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5 - 34

香港 SAIWANHO 問：

請教教授對電子遊戲機影響孩子日後思維的看法?


答Saiwanho：

電子遊戲對孩子的不良影響，是不能培養出想像力。那種遊戲有固定圖案，而且不是孩子自己設計出來的。



回憶童稚時，玩的無論是放風箏、彈珠子、釣魚、下象棋、乓乒球、射雀鳥，等等，沒有一項不是靠自己的想像，用自己的思考而加以改進的。當年父母子女多，忘記了我，沒有給我買玩具，但不管。我於是跟鄰居的窮孩子玩耍，跟他們比賽那些「原始」玩意，好些時發明自己的。



大約十四歲，家在香港西灣河的山頭，我在山上找到一隻鳥蛋，自己用暖氣孵出小鳥，細心養大後，該鳥到處覓食，聽到我的口哨會飛回來，站到我的肩上。我的一位姊夫從廣州訪港，見到我可把飛鳥招之即來，驚為天才，可惜沒有人相信他。

北京 仰望星空 問：



你覺得如果北京要遷都的話遷哪比較合適，因為這邊成本、環境各個方面太高了。





答仰望星空：



遷都？不要吧！北京有氣派，有歷史文化，作為神州大地的首都是適合的。不要忘記北京有故宮，有長城，了不起，而這些偉大的建築物是搬不動的。



如果問哪裡是次選，倒有意思。中原代表著的是古文化，二千年前農業要靠黃土地，中原也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今天情況不同了。地球一體化，離海岸太遠不宜為都。國民黨昔日選重慶，因為山多，較易防遇日機轟炸。那是軍事無能的選擇，令人痛心。南京有可取之處，但夏天太熱，離海也略嫌太遠。上海是太大的大都會，外國的經驗說不宜為都。廣州、深圳等地過於偏南，選之不智。



以我之見，次選應該是杭州。昔日南宋「直把杭州作汴州」，可不是胡亂的選擇。是的，地球一體化，首都次選應該在長三角一帶，而這一帶中首選看來是杭州。

浙江 毛毛 問：



當您對一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時，你選擇逃避還是繼續想下去？





答毛毛：



一個有趣的問題，百思不得其解，我的處理辦法是擱置。擱置，如果問題真的有趣味，自己會禁不住久不久想一下。如果擱置了一些時日不再想，是因為自己失卻了興趣。沒有趣味的多想無益。擱置於是有這樣的一項功能：可以淘汰趣味不足的問題。



這裡要注意的，是沒有趣味的話題，答案怎樣精彩也不可能傳世。一個學者的成敗得失，趣味性非常重要。這是品味的問題，要培養的，至於如何培養我拿不準。



擱置難題的第二項重要功能，是久不久回頭再想，可有奇效。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不少問題我是擱置後再想，不斷地回頭，在某夜夢中，或某瑣事啟發，突然間得到了答案，彷彿得來全不費功夫。鍥而不捨的追求是學問之道，但過程中需要擱置。你要培養出一點好奇心，要懂得不斷地回頭再想。



我認為集中火力而強攻不下的現象，是應驗了經濟學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擱置後再想，可以脫離這定律的約束。

福建 言進 問：



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最終應該改成怎樣才合適？





答言進：



國企的困難有二，相連的。其一是權利界定不清；其二、不是自己的錢，使用時不夠謹慎。解決的方法有二。一是把國企賣出去給私營者，讓一傢俬營或民營企業獨佔。二是發行股票，以股份界定權利。選擇後者，要有一半以上股權沽出，而所有持股人要按股份的多少授予投票權。更重要的，是股份沽出後，一定要有自由的轉讓權。



投票權重要，因為是一種話事權。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其效果與民主投票是不同的。你可能不同意，但如果不論股份多少，一人一票，多持股份的人的權利就會容易地被少持的剝奪了。轉讓權重要，有兩個原因。一、某甲認為企業應有可為，但做不對，可以增持股份而爭取多一點話事權。二、某乙認為企業不成氣候，啞子吃黃蓮，可以把股份沽出。沽出或不買是一種懲罰，有效的。這是市場功能最重要的一部分。你不喜歡任何產品，罵之勞氣，不買是最有效的懲罰。所以二十多年前我說過，市場是最民主的地方。

陝西 王端 問：



請問腐敗現象還有抑制的辦法嗎，如果有是什麼？尤其是中國的腐敗問題。





答王端：



防止貪污或腐敗最有效的方法，是廢除貪污的機會。任何政府管制都創造了貪污的機會，但有些管制，例如交通法例，不可無，貪污也因而無可避免。



二十年前我說過一句舉世嘩然的話。提到貪污，我說如果你把一個美人，脫光了衣服，放在我的床上，要我不想入非非極之困難。後來我寫了一篇短文，弗裡德曼見而愛之，發表後在國際學術界搞起了一點波浪。我說不是管製法例引起貪污那麼簡單，好些法例是為方便貪污而設立的！該文相當過癮，可見於《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二十七章。



今天中國的腐敗貪污，還有兩種。其一是權力或權利混淆不清，於是導致混水摸魚的行為。其二是公非公、私非私——例如今天國內的教育與醫療。在公非公、私非私的情況下，以公為私地賺取外快的行為很普及，以至醫院出現了見死不救的情況。賺取外快是否貪污很難說：先進如美國，大學教授也有這樣的行為。



解決這後二者的腐敗，方法有二。其一是要清楚地界定權利，其二是要把公歸公，私歸私。其實這二者是同一回事：防止腐敗要把權利界定得清楚。談何容易哉？

河北 井田 問：



請問張五常先生，我讀過您的許多文章，請問您在解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中，有沒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的理念作基準？





答井田：



從一個小故事說起吧。一九六六年，幾次更改論文題目也不稱意，跑去見老師赫舒拉發，問他怎樣才算是可以接受的論文。他說：「我不能告訴你怎樣的論文可以接受，但可以告訴你怎樣的論文不可以接受。如果你說這是因為需求，那是因為供應，論文是廢物，不能接受。」這幾句話我想了很久，後來寫成的論文《佃農理論》是刻意地沒有提及需求或供應的。



沒有提及，但知道需求定律不可或缺，知道局限條件的轉變是這定律運作必須有的內容。從那時起到今天，我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及推斷來來去去都用需求定律與局限轉變，別無其它。走了數十年這樣的路，熟能生巧，自覺用得虛無飄渺，出神入化，有點自豪。



一九八一年推斷中國的發展，我掌握了局限的轉變，所以推得准。今天中國的情況複雜得多，局限及其轉變不容易拿得準，分析遠為困難了。樹大招風，國際的政治壓力有點發神經。海龜的後起之秀，拿出博弈理論來作建議，我這個古人更摸不準。國家未富先驕，局限的轉變要怎樣處理才對呢？



要記著，解釋與推斷相同。推不出等於解不了。

香港 樂 問：



近日買了CCTV 出版的《大國崛起》，其中第11集談到1920年代美歐的經濟大蕭條，但並沒有提到原因。請問教授我們應怎樣解釋這個現象呢？另外，片中提到因為美國政府的有形之手，使美國走出大蕭條的困局，請問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答樂：



沒有看過「大國崛起」。



美國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弗裡德曼的巨著《美國貨幣史》有詳盡的分析，好的。但我認為不單是貨幣量供應不足那麼簡單。我認為二十世紀開始時，美國推出最低工資，政府支持工會，推出了福利制度，也推出了反托拉斯。有了這些人為的局限，蠢的，貨幣量不足── 且持續不足──就出現了持久的大蕭條。



