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 - 14

廣東體育迷問：

有」蛙後「之稱的羅雪娟最近退役了，請問教授對此有何看法？


答體育迷

實不相瞞，我喜歡羅雪娟這個女孩子。她高傲、自信，而又像我那樣，有點口不擇言。這樣的品性，我認為可愛，今天的中國社會恐怕不容易接受。

這樣說，是因為羅小姐的廣告客戶看來遠比劉翔、姚明等為少。樣子好看，個性鮮明，是廣告的一等材料。作為消費者，我這個老人家會容易地中羅小姐的廣告之計。難道廣告商有眼無珠？又難道她開罪了某些人？

至於羅小姐提前下馬，不參加北京奧運，我的看法，是如果沒有六成把握拿得金牌，這決定是對的。銀牌不大值錢，而如果三甲不入，再參賽是大錯。

河北 王 問：

中國的文物界有兩個現象：（1）國家發掘出來的文物堆放在倉庫裡，既不擺出來展覽，也不能出售，價值無從體現。（2）小店地攤上出售的文物價格十分低賤。如何解釋這兩種現象。


答河北王

經過五千年的陪葬風俗，在中國，埋在地下的古文物實在多，多得不得了。開放改革，大興土木，二十多年前推土車在神州大地開始運作，被翻出來的文物不計其數、今天，盜墓已經成為一個行業了。北京不容許古文物在本土市場出售，文物於是大量外流。這幾年放寬一點，不少小店或地攤可以見到，很多時是真古物。

國家把這些文物堆放在倉庫裡，因為太多，不夠場地展出。好些博物館的專家，見得少，不肯定是真古物。近幾年這些專家開始相信了。我為地攤之價只有拍賣之價的千分之一這個現象研究了多年。鑒證年代的費用非常高，是解釋這價格差距的主要原因。太多以前沒有見過的文物出土，專家不專，而什麼熱釋光之類的驗證有大問號。

你會問：為什麼拍賣行之價高出千倍，地攤販不把他們的賤價「國寶」送到拍賣行去呢？答案是拍賣行一般不收貨。為什麼拍賣行既然拍賣同樣的，但不收攤販的或你的呢？我知道答案，但不說，考考你的智商吧。

遼寧瀋陽 哀綠綺思問：

您的文章中曾提到音樂能夠益智，可否請您推薦一些曲目。


答哀綠綺思：

數十年前有人作過研究，認為音樂的天賦與數學的天賦有關連。這是因為數學邏輯與音樂結構很相近。十多年前讀到一項報道，說小孩子多聽莫札特的音樂會提升智商。我為文寫了，跟著竟然有人出版這樣的一張唱片。

千萬不要盡信這些不嚴謹的分析。近於猜測，論據是遠為不足的。要點是，任何孩子多聽莫札特的音樂有益無害，何必計較智商會否提升了？莫札特的音樂容易聽，不需要懂，可以陶冶性情，而旋律的優美自然何止繞樑三日？還有，莫札特不會收你版稅。這樣相宜的享受就讓孩子們多點享受吧。

遼寧瀋陽 哀綠綺思問：

您在一次講演中提到，考試中令公子可以考出自己想考的分數，怎樣才能做到？


答哀綠綺思：

考試成績的高低要靠：一、科目內容的準備；二、考試的技術。後者重要。當年在美國求學，同學之間就談到「被考生」（examinee）的技術問題。某某同學是不是個good examinee，大家心裡有數。這就是重點：對科目內容有同樣水平的準備，好的與差的「被考生」的成績，容易相差百分之二十。

想當年，讀歷史，我是個很好的「被考生」。同學平均分數五、六十，考七十算是「A」，我的成績通常在九十以上。文字題動不動拿九十五分。不容易相信，但一個好的「被考生」可以做到。

後來兒子進了大學，我對他說要練成一個好的「被考生」，因為功課同樣準備，懂得怎樣應對「被考」很著數。我是不管兒女讀書的。兒子進大學兩年後，我問他：Are you a good examinee?他回答：「肯定是，可能是最好的。」我於是對他說：「那麼你應該知道任何科目準備到哪個層面可以考大約多少分數。如果你認為拿七十分就足夠，你會知道備課到哪一點可以適可而止。」後來兒子嘗試，果然靈驗。

這就是了。如果不是個一等的「被考生」，你不會知道要準備到哪一點可以停下來。當年練得到位，不少人批評我高傲。有一次，進考場，老師W. R. Allen對我說：「祝你好運。」我回應：「我是不需要好運的！」

河南 老邢 問：

如何用經濟學觀點看待中國西藥價格過高的現象？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答老邢：

有些西藥成本的確高，但絕大部分製造費用低廉。在西方，藥價高主要起於專利壟斷。另一方面，大部分有專利註冊的西藥，都有可以代替的競爭對手，約束了西藥之價。

中國今天的西藥市場我沒有跟進，但十多年前的情況我略知一二。那時候，政府對西藥進口與西藥在國內產出，管得嚴謹。當時調查了一間國內的中資西藥廠，那所謂「製藥」，其實是從意大利廉價進口藥丸，一大桶一大桶的，在廠內入瓶子。你道該藥廠的產出成本主要是什麼？是花巨資向有關政府部門購買銷售許可證，台上錢與台下錢都要花。

說過了，今天如何我沒有跟進。

廣州 Vega 問：

敢問五常老，您練字是否也不時臨帖？臨帖時，想得到的是什麼？

我自己在臨習《蜀素帖》時，字體的形似有6成相近。但氣韻為零（運筆更難追矣），這是否因為性格、對空間的構思、胸中的節奏感絕然不同而造成的？


答Vega：

學書法我臨了三年米芾，跟著臨了兩年王鐸。五年後「脫臨」，寫得一團糟，再三年才有可觀也。

《蜀素帖》是米芾的行書精品，難學，我嫌字體不夠大。臨帖要找大字來臨，米芾留傳下來的大字，約三百個。臨米芾，頭兩年我集中於那幾百個大字，第三年是大字小字也臨了。後來轉臨王鐸，是清初的人，較近，紙大墨妙，遺留下來的大字真跡多得不得了。米芾的行書無敵天下，但書法全面看，王鐸勝。今天學書法，不臨王鐸是傻瓜。

受到王鐸的影響，臨帖我只臨其意、臨其情，而不管其形像。形像臨得似沒有什麼的意思──書法寫不出自己的面目是失敗！對我來說，臨帖的重點，是要感受到原作者的感情流露。換言之，如果臨帖時感受不到激情，我會放棄該帖。這方面，以感情震撼論英雄，米芾勝王鐸。

要記著，看不到感情的藝術不是好藝術，而書法本身沒有晝面，感情的表達更加重要了。我們臨摹前賢的書法，主要是倣傚他們表達感情的法門，到「脫臨」時，我們是試行表達自己的感情了。寫不出自己的感情，自然的，不可能到家。可惜能做到的書法家很少。

香港 Saiwanho 問：

我的兒子在香港讀中學，因此我想請問，您是鼓勵香港學生在香港讀書，還是到中國大陸讀書，還是留學美國為好？


答Saiwanho：

今天子女求學，比二十年前難於取捨，因為不可以漠視中國。記著，向前看，沒有喝過洋水不值錢，不懂中國更敗家。如果你的兒子在香港中學的英語學得好，那麼大學本科應選國內，學士後進研究院則要到西方去。西方的研究院（即碩士或博士）課程比東方的強，因為師資勝出。如果你的兒子的英語不成，留在香港或到西方讀本科要考慮。如果沒有到過國內勾留，那麼不管在那裡學成後，要考慮到國內工作，起碼三幾年，交些朋友，多知一點中國的文化。

你的兒子是二十一世紀的人，或然率說不懂中國，或缺少了中國的文化基礎，不容易出人頭地。另一方面，地球一體化，喝一點洋水是重要的。也可考慮兒子在博士後到西方跑一兩年。語言，不管英或中，說得好寫得好很值錢。孩子學語言，說得通只需一年功夫，但寫得通不簡單，是要下心機下苦功的。差不多什麼學問都可以速成，只是語文與文化不可以，要花時日。

日本 LY 問︰

企業是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而起的，而教授和高斯又都認為國家也可視為一家企業，這是說它們之間的共性了。但是國家(廣義上的企業)又如何與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狹義上的企業)區別開來?或者說，國家所節省的交易費用和企業所節省的交易費用有何不同?


