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1, 2007

生命時間的盤算(三之一)

其實這裡要寫的不是生命時間的盤算。生命可長可短,雖雲死生亦大矣,有誰知道自己可活多久?生命時間無從盤算——人算不如天算也。要盤算的是假設自己壽長無限,但歲月無情,智力及體力早晚會退化,要做什麼時間的先後總要盤算一下。七十一歲,體力退化了不少,但智力還奇跡地近於頂峰。這個層面的智力還有五年嗎?還有十年?都不重要。重要是自己首先知道,及時放棄寫文章,轉到書法那邊去。

不是胡說的。在我這一輩走史密斯與馬歇爾的經濟學路線的人中,最年輕可能是我。還健在的師友,今天都是老頭子,其中不少智力早就退化,外人可能看不出來,圈內大家都清楚。輪到我自己不出三五年吧。搞經濟學術,不是要腦子清醒那麼簡單。需要的是「眾人皆醉我獨醒」的一小點本領。人家看不到的問題,你看得到,推出的新意有少許重量,邏輯井然的,嚴格來說,是經濟學術搞得有貢獻的起碼要求。其他學術我管不著,但經濟學搞不出貢獻我不會搞。自己的興趣多方面,此處再搞不出貢獻,還有其他好去處。

自己會知道江郎才盡的時日嗎?當然知道。有新意的思想來得明確,自己懂得衡量。不是每一篇文章都有新意:很多時是重複以前說過的。但三幾篇總有一篇提出一個新觀點,以前沒有想過,而這些新觀點出現的頻率,到今天還沒有衰竭的跡象。

一個人對自己的客觀判斷是重要的。重讀自己數十年前寫下的文章,思維比今天鋒利,變化比今天靈活,但對重要性的判斷與全面性的看法,今天勝。稱起來哪邊比較重很難說。經濟政策的建議,今天無疑是比較穩重的。不難解釋,政策不能單靠理論,要講經驗。瑣瑣碎碎的舊知識,知道這裡要避一下,那裡可多走半步,加起來就變得穩重了。好比我反對人民幣升值的立場,理論之外有數之不盡的經驗支持。十二年前我還相信佛利民說的,一個大國要讓匯率沒有錨地自由浮動。十年前我認為他可能錯;五年前起我肯定他是錯了。

搞創作是要做出一些可以觸摸到的東西來,不一定要有金錢的回報,但要給作者有滿足感。經濟學者認為自己作出過貢獻的,老來喜歡出版自己的文章大全結集。據說有了經濟學諾貝爾獎之後,結集的人比較多,但「沙場秋點兵」的習慣,遠在諾獎之前就有了。我自己比較特別的,是興趣多,有好幾樣有機會走到盡頭。不是某項造詣的人類盡頭,而是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另一方面,個人的品味與風格與眾不同,狹窄地看,自己的盡頭也就是人類的盡頭了。不少人都可以這樣做,但嘗試的不多。要做到不難,問題是做出來夠不夠大氣,有沒有廣泛的啟發性。為這些我掙扎了半個世紀,有苦自知,但既然走了那麼遠,一不做,二不休,每項都嘗試走到自己的盡頭。

先說經濟學吧。七十年代初期,諾斯與巴賽爾認為我是可以全面革新經濟理論的人。高斯卻認為我是另一個馬歇爾,要向經濟解釋那方向走。選擇後者,因為七一年我用不上半年時間就寫好了一篇解釋中國婚姻與子女產權的文章,跟著七二年只花了三個月就寫成《蜜蜂的神話》,不困難,自己有興趣,而師友們大都叫好。高斯與夏理'莊遜不喜歡那篇婚姻文章,認為我不應該貶低中國的文化傳統。他們兩位是少數。《蜜蜂》一文則贏得掌聲一片。其中赫舒拉發的來信給我很大的鼓舞。他說:「你不需要問艾智仁和我《蜜蜂》一文好不好。你自己知道該文偉大。這樣的文章不需要外人評價。你不要管艾智仁和我怎樣想。」

只三個月就有一篇這樣的文章,一年可寫四篇,當然雄心萬丈。其實一年寫兩三篇差不多水平的不困難,但我跟著選了三項行內認為重要但題材極為龐大的入手:租金管制、知識產權與石油工業。這些巨大題材,鑽了進去不容易脫身。

釜底抽薪,七五年起我作出如下的決定。文章不用急著發表,也用不著算數量,但真實世界的市場現象要知得很多。我崇尚的馬歇爾傳統,參與的人對真實世界知得太少了。這方面高斯對我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堅持,不知世事,我們無從解釋。論科學方法這觀點不一定對,因為在自然科學中有反證的例子。純從方法的角度看,高斯可能錯,但經濟學界中我仰慕的森穆遜與阿羅,搞純理論,命中真實世界的現象解釋不多。

森穆遜與阿羅是理論天才無疑問,搞純理論自己很大機會鬥不過。這是次要的考慮。主要的是搞理論的天才,可以在一兩年間推出很多,加起來是一整套。人家走過,自己再走可能是蠢事。他們的理論,絕大部分沒有什麼用場,可用的只一小點就了不起。我於是想到要選擇理論,而怎樣選卻要以可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為依歸。一九六九年起我開始在街頭巷尾跑,也跑工廠調查各種合約。一九七五回港近一年,跑街與跑租務法庭是全職了。天台木屋,分租現象,玉器市場等,盡皆精彩。全線逼銷的解釋也是該年想出來的。一九六九開始的件工調查,一九八三才以之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一九七五的全線逼銷與玉器市場,發表是二○○一。至於討價還價的行為,提出是一九六二,答案是四十年後了。

無聊之輩,見我早期發表文章有威有勢,跟著停了下來,不再用英語發表什麼,閒言閒語,對我多有批評。本想回應,但這些後輩還沒有說過半句足以傳世的話,是不值得回應的。

一九八二回港任職,跟蹤中國的改革發展,不能不用中文動筆。於是,除了無可避免的應酬,英語文章索性不寫。還是跑街依舊,加上要到國內跑。跑來跑去,一方面是為了高斯催促而針對中國的改革動筆,另一方面是集中火力,要寫一九七三就決定下來的《經濟解釋》。理論的取捨想了多年,逐步淘汰;理論的簡化想了多年,最後集中於需求定律上的多種變化。馬歇爾的理論結構偉大,但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割開來,是大錯,自己要想出另一個結構。以中文動筆,是為了中國的學子了。

(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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