我這樣肯定弗老的分析不夠全面，由於中國九十年代朱鎔基約束幣量很嚴重，有嚴重的通縮，樓價下跌了四分之三，但失業率只百分之四，增長率保八。這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沒有美國當年的愚蠢的人為局限。中國的經驗，使我意識到西方的宏觀經濟學是沒有什麼值得學的。



至於美國的大政府政策使該國走出大蕭條之說，絕對是胡說八道。美國的大蕭條是二戰的發生才打掉的！很可悲，美國靠二戰脫離大蕭條，使不少人認為戰爭是挽救經濟之道。發神經！

北京 衛了 問：



請問張大師，在教育小孩子成人的過程中，您認為家長要緊緊抓住的幾個原則是什麼？





答衛了：



不是專家，但自己有兩個孩子，孩子出生前讀了不少關於教養孩子的讀物。加上後來自己的經驗，重點如下。



（一）孩子兩歲之前，父母要給予無限的愛與關懷。這是因為嬰兒在母親的腹中很舒服，一旦面世，受到的刺激孩子不容易應付。無數論著說，嬰兒吃母親的奶是重要的個性培養，而孩子在懂事前得到無限的愛，長大後得到精神病的機會大幅減少。這是說，兩歲前孩子是不會被寵壞的。教育大概是三歲開始，因為那時可以開始跟孩子講道理。



（二）教育的重點有二。其一是培養孩子的興趣。不管是什麼，只要沒有害處，任何興趣都要培養。其二是培養孩子的想像力。這方面我說過多次了。



（三）獎賞遠勝懲罰。孩子表現得好，表現得對，就獎賞；孩子做了壞事不用罵，只搖搖頭，忙顧左右而言他。



（四）要鼓勵孩子嘗試。我認為每個孩子，除非天生智障，某方面總有自己的天賦。天賦一般是發掘出來的，不嘗試不容易知道。



（五）不要把自己的孩子與鄰家的相比，更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評鄰家的。要培養出孩子跟自己「競爭」的習慣，懂得怎樣改進自己。至於孩子與其它小朋友競爭，無可避免，不要壓制，但也不要鼓勵。



（六）更改孩子的壞習慣，我的法門是堅持，一貫，半步不讓。因為這方面管得嚴，我只管很少的。可以不管一律不管。

東京小丁問：

中國的生產和流通中，無論農產品，服裝，日用雜貨，還是汽車，手機，電子元件，各種工業原料，都在批發市場裡成交。這一現象，在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的進程中，是難以觀察到的。為什麼？



答小丁：

今天中國的市場比西方的自由得多。朱鎔基這個人有大將之風。當年他認為要管的管得緊，認為可以不管的完全不管，於是促成今天中國的市場自由。我恐怕這自由早晚保不住，因為利益團體開始出現，而從西方回歸的名校博士急著要把西方的蠢政策引進。

你可能不同意上海的出租車司機每星期工作三天，工作天駕駛十七個小時，但你要同意這是自由選擇。無數零售店的職員也是每星期工作三天的。差不多任何製造品，除了電器之類，在中國可以訂造，價格差不多。建築或裝修用品，一店之內，有零售價，有工程價，有批發價，懂得「出術」的顧客可獲甜頭，不懂的就中了價格分歧之計。

想想吧。先進之邦有多種工會，有環保及安全保障等種種法例，多如天上星也。只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太太給我到商店買枕頭，高檔的，內裡用多少個安士的毛立刻替你造，試用後嫌太小可以拿回去，加三個安士，要補早就指定的錢。在美國你要有這種方便嗎？發神經。枕頭規定要在工廠產出，要釘上小布牌說明是安全的，政府批准的號碼印得清楚。

朋友，你要用品絕對安全嗎？打起官司動不動美元數十萬，產出者當然把這些可能的費用加到物價上去。

不要忘記，先進之邦零售商有工會，批發商也有工會。差不多各行各業都有工會。這樣，河水怎可以犯井水呢？

北京木頭鳥問：

請教授解釋一下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貨幣制度？

北京崔問：

如果世界各國都以一籃子物品為錨來作為貨幣制度，甚至都以同樣的一籃子物品為錨，這時影響匯率的還有些什麼因素？匯率的變化是不是就不再對一國的貿易有影響了，這時是不是就真正回到了「比較優勢」的貿易狀況？



答木頭鳥＆崔：

解釋了幾次，這裡再說。讀者不要想得那麼深，因為其實是很淺的。如果二百元可以買到一大籃子水果，很多不同類的，不同水果的比例保持不變，政府可以這籃子為貨幣之錨，擔保二百元可在批發或期貨市場購得該籃子。籃子的二百元之價不變，但籃子內的不同水果的相對價格可變，可以大變，但政府還是擔保二百元可以買到該籃子種類比例不變的水果。

定二百元買到該籃子的指數為一百，堅守，通脹或通縮就只能在籃子外之物出現。如果籃子內的物品選得有足夠衣、食、住、行的代表性，通脹或通縮就不會出現了。調整指數，例如改為一○一或九十九，就是改變通脹或通縮。維護指數的方法，是增加或減少貨幣量，或用外匯儲備幫忙。

政府不需要提供籃子內的物品。佛利民當年以為需要，所以認為這樣的貨幣制度成本太高，但朱鎔基證明政府是不需要提供物品的，只要擔保持有貨幣的人可以在市場購得該籃子。這是一種不需要政府提供實物的實物本位制。

昔日的黃金本位制，用實物，或紙幣的發行政府答應有求必應地提供指明的黃金量。這種本位制的困難，其實不是因為政府的黃金儲備不足，而是籃子內只有一種物品：黃金。這樣，如果市場黃金不足，金價大升，通縮會出現。相反，發現大金礦，會有通脹。貨幣單鉤一種物品就有這樣的麻煩。該物品價格的急升或暴跌會促成經濟大波動。

以紙幣擔保本位的金或銀，在中國據說起於元代。到了國民黨，這種紙幣擔保金或銀很普遍，是大笑話，因為全是騙人的。痛定思痛，北京懂得不這樣做。貨幣單鉤一樣物品不妥，幾樣可能不夠，三十種以上可行，但要選有一般代表性，也要選有期市或批發市場完善可靠的。要記著，政府腐化，什麼貨幣制度也不管用。

也要記著，貨幣的基本用途是協助貿易，不應該用作調控經濟。在沒有實物為錨的貨幣制度下，稱fiat money，以失業率、增長率、通脹率等「目標」為錨，調控經濟的貨幣政策不能不用！如果國家有嚴重的社會福利或最低工資等，失業出現，貨幣政策有用處。這是美國貨幣制度今天的困境，加上以貨幣政策支持戰爭，就是上帝也幫忙不了。

昔日蒙代爾與佛利民對歐元一體化是否可行有分歧，因為佛老認為歐洲的不同國家有很大的失業率差距，政治上歐元守不住。想不到，今天，歐元的主事人鐵石心腸，完全不管某些國家的奇高失業率，你要死就讓你死到夠。這樣堅持下去，德國、法國等高失業國家，其工會勢力會節節敗退。這樣看，歐洲的經濟前景是優於美國的。

如果世界各國都以同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匯率會固定不變，因為基本上是同一貨幣。比較優勢定律如魚得水也。這應該是最好的地球貨幣制，但所有國家都要放棄貨幣政策。見失業忙顧左右，讓經濟壓力瓦解工會及最低工資，而戰爭及福利則要靠抽稅了。

香港 Jason 問：

前幾天讀教授的賣桔者言結集,當中提到教授對實證經濟學這一分支非常樂觀.過了這麼多年,教授對這個分支的發展又有甚麼看法?


