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要怎樣學才對（之二）

各位同學（續前文）：

科學是有法則的，邏輯的法則，科學的方法（The Methodology of Science）是也。邏輯屬哲學系，可能是人類最湛深的學問，深得有點發神經，不主張同學們鑽進去。然而，基本的「方法」邏輯重要，尤其是對中國的青年來說，多多少少總要知一點。

我曾經是二十世紀哲學邏輯大師加納（R. Carnap）的學生，不是入室弟子，但算是得到少林方丈指點過一兩手。是二十世紀大名鼎鼎的維也納學派的思維，在三卷本的《經濟解釋》的首卷《科學說需求》中的第一章——《科學的方法》——我從經濟實證的角度解釋過了。寫於一九八九年，那章寫得稱意而重要，同學們要一讀再讀。說重要，因為那是我知道的唯一的從經濟實證的角度論科學方法。科學方法的哲學邏輯走進了象牙之塔，走進了一個聖殿，其中的大師君子不能分身參與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的研究工作。我學了象牙塔內的一小點就跑出來，作了多年的實證研究，然後回顧塔中所學，以自己的實證或驗證經驗與邏輯哲學互相印證，寫成了該章。

該章很長，這裡不重述。要說的重點，是科學不是求對，也不是求錯，而是求可以被事實推翻。可以被事實推翻但沒有被推翻，科學理論就算是被證實或驗證（confirmed）了。A theory cannot be proven; it can only be confirmed——同學們要記著這句話。Proving與confirming不同，在實證科學中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分別。前者是證實了，不可能錯，正如數學上證實了的定理。後者呢？以中文言之也可說是證實，較為正確是驗證了是對的，沒有錯。但驗證了的對，還可能錯，對了無數次還可能錯。可以被事實推翻（可以錯）但沒有被推翻，英文字是confirm——還可能是錯的證實。文化不同，嚴格來說，中文沒有這個字。

我自己在經濟科學方法上的主要貢獻，是指出與堅持，驗證理論一定要用可以觀察到的變量。淺得離奇，對得無話可說，但經濟學者一般不重視。或者說，他們認為那樣淺，是小兒科，沒有想深一層，無從驗證的卻認為是驗證了。說什麼意圖，談什麼意欲，又或者搞什麼博弈、什麼偷懶出術的，在真實世界看得到嗎？不是說人不會博弈，但在觀察上我們怎可以知道？我看著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目不轉睛，意圖相當明顯，但我可沒有動手動腳，你怎可以知道我的意圖是什麼？要以我的行為驗證你的理論，你只能說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那個女人，因為是事實，可以觀察到，而如果換了一個男的，我忙顧左右，也可以觀察到，也是事實。如果你發明了一個「異性相吸」的理論，你只能從上述的可以觀察到的行為驗證。我不認為今天盛行的博弈理論是可取的實證科學，因為其中無從觀察的變量太多，不能驗證。

一般而言，科學的起點是一些武斷的假設，稱公理（postulate或axiom）。通常不真實，往往抽像。所謂公理，是參與的人不准在公理上爭辯。經濟學的第一個公理是所有人的行為都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跟著的第二個公理，是每個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局限條件的約束下爭取最大的利益——我曾經稱之為「自私的假設」——又稱局限下爭取極大化（constrained maximization）。這就帶來一個難題：「極大化」用什麼來量度呢？財富（wealth）、收入（income）、盈利（profit）、租值（rent）、功用（utility）——都有經濟學者採用。

出自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的傳統，我首先淘汰了盈利，因為盈利是意外的收穫，邏輯說不可以刻意地爭取。行內最普遍地採用的是「功用」，但我個人從開始就避之則吉。這是因為功用是空中樓閣，二百年前由邊沁（J. Bentham）想像出來，真實世界不存在。功用是個變量（variable），科學理論往往有無從觀察的變量存在。從開始寫博士論文起，我知道驗證只能靠可以觀察到的變量，無從觀察的以少為妙。功用不是真有其物，多個香爐多隻鬼，可以不用當然不用。

話雖如此，同學們對功用的理念是要深入認識的。不需要用，但要知道其中玄機。這是因為功用理論經過多年發展，帶來了兩方面的重要思維。其一是以數字排列選擇。不管用什麼名目來排列，這排列重要，而熟知功用排列的哲理，對極大化的思維有助。其二是近代的功用排列，用序數（ordinal numbers）。序數是以數字分高下，不比較數字之間的差距，也即是說數字不可以加起來。從選擇的角度解釋行為，選擇的排列重要，而從邊際轉變的角度論選擇，我們是不需要顧及數字之間的差距的。

用上功用理論的理念，卻放棄了以功用作為量度選擇的工具，在經濟學行內不止我一人，但恐怕不及一掌之數。我認為功用量度在行內盛行，主要是數學方程式可以寫得漂亮。我的興趣是理論的實用性。真實世界不存在的變量，以少為妙，可以不用不應該用。在從事解釋行為或現象的經濟學者中，喜歡以功用量度而又用得最出色的，應該是貝加（G. S. Becker）。個人認為，貝加可以解釋的，我可以不用功用方程式也解釋得到，而用上功用量度，好些時會中套套邏輯（tautology）之計，高明如貝加也不一定避得開。

方程式，方程式！同學們要用我當然不反對，但千萬不要因為好看或顯得有學問而用之。好看，卻比不上流暢的文字。學問嗎？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方程式是不能把學問加上去的。同學們要學數，花一兩年工夫值得。一般學子沒有戴維德或高斯或奈特的天賦，數學於是對思維有助。如果有史密斯的天賦，學數更是多此一舉了。

量度極大化，我有時用財富，有時用收入，有時用租值。各有各的方便之處，也各有各的困難。「財富」的困難是要靠利息率的存在，而沒有市場則沒有利息率。「收入」的困難是秒秒不同，這秒高那秒低，不一定是選這秒的。「租值」的困難是要在特別情況下才可以用。我自己三者皆用，看情況而定，而如果集中於邊際轉變來處理選擇，大有可為：解釋行為只須從邊際看。這些我在《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分析得清楚，這裡不說了。在量度極大化這個話題上，於今回顧，當年有三項讀物給我深遠影響：A. A. Alchian，The Meaning of Utility Measurement；R. Strotz，Cardinal Utility；I. Fisher，The Theory of Interest。後者開頭的一百五十多頁最重要，非讀不可。

同學們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去掌握量度極大化的幾種價值選擇。不是價（price），而是價值（value）。價是另一回事，屬於局限那邊，是後話。

（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