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il 30, 2007

五常問答室 35 - 45

北京趙問:

張教授喜歡古物。請問張教授對文物產業在中國發展有什麼看法?


答趙:

數千年來(主要是明代之前),中國盛行以物品陪葬的風俗。二十多年來推土機開始大事在神州大地運作,翻出的古物無數,多得離奇,其中不少專家們從來沒有見過。盜墓早就成為一個行業了!政策上北京犯了嚴重的錯失:他們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國內出售。於是,出土的古文物大量地湧到香港及台灣去──主要是香港。

我是因為研究訊息費用而跟進中國的文物的。起初以為是假的,因為太多,太相宜。後來見價格太低,假貨成本高出好幾倍,再深入研究,認為絕大部分是真文物。文物大量外流,我起初收藏,希望能選其中精品,有機會送給國內的博物館。但實在多得離譜,收之無窮無盡也。

從出土的文物看,中國的文化傳統了不起。首先是有厚度,非常厚。其次是在一個小民族中,或同一地點,變化慢,但不同地點出土的,有大差別,變化多。有些二、三千年前的,今天出土,非常新。陶瓷出土清洗翻新(用草酸)後很新不在話下,就是青銅也可以是很新的(一般破舊,但有些像是幾年前造的)。

北京要面對他們根本無法禁止的文物出土或盜墓行為。容許文物在國內出售,絕大部分會留下來。專家們要重新學習,再作研究。打開所有的重要陵墓,可讓我們作出有份量的鑒定,因為陵墓的年代一般準確。

古文物的研究,能讓我們深入地瞭解先人的文化,對我們今天的視野是有啟發的。我自己對西方的文化有研究,在大學時曾經教過一小段日子西方的藝術史,很欣賞他們的傳統。這些年研究了不少中國的文物,有點驕傲起來了。

fans 問:

凡事從溫馨的角度想,寫文章少點「斧鑿的痕跡」,這些是教授說過的話。同意,但很難做到。請問教授是怎麼做到的呢?


答fans:

斧鑿痕跡明顯的文章,不是出於沒有讀過書的人之手,而是讀得一知半解,自以為是,我戲稱之為小學問也。無恃有恐,磨斧去也。不久前為《學問無界說》這本文章結集寫了個《前言》,附錄給你參考,如下:

做學問,要先知大概然後學細節,掌握了細節再求大概。這樣翻來覆去,不斷追求,過了幾年學問範圍開始擴大,牽涉到的學問分門別類。繼續下去,時遠時近地觀摩,到了某一點學者會感受到不同的學問有共通之處,差不多,不同學系的哲理不容易分開來了。因人而異,這種感受我大概認真求學八年開始體會到。

從細節看,人類的思維無窮無盡,博大湛深。從大概看,人類的智慧就是那麼多,可以讓一個人掌握整體。這是我說的大學問,有大氣的。有兩類。其一是分析性的,講邏輯,稱科學。其二是感情性的,論表達,叫藝術。再進,科學與藝術可以混合起來,隨意揮灑,沒有斧鑿痕跡,科學與藝術變為一體。我大約六十歲達到這個境界。

今天七十一,從心所欲,擲葉飛花,對分門別類的學問早就失卻了興趣。去年建議打開秦陵,引起的爭議熱鬧過癮,但品嚐一下,什麼專家不專家吵鬧連小學問的層面也看不到。炎黃子孫在學問上還要爭取的,豈止八千里路雲和月?

廣東深圳查泰萊夫人問:

請問張教授,你認為如何能在人的孩童時代就發現他/她的潛能而不使其被埋沒呢?


答查泰萊夫人:

中國人說「三歲定八十」,不無道理。這是說某重要的一面人是天生的,由基因決定。當然,後天的教導與培養也重要,哪方面比較重要眾說紛紜,有不少研究,但沒有肯定答案。我個人相信除非天生弱智,同一民族的先天智慧差別不大,後天的教養有很大的決定性。我也相信,不同的民族,因為基因遺傳不同,天生的智慧是有較大的差別的。大多數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最高。我則認為歐洲的可能比較優勝。

我們要在細節上判斷兒童的潛能。不要多管,不要多罵,更不要罰或打。觀察,細心地看兒童行為的小節。例如,我認為喜歡笑的孩子脾氣好,喜歡擲東西的有火氣,喜歡簡單玩具的有想像力。這些是我自己發明的體會,非專家也。

兒子兩歲時,我恐怕他跑出街外,在房子的前園建造了欄杆,上了扣。兩歲的兒子竟然懂得把扣打開──要通過兩重程序的。這是智慧。女兒九個月,爬下樓梯,懂得退後以腳先下。這也是智慧。判斷兒童的潛能,我們要注意這些小事,然後擇其可取的培養。教得好,孩子有火氣可以是重要的個性。

三十年前,兒女進入的私立幼兒園有這樣的教育哲理:選幼兒的長處而加以鼓勵,見其弱處則放慢來教,永不責罰。我同意這種教法。

paul 問:

有經濟學家認為你是用超邊際分析,對庇古關於公共產品和外部性的邊際分析進行了批評.但你的文獻裡卻沒超邊際分析這個概念,你是覺的不重要嗎,還是有其他理解?