答LY：

國家何物很難說，但政府可以看為一國企業卻無疑問。我解釋過，一個企業可在財政上劃分，但工作上的事項，或產出合約的伸延，企業劃分不易。從合約的串連看，一家企業可以伸展到整個地球。

我的家有一個政府，由我作頭頭，話事權在我，可惜血濃於水，實際上兒女是主人，我是奴隸！一間大廈的業主聯會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宜，高尚士一於懶理，好事之徒搞搞震，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民主投票就出現了。這是我贊同民主投票的地方。為了奪取他人的利益而投票，我反對，可惜投票通常有這樣的意圖。

企業的形成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了治國，企業變得龐大，還會節省交易費用，但政府權力大了，下面的權利界定不清楚，混水摸魚的行為屢見不鮮。政府的管治一般有年期，即是說有了合約。這樣，近於毀約的胡作非為不容易約束。任何合約，或多或少都有類似的困難，只是牽涉到國家政府，被狼食的庶民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罷了。

你問的是複雜的問題。不妨參閱拙作《制度的選擇》，要讀幾遍。

加拿大 蘇侃 問：

通常認為，民主可以抑制腐敗。為何在印度及南美一些國家，依然腐敗盛行？


答蘇侃

誰說民主可以抑制腐敗了？發神經！有些君子說台灣起訴阿扁老婆貪污，證明台灣民主大有成就。可惜這些蠢君子忘記了，阿扁是台灣民主選出來的。我有幾位學生在亞洲一帶的民主國家任官方要職，十多年前聽他們說民主貪污，如吃家常便飯，彷彿我這個老人家見到美女目不轉睛似的。

民主貪污有兩方面獨到之處。其一，說過的，是民選頭頭的職位有期限，到期要下台，貪污的代價於是比獨裁為少。君不見，民主頭頭貪污，通常是在最後一屆，落雨收柴也。所以我說，獨裁貪污自下而上，民主貪污自上而下。

其二，民主投票不是為國家或社會好，而是為個人利益而投。這樣，壓力團體群起而出，以組織增加拉票的效能。這發展促成民眾的個別權利難以界定，使公選出來的容易混水摸魚也。

Cyrus_Ho 問：

中國在零六年年尾已經修改了《拍賣管理辦法》，開放了國家的拍賣行業予外資進入，你會怎麼看外資拍賣行對拍賣行業的影響呢？


答Cyrus_Ho：

如果外資拍賣行進入中國，會逼使國內的少賣一點假貨。今天國內一般拍賣的假貨之多，千古奇聞也。不是沒有可靠的，但不多。

鬼子佬不是天生老實，而是他們的拍賣行有悠久歷史，成了名牌，轉賣假貨就完蛋了。問題是進入中國，他們可以拍什麼呢？開放改革近三十年，炎黃子孫對西方藝術的認識甚少。中不懂西，西不懂中，西方拍賣行進入中國可以拍什麼呢？

早就知道如果中國開放發達，藝術作品的拍賣價會急升。見到三十多年前法國的印象派畫作之價，因為日本的經濟急升而急升，我以為中國的經濟急升也會有同樣的效果，於是收藏了一些次級名家的印象派精品（頂級名家買不起）。想不到中國人對西方的畫作毫無興趣，但西方的收藏家卻炒起了中國畫家的新潮油畫。後者我看不懂。難道鬼子佬有本領看到中國皇帝的新衣乎？

倫敦 馬高 問：

教授在文章中建議過用一籃子外幣作人民幣的錨，近來改建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我們一班同學都明白前者怎樣運作，但後者就不太明白。請教授略加指點。


答馬高：

從來沒有建議過用一籃子外幣，但覺得在壓力下，會比單鉤美元為優。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最理想的。二十多年前與佛利民談過一籃子物品，他認為原則上可行，但費用過高，意思是說以物品為錨等於以物品為貨幣的本位，政府需要提供這些物品。大約十年前，體會到朱鎔基推出的貨幣制度，才認為佛老是錯了。我是個毫無成見的學者，思想轉得快，但在貨幣這話題上我要用上十多年才知道今是而昨非。

凱恩斯說貨幣只宜作為交易的單位，對，但他建議的布列頓森林協議是劣著。蒙代爾的貨幣觀勝於佛老，但他老是想著以黃金做什麼的，也有問題。佛老支持的沒有錨或以目標為錨的制度，搞了數十年，經驗說不及格。今天歐元近於放棄貨幣政策，走近於朱老的路，較佳。

我從朱老的制度變化出來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很簡單。例如，以一千元人民幣可以購買一籃子內的五十種物品，以期貨價及批發價算，每種的量多少，清楚組合，這一千元可以買到的一籃子於是定下一個指數，稱一百，央行穩守這指數，讓任何人可以這千元在市場購買到該籃子，人民幣兌所有外幣的匯兌就決定了。籃子指數不變，但匯率自由浮動。政府不需要有物品存貨，只要外人知道該指數大概是對，不會真的嘗試購買該籃子，就是嘗試也不會覺得被騙。該指數可以改，微加是微通脹，微減是微通縮。守錨有時用外匯收購人民幣，有時多放人民幣出去。重點是要放棄貨幣政策，即是不要為什麼失業等問題而調整人民幣量，也即是說人民幣量只能為守錨而調整。

東北財大 鐘 問：

米芾是您認為十得其十的大師，可是為什麼我至今感覺他的作品不能像《自敘帖》《祭侄文稿》《黃州寒食帖》等那樣讓我五體投地，是技藝的問題，還是審美的問題？或者是感情的問題？


答鐘：

書法家通常不平穩，偶有精品，但其他作品只一般。永遠都有水平的很少見，歷史上似乎只有米芾與王鐸。

《黃州寒食帖》是蘇子平生最精彩的書法，相近水平的沒有，當時山谷就說東坡再寫也不會寫得那麼好。魯公的《祭侄文稿》，下筆時動了真情，一點一劃扣人心弦，無話可說。我認為他大名鼎鼎的楷書變化太少，沒有令人驚喜的。後來讀到米芾說：「魯公行書可教，真便入俗品。」「真」者，「楷」也。這句話深得我心，但只有元章才有膽說出來。《自敘帖》寫不到筆筆入紙，不夠沉著痛快，懷素有不少較好的作品。年多前一位朋友購得一幅很多字的懷素手卷，絕對是真跡，但拍賣行卻註明是「傳說」的，成交價只三百多萬，朋友執到寶也。我還沒有見到該手卷，有機會會認真地欣賞一下懷素的真跡。

要記著，學書法要先學會怎樣看，怎樣判斷什麼才是好字。這種判斷所有學問皆重要。千萬不要人云亦云，要追求自己的心得，要毫無成見，要嘗試深入的體會。這判斷非常重要。經濟學、文章、攝影、書法，我都練成了判斷的本領。十年前書法老師周慧珺說我眼高手低，大讚我對書法的欣賞力，但認為我寫不出自己眼光的水平，遠為不及。只這一句，我知道自己的書法有可為。懂得看，寫得好只是時日的問題吧。