答Jason：

我很失望。今天的經濟學脫離了實證之途。發生了什麼事？受到了什麼咒詛？我這一輩的老頭子專家搖頭歎息，拿不準。

一個最可能的解釋，是今天的助理教授要升職，或要拿個鐵飯碗，校方要數文章多少，發表在哪些學報。真理如何沒有誰顧及了。

我與高斯的看法一致：不知世事，我們無從解釋世界。調查世事或現象是艱巨工程。我以速度知名，但調查一項小題材往往要花上一年半載。

今天的經濟學文章，廢物之多奇觀也。當然，不少後生小子認為自己是理論天才，搞些數學方程式而達正教授之境。後生真的那麼可畏乎？想當年，夏理·莊遜認為我是數十年一見的理論人材，不少其它前輩也那樣看。但我就是不敢搞純理論，恐怕一不小心，試圖解釋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說過多次，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世界。此室也，精彩過癮，但因為不可能像物理、化學那樣，在實驗室內操控實驗，用之極難。我要在街頭巷尾跑了多年才學會了怎樣用。

lysc 問：

教授怎麼看開發西部的政策？

蘭州大學漠北寒雕問:

請問張教授對於中國的西部開發有何見解?西部多為沙漠,氣候乾旱貧瘠,請張教授為下一階段的西部大開發指條明路?



答lysc＆漠北寒雕：

中國位於地球最大的一塊陸地的東部，地球向東轉，地有吸力，風於是向東吹，整塊大陸的不良氣候都吹向中國，與有西岸海風的國家相比是不幸的。更不幸是中國的地勢不是那麼好。山多，西藏缺氧，新疆缺水，且氣溫的上下差距大得不宜居住，是以為難。

我認為發展西部是主要希望，是礦物的發現。比起澳洲、加拿大等地方，中國的礦物資源實在少。但這可能是因為中國西部很多地區沒有深入地探測過。說不定上蒼不是那麼偏心，中國西部其實礦物豐富，只是還沒有探出來。

少小時在國內讀書，老師及課本老是說中國的礦藏豐富，但除了這裡那裡有一點，今天還是得個「講」字。目前的國家政策，是地下的資源是國家的，私人不得佔有。這是大錯，因為靠政府探測，不會有大作為。所以我認為發展西部的當務之急，是推出界定地下礦藏權利的法例，鼓勵私人投資者破費探測。

一九六三年，在一個小會議室中見到費利民應對十多位蠢教授。其中一位問佛老：「私產有什麼好處呢？」佛老想也不想就說：「如果一個人在家中的後園，發現一塊大石上面可以種出珍貴的水果，他會立刻培植。但如果這個人在一塊公地上發現那塊奇石，他不會告訴任何人，自己如果不能偷偷地培植就置該石於不顧了。」

網友問：

為什麼各國要實行禁賭的政策？


答網友：

一般而言，沒有管制就沒有貪污（雖然今天中國的貪污有其它的）。一九九六年我發表了一篇英語短文，引起波動，題為《貪污的一般理論》，其中提到好些管製法例是為方便貪污而設立的。

反對賭博是倫理上的事，有社會大眾支持，說來好聽，但禁賭法例促成貪污舉世皆然。容易通過，但其實賭博不是社會不可以接受的傷天害理的事，所以無須趕盡殺絕。這樣一來，公安或警察收受黑錢，或明或暗地容許賭博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香港禁賭，但政府本身設立賭馬、賭波，不是明顯地違反了道德、倫理之說嗎？再者，賭馬、賭波是政府的專利，外圍私下經營同樣的賭博，必禁，禁之必力。這是維護政府壟斷賭博的政策了。

沒有跟進香港今天的貪污情況。三、四十年前，黃、賭、毒這三個行業政府皆禁，貪污也因此無日無之。警察爭地盤，例如灣仔及旺角一帶，是肥地，任何駐守這兩區的警長皆豬籠入水，而警長的上頭也過癮之極。我絕不懷疑當年警長的上頭也因為黃、賭、毒的被禁而收入暴升，也不懷疑傳說的某一兩位港督也分得開心。

香港 dickson 問：

請問教授對於自創下五常制(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經濟科有別於其它科目的制度)多年來的感想?


答Dickson：

當一九八二年我被迫接掌香港中七的經濟高考時，一看之前的考生試卷，就認為他們全被教壞了。他們生吞硬吐，答題如放水喉，見題目就把大約有關的背出去，中了香港教育之毒，近於無可救藥，何況一般的經濟學課本皆胡說八道。我於是跟當時的考試局與教育司署大吵多番，不讓他們多管他們毫不知情的學問。

想想吧。今天每年經濟高考約一萬考生，其中有多少個將會成為經濟學家呢？恐怕一個也沒有。經濟學既不教人賺錢，也不教人改進社會，既然中學修經濟的將來成為經濟學家的機會近於零，那麼在中學選修經濟有什麼用處呢？答案只一個：利用經濟分析的思維給後生小子一點啟發，試圖把他們的腦子打開。二十多年過去了，有點成績。香港的學子看事比國內的客觀，思想的成見約束較少，分析能力也較強。

換言之，我是利用經濟學作為一種思想工具來訓練年輕同學的。不易。對政府機構拍台拍凳的行為惹來非議。當年免費在晚上教了中學老師三年，筋疲力盡矣。我深信一般的少年都聰明，只是被教壞了。思想走進了一個死胡同，天才等同廢物。想到這一點，當年我立下心腸，考生答題時不動用腦子去想，不能讓他及格。只要想，按著基礎原理去想，想錯了無傷大雅。這是我定下來的原則，雖然試卷太多，改卷的老師水平參差，不容易辦得稱意。原則對，於是堅持下去。

一往情深問：

請問張老師，當前中國的政制架構與秦漢以來的中央集權政制架構有何根本的不同？


答一往情深：

民主投票的弊端無數，這是海耶克、貝加、阿羅、布坎南、佛利民等諾獎得主分析過的。我認識這五位，不容易誤解他們之見。但他們大致上同意，獨裁的主要弊端是暴君可能出現——民主投票可以把暴君清除。

看今天中國的政治制度，我認為暴君出現的可能性是零——北京的領導人不難下馬，胡作非為的比民主制度還要容易下台。雖說中央集權，亂來可不容易。有關中國政治體制的文件，「內部」的，一般不是秘密。不容易讀得懂，也不是文件怎樣說政府一定怎樣做。我大略地研讀過，對政治沒有興趣，讀不起勁也。知道的大概，是昔日秦漢的政治架構與今天中國的是兩回事。

跟任何政治體制一樣，中國還存在很多問題。知得不多，還沒有資格分析。不要舉鎮壓的例子作為暴君的證據。不少民主政製出現過鎮壓行動，就是被認為民主最成功的美國，越戰時反戰的在校園受到鎮壓，真槍實彈，有學生被殺了。

中國需要政改嗎？當然需要，但問題看來不是在「中央集權」那方面。我不反對強政府，但認為應該不管的政府不要管。是深學問。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顯然要結合得宜。今天中國的經濟體制史無前例，好的，但近來有走下坡的跡象。經濟體制與他國不同，政治體制應該有別。要用哪種政治體制才能與天下獨有的經濟體制結合得宜呢？這是問題，我沒有答案。因為經濟制度有別，把外間的政治體制搬進，可能闖大禍。

日本 LY 問︰

如果時間倒流，回到38年前，教授會考慮如何安排自己的學術生涯？有沒有可能比實際做得更好？會不會把精力集中放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如果會，那又是哪些方面？是否會考慮拿出一部分時間來掌握數學工具，把自己的一些觀點表述得更淋漓盡致？


