用大約兩個小時。
反觀美國的貨幣制度,差不多所有經濟問題都牽涉到聯邦儲備局,權力範圍因而大增,而精明如格林斯潘,利息率輪上輪落的政績大有問題。我沒有理由懷疑周小川先生的本領,但就算他比格老高明十倍,在他之後北京要到哪裡找另一個天才呢?歷史說,大幅地增加了一個體系的權力,不容易收回來。貨幣歸貨幣,經濟歸經濟,歐美出現了混淆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可以有中國制。下期再談吧。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二:幣量理論知易行難
《人民幣貨幣制度》系列之四:人民幣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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