江蘇 Heidegger 問：

Steven E.Landsberg的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中提到您的The Fable of the Bees 中的例子，結尾說：不知什麼原因，過去的許多經濟學家試圖否認這一體系（種植者與養蜂人間的精細的契約體系）的存在．您看是什麼原因？


答Heidegger：

絕大部分的經濟學者對世事沒有興趣，又或者懶得花時間在真實世界調查。這是經濟學的悲哀。他們喜歡胡亂猜測世事，明裡暗裡假設這些那些，然後提出自己的理論或見解，以為自己可以改進世界。

經濟科學的用途是解釋世事，不是用作改進社會的，雖然有了解釋，如果執政者需要知道什麼政策會有什麼效果，經濟科學可以幫助。問題是一般經濟學者不懂科學解釋，通常以自己的喜好，或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來。他們的所謂「理論」，一般發神經，為了掩飾就把一些數學或數據或術語放進去。不客氣地說，今天的世界滿是這樣的「學者」。

我是個高傲的人，高傲到無法說半句自己不相信的話。政策建議，明知被接受會對自己不利，也衷心直說。你要選擇多一點錢呢？還是睡得舒服一點？

溫州 KING 問：

教授對青年人職業的選擇有什麼建議呢？以興趣為導向呢，還是看自己的資源優勢？


答King：

興趣重要，但人還是要吃飯的。為米折腰，因家棄酒，是陶淵明說的。

我建議興趣為上，收入次之，但可不是為了興趣可以不吃飯。為了興趣，收入打個折頭應該接受，打多少折則要看興趣的差別有多大了。要記著，自己沒有興趣的工作不可能做得好。問題是自己認為沒有興趣的，用心地嘗試可能培養出興趣來。

想當年，父母有錢，我可以留在香港學做生意，但見家境複雜，就決定跑到北美去碰運氣。到了加拿大，認為自己收入最高的前途是攝影。問題是職業攝影要滿足顧客的要求，這方面我是毫無興趣的。在多倫多遇到一位名王子春的人，是一位了不起的學者。他知道我讀書不成，沒有學校收容，但奇怪地堅持如果我搞學問，必有大成。我是受到他的鼓勵而嘗試學問的。

到了洛杉磯加大，成績最好是藝術歷史，歷史次之，經濟再次之。雖然一律很不錯。興趣差不多，但見經濟比較容易找到工作，就選上了。

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

最近一位同學替我在網上開了一個「五常問答室」（http://blog.sina.com.cn/m/zhangwuchang），好叫我這個老人家能表演一下（一笑）。提問的讀者多，可惜大多數的問題沒有大眾趣味，不宜回應。一天選答一題，回應簡短，沒有大眾趣味的選不上。不少問題是同學問功課。這類常見於個人電郵，太多，答之不盡，只能選小部分回應。

這次「問答室」的處理，要跑出課堂之外。困難是：有大眾趣味的題目，一年何來三百六十五條呢？希望有興趣的讀者能參考一下該「室」答過的問題，知道我選的是那類題目，幫忙一下。

問題牽涉廣泛的，我會考慮在這裡以長文回應。一位在夏威夷的讀者，用英語出題，翻成中文如下：「你信奉阿當·史密斯。他的『無形之手』導致全球暖化。海上的冰塊正在溶解。水淹地球將至。如果你有權指使聯合國，會怎樣挽救人類呢？」

我敬仰史密斯是衷心的。深知世事的大思想家極為罕有，史前輩是其中一個。當師友們說我純走史密斯的路，我感到高興，也感到驕傲。但敬仰是一回事，同意是另一回事了。當年寫博士論文，我不同意史前輩的分析，手起刀落，批評長達三頁之多（見《佃農理論》三十二至三十四頁）。後來寫《經濟解釋》，我指出史密斯的一個重要失誤：他高舉自私給社會帶來的貢獻，卻輕視了自私給社會帶來的禍害。後者是說，自私可以增加交易費用。從悲觀的角度看，這後者可以導致人類滅亡。

先說一下無形之手吧。我是為公司理論畫上句號的人，而所謂「公司」者，主要是增加了有形之手。一九八一年，對交易費用有了深入的理解，我指出如果沒有交易費用，世界上不會有市場。市場是一種組織，凡是組織，必有交易費用存在，而組織的選擇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後來高斯與阿羅都同意這個新觀點。今天，香港的中學生也略知大概了。

嚴格來說，無形之手是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而史密斯把市場看為無形之手，有點互相矛盾。史前輩當年沒有想到交易費用那方面去。我們今天說無形之手，從新觀點看，是指除了政府監管權利界定，市場大可自由，雖然市場也用上非政府的有形之手。好些學者，像海耶克，不懂個中道理，反對政府干預於是成為一種宗教。這些人可以大名鼎鼎，但沒有解釋什麼。經濟宗教與經濟科學是兩回事。

史密斯主要是搞經濟科學的。從自私給社會帶來利益的角度出發，史前輩熟讀歷史，知道制度的安排在歷史上是有轉變的。他於是想出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哲理。這哲理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生物學天才達爾文。在達氏的多產論著中，我們往往見到economy of life這一詞。可想而知，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為了economy，那麼膚淺地看，生存是好的，淘汰是壞的了。

問題是「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套套邏輯，說了等於沒說——只是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角度看演變。人類滅絕，定義說是不適者，究竟是好還是壞呢？既然是不適者，滅絕，應該是好，但好在哪裡呢？這是價值觀的判斷，不是科學。達爾文當年是知道某些生物種類遭淘汰了，因為某方面有所「不適」。他當時的資料，可沒有告訴他某些繁盛之極的生物，可以一下子慘遭淘汰。是的，我說過，人類的自私可以淘汰人類，把人類滅絕，從達爾文的角度看，是不適者淘汰，遵守著economy of life的規律！

轉談全球暖化，冰山溶解，水淹地球，若干年後人類可能因而滅絕。我相信嗎？相信的科學家愈來愈多，今天近於一致認同，我沒有資格不相信。如果全球暖化真的可以毀滅人類，可以挽救嗎？原則上可以，但需要交易費用——包括訊息、洽商與監管費用——夠低。有商有量，不難找到大家同意的方案。問題是訊息費用是大麻煩，加上人類自私，各持己見，就是找到了同意的方案，要大家按章遵守難於登天。

地球水淹，足以毀滅人類的，恐怕是數百年之後的事了。朋友，如果沒有全球暖化這回事，你認為人類可以多活數百年嗎？說實話，我自己不樂觀。上蒼有知，多活一百年我也不敢擔保，幾百年看來有點苛求了！

想想吧，只不過是六十二年前，第一個核彈爆於日本。跟著核武競賽，只三十年後，所有報道都說人類有足夠的核武毀滅全人類好幾次，跟著近於核戰的傳言屢有所聞。今天，不能肯定有多少個國家擁有核武，而大家不難理解，有些國家顯然認為擁有核武會增加他們的安全感。這邊廂核武競賽死灰復燃，那邊廂不惜一死的恐怖活動天天有。朋友，如果核武落在不惜一死的人的手上，你認為他們會珍惜人類的存在嗎？

只六十二年就發生了那麼多的不幸的事，再加六十二年還不會有核戰嗎？三百年呢？或然率站在哪一邊不是專家也知道，思之能不愴然哉？

從悲觀的角度看，有時那些高呼地球要減溫的政客，給我有點偽君子的感受。滅絕人類的法門，核武之外還有生化、病毒等，可以隨時發生，怎還有閒情逸致去管什麼暖化的？輪到地球水浸，為時甚久，人類還存在是大幸了。我恐怕還沒有真的水浸，地球會因為人類不存在而冷卻下來，到處都是冰。