答LY：

回頭看，我恨不得當年不發表任何經濟文章，只寫像《佃農理論》那個水平的書，一本一本地推出。也是回頭看，我這個曾經被批評為不務正業的人，其實非常多產。英語論文結集長達八百頁，其中有七、八篇可以傳世。中語散文千二篇，什麼題材都有，絕大部分是分析性的！攝影集出版了八本。《經濟解釋》那套書很完整，殺出重圍，不知將來的思想史會怎樣說。

奇怪，沒有意圖，但在經濟學、中語文字與攝影這三方面，我走到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這個發現，使我意圖第四項——書法——也希望走到自己的盡頭，痛快一下。有機會，但不肯定。無意而達，有意可能不達！

關於數學，興趣不足有三個原因。其一是我選走的經濟學的實證路線，數學的幫忙不大。其二是如果要用，數學我可以自己發明。牛頓當年不是為了解釋物理而發明了微積分嗎？我發明過，數學專家說對是對，但十分難看，於是不再染指。其三是數學本身沒有內容。任何玩意我是著重於內容的。少小時下象棋，有機會成為國手，但象棋沒有內容，提不起興趣，過了不久放棄了。在芝加哥大學時，研究工作後無所事事，在國際宿舍打橋牌，不半年拿得數千師級分數，但也因為沒有內容，放棄了。放棄了的玩意，奇怪地永不回頭。

科學是有內容的。藝術也有，所以我對藝術有興趣。

重慶 Zane 問：

請問五常先生是怎麼看J.S.巴赫的音樂的？


答Zane：

如果要學音樂，我會深研巴赫。如果要深入地品嚐古典音樂，我會常聽他的。可惜我沒有這樣的時間，聽音樂只是為了舒閒，為了在情感上得到一點共鳴，一點安息。這樣，我選聽莫扎特。

莫扎特的音樂是完全不需要懂、不需要明白才能欣賞的。正如莫奈曾經這樣說過自己的畫作：「好些人說要明白我為什麼那樣畫。但他們不需要明白，只是愛看就足夠了。」

莫扎特的音樂，聽者是完全不需要知道作者寫的是什麼，或是為什麼而作。旋律幽美，變化自然，感情洋溢，聽者還需要知道什麼呢？聽貝多芬我們要略知一點——這裡那裡是代表著些什麼。聽巴赫我們要知得更多。他的樂理與結構、和音的變化與配搭等，妙絕，可惜要下功夫作點研究才能真的欣賞。

杭州 古滅居士問：

如果政府給香港大片的土地，讓香港的規模和北京、上海差不多，讓香港按照自己的體制去運行，香港有沒有可能從各個方面把東京給比下去呢？



答古滅居士：

香港的經濟政策走火入魔，多年以來搞高地價政策，政府不把空置的土地盡量放出市場。如果今天上蒼送一大塊土地給香港，指明要放出去，那裡的地產商會叫救命，而買了樓的眾君子破產無數，銀行說不定要倒閉了。

北京好學唔學，在土地政策上，這幾年某程度學香港。他們反對樓價上升，亂搞一通，其實最簡單而又可取的辦法是多把土地放出去，加上調整容積率，樓價要之不升就不升，要之下跌就下跌。從天上看地球，居住與工業所需的土地甚少，何況住宅樓宇可以建到山上去。目前北京的土地政策是不對的。

作為金融中心，只要中國大事開放金融，解除匯管，上海無與匹敵。不僅雄視亞洲，雄視地球也指日可待。香港早晚比不上，因為雖然時間相同，上海的太陽早出一個小時，可以先開市。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早出一個小時，後者的股市搞不上去。

山西小馬問：

請問張教授如何在年過七旬卻還保持著如此清醒敏捷的頭腦,是幾十年的用腦鍛煉嗎?


答小馬：

我也覺得奇怪。回顧自己四十年前寫下的文章，細想當年的思維，靈活性與鋒利性今天不及，差不大遠；記憶力下降了很多。另一方面，分析力今天依舊，而判斷力與品味今天是較為優勝了。整體來說，智力上我還在自己的高峰期，對重要性的判斷今天勝。

我重視自己的智力有否退化，喜歡客觀地衡量自己。一旦察覺到智力明顯地退化，我會轉向藝術那邊走，會集中地寫好書法，甚至學水墨畫。藝術是感情的表達，可以很老還有大成。不少朋友，腦子退化了，與高峰期差很遠，但他們不知道，或不承認，分析性的文字寫得潰不成軍，思維毫無新意，或胡說八道，令人尷尬。我希望自己到期時知所適從。今天過了七十，衡量自己做得比較多。孔子說：五十知命，七十從心。

無可置疑，思想是腦子運動，不斷地運動腦子可以減慢退化。我可能比其它人優勝的，是興趣廣泛，在幾項不同的玩意上打轉，就是寫中語散文也是無所不談的。這樣，經濟學說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會多放我一馬。這是說，興趣廣泛的，不集中於一項，腦子退化會延遲一點。

也可能與生理有關。我的兒子是醫學博士與生物學博士，對生理之道算是專家。他勸我不要喝酒，因為酒對腦子細胞有殺傷力。我日常少吸煙，不喝酒，但晚上坐下來寫文章時，煙、酒必備也。這是自殺式的創作程序。多年如是，還不覺得腦子退化。兒子說我得天獨厚，如果不喝酒更不得了云云。我的回應，是紅酒的殺傷力不大——這是自己作出來的。

長安水邊 問：

唐太宗李世民的墓穴（昭陵），到底被盜過沒有？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下落如何？


答長安水邊：

據說唐太宗的墓（昭陵）被開過，或被盜過，但拿了出來的可沒有王羲之的《蘭亭》書法。只是傳言，信多少由你。我認為《蘭亭》可能在乾陵。高宗答應了父親把該帖與後者陪葬。但兒子也熱愛該帖，父親死後一無所知，兒子說不定靜靜地佔為己有。

武則天是才女，懂書法，也熱愛，我看有不少機會《蘭亭》「葬」於乾陵。奇怪，當今之世，羲之遺留下來的書法真跡一張也沒有。怎樣可能呢？太宗曾經大動員，在舉國收藏羲之書法，據說收了數千張之多。集中收藏可以保存很久，這是西方的經驗。但羲之的真跡我們今天一張也見不到。為什麼呢？可能全部被武則天放進乾陵之內！

恨不得有生之年能見到乾陵打開，讓我親自去研究一下那裡的文物。以震撼性而言，乾陵比不上秦陵。但秦始皇這個人品味平平（他的兵馬俑非常老土），武則天的品味應該高很多，較為適合我這個老人家。

回手棋王話三才

一位讀者要求我排列一下自己的口才與文才，孰高孰低，也品評一下哪「才」重要。我想，總要把思才放進去吧。三才有別，不同人的排列往往不同。另一方面，說某甲的口才勝於文才，或思才勝於口才，我們免不了要與某乙或某丙相比。區區在下，何足道哉？先說我認識的一些大師吧。

譽滿地球的佛利民，我很熟，有資格品評。佛老當然三才皆高，但高中也有較佳或較劣之分。一般人可能認為佛老的口才高於其它二才。我不肯定。佛老的口才精於辯論，授課或演講則只能說很好很好，與他那曠世無匹的辯才不可相提並論。是的，佛老的辯論才華不見到不會相信。這顯然不僅是他想得快，要加上的是他聽得留心，也可以控制自己說話的節奏。相比之下，我自己是不多聽他人怎樣說的，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旁若無人，辯才跟佛老差得遠了。

行雷閃電，佛老的思才當然了不起。三才之中他最弱的是文才。他的多年拍檔史德拉曾經告訴我，佛老出道時行文有困難，其後猛攻改進，有成。從大師的角度品評，佛老的文才比較弱。此弱也，可不是平庸之輩的弱，而是口才與思才皆頂級，相比之下文才比較弱。記得一九九八年我寫好了美國西區經濟學會會長演辭的初稿，寄給佛老，文字上他替我修改了十多處，每改我都接受。我的英語文字曾經被文才無敵的史德拉大讚，佛老修而改之，有恃無恐也。