答Paul:

歷來懶得管何謂超邊際分析。一位同學最近解釋說,那是經濟學上說的corner solution。蠢到死,這樣的淺話題怎會說得那樣深奧了?Corner solution是指選甲或選乙,不二者皆選,這是超邊際。邊際呢?二者皆選,只是邊際上孰多孰少的選擇。何愚之甚也。

以經濟理論解釋行為,必定要從局限轉變引起行為轉變的角度入手。不談轉變,經濟學是沒有解釋力的。然而,所有轉變皆邊際,不管超或不超也。

數學微積分處理的是無限小的變化。但如果你有我的想像力,很大的變化,或corner性的,可以作為無限小地看——邊際也。作學生時我理解到這一點,其後把任何轉變,不管是大是小,作為邊際處理。Corner可以有無數個,每個無限小,這用不著很大的想像力吧。我用的無限小的邊際,可以把整個泰山放進去。

楊小凱曾經批評我不懂邊際分析,可能是因為我把他的超邊際與傳統的邊際一視同仁,不分彼此也。讀我的《經濟解釋》,同學們會察覺到我無處不談轉變,到處皆邊際。小凱老弟可沒有解釋過什麼。欣賞他的天賦,曾經聘請過他。也曾經問他:你解釋過哪個現象呢?他答不出來。

要記著,重點永遠是能不能夠按著科學方法的規格來解釋現象或行為。分門別類地在數學中打轉,是小學問,我沒有興趣。小凱說得對,我根本不用管什麼邊際分析!

羅成問:

請問張五常先生,中國能否完成統一大業。完成與完不成會有怎樣的未來?


答羅成:

中華民族有一項奇特之處:繁盛必說統一,侵外沒有興趣。香港回歸辦得不好。這是因為八十年代初期,看好中國前景的只我一個,那所謂「基本法」是患上恐共症時動筆的。私下間,當時我對香港財政司提出兩項建議,要寫進「基本法」。其一是約束政府的總支出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二是特首由北京委任。提出前者,因為意識到福利經濟一定擴張;提出後者,是希望北京對香港負責。當時財爺同意,但無能為力。

台灣回歸的問題,幾年前我看得比今天容易,因為連、宋兩位是中國人,對神州大地有感情。阿扁是台灣人,而馬英九雖然一表人材,有學識,但行事舉棋不定,對中國的文化認識不足。

何謂「國家」不容易下個定義。北京要統一台灣堅持了數十年,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決心。老實說,如果蔣經國先生還在,有他在台灣的公信力,統一大業應該遠為容易。

不統一的好處是增加互相競爭。這個傳統之見今天不對,因為國內的地區競爭很激烈,獨特製度使然也。另一方面,今天國內的經濟自由與權利界定,台灣老百姓可以接受。統一的好處,是國防與外交這兩方面的費用可以節省,而經濟上的合作會帶來巨大收益。不要忘記台灣的科技人材鼎盛,中國的發展很需要這些人。

我認為北京要統一大業,唯一可取的途徑是先搞經濟統一。如果在經濟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與國內的省與省之間一樣,人材與資金的流動達到一個自由市場的均衡點,我看不到統一大業會有大困難。

江蘇張凱 問:

請問先生:當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效果怎麼樣?請先生給廣大的農民兄弟指條路。


答張凱:

這幾年中國農民的生活的確有了大改進,當然還不夠,而如果農民的生活搞不起,萬事皆休。我們怎樣也要維護這幾年的改進速度,主要的法門是增加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鼓勵他們轉到工商業去。人民幣升值,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都有反效果。

把工商業推到農村去,八十年代初期嘗試過,不成功,但今天是時候了,成功的機會很大。這其中需要一項重要的策劃:北京當局要決定中國整體的人口及工商業的分佈的大略。有了這大略作決定,土地政策才有可為。我信奉自由市場,但有些重要事項是要政府策劃的,計劃經濟是也。我是替公司理論劃上句號的人,不能不這樣看。

我擔心的,是見到或讀到的目前的土地政策,潰不成軍,很有點亂來。希望自己看錯了。

燕趙凌雲 問:



張老,我是一個經濟學愛好者,我想考個經濟學研究生,但又怕國內的教育把我的思想搞亂了,學經濟學,自學能成嗎?