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人類今天面對的首要任務，可不是約束全球暖化，而是要設法杜絕所有戰爭與恐怖活動。困難嗎？當然困難，近於不可能，而這也是因為人的自私，使交易費用過高，洽商與監管皆極難。連不互相殘殺那麼簡單的事也無從處理，人類怎還可以透過洽商來把地球降溫呢？那麼淺的問題也沒有人提出，蠢到死！

是宇宙的悲哀。所有科學證據，都說只有地球機緣巧合，有生物存在。當年教授說，就算有了地球的獨特天氣，生物出現的或然率，彷彿把無數磚塊拋到天上去，掉下來時剛好砌成一間房子。所有科學證據，都說在生物中，只有人類長出一個可以思想推理的腦子。是很大的諷刺。Richard Dawkins的名著說，所有動物皆自私。我今天說，人類的自私，有很大的機會會因為腦子了得而毀滅自己。可不是嗎？如果動物的發展止於猩猩，不會有核武，不會有恐怖，也不會有全球暖化這個現象了。這樣，從達爾文的角度看，腦子了得是不適者！

朋友，就讓我發點牢騷吧。讓我在這裡猜測一下，先把人類歷史寫出來。要不然，等到人類滅絕，有誰會動筆呢？

戰爭的代價

可能因為美國最近要在伊拉克增兵二萬多，該戰的費用或成本如何吵得熱鬧了。讀到的數字五花八門，各各不同，顯然是因為戰爭的費用牽涉到多方面，不同「專家」或不同機構的算法有別也。怎樣算都是天文數字，而大家同意，以直接成本算，伊戰的總費用會於今年與三十多年前的越戰的總費用打平，是物價調整後的算法。伊戰還不到四年，今天算，時日遠比越戰為短；以同樣時日算，伊戰的成本比越戰的約高一倍。為什麼呢？

一個解釋是當年越戰用徵兵制，今天伊戰用傭兵制。這差別只可以解釋直接金錢成本伊戰較高的一部分。主要的解釋，可能還是恐怖活動的防衛及鎮壓成本奇高。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何況一些不惜一死的人──或教三歲小孩纏上炸彈的──防不勝防之外，使人聽來心酸。

最高的伊戰成本估計，直接加間接，高達二萬億美元。近於不可信，但估計的人是J. Stiglitz。我認識此君。五年前拿得諾獎還是次要，重要的是在克林頓時期，他曾經是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對有關的戰爭成本數字應該比外人清楚。想想吧，中國十三億人口，開放改革二十七年，勞苦大眾做生做死，為國家積蓄了值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破了人類歷史紀錄。Stiglitz估計的伊戰美國總成本，竟然比這儲備高一倍！

當四年前美國要進軍伊拉克，我持反對意見。對軍事一無所知，這反對源於一九九一的波斯灣之戰，也是打伊拉克。當時美國理直氣壯，有多國支持分擔費用，展出星球大戰的武器，精彩絕倫，把蘇聯嚇得瓦解。然而，全面勝出之際，美國卻突然鳴金收兵。十二年後再進軍伊拉克，昔日波斯灣的天時地利人和都見不到，不智也。

到今天我還不明白，為什麼一九九一美國會突然鳴金收兵。兩位美國朋友認為做得對，做得妙，說來說去我也有問號。後來問佛利民，他說蠢、蠢、蠢！我不懂，但石油多過淡水（一笑）的中東，局勢歷來不穩定，遇上伊拉克進攻科威特那一著劣棋，美國替天行道，怎可以捉到鹿而不懂得脫角的？當然，我同意，強行取代一個存在的政權，可以不做千萬不要做。

三年多前美國進軍伊拉克，說進就進，我立刻對一位朋友說，看來佛利民主張而又被接納的傭兵制是錯了。昔日越戰行徵兵制，被征的學子反對激烈，尼克遜慘淡收場，使我意識到在徵兵制下，年輕人不被搞得熱血沸騰，出兵不容易，但傭兵制是另一回事了。日本仔當年炸珍珠港，蠢、蠢、蠢，觸怒了美國的青年，自取其咎也。

幾天前侯夫子傳來一篇英語長文，作者有來頭，對政治與戰爭的所知可教。該作者高舉佛利民的天才與成就，但直指佛老主張的傭兵制是大錯。該文指出，雖然美國實行傭兵制後有成功的例子，但這次伊戰的經驗，是傭兵製出兵太容易了。這與我之見相同。但該文更指出，在傭兵制下，搶救被擄的士兵不夠落力，而傭兵不一定可以聘請得足夠的兵。雖然在美國的傭兵制下，說明有必要時徵兵制可以立刻回頭，但今天的伊拉克之戰，回頭徵兵是不會有民眾的支持的。

這使我想到如下的軍事定律：防守可用傭兵（即僱用警衛），但進軍則以徵兵為上也。說到底，行軍打仗，沒有熱血支持，靠金錢購買，除非速戰速決，代價是太大了。這「定律」有一個不容易接受的含意：要進軍打仗，最好讓對方先打一棍，把自己的民眾打出熱血來。這也是說，要到忍無可忍才出兵。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如果大家都懂得這個「張子兵法」，忍、忍、忍，天下太平可以斷言。

回頭說Stiglitz估計的伊戰總成本美元二萬億，是包括著間接的社會及宏觀成本，也算進武器需要提前更新等費用。但報道可沒有提及他假設伊戰何時結束。以三十多年前的越戰經驗衡量，戰爭的社會成本高得離奇。當時我在美國，親歷其境，不容易相信那極其無聊的越戰給美國帶來的禍害。

想想吧。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大學的學術氣氛濃厚，追求知識的熱情是我平生僅見。我自己的學問是在這氣氛中培養出來的。越戰把這一切都改變了。學生變得反動，好些像今天中國的憤青那樣，不懂得尊師重道。效果是越戰之後與之前相比，學生的平均成績上升了一個整點（四點最高），也即是上升了四分之一。不是求學有了長進，而是老師怕了學生。

想當年，作學術研究是追求新意的啟發性，沒有誰管文章數量多少。當時沒有誰不同意，一篇思想有斤兩的短文，不管在哪裡發表，抵得上百篇在名學報發表的平庸之作。六九年我到了西雅圖華大，只三個月，那裡的元老教授投票，一致通過升我為正教授。我可沒有這樣要求，而元老們沒有一個讀過我的文章──他們只是在言談中認為我想的是在另一個層面。

越戰帶來的「學術」效果，是助理教授對上頭的正教授不服氣，逼使後來一般的大學要數文章，論學報，內容如何沒有誰管得著。好學唔學，今天的香港是這樣，國內也是這樣，拜美國為師，可惜沒有誰知道，或記得，這種衡量準則是越戰促成的。其他學術我不是專家，但就經濟學而言，重要的文章在越戰後少見了。我的一位研究生物的外甥，也指出那門學問的重量級文章，越戰後不久大幅下降了。學報多了不少，文章增加無數，廢物比比皆是。

越戰結束後，美國的債券開始暴跌，以致三十年的孳息年率，七十年代後期高達十八厘以上，經濟不景要到列根總統上任後三年才翻身。衷心希望這次伊戰不會導致同樣的債券命運，雖然經濟邏輯是不支持這希望的。

我也希望布殊總統能審時度勢，知道國際的形勢今非昔比。十多年前的波斯灣之戰，炮聲一響美元立刻上升。三年多前伊戰炮聲再起，美元應聲下跌。最近說要增兵，美元跌勢加劇。不知Stiglitz有沒有把這項重要成本算進去。

《南方都市報》採訪張五常原文：改革存在問題，但可打100分

1、兩百年思路最清晰的領導人

記者：鄧小平逝世十週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已三十週年，似乎可以做一個初步的總結了。對鄧小平主導的中國經濟改革，如果讓你做評判，你能打多少分？