轉談史德拉。他是我平生遇到過的、唯一的三才皆達頂級的人。經濟學行內，史氏的文才冠絕天下！口才呢？辯才比不上佛老，但演講卻勝出。這是因為史氏說笑話的本領絕對可與電視節目中的笑話大師一較高下。措辭精彩過癮，文采斐然，臉上表情似笑非笑，似傻非傻，但笑話切得鋒利，無疑可以出售入場券。史氏的思才呢？認識他的人沒有一個不用brilliant來形容，那當然是一等的了。

在芝大時，某天下午，史氏走進我的辦公室，閒談我的文章。他突然說：「史提芬呀，思想上我什麼都足夠，只是沒有創新之見。」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他是二十世紀的經濟思想史第一把手，對創見的判斷當然了得，但今天回顧，他的創意，比起他的其它本領，確是弱了一點。

是奇怪的問題。上述三才何謂優、何謂劣，本來就不容易排列，而在任何一才之內，不同的人各有長短。我們喜歡找大師來品評，因為他們的本領少見，不平凡，比較容易地讓我們找出一些特徵來看個究竟。可惜此看也，愈看愈不清。好比史德拉的老師奈特，思想有深度，但他的分析文字寫得一團糟，上過他課的學生（例如佛利民）說不知他在教什麼。然而，批評社會的文字奈特寫得有千鈞之力，而他在教堂講道，激動精彩。

高斯做什麼都慢，沒有半點行為或言論不遵守英國紳士的禮節。但如果深入地認識他，你會知道其實他想得快，只是不隨便說出來。夏理'莊遜曾經對我說，高斯的文才獨步天下，但我還是欣賞他的思才。看來是慢吞吞的，但當你察覺到他想的永遠是在另一個層面，跟著他想，你自己也會慢起來。當年嘉素與我同意，對思想重要性的判斷，經濟學行內沒有一個比得上高斯。

艾智仁也是以思才為優吧。天馬行空，提出的永遠是小孩子的淺問題。這可能是最簡單的找尋創見的方法，奇怪地懂得這樣問的絕無僅有。

作學生時及跟著有機會與大師們結交，我喜歡探討究竟他們怎樣想。這探討行為高斯知道，年多前替我的英語論文結集寫《前言》，他指出當年在芝大，我學會了那裡的多位經濟大師的思考方法，佔為己有。不是那麼容易。好些大師的思考方法與我的個性格格不入。有些格格不入，有些秘技自珍，有些不怎麼樣。

轉談自己，三才之中口才無疑最差。曾經說過，下象棋我是個回手棋王。是奇怪的「天賦」。如果大家不准回手勢均力敵，大家都准回手你一定輸！我想得快，但腦子老是要回頭，口才於是大打折扣。好比演講，有太太在旁作翻譯，句與句之間給我兩三秒鐘多想一下，我會講得較好。但獨自講，腦中不斷地下「回手棋」，說話往往重複，要拖慢自己，爭取多一點時間。不是有意的，但思想慣於下回手棋的人，不能壓制這種說話重複的「壞」習慣。

是我之幸，寫文章是容許回手無數次的。於是樂得頻頻回手，就是不大嚴謹的中語散文，通常修改三、四次。這樣，我的文才當然高於口才了。有兩方面我是引以為傲的。其一是得到艾智仁的教誨，從博士論文起我學會了直寫。當時是因為英語水平不足，馬死落地行，不敢賣弄文字，但求清楚明白，所以有話直說，腦子怎樣想就怎樣寫出來。後來千錘百煉，直寫增加了變化，生動過癮起來。今天讀他家文章，不少舞文弄墨，花拳繡腿，彎轉得太多，不以為然也。

第二項引以為傲的，是文字上，中、英二語我的水平很一致。十年前朋友認為英文高一點，今天朋友認為中文高一點，說來說去也差不多。二文水平一致，直寫是原因。二文皆直，毫不賣弄，要不一致也艱難。

思想也是可以下回手棋的，回手無數次沒有誰管得著。這方面，我的奇異功能，是今天想錯，發表了，明天認為不對，立刻反口，處之泰然。說是奇異功能，因為友儕間只我一個喜歡這樣做。說自己是回手棋王，可以信矣。

三才之中，我把自己的思才放在上頭。這可不是因為我是回手棋王，而是因為我喜歡想得誇張。我的誇張個性屢受非議，但朋友，以想像力知名行內，主要是因為我想得誇張。佛山李俊慧不傻，竟然發現我思想的大秘密：推理我喜歡誇張地推到盡，而選用例子也喜歡選誇張的。推到盡，例子誇張，想得誇張，得到的答案易見想像力。不知其它想像大師如何處理，我靠誇張從事，推盡推盡，任何角度都看到盡，習慣了，有想像力的答案信手拈來。外人不知就裡，說有創意，其實是簡單的誇張玩意。

讀者問口才與文才哪種重要，皆次要。學術上，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思才，文才次之，口才再次之。學問貢獻要下回手棋，口才不能回手，所以其重要性排在最後。

從一首偉大樂曲說起

一位讀者在「五常問答室」說，他最近一連幾天聽卡爾伯姆一九七一年指揮的莫扎特《安魂曲》（Requiem, K626），認為好得離奇，問我最喜歡是哪個版本的。我沒有聽過卡爾伯姆的，手頭上有的是Sir Georg Solti一九九一年於維也納指揮該曲的LD，大碟也。

莫氏的《安魂曲》是我聽過的最高檔次的音樂。之前沒有誰達到那個水平，之後也沒有。今後也不會有吧。不可能有。人類的社會變化了那麼多，什麼戰爭、恐怖、慘無人道的消息或新聞天天有，雖說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但上蒼有知，在這樣的社會長大的人，不發神經已算奇跡，還說什麼藝術感情的真諦了？很有點可憐那些在言論自由的香港辦刊物的朋友。他們要天天報道人間慘事，為了爭取市場總要渲染一下，安眠藥之價豈不被炒起乎？

真心話，我往往要逃避世界才能找到自己，才覺得自己還算是個有情感、有靈性的人。也是真心話，今天的新潮藝術、新潮音樂等我不懂，懶得懂，可避則避，避之則吉矣。今天的世界，蘇東坡復生寫不出《赤壁賦》，莫奈復生畫不出他的蓮塘，貝多芬復生作不出他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而莫扎特復生也創不出他的《安魂曲》了。這些是人類的悲哀。

天才莫扎特的樂曲作品，「晚」年進入了另一個層面，三十五歲謝世，天下能不同聲一哭乎？想到《安魂曲》，有很大的感慨。是那樣偉大的作品，前無古人的，但寫到中途卻要辭世。專家鑒證，Lacrimosa那一樂節還是他的手跡，死後由一位好友續完該曲。續得很不錯，可能因為整曲的結構莫氏生時與朋友詳述了，而有說片斷的曲調他曾經提出過。

我沒有聽過更好的音樂，尤其是Confutatis與Lacrimosa這兩節，連續共六分鐘。莫氏音樂的旋律永遠幽美，但《安魂曲》用上交響樂團、男女兩個合唱團、男女四聲獨唱——應有盡有——而在這複雜的組合中，作者寫出的變化萬千，激動與幽怨的交替誇張得很自然，每次聽到我差不多流下淚來——豈止扣人心弦哉？音樂寫到盡頭就是這樣，止於此，想像不到怎樣可以再進。痛惜作者不能把整曲寫完就謝世了。