答燕趙凌云:



經濟學當然可以自學。二百多年前的斯密,二十世紀的戴維德,都是了不起的經濟學者,皆自學也。要點如下。



(一)有不少極具啟發性的書,不需要進入大學也可以讀得懂,但你要先學好英文。



(二)沒有好老師指導,你要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研討。無師兼無友,自學不會有大作為。



(三)細心觀察世事,尤其是市場的日常現象。更重要的是凡事要客觀地看。



(四)多讀像美國《華爾街日報》那個層面的經濟刊物。其實主要的只兩份: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與英國的《金融時報》。



(五)試圖把自己觀察所得與分析,用文字寫下來,寄出去發表。高小勇的《經濟學消息報》是很不錯的試點,讓你投石問路,可惜這幾年我沒有跟進這刊物。

nomad 問:



亞當·斯密《國富論》以分工理論開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什麼導致了分工在以後的經濟學中只得到象徵性的尊重,沒有更好的發展?




答nomad:



《國富論》以制針廠起筆對我有大影響。斯密是實地調查後,得到啟發,然後著書立說的。倣傚,我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前無古人,寫成了自己的《經濟解釋》。



今天的經濟學不重視那間制針廠,是不重視真實世界調查的伸延。經濟學者把自己關進象牙塔之內,搞些什麼數學理論,或拿著些數字搞回歸分析,贏得大學的一個鐵飯碗,皆因對世事沒有興趣。是市場決定的行為,尊重市場,我還有什麼可說呢?這可見有真材實料的經濟解釋沒有什麼市場價值。君不見,目前北京的經濟政策不少是從西方的象牙塔經濟學抄過來的,不知所謂也。關於斯密提出的分工專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說是很大,但還是大大地低估了!說來話長,請參閱《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第三章第七節。

福建陳曉東 問:



在前幾年,中國免除了農業稅與特產稅.此舉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是我在下鄉採訪時,卻發現一些原來的農業縣因為此舉而面臨財政危機,請問張教授如何看這個現象?




答陳曉東:



關於改善農民生活,北京的政策好些不對,都說過了。但取消農業稅是對的,做得好,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這些年因為大量農民轉往工業,不少農地被棄置了。取消了農業稅,棄置了的農地又再被耕耘起來。這是農民大量轉業而農產品還繼續上升的一個原因。



其二是取消了農業稅,農地的租值上升。有了農地的轉讓或租出權,租值上升會鼓勵農地的合併使用,也會加速農轉工的走勢。僱用農工今天開始普及了。



關於縣或鄉鎮因為少了農業稅而入不敷支,上頭政府可以協助。事實上,這種上頭資助的政策早就存在,問題是這種抽其它稅後再分配的處理不一定做得公允,也可能導致貪污。是複雜兼頭痛的世界。

飛魚問:



中國一直是「人治」,而西方則是「法治」的歷史。請問這兩種方式哪種更好?各有什麼樣的利弊呢?




答飛魚:



中國傳統的人治,判案與管治的成本較西方的法治為低。從一個穩定不變的社會看是可取的。人治的重要弱點是不容易處理社會與科技的轉變。有兩項大困難。



其一是墨守成規,舊禮教不能應付受到西方影響的新社會。從乾隆皇帝到今天有二百多年了,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日子不堪回首。如果中國歷來有法治,外來的影響會遠為容易調整,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也。



其二是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傳統中,有點頭腦的人都跑去做官,或學包公審案,科學的發展於是落後於人。中國的科學傳統乏善可陳,主要是人治所賜。蘇子寫《赤壁賦》,結尾說的顯示著物理學的天賦與經濟學的天賦,了不起的。但因為人治所需的學而優則仕,他做官,搞藝術。我說過,人治的制度,從中國的歷史看,不容許純以知識為生計的空間。

青島 阿糝問: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文化如何面對世界?




答阿糝:



人多勢眾,中國興盛起來,舉世嘩然,重視中國文化的老外無數。美國的幼兒班有教普通話的;英國學子選外語中文居首;幾天前電視報道,俄國有整間學校以中語授課的。



若干年前我認為中文比不上英語,不能成為國際語言,因為中文不能打字。今天有電腦協助,打中文比打英文還要快。近來我細心考慮中語文字,與英文比較一下優劣,得到的結論,是中文遠為容易學,二者皆可以優美,但在表達能力上,中文要寫得很到家才可與英文打個平手。這樣看.中文要成為國際語言是絕對可能的。不容易取代英語,但五十年後分庭抗禮的機會存在。



負面地看,我對簡體字有保留。一者不能用之於書法;二者簡體的字數太少,削弱了一點表達力;三者電腦處理簡體有時發神經。但米已成炊,我們不能回復到繁體的世界去。可能老外學簡體遠為容易。若如是,簡體有可取之處。這方面我有點感慨:我認為不懂繁體字的人,文字上不可能寫得過我!換言之,像我這種水平或以上的中語文章,將成絕響!



面對世界,目前北京對中國文化的處理,不足之處甚多。一言難盡,只說一句是管得太「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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