張五常：（略為思考，笑）一百分。滿分。還沒有改革好……還是一百分。我在1997年的文章中說得很清楚，他75歲開始改革，做了十多年，還沒有做完就退休了嘛。雖然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但是也可以給他個A+了。

記者：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具體指什麼？

張五常：中國的制度還沒有形成，這些制度包括地區性的競爭制度、銀行貨幣制度，還沒有搞好。後來是朱鎔基搞好的。當然存在貪污等種種不對的事情，但是以縣來作為地區性經濟制度的核心，讓縣與縣之間彼此競爭得這麼厲害，是人類歷史上沒有見過的。經濟制度在中國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記者：在中國的改革中，領導人的意志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是？

張五常：這不是個意志的問題，鄧小平能做到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因為鄧小平這個人思想清晰。中國兩百多年來，沒有出現過思想這麼清晰的一個領導人，他說話不多，但是思想很清晰。其次是，他瞭解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為他18歲就是黨員了，三下三上，他的判斷是很準確的，而且很明顯他是沒有私心的，是為了國家好。但是即使為國家好，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那樣做的。這是中國的福氣，有誰能夠做到？一般人到了七十多歲就已經糊塗了，但他七十多歲頭腦還那麼清晰。

記者：你說鄧小平改革的思路非常清晰。但似乎他對現代的市場經濟理論並沒有很深的研究，他提出「摸著石頭過河」，也表明他對改革的方向不是很明確。

張五常：他比一般教授精通很多倍了，好些大名家跟鄧小平是沒得比的。斯密當年也沒有讀過經濟啊。鄧小平的主要概念是，你想要社會有進步，一定要鼓勵每個人發揮個人所長。這個是他的主要觀點！這些話是中國的老子說的，後來斯密也這麼說，弗裡德曼也是這麼說的，這也是張五常講的。但是我們只是會說而已，鄧小平卻能做得到。這個是普通常識，有多少人能夠真正相信這一點呢？沒有多少人能夠相信的，北京有很多智囊，他們也不相信，要搞什麼福利制度，搞三搞四，又搞什麼最低工資，還有什麼反壟斷法。這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他們聽過，但是不相信。可是鄧小平相信。

他說了很多次：你要社會有進步，社會是由人組成的，你要鼓勵每一個人，發揮他們的潛能。這是鄧小平的信念。他相信、他明白，這一點是不容易的。



2、中國的改革是激進的

記者：中國的改革成就，除了領導人的決策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和蘇聯比起來，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改革之初人均GDP很低，比較容易實現收入和經濟的增長？

張五常：這不是主要原因。我們的人均還不如印度來得低，農民的收入還不及越南的低，但是他們都搞不起來。你說印度搞起來了？也算是搞起來了一點，但是跟中國還差很遠。所以這個不是理由。

記者：最開始，大家願意把中國的漸進改革和蘇聯的休克療法做比較。一般認為中國的改革比蘇聯成功，你覺得這中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是漸進改革本身比休克療法優越麼？

張五常：中國的改革是共產黨領導改的，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而蘇聯的改革呢，因為共產黨已經沒有了，沒有黨的領導。中國的改革是共產黨領導的一個由上而下的改革，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有組織性的改。科斯和我都這樣想。

記者：你的意思是，漸進與否不是中國改革成敗的主要原因？

張五常：中國的改革是激進的而不是漸進的，絕對不是。

記者：和蘇聯比起來，中國的改革還能算是激進的麼？

張五常：蘇聯有石油，油價上漲，現在有很多錢。他們只要沒有石油就頭痛了。蘇聯的礦產很豐富的，有石油、有金子、有鑽石，中國有什麼？

蘇聯的的礦產很豐富但是他也沒弄出什麼成就出來。而我們中國什麼資源都沒有，卻能夠有這樣的改進。要是我的話，我也做不到。你把所有的權力都給我，我也做不到他們今天做的這麼好。



3、不存在經濟泡沫

記者：你的意思是說，中國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奇跡，主要是因為在強有力的領導之下，沿著一個正確的決策方向所導致的？

張五常：但是有的時候不是那麼正確。所以我現在比較擔心。我現在看不清楚北京的方向。鄧小平的時候我看得清楚，朱鎔基在的時候我看得也清楚，就算是李鵬在的時候我也看得清楚。可是現在我覺得比較模糊一點。

你現在看看銀行的制度吧，亂七八糟。取美金出來又有限制，拿港幣出來也有限制。一天到晚的改政策，不知道到底要做什麼？壓抑樓市，建築商不可以建超過多少平米的的房子。要加這個稅，抽那個稅。天天都不一樣。那就是有問題了。

記者：像壓抑樓價，大概是決策者覺得有經濟過熱的成分在裡面。

張五常：完全不是。你看看現在人民幣的匯率一下子又說要升，一下子又說不升。不准人家買人民幣。現在的宏觀調控，一方面又不想樓價升值，一方面又約束土地的供應，到底想怎麼辦呢？我看不出來，朱鎔基的時候沒有這個問題，鄧小平的時候也沒有這個問題。

記者：朱鎔基的時候也有宏觀調控啊，是調控得不如現在這麼嚴重？

張五常：不是嚴重的問題，那個時候的宏觀調控主要是要壓制特權分子的借貸問題。這一點是應該做的。現在沒有這種問題。朱鎔基時代，隨便哪個高干子弟打個電話就隨便可以借幾千萬，他是要杜絕那一方面的問題。他那種調控是應該的。要不然的話，是沒辦法控制貨幣量的。

朱鎔基把央行改成是不能夠做生意的，那是1995年的事情，他那時候的調控，和現在不一樣。現在的人說過熱過熱，那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朱鎔基時代，通漲達到百分之二十幾，現在我們通漲只有百分之三左右，我們還需要做什麼宏觀調控呢？

記者：在很多年以前，就一直有經濟學家把中國和日本作比較，認為現在的中國和1970年代經濟高速發展的經歷很相似，可能重蹈日本經濟泡沫的覆轍。

張五常：胡說八道。完全沒有這個問題。日本的問題，第一，是日本控制農產品的進口，比如說，一個西紅柿，七十年代，在日本零售要達到五美元；一粒葡萄，賣一美金。這種情況之下，土地就很貴。房屋的價格高，他們住的不是上下舖的那種床，而是像堆積的信封一樣，一層又一層的。這是他們第一個錯處。

第二個就是受到美國的壓力，日幣升值。我是第一個說日本沒有希望的。那是一九八六年的時候，現在算起來是二十多年前。中國沒有這個問題。但是現在美國在逼著讓人民幣升值。因為他當年就是逼日幣升值的，那我們為什麼還要受逼於美國呢？央行有些人是哈佛大學回來的，為什麼對歷史的教訓就記不清楚呢？為什麼美國說要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呢？當年美國就是逼日元升值，逼到日本垮臺為止，日本經濟不景已經二十多年了。



4、中國沒有拉美化

記者：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問題，兩極分化，也是海內外經濟學家關注的熱點話題，有人認為有拉美化的傾向。

張五常：這也是胡說八道。這是世銀作出來的。很多好事之徒給作出來的。中國農民在近幾年改進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經是越拉越近了。這是很明顯的事，不曉得他們說兩極分化根據的是什麼資料。大概是2001年開始，農村進步得非常快，這是無可否認的，無可置疑的。

《中國農民調查》那本書，是不對的，可能在個別的地方是有這種情況，你把最壞的地方拿出來寫，整個中國不是這個樣子。我不是只是說沿海一帶，很多窮鄉僻壤，西紅柿沒人摘，荷蘭豆也沒人摘，農地都沒有人耕種，因為他們出去打工去了。你告訴我中國現在有多少是全職農民？大多都是出去打工去了。出去學兩個月，拿了個車駕照，出去可以找到一千多塊錢一個月的工資。這是絕對不困難的。