我對前人的偉大作品格外留神，愛不釋手，喜歡花長時間去細心體會。史密斯的《國富論》，莫奈的蓮塘，貝多芬從第三至第九交響樂，辛棄疾與李清照的長短句，等等，而莫扎特則選他的第九至二十七鋼琴協奏曲，更重視的是他的《安魂曲》了。不是因為作品精彩，而是偉大的作品有一種大氣。精彩易得，大氣難求也。

「大氣」何物不容易說清楚。當然好，當然精彩，當然沒有俗氣，當然有創意，但稱得上是大氣之作，其感染力排山倒海而來，是個現象。可能有錯，這裡那裡可有不足之處，但大氣之作就是站在那裡，不容漠視，你不可以繞道而行而希望自己可以在同一玩意上找到自己的大氣天地。你要面對這種偉大作品，細心體會，跪下來，叩幾個響頭，然後希望作者能把身子一側，讓你通過。是的，要找到自己的創作天地，有少許大氣的，永遠要懇求那些大師讓你通過。

就我熟知的經濟學而言，今天的發展我很不滿意，這裡不再說了。作研究生時讀過無數文章，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的確精彩，對我有啟發。然而，精彩的一般是小品，沒有給我一種大氣的感受。可以說，整個二十世紀，給我有點大氣感受的經濟學者不及兩掌之數。不明所以，當七年前動筆寫自己的《經濟解釋》時，我老是想著史密斯與馬歇爾。不是因為同意他們說的，也沒有意圖把大師殺下馬來，表演一下。我想著這兩位前輩，因為他們各有一部巨著，非常完整，而更重要的是給我有那種大氣的感受。

是奇怪的追求。史、馬二氏之作，拜讀是四十多年前了。他們的分析依稀記得，不同意的地方不少。然而，或對或錯無足輕重，他們就是給我那種高山仰止的感受，那種不拘小節但推之不動的大氣。想著史密斯，想著馬歇爾，我的《經濟解釋》寫了出來，沒有意圖高攀前輩，而是認為經濟論著的氣質，怎樣也要有一點史密斯及馬歇爾的感受。

回頭說莫扎特，十三年前我發表過一篇比較稱意的文章，題為《莫扎特的音樂與中國的書法》，其中分析西方古典音樂的藝術哲理，說與中國的書法完全一樣！我更提及，在西方的古典作曲家中，莫扎特的作品最有中國頂級書法的味道。最近再事臨池，我想，多聽一點莫扎特吧。但跟著想，他的作品那麼多，與其大量地亂聽一通，倒不如集中於一首莫氏的大作，得其感受，然後憑著這感受把自己的書法寫出來。

要選莫扎特的哪首作品才對呢？左考慮，右考慮，最後選出的是那首《安魂曲》。雖然主要部分只是他寫的大半首，但變化那麼多，旋律那樣美，哲理那麼深，前後一貫，彷彿一氣呵成，在複雜無比的樂器與歌聲的混合中，配搭得天衣無縫，感情的流露不僅毫不造作，簡直是黃河之水天上來！

朋友，你同意我發明的這項玩意嗎？我賭你想也沒有想過。會成功嗎？區區在下，滄海一粟，哪管它？另一方面，如果巧合成功，能把《安魂曲》的感受與大氣寫進中國的書法，那麼什麼米芾、王鐸也不用管了！

附刊昨天寫的稼軒《西江月》。這首詞的另一幅自己的書法，曾經在這裡發表過。文字相同，書法有別，這次是感受著《安魂曲》動筆。剛嘗試，當然說不上有大成，但依稀地可以想像到，如果真的能把偉大的音樂譜入書法，達到的境界會是前無古人的。釋文如下：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辛稼軒西江月一首

丁亥春日張五常書

秦娥夢斷秦樓月

《還斂集》停筆後，有點時間空了出來。七十一歲，想想自己還要做的事，不想則已，一想頭痛，不知怎樣處理才對。這是人生。數十年來，要做的事永遠做不完，太多，不可能作有系統的安排，選喜歡做的先做，被迫而非做不可的也先做。其它無數要壓下去，過了一些時日，被擱置的有些被遺忘了，有些變得再沒有興趣做。這是「不適者淘汰」的工作安排，是達爾文思維變化出來的系統了！

這次《還斂集》停筆，細想一下，要做的事項實在多。首先是有四本文章結集要處理，其中兩本要下心機。心機這回事，做什麼盡可能放到足，實際上不想放。這也是人生。其次是《經濟解釋》的首三卷需要大修一次，出國內版。這項工程龐大，不急需要做，繼續擱置算了。這三卷的英譯不少朋友要求，其中不易推卻的來自高斯與巴賽爾。數十年的深交，經濟學問要向哪個方向走大家的看法一致，他們要讀聽得多的《經濟解釋》的英譯，不能推卻，而大家日暮黃昏（高斯九十六歲），不容易不引以為憾。今天我還不能決定，應否出錢聘請高人翻譯，還是自己操筆。後者會譯得比較稱意，因為作者可以隨意修改，但起碼要一年集中時間，不容易抽出來。

有一件必須要做的事，要今年做。那是高斯明年要在芝加哥舉行一個重要的中國經濟研討會議，然後出版一本研討結集，希望傳世百年，請我寫主題文章，作為該會議的研討重心。不能推卻。高斯的思想對中國改革的貢獻重要。是的，西方學者對中國經改的有利影響，無出高斯之右。單是他提出的從權利清楚界定的角度看私產，炎黃子孫永遠要欠著這個人。

我答應高斯會寫的文章，題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他高興，拭目以待。是長文，起碼要花六個月時間。要用英文動筆，歲月無情，上次寫英文是十年前的事了。不知我這把生了銹的寶刀，老了沒有？

早就答應了自己要寫好書法，要把自己對書法的思維寫到盡頭。這幾年寫得少，基本上沒有寫，只是偶爾應酬一下朋友。太太投訴，說我的書法她一幅也沒有！本來有三幾幅給她的，但朋友求字，一時間寫不出來就把太太的交出去。真的要用心地多寫一些給她，何況不久前見到八個月大的、不可能不是一百分的孫女兒，多寫點書法留給後人的想法禁不住。一百分，絕對是，見者無不同意。太太和我沒有見過那麼喜歡笑的嬰兒。睡醒見到人，任何人，一定笑。兒子說她出生第二天就笑出聲來了，有點誇張，但我喜歡聽到這樣美麗的故事。

我是五十五歲才開始練習書法的。苗子是第一個說我可以學的人。寫了幾個字給他看，他說沒有俗氣，難得，過了第一關。跟著師從周慧珺，她一看就說我執筆一百分，奇哉怪也，因為還未入門就懂得執筆的她沒有見過，說我可以節省六個月。跟著的五年學得用心。臨了三年米芾，兩年王鐸，但當寫自己的書法時，一塌糊塗，才開始體會到眾人皆說書法難於登天是怎樣的一回事。

今天的人學書法比前人著數。毛筆寫之不爛，墨汁精好方便，宣紙價格相宜，而所有前賢的書法論著與書法印製本，只數千元可以全部買下來。我是寫寫讀讀，讀讀看看，有不理解的就掛個長途電話求教周老師。時而飛到上海上課，時而老師到我家小住，早教一次晚教一次。這樣學書法學不到家，蠢也。問題是其它工作多，不能持久地集中研習。到今天，所有需要的條件都有，但要有機會發神經地寫它一年半載。

十年前，學了六年，周老師到我西雅圖的家作客，給我的書法作一次全面的評價。她說我用筆畢業了，再沒有困難。她說我行氣好，氣勢難得。她又說我很懂得欣賞，對書法藝術的哲理有了充分的掌握。嚴重的困難只有一處：我寫不出好字來！這顯然是不夠熟習的問題。

