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November 9, 2006

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二)

各位同學(續前文):

科學是有法則的,邏輯的法則,科學的方法(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是也。邏輯屬哲學系,可能是人類最湛深的學問,深得有點發神經,不主張同學們鑽進去。然而,基本的「方法」邏輯重要,尤其是對中國的青年來說,多多少少總要知一點。

我曾經是二十世紀哲學邏輯大師加納(R. Carnap)的學生,不是入室弟子,但算是得到少林方丈指點過一兩手。是二十世紀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學派的思維,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首卷《科學說需求》中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我從經濟實證的角度解釋過了。寫於一九八九年,那章寫得稱意而重要,同學們要一讀再讀。說重要,因為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從經濟實證的角度論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哲學邏輯走進了象牙之塔,走進了一個聖殿,其中的大師君子不能分身參與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的研究工作。我學了象牙塔內的一小點就跑出來,作了多年的實證研究,然後回顧塔中所學,以自己的實證或驗證經驗與邏輯哲學互相印證,寫成了該章。

該章很長,這裡不重述。要說的重點,是科學不是求對,也不是求錯,而是求可以被事實推翻。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科學理論就算是被證實或驗證(confirmed)了。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 it can only be confirmed——同學們要記著這句話。Proving與confirming不同,在實證科學中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分別。前者是證實了,不可能錯,正如數學上證實了的定理。後者呢?以中文言之也可說是證實,較為正確是驗證了是對的,沒有錯。但驗證了的對,還可能錯,對了無數次還可能錯。可以被事實推翻(可以錯)但沒有被推翻,英文字是confirm——還可能是錯的證實。文化不同,嚴格來說,中文沒有這個字。

我自己在經濟科學方法上的主要貢獻,是指出與堅持,驗證理論一定要用可以觀察到的變量。淺得離奇,對得無話可說,但經濟學者一般不重視。或者說,他們認為那樣淺,是小兒科,沒有想深一層,無從驗證的卻認為是驗證了。說什麼意圖,談什麼意欲,又或者搞什麼博弈、什麼偷懶出術的,在真實世界看得到嗎?不是說人不會博弈,但在觀察上我們怎可以知道?我看著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目不轉睛,意圖相當明顯,但我可沒有動手動腳,你怎可以知道我的意圖是什麼?要以我的行為驗證你的理論,你只能說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個女人,因為是事實,可以觀察到,而如果換了一個男的,我忙顧左右,也可以觀察到,也是事實。如果你發明了一個「異性相吸」的理論,你只能從上述的可以觀察到的行為驗證。我不認為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論是可取的實證科學,因為其中無從觀察的變量太多,不能驗證。

一般而言,科學的起點是一些武斷的假設,稱公理(postulate或axiom)。通常不真實,往往抽像。所謂公理,是參與的人不准在公理上爭辯。經濟學的第一個公理是所有人的行為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跟著的第二個公理,是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的約束下爭取最大的利益——我曾經稱之為「自私的假設」——又稱局限下爭取極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這就帶來一個難題:「極大化」用什麼來量度呢?財富(wealth)、收入(income)、盈利(profit)、租值(rent)、功用(utility)——都有經濟學者採用。

出自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的傳統,我首先淘汰了盈利,因為盈利是意外的收穫,邏輯說不可以刻意地爭取。行內最普遍地採用的是「功用」,但我個人從開始就避之則吉。這是因為功用是空中樓閣,二百年前由邊沁(J. Bentham)想像出來,真實世界不存在。功用是個變量(variable),科學理論往往有無從觀察的變量存在。從開始寫博士論文起,我知道驗證只能靠可以觀察到的變量,無從觀察的以少為妙。功用不是真有其物,多個香爐多隻鬼,可以不用當然不用。

話雖如此,同學們對功用的理念是要深入認識的。不需要用,但要知道其中玄機。這是因為功用理論經過多年發展,帶來了兩方面的重要思維。其一是以數字排列選擇。不管用什麼名目來排列,這排列重要,而熟知功用排列的哲理,對極大化的思維有助。其二是近代的功用排列,用序數(ordinal numbers)。序數是以數字分高下,不比較數字之間的差距,也即是說數字不可以加起來。從選擇的角度解釋行為,選擇的排列重要,而從邊際轉變的角度論選擇,我們是不需要顧及數字之間的差距的。

用上功用理論的理念,卻放棄了以功用作為量度選擇的工具,在經濟學行內不止我一人,但恐怕不及一掌之數。我認為功用量度在行內盛行,主要是數學方程式可以寫得漂亮。我的興趣是理論的實用性。真實世界不存在的變量,以少為妙,可以不用不應該用。在從事解釋行為或現象的經濟學者中,喜歡以功用量度而又用得最出色的,應該是貝加(G. S. Becker)。個人認為,貝加可以解釋的,我可以不用功用方程式也解釋得到,而用上功用量度,好些時會中套套邏輯(tautology)之計,高明如貝加也不一定避得開。

方程式,方程式!同學們要用我當然不反對,但千萬不要因為好看或顯得有學問而用之。好看,卻比不上流暢的文字。學問嗎?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方程式是不能把學問加上去的。同學們要學數,花一兩年工夫值得。一般學子沒有戴維德或高斯或奈特的天賦,數學於是對思維有助。如果有史密斯的天賦,學數更是多此一舉了。

量度極大化,我有時用財富,有時用收入,有時用租值。各有各的方便之處,也各有各的困難。「財富」的困難是要靠利息率的存在,而沒有市場則沒有利息率。「收入」的困難是秒秒不同,這秒高那秒低,不一定是選這秒的。「租值」的困難是要在特別情況下才可以用。我自己三者皆用,看情況而定,而如果集中於邊際轉變來處理選擇,大有可為:解釋行為只須從邊際看。這些我在《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分析得清楚,這裡不說了。在量度極大化這個話題上,於今回顧,當年有三項讀物給我深遠影響:A. A. Alchian,The Meaning of Utility Measurement;R. Strotz,Cardinal Utility;I.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後者開頭的一百五十多頁最重要,非讀不可。

同學們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去掌握量度極大化的幾種價值選擇。不是價(price),而是價值(value)。價是另一回事,屬於局限那邊,是後話。

(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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