農民的生活實際上改進得很快。我去農村調查了很多次，看見他們的生活改進的，年年都不一樣。當然還是不如城市，當然還是清苦，我們當然還要把他們的生活改進得更好。這是一件大事情。這是一個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說中國是兩極分化，那是胡說八道！那個是什麼數據來的？這個數據是怎麼算出來的？

記者：有國際通用的基尼係數啊。中國的基尼係數顯示貧富差距已經很大了。

張五常：這個是怎麼算出來的？誰算出來的？這些人念過書沒有，他們做我的學生都沒有資格。

記者：你是說，他們的計算方法是錯誤的？

張五常：很多農民（外出打工）賺了錢是不報稅的。你無從統計。你要去問他，他當然說自己窮啦！難道他會說自己賺很多錢麼？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們家吃什麼飯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們家有沒有電視就知道了。現在有多少農民家是沒有電視的，有電冰箱的你也可以看得到了。

記者：中國的失業問題，你不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威脅嗎？

張五常：一點問題都沒有。因為下崗，很多他不是被老闆辭工、炒魷魚，而是他自己炒老闆魷魚。很多人下崗，人口的流動，轉工，一家公司每年有百分之二十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個朋友在東莞做廠，軟件企業，一年會有百分之五十的工人流失。沒有辦法。是他們工人自己要轉來轉去的，不是老闆要炒他們的魷魚。是這樣子的，工人隨時都可以走，轉工轉得很快。你不能把他們稱為失業。

記者：可是按官方的數據，失業的比例還是很大的。很多大學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

張五常：這些數字要看你是怎麼算的，假如一個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話，你找到一個月六百塊錢的一份工是沒有問題的。你要多少份這樣的工作都有。你去東莞找，馬上就有。你六百塊錢的不做，要做八百的，那你就要花兩三天的功夫去找。那麼要找一千五百塊的呢？那就難找一點了。



5、印度模式不一定比中國差

記者：你剛才提到印度的腐敗比中國嚴重。中印比較這兩年比較熱門。黃亞生和卡納2004年寫了一篇文章叫《印度能否趕超中國》，他們說中國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印度是由下而上的改革，現在中國比印度強，但印度在一些關鍵領域比中國強，將來誰比誰強還很難說。你覺得呢？

張五常：印度有軟件方面的優勢，但只佔很少部分的人。印度是有很大的進步的，但是現在看起來，要追上中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中國在政策上有嚴重的錯誤，要不然要追上中國不容易。表面上印度好像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比如軟件。但是印度本身有很大的問題：髒！衛生條件很差，環保比中國還要差，很多乞丐，人人去了印度都很失望。它也跟中國一樣沒有什麼天然資源。這也是很不公平的。在澳州，跟本就不需要做什麼事情，你看看加拿大，根本就不需要做什麼事情。

印度很大部分的困難是他們的語言太多、宗教太多、印度缺少電力，工會又開始非常的厲害。

記者：你覺得印度的民主對它解決污染和腐敗都沒有什麼作用？

張五常：印度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民主的問題。印度那些領導人，是難得的好的領導人，經濟師也都是一流的。但是就是有民主的問題，約束了他們做不出什麼東西出來。像他們工會的勢力又那麼大，導致很多工廠都做不了。我們的人工是不如他們便宜。但是他們有工會的管制。這些印度的上層是知道的，但是也沒有辦法。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記者：工會的存在或許會對資方構成限制，但可以提升工人的福利啊，他們可以和資方談判、抗爭。

張五常：這也是胡說八道的。美國的經驗，工會中得意的永遠都是工會的上層階級，他們才是受益者。工會的頭頭被謀殺，為了搶奪那個位子。那個位子是肥缺。

他們跟資方談判，會導致很多人被資方開除。留下來的工人工資就比較高，底層的都被辭掉了。

記者：有學者認為，經濟的增長速度最終取決於技術的進步。中國在追趕階段可以利用先進國家的技術，獲得更快發展，但20年後技術上的後發優勢沒有了之後，經濟增幅肯定要降下來。而印度的科技比中國發達，所以他們更有潛力。

張五常：說印度的科技比中國的科技發達是不對的。印度的軟件是比中國的多，但軟件並不代表科技。中國的科技現在發展得很快。中國在研發方面的投資全世界上升得最快。

記者：中國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是很差的。

張五常：原則上也不需要擔心。因為剛剛才起步了兩三年，這幾年很快。

中國現在有很多工程師。中國學生的數學都很好，所以現在很多中國學生去外國唸經濟，他不懂經濟但是他的成績非常的好，因為他們的數學都很好。在中國這方面，搞科技人才是很多的。

記者：中國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靠外資的投入帶動的，而本土的私有經濟一度受到很大排擠。但在印度是積極支持本國私有企業發展的。

張五常：外資越多越好，全部都是外資的更好。我開玩笑說，如果美國總統要搬來中國，我們在中南海劃個地方給他。越多人來中國，中國也就越安全。世界的形勢不是那麼好，這邊要打仗，那邊要打仗，越多外資進來越好，越安全。這有什麼關係呢？資金是他們的，知識也是他們帶進來的，那給中國人學習有什麼問題呢？

現在港商在廣東投資，台商在昆山投資，西方企業在蘇州工業園、在浦東投資。中國本土的資本家，不少在杭州一帶。如果你問我，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企業家，大家一起開始比賽，二三十年後誰會勝出來呢？我會把賭注放在中國人身上。更長的時間段，也還是中國人勝。我賭杭州。我賭中國本土的企業家，他們會贏。

記者：理由是什麼？

張五常：他們懂中文，對中國的文化有瞭解。而且他們拚命努力。他們知識也很高。他們能力都很強。他們是很特別的一批人，為什麼多在杭州我不太知道。上海也有很多，北京也有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跟中國人競爭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因為有文化的問題。中國的文化是很有厚度和深度的。你可以學會中文，但是要學會像我張五常的中文程度，不是那麼容易的，

記者：印度現在發展不如中國，但這未必是他們發展模式的問題。如果沒有宗教、種族、語言、邊界衝突這些問題，按照他們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也是不如中國的麼？

張五常：這個問題比較麻煩一點。也不一定。因為印度人很聰明的，不比中國人蠢，也有它的文化傳統，印度人的英語水平比中國好。



6、腐敗不可避免，但需要改進

記者：去年有一次關於改革的大爭論，包括郎鹹平質疑國企改革在內，整個知識界開始了對中國改革公正性的探討。

張五常：我曾經批評過郎鹹平。他說中國五千年來最差是今天。這一句話我不能原諒。大家做了那麼多功夫，郎鹹平怎麼能說是五千年來最差的？不罵他不行。我就罵了他這一句。看小了中國的文化，侮辱了中國人的尊嚴，這個是不可以原諒的。

記者：可是國企改革中不是存在著嚴重的「掌勺者私分大鍋飯」這些問題麼？

張五常：你現在要講國企私營化。搞私企的時候，有的人是賺得到錢的，有的人是輸錢的。這個國企我把它買過來，我拿過來的手段未必很正確，但是我把輸錢的國企變成賺錢的國企，這對中國的經濟整體來說不是一件壞事。

在某種程度上，你可以批評他拿過來的手段不正當。但是郎鹹平說國企比私企好，這樣就是根本沒有念過經濟學，因為他不是唸經濟學的。

記者：中國改革過程中，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狀況，改革的結果是，當權者從中撈取了很多不應得的好處，從最初的價格雙軌制，到國企改制……