要熟習書法，談何容易！首先，每個字怎樣寫你要記得，而又因為同一幅字，相同的字，尤其是鄰近的，一般要用不同的寫法，所以每個字最好記得幾種。其二，配搭要大費思量。其三，最重要的，是要寫出變化，要自然的，稍為造作就俗氣呈現，感情的表達變得肉麻了。變化是說時輕時重，時濃時枯，時大時小，時疏時密，時快時慢，時行時草……在這些變化下要配搭得宜，自然的。

我走的書法路向特別困難，因為要爭取自己的長處——氣勢——下筆不能慢。這裡那裡可以略慢，但有氣勢的感情流露，一般要用快筆。這樣，顧及上述的變化與配搭，要不拘小節。讀者可以想像如下的困難。書法要寫出氣勢，蘸墨時可以略停，想一下，但蘸墨之間是不能停的，沒有時間想變化與配搭安排，而墨色濃枯只能靠快、慢的節奏調整。

近幾天開始猛攻書法。事前以為自己可以每天寫六十至一百張宣紙，沒想到老得那麼快，只寫二十張六呎紙就累了。這裡刊登一幅兩天前寫的，濃枯的變化不足，敗筆幾處，但整體看還可以。寫李白的《憶秦娥》，有人說不是李白的，但有誰的文字可以那樣天真瀟灑呢？釋文如下：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霸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李白憶秦娥一首

丁亥春日張五常書

世界末日好文章

拙作《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後，一個網站的首天點擊達二十萬。這是個人紀錄。此前的一站一天紀錄是十三萬（《廣州巧設空城計》），再次是十萬（《是打開始皇陵墓的時候了》）。分析性的文字有這樣的點擊率，全憑地球滿佈炎黃子孫。兩位我認識的美國經濟大師，一文只有數百至千多點擊，何況區區在下的文章有無數網站轉載。

同胞人多，某些玩意容易地把鬼子佬比下去。姚明出場，電視觀眾五百萬。郎朗每年演出近二百場，場場爆滿。當然了得，但同胞夠多有助焉。李雲迪每年只演出數十場，當然爆滿。我認為演出較少是明智的。

前些時對朱錫慶說，中國發展快，市場大，往往容許政府犯錯！公路、機場、橋樑等，新建成時沒有生意，要虧蝕，但幾年後就生意滔滔了。私人投資也可以亂來一下。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集中於上海，五年內建成香港需要五十年才建好的商業樓宇。當時一般空空如也，樓價跌得七零八落，但略為開放金融，幾年爆滿，聽說一位香港投資者購入銀主盤，賺了一百倍。人多，發展快，盲目投資也可獲甜頭。我恐怕有一天到了飽和情況，中計者無數。

回頭說分析性文字的點擊率，個人的經驗，爆棚主要靠兩點。其一是提出的要淺而對，其二是沒有人提出過。是非常困難的巧合，而奇怪地，愈淺，罵你的人愈多。在同學替我注意點擊率之前，有兩篇大熱。一篇寫類聚定律，說歡場女子在同一場所的相貌很平均，因為她們不能把價格掛在胸前，增加了訊息費用，所以相貌類聚。淺而新。一篇寫假貨，說好些假貨替真貨賣廣告，產出真貨的廠商不一定會反對冒牌貨的盛行。好比勞力士手錶的假貨到處都是，真貨的銷量這些年一定急升了。也是淺而新。

上文提及的較近的三篇大熱文章，其論點也是淺而新。建議打開秦陵，說如果永遠不打開，等於沒有！廣州人均年收入逾美元一萬，但沒有算進流動人口，我說是擺空城計！至於人類滅亡，則源於腦子了得成為不適者！

點擊歸點擊，文章歸文章，《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是幾年來我寫過的非經濟分析的最稱意作品。難道讀者中有那麼多識貨之人？該文涉及的學問廣泛，機緣巧合，我都學過。科學方法的要點拿得準，分析邏輯井然，而理論含意推得夠深入。不容易，要碰巧才能寫得出這樣的好文章。從作本科生時說起吧。

近二十四歲才進入洛杉磯加大讀本科，超齡五六載，我要在兩年內完成四年的課程，而自己堅持要選修大師教授的課。當時在加大讀經濟本科，校方規定要選修五個學分生物學。起初選一科五個學分的動物學，進入課室，老師派了一份厚厚的講義，其中數之不盡的字彙我沒有一個認識，不對頭，知難而退。於是選修一科三個學分的人類學。教授是大名鼎鼎的population專家，不是指人口，而是生物盛衰的演變。教得好，我讀得用心。到了第二年的最後學期，要畢業了，但生物學我還要多修兩個學分。於是選修一科名為「生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Life）的，也是仰慕教授的大名了。

教授開頭說故事，好聽的，殊不知過了幾個星期，物理與化學的方程式排山倒海而來，我毫無根底，何況那些是高級的物理，高級的化學。驀然驚覺，十多位學生中，只有我一個是本科生，其它都是生物研究生。過了轉科日期，該學期畢業是無望的了。硬著頭皮捱下去，希望拿個「D」，算是及格。

大考五題，懂其一，略知其二，餘下兩題完全不懂。殊不知放榜成績是「A」！去問教授何解。他說我不懂的兩題其它同學也不懂，我略懂的兩題他們也略懂，我懂的一題答得最好是我！那是關於生物population是如何決定的。我只是從選修過的人類學那科搬過去，簡單地寫下一條方程式，整個答案只幾句。

這樣的生物進化根底當然微不足道，但畢竟是受到兩位高人的教誨，得到啟發。從這啟發中我想，既然無數的生物不復存在，人類會不會有滅絕的一天？過了幾年，美國航天員成功地登陸月球，我想，終於有一種生物可以憑腦子發達而增加自己的生存機會了。這想法不持久。

為了寫博士論文，我從頭細讀史密斯的《國富論》，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受到此公的影響。然而，史前輩所說的農地制度演變的史實是明顯地錯了。跟著中國的人民公社與文革的經驗，使我意識到制度的演變不一定是向增加人類生存機會那方面走。

人類會否因為自己的愚蠢而毀滅自己呢？愚蠢？人不是萬物之靈嗎？就是再蠢也比其它動物的智力高出不知多少倍。史密斯不是說人的自私會給社會帶來利益嗎？Dawkins不是說為了生存，所有動物都有自私的基因嗎？但中國為什麼會有人民公社，會有文革，香港怎會有數十年的租務管制？人類怎會不斷地互相殘殺呢？答案只有一個。自私無疑可以給社會帶來利益，但自私也可以增加交易費用或社會費用，只要這些費用因為自私而變得夠高，人類可以毀滅自己。在這樣的局限下，人類因為腦子了得，發明了可以毀滅自己的武器，有不少機會會因為自私增加了交易費用，導致宇宙沒有出現過的生物自取滅亡。只有人類可以做到，因為只有人類才有足以毀滅自己的「智能」。

六年多前動筆寫《經濟解釋》，刻意地追隨史前輩，不用任何方程式或曲線。理論架構起自他的，不少地方替他改進；不夠精確之處也容易改進；歷史的經驗與實例的觀察，晚輩優勝理所當然。問題是史前輩重視自私給社會帶來之利而漠視其害，忽略了交易或社會費用這項重要局限，後輩補充要大費思量。

重要的突破是寫《經濟解釋》時，我察覺到「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是套套邏輯（tautology），是定義（definitional）上的事，不可能錯，但說了等於沒說，本身是沒有解釋力的。然而，科學方法說，套套邏輯雖然沒有解釋力，因為不可能錯，但往往提供一個重要的角度看世界，懂得加進內容的可以憑這角度推出可以被驗證因而有解釋力的理論來。