張五常：我知道，我知道。可是這些事情，我們怎麼能夠避免得了呢？據我所理解，中國的那些貪污，那些所謂「好處」，比起印尼、比起泰國、比起印度，相對來說不嚴重。

不可能完全沒有這種事情的，可是總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麼多人全部殺掉，你殺不了那麼多人的。改革過程中，有些事情是無可避免的，是需要改進，但你不要因為有這種事情說這個國家不行。怎麼可以避免呢？

我並不是贊成這些事情，我是覺得這種事情是無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定會發生的。中國已經改進了很多，跟九十代的初期比較起來，改進了很多。既然是改進了很多，而且你也知道北京是知道這些事情的。你也知道北京是有決心要改，那我們也就不要再批評了。假如北京不知道的話，我們可以提醒他們。或者他們知道但是不做，我們要提醒他做。但他們是知道的，是要做的。

很多先進國家都有這種事情。中國有的事做得不夠，但是在一個國家還在改革的時候，你說沒有這種事情發生？這是不可能的。中國在貪污方面的改進，就目前來說我是滿意的。當然也還有很多的腐敗。

記者：沒錯，在一定程度上，轉型過程中尤其不可避免腐敗。但我們現在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能不能比現在做得更好些，腐敗再少些？讓經濟增長和公正較好地兼顧？

張五常：可以說可以做得更好，但以我張五常的本領，我做不到像今天這麼好。

記者：所以雖然存在很多問題，你仍然給中國改革打了100分。

張五常：目前我是給不到一百分了，最近是比較差的。目前我覺得是有不少的問題，只能打80分。鄧小平的時候是一百分，朱鎔基是一百分。

記者：現在中國崩潰論的信眾現在越來越少了，有了「北京共識」的說法。中國改革了三十年，你對中國改革的形勢一直都是非常樂觀的麼？中間有沒有變化？

張五常：沒有什麼變化，我比較擔心的時候還是現在，也不是悲觀。1989年之後，我悲觀了6個月左右，就開始再看好了。



《南方都市報》記者 韓福東

大演奏家

不久前在《還斂集》發表《Virtuosity》，說這個字很難譯，有理說不清。通常指一位音樂演奏者有予取予攜之能，稱virtuoso，虛無飄渺，出神入化，使外人看來有易過借火之感。字典譯作「名家」、「巨匠」等，不合我意。強而試譯，「大演奏家」比較恰當。

該文指出，今天老外用virtuosity這個字，不限於形容音樂演奏或藝術創作，任何玩意或學問也有類似的現象。稀有，但的確有這種莫名其妙之能。我指出在經濟思想史上，稱得上是virtuoso的只有三位：李嘉圖、馬歇爾、費沙。一位同學問：為什麼史密斯不在其內呢？說實話，作為大思想家，史密斯比李嘉圖等人都優勝，勝出幾個馬位，但史前輩花了十二年寫他的《國富論》，驚天地，泣鬼神，只是看不到該巨著是予取予攜的。翻閱《國富論》，我的感受是頁頁血汗。

有些人天才絕頂，思維之高遠超世俗，不可思議，也沒有給我們那「大演奏家」的感受。牛頓的三大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例子。高不可攀，令人見而生畏，但予取予攜卻談不上。自然科學中，以我之見，達爾文是大演奏家無疑問。此公論著甚多，橫看直看也是多產，但盡皆精彩，彷彿信手拈來，不食人間煙火似的。經濟學中費沙是這樣的一個人，可能因為我懂經濟，不懂生物，相比之下，我認為達爾文的大演奏功能高於費沙。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多產的君子甚眾，一般是廢物多於可取的，所以產量多少不是衡量大演奏家的準則。

以中國歷代詩人品評，稱得上是大演奏家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李白，一個是蘇東坡。後者入選，因為此公樣樣皆能：詩、詞、文、賦、書、畫等無一不精──最近到惠州的蘇東坡紀念館一遊，終於見到一幅他畫竹的複印，甚佳。以蘇子為例，大演奏家是不限於一門玩意了。記載說，蘇學士寫《赤壁賦》修改了多次，不是一揮而就的那種天才，但藝術上樣樣皆精，瀟灑利落，中國推蘇子為首。徐渭也是多項能手，但不穩定，且遠不及蘇子的大氣。西方的多項藝術大師，首選可能是米開蘭基羅。此公的繪畫、雕刻與建築皆名垂千古，而他寫的詩我讀過，了不起。米開蘭基羅本來可算是大演奏家，然而，他創作之苦，屢見經傳，予取予攜談不上。

以自己的經驗說說吧。想當年，不少同學寫博士論文，怎樣也寫不出來。我是寫得出來的：建議幾個題目教授們都說好。但自己不稱意，換來換去，掙扎了三年。最後選《佃農理論》動筆，只用了八個月，艾智仁說是近於奇跡。該論文通過後我跑去見赫舒拉發，對他說：「如果我每年能寫一本像《佃農理論》的論著，在行內可以立足吧。」赫師望著我，似笑非笑，說：「你是在說笑嗎？這樣的論著五年一本也近於不可能！」可能高估了自己，當時我真的認為一年一本有同樣水平的論著不困難。後來沒有嘗試，不是因為赫師嚇了我一下，而是寫《佃農理論》那八個月食不知味，苦不堪言。有時我想：任何學子可以像我那樣吃得苦，都有機會寫得出水平相若的。我又想：史密斯寫《國富論》，不斷地吃苦十二年，竟然死不掉，算是奇跡。也難怪《國富論》之後，史前輩再不著書立說了。

於今回顧，我還是認為在經濟研究上我是走錯了路向：我不應該發表學報文章，而是要重複《佃農理論》那個層面的論著，一年一本不成，兩年一本很不錯，再不成五年一本今天也有九本了！那不是大演奏家是什麼？一念之差，恨不得可以返老還童，從頭再來一次。

創作這回事，有苦自知，不說出來是秘密，外人只見作品，以為你予取予攜，信手拈來的，多麼瀟灑，多麼過癮。困難是學術上的創作實在苦，偶爾命中，禁不住仰天大笑，叫出聲來！此叫也，大演奏家的形象全都廢了。

經濟學成不了大演奏家，中語散文又如何？應該接近一點吧。散文這回事，熟能生巧，只要能放鬆放鬆，絕不磨斧，寫得夠多可以練得擲葉飛花，使沒有嘗試過的人以為你真的是「天才」了。好比最近停筆的《還斂集》，四年多來寫了約四百篇，五十萬字。與其他中語文章加起來，逾千篇，二百萬字。那是很多的文章，很多的字數。以自己習慣了的學術文章處理（當然沒有那樣苛求，沒有那樣嚴謹），每篇都先有一個構思，每次動筆文字上都希望改進一下。這樣一分一寸地捱上去，捱了二十多年，古今中外的學問，可用的都放進去，寫不出可讀之作是大傻瓜。

熟能生巧，寫中語散文，久不久我有大演奏家的感受。主要的證據，是有時時間所逼，要趕稿，寫出來的沒有人說是馬虎之作。試過多次，早上一定要交出去打字，凌晨才動筆，打好修改後葉海旋審校，沒有一次他看得出是趕工之作。這是有點大演奏家的味道了。

上述可見，在某玩意或學問上搞出看頭，外人以為是大演奏家，其實作者苦不堪言，外人只見其易而不知其苦也。是不容易解釋的選擇。自己拚搏，有苦自知，但奇怪地希望外人以為你創來容易。四十年前艾智仁就曾經這樣說。恨不得外人對我有如下的評價：「張五常嗎？哈！他想也不用想就把佃農理論寫了出來，推翻了所有前人之見。」多麼瀟灑——這才是真的高評價。困難是我辦不到，痛苦之情禁不住，為了掩飾把自己的本領誇誇其談。如果是個啞巴，半句話也不說，甚至躲起來，以匿名發表所有經濟論著，我受到的評價會遠高於今天。

更奇怪的是，在一項玩意上真的達到大演奏家之境，精品信手拈來，易過借火，我卻喜歡誇張其難度，或老是說什麼機緣巧合，時來運到，為恐外人知道原來是那麼容易，不多看一眼。這後者玩意是我的攝影藝術了。

真的，如果在攝影藝術上我的本領不是大演奏家，天下間不會有大演奏家這種人。衷心直說，昔日李白寫詩寫得怎樣快，怎樣容易，今天搞攝影我也一樣。四個小時的操作出版《寂寞開無主》，三天多拍攝九寨、黃龍，出版《光的藝術》，厚厚的。你認為過於容易就不是好作品嗎？不知天高地厚，我賭你拍不出來，賭你面對景物也看不到。李白寫詩可以怎樣，我攝影也可以怎樣。搞通了技術，明白了光法，想出了自己的一套，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任何景物中看到一首詩，小心對焦，把快門按下去就是了。

林清卿的薄意藝術

一位做珠寶玉石生意的朋友，姓郭，我戲稱「珠寶郭」，謙謙君子，言無不實，鋼筆字寫得瀟灑好看，友儕間提到他總要開心一番。最近遇上，他說這些日子，行家把產於緬甸的翡翠玉石原件拿到上海去加工，雕成擺件，精美前所未見，因為雕刻的師傅是從福州請來的。我叫絕，問：「是用先進的電動工具協助嗎？」他答：「那當然。」一時間二十多年的玩石往事，注到心頭，這裡說說吧。

福州的壽山盛產極宜下刀雕刻的蠟石，品種繁多，色彩繽紛，寫過幾次，但關於壽山石雕藝術只幾句帶過。是石章用的石，其中篆刻是另一種藝術，博大湛深，我不懂，雖然健在的篆刻大師如吳子健、韓天衡、茅大容等人我都認識。我對印章石的興趣主要是在石質那方面，少管刻工，而從壽山到青田到昌化到後來的巴林，皆有些收藏，有點研究。「輕視」刻工，因為我認為石質頂級的，清除了礙眼的雜質或瑕疵，雕掉太多很可惜。

這不等於我對刻工漠不關心，或不知道眾多石刻大師的存在，或不認為壽山的石雕，擇其佳者，是上乘的藝術。壽山的石雕了不起。不是巨石雕塑——後者，盛產大理石的意大利，文藝復興後期跑出一個米開蘭基羅，跟著歐洲高人無數。壽山石雕是小品，其中佳作精彩絕倫，用想像力放而大之，其藝術水平不會低於歐洲的大理石作。我曾經說中國的雕刻藝術比不上歐洲，只因為中國的動不動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

青田的石雕有自己的一套。主要用封門青，色彩變化不大，刻的多是葡萄山之類，工藝可以，但有點老土，刻不出大氣來。昌化的雞血石，劣品粗而硬，下刀甚難，精品則重於顯示血色，談不上雕刻藝術。巴林石面世時我可能是第一組問津者，雖然看得準，但見價格那麼相宜，以為供應無數，中了計——想不到今天價格上升了不止百倍。當時知道，巴林石刻多由福州師傅操刀，壽山傳統也。這次聽到翡翠也用上福州師傅，玉石下刀不易，有電動工具則如虎添翼，玉雕藝術前途無限矣。

讓我介紹一下壽山的石雕吧。印章用壽山石起於南宋（或更早），明代開始盛行，從清至今極盛。下刀理想，壽山石雕的第一個大師是楊玉璇，生卒年日沒有記載，其他事跡留存下來的也絕無僅有。楊氏的全盛期是康熙。應該生於明--——一件他的小品刻上「康熙元年」。精於人物、鈕與荷。第二位大師是周尚均，也是記載難尋，有說他是康熙年間人，但全盛期肯定乾隆。這兩位大師之後，壽山石雕出現了兩個派別：東門與西門。風格上這兩派沒有明顯的分別，只是東門好刻圓雕，西門好刻薄意。後來二者互相倣傚，門別憑師承劃分，題材與風格只能從作者個別看。

有趣的是，東門人多勢眾，西門人材凋零：前者的師級人物大約是後者的六倍。然而，清末民初期間，西門出了一個林清卿，別號「西門清」，只此一子就把整個東門派比下去了！大家都是師級人馬，都了不起，但從技術與藝術兩方面衡量，西門清拋離所有對手，達到了不容易想像的境界。是中國文化的悲哀：有那樣重要的一個雕刻藝術家，絕對可與西方所有大師一較高下而不會敗下陣來的，那個西門清，怎可以被中國的藝術歷史完全忽略了？

先說一下壽山的石雕藝術。可分三類。其一是「鈕」。這是在印章上頭刻著的「怪物」，一般出自文化傳統的典故。被約束在石章上頭的小位置，變化不多，精彩的藝術大師跑不出來。其二是圓雕。這是把整塊石件雕成一物，等於西方的大理石雕刻作品縮小了不知多少倍。石的形狀是主要的約束，作者要鑒形思題，擺佈色彩，其他皆自由。可惜圓雕耗石多，我見到以精品佳石作圓雕感到心痛。

林清卿從來不作「鈕」，也不作圓雕。他專攻壽山石雕藝術的第三類：薄意。薄意其實有薄、厚之分。薄的是很薄的浮雕，耗石甚少。切好的方章，薄薄的刻上些花草魚鳥，或山水人物，或明月蒼松，皆以詩意為之。提升一個層面，是用整塊獨石（稱「掘性」，從土地掘出，非洞礦開採）。獨石有皮，有石紋，或有石格，作者利用石皮的色澤不同，紋或格的天然走勢，想出一幅國畫，按著石形與紋理擺佈。約束較大，但利用得宜則化瑕疵為神奇，巧奪天工，細看是了不起的藝術表達。再提升一個層面，是用較大的有皮有格的獨石，把薄意刻得深，稱高浮雕，又稱深雕，增加了山水人物的立體感。

近於深雕的薄意作品，起自楊玉璇，好，但不絕妙。到了周尚均，深雕有大進，令人愛不釋手。林清卿的參與，是一方面把他的國畫根底帶進石雕，一方面推出很薄的刻法，而最重要的是把高浮雕或深雕刻得出神入化，妙絕天下。一般評論高舉清卿的薄意薄雕——這類較小的作品比較常見。但我認為西門清的功力所在，還是那些獨石較大的高浮雕。有機會見過幾件，鬼斧神工，石皮與格紋利用得天衣無縫，思維清晰，有深度，構圖盡皆畫意，詩句信手拈來。是的，清卿的高浮雕「大」作，絕對是頂級的雕刻藝術。這種藝術把天然的石形與本來是瑕疵的「皮」與「格」利用到盡，刀法驚人，看得出作者的感情表達，應該是人類的雕刻藝術的表表者了。可能因為所需的較大獨石難求，而大石深雕需要的工作時間甚久，這類作品清卿遺留下來的不多見。

回頭說圓雕——那把整件石材刻為一件「物體」的作品——清卿似乎沒有染指。楊玉璇與周尚均刻過不少，都了不起。其後名家輩出。近十年壽山大師的刻工價值急升，一件七八吋高的圓雕精品動不動數十萬，市場有價，後起之秀不斷地跑出來了。我本來想舉出一些名字，一些例子，但恐怕厚此薄彼，開罪了某些天才。這裡只能說，今天看，壽山石雕是重要藝術無疑問，前途無限，懂得取捨與議價，應該是好投資。

我還是認為林清卿的獨石深雕舊作不容易超越。此公生於一八七六，卒於一九四八，是福州西郊外人。有什麼辦法我們可以把他的作品集中起來，送到博物館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