我於是加進兩項局限：腦子了得可以發明毀滅自己的武器，自私會增加交易或社會費用。這樣看，腦子了得不會毀滅人類，自私也不會，但二者的合併，人類自我毀滅絕對可以發生。不適者淘汰這個套套邏輯還是不可能錯的。

未富先驕說

世界輪流轉。這些日子越南經濟起飛是國際新聞，有口皆碑也。拜中國為師，倣傚，多仿好的，少仿壞的，一模一樣。

越南也算奇跡了。去年增長率達百分之八點二，僅次於中國。中資企業前往淘金的四百家。股票市值一年內從十億美元上升到一百四十六億。去年外資進帳美元一○二億。幾年前中國的外匯增長每年約千億，今天約二千億。但越南的人口只七千多萬，約中國十八分之一，而他們改革起步比中國遲了十年。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在四十五歲以下，後生可畏也。

幾個月前見到蒙代爾，不知他從哪裡弄來的數字，說如果人民幣上升百分之七，中國的工業發展會遇到困難。今天真的上升了百分之七，話都冇咁靈，最近南韓的輿論說，中國的「世界工廠」美譽，將一去不返。可能巧合，作不得準，但幾位在珠三角設接單工廠的朋友，最近一起叫救命。

說過幾次，中國的經濟制度模式，要在曾經徹底地廢除了私產的國家才能較為容易地建立起來。這樣看，越南、北韓、古巴等三個小國可走中國的路。幾年前一些熟知越南的舊學生告訴我，那裡的經濟人馬，不少讀我寫的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而北韓讀區區在下有二十年了。為什麼北韓與古巴還不依樣葫蘆，大開其放，走中國模式的路？可能是國際政治的困難，我不懂。不懂，但認為美國不妨趁機賣個人情，幫忙一下，多交兩個朋友，不亦快哉？

越南的人民年輕力壯，不蠢，也吃得苦。他們的工資與物價比中國低相當多。從目前的發展看，以重要的接單工業而言，我不用水晶球也可以說中國早晚鬥不過。如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改進會遇到不容易處理的障礙。

千萬不要誤會。我不是希望中國把越南殺下馬來。正相反，越南的興起可喜可賀，我在心底裡祝福他們。國際上增加了產出競爭，懂經濟的不可能不支持。我反對的是中國讓賽，反對中國輕敵，反對中國未富先驕！為寫這篇文章我問幾位跟進中國發展的朋友：你覺得中國是未富先驕嗎？沒有一個說不是！

讓人民幣升值是讓賽。說過了，比起美元，人民幣偏低，但比起發展中國家，何低之有？今天看是偏高了。說過無數次，一個國家的幣值如果偏高，要挽救不容易。減少貨幣量不是舉手之勞；用外匯儲備收購自己的貨幣要有足夠的儲備；加強外匯管制是死路一條。但如果一個國家的幣值偏低，「挽救」易如反掌：多放貨幣出去，要幣值跌到哪個價位都可以。恐怕通脹重來嗎？以一籃子物品作為貨幣之錨，堅守，不難處理。

也說過，讓人民幣升值，改進美國貿易逆差的機會不大。彈性係數的話題不用再說，而目前的發展，像越南等地區搞起經濟，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會改進，但貿易的整體逆差不會。這是因為美國的訂單只從中國轉到越南等地區去。換言之，改進美國貿易逆差的可靠辦法，是修改美國本身的經濟結構，大量出口科技知識與服務行業。

是的，與其禁止科技及高科技產品進口中國，美國倒不如堅持中國加強知識產權的保護。我也認為中國對外資服務行業進口的抗拒是不對的。也曾經指出，美國（尤其是兩位議員）逼使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對美國來說是大錯。有伊拉克之戰，人民幣鉤著美元，美元不會跌到哪裡去：有十三多億人口支持著美元，美國的債券可以穩守，通脹不會抬頭。（二月二十一日《信報》社評，說美國的經濟「近乎完美」。是說笑嗎？伊拉克每年直接費用近美元千億，加間接的翻幾番，天下間哪會有那麼大的免費午餐呢？）

搞福利經濟是讓賽。絕對支持幫助那些真的需要幫助的人，但福利經濟是另一回事，為禍不淺，詳盡分析過，不再說。好學唔學，中國為什麼要學人家？香港當年發跡有什麼福利經濟了？我父親當年掃地、碎石、作街上小販，然後作電鍍學徒，有什麼不對了？父賺錢，子享福，我的出身比父親高尚得多。當年在美國半工半讀，洗碗、剪草、派報、停車場收費，是在好萊塢傳授人像攝影之前，捱上去，終於拿得幾項獎學金。難道這些不是人生應有的歷程嗎？如果父親當年領取福利救濟金——如果我當年領取福利救濟金——效果如何不容易想像。今天北京有智囊建議放棄接單工業，何「智」之有哉？難道中國的農民要從微軟起步嗎？

規定最低工資是讓賽。這方面說來話長，我會另文破口大罵。

約束外資進口也是讓賽。曾幾何時，中國求「資」若渴。今天，資金不足再不是問題，於是外資進口受到諸多留難。前恭而後倨，未富先驕也。北京怎可以那麼快就忘記，資金不論，中國需要的是外人帶來的知識。早就說過，一家外資大廠，訓練人材勝於一間學校。不久前說過，國際的局勢不妙，外資在中國愈多，中國愈安全。至於出售土地或企業給外人，二十年前我提出建議，被接受，今天何來恐懼症了？說得不好聽：資產在中國是肉在砧板上。說得好聽：除非外資帶進對中國有利的知識專利，否則外資進入，賺錢的主要是中國人。

說過多次，大前提是要搞好中國農民的生活。農民的生活搞不好，萬事皆休。說了數千年，得把口，但這幾年中國的農民真的看到一絲曙光。六年來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改進得比城市的居民快。不久前接受訪問，說「兩極分化」是胡說八道，網上到處吵得熱鬧，罵我者無數。我是高估了同胞們的智能，跳了一層解釋，這裡說說吧。

如果你每月收入一萬，一年後升了百分之十，月入一萬一千；我每月收入一千，一年後升了百分之二十，上升率比你的高一倍，月入一千二百。月入的差距本來是九千，一年後是九千八百，增大了，但相對的比率本來是十對一，一年後是十一對一點二，收窄了。兩極分化於是收窄，因為長此下去，我的收入會追上你的。我無須眼紅你的收入增長，因為只要我的增長率比你的高，你的收入愈高對我愈有利。這幾年跑遍大江南北，到農村左查詢右查詢，知道一般而言，農民的每年收入增長近百分之二十。五千年來他們沒有這樣好過。

未富先驕地讓賽，讓人民幣升值，或搞福利經濟，或最低工資，或留難外資，沒有一項對農民是有利的。農民本身可能不這樣看——他們會容易地中眼前小利之計——但經濟邏輯站在我這邊。我對經濟發展的推斷很少錯。

不驕，不讓，越南的朋友一時間會增加頭痛。但這只是短暫的調整。經濟邏輯說，互不相讓的產出競賽，互相貿易，長遠一點看，大家都是得益者。無論邏輯或經驗，都不支持讓賽會使被讓的得到持久的甜頭。可不是嗎？二戰後多年，美國大讓特讓，對印度（India）的外援資助遠比對美國本土的印第安人（Indian）的資助為高，但印度搞不起來。今天印度搞出了苗頭，卻沒有美國的慷慨資助。說到底，自食其力是經濟發展的座右銘，而政府的職責，是建立與維護一個讓每個國民可以自食其力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