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趙問：
張教授喜歡古物。請問張教授對文物產業在中國發展有什麼看法？
答趙：
數千年來（主要是明代之前），中國盛行以物品陪葬的風俗。二十多年來推土機開始大事在神州大地運作，翻出的古物無數，多得離奇，其中不少專家們從來沒有見過。盜墓早就成為一個行業了！政策上北京犯了嚴重的錯失：他們禁止出土的文物在國內出售。於是，出土的古文物大量地湧到香港及台灣去──主要是香港。
我是因為研究訊息費用而跟進中國的文物的。起初以為是假的，因為太多，太相宜。後來見價格太低，假貨成本高出好幾倍，再深入研究，認為絕大部分是真文物。文物大量外流，我起初收藏，希望能選其中精品，有機會送給國內的博物館。但實在多得離譜，收之無窮無盡也。
從出土的文物看，中國的文化傳統了不起。首先是有厚度，非常厚。其次是在一個小民族中，或同一地點，變化慢，但不同地點出土的，有大差別，變化多。有些二、三千年前的，今天出土，非常新。陶瓷出土清洗翻新（用草酸）後很新不在話下，就是青銅也可以是很新的（一般破舊，但有些像是幾年前造的）。
北京要面對他們根本無法禁止的文物出土或盜墓行為。容許文物在國內出售，絕大部分會留下來。專家們要重新學習，再作研究。打開所有的重要陵墓，可讓我們作出有份量的鑒定，因為陵墓的年代一般準確。
古文物的研究，能讓我們深入地瞭解先人的文化，對我們今天的視野是有啟發的。我自己對西方的文化有研究，在大學時曾經教過一小段日子西方的藝術史，很欣賞他們的傳統。這些年研究了不少中國的文物，有點驕傲起來了。
fans 問：
凡事從溫馨的角度想，寫文章少點「斧鑿的痕跡」，這些是教授說過的話。同意，但很難做到。請問教授是怎麼做到的呢？
答fans：
斧鑿痕跡明顯的文章，不是出於沒有讀過書的人之手，而是讀得一知半解，自以為是，我戲稱之為小學問也。無恃有恐，磨斧去也。不久前為《學問無界說》這本文章結集寫了個《前言》，附錄給你參考，如下：
做學問，要先知大概然後學細節，掌握了細節再求大概。這樣翻來覆去，不斷追求，過了幾年學問範圍開始擴大，牽涉到的學問分門別類。繼續下去，時遠時近地觀摩，到了某一點學者會感受到不同的學問有共通之處，差不多，不同學系的哲理不容易分開來了。因人而異，這種感受我大概認真求學八年開始體會到。
從細節看，人類的思維無窮無盡，博大湛深。從大概看，人類的智慧就是那麼多，可以讓一個人掌握整體。這是我說的大學問，有大氣的。有兩類。其一是分析性的，講邏輯，稱科學。其二是感情性的，論表達，叫藝術。再進，科學與藝術可以混合起來，隨意揮灑，沒有斧鑿痕跡，科學與藝術變為一體。我大約六十歲達到這個境界。
今天七十一，從心所欲，擲葉飛花，對分門別類的學問早就失卻了興趣。去年建議打開秦陵，引起的爭議熱鬧過癮，但品嚐一下，什麼專家不專家吵鬧連小學問的層面也看不到。炎黃子孫在學問上還要爭取的，豈止八千里路雲和月？
廣東深圳查泰萊夫人問：
請問張教授，你認為如何能在人的孩童時代就發現他/她的潛能而不使其被埋沒呢？
答查泰萊夫人：
中國人說「三歲定八十」，不無道理。這是說某重要的一面人是天生的，由基因決定。當然，後天的教導與培養也重要，哪方面比較重要眾說紛紜，有不少研究，但沒有肯定答案。我個人相信除非天生弱智，同一民族的先天智慧差別不大，後天的教養有很大的決定性。我也相信，不同的民族，因為基因遺傳不同，天生的智慧是有較大的差別的。大多數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最高。我則認為歐洲的可能比較優勝。
我們要在細節上判斷兒童的潛能。不要多管，不要多罵，更不要罰或打。觀察，細心地看兒童行為的小節。例如，我認為喜歡笑的孩子脾氣好，喜歡擲東西的有火氣，喜歡簡單玩具的有想像力。這些是我自己發明的體會，非專家也。
兒子兩歲時，我恐怕他跑出街外，在房子的前園建造了欄杆，上了扣。兩歲的兒子竟然懂得把扣打開──要通過兩重程序的。這是智慧。女兒九個月，爬下樓梯，懂得退後以腳先下。這也是智慧。判斷兒童的潛能，我們要注意這些小事，然後擇其可取的培養。教得好，孩子有火氣可以是重要的個性。
三十年前，兒女進入的私立幼兒園有這樣的教育哲理：選幼兒的長處而加以鼓勵，見其弱處則放慢來教，永不責罰。我同意這種教法。
paul 問：
有經濟學家認為你是用超邊際分析，對庇古關於公共產品和外部性的邊際分析進行了批評．但你的文獻裡卻沒超邊際分析這個概念，你是覺的不重要嗎，還是有其他理解？
答Paul：
歷來懶得管何謂超邊際分析。一位同學最近解釋說，那是經濟學上說的corner solution。蠢到死，這樣的淺話題怎會說得那樣深奧了？Corner solution是指選甲或選乙，不二者皆選，這是超邊際。邊際呢？二者皆選，只是邊際上孰多孰少的選擇。何愚之甚也。
以經濟理論解釋行為，必定要從局限轉變引起行為轉變的角度入手。不談轉變，經濟學是沒有解釋力的。然而，所有轉變皆邊際，不管超或不超也。
數學微積分處理的是無限小的變化。但如果你有我的想像力，很大的變化，或corner性的，可以作為無限小地看——邊際也。作學生時我理解到這一點，其後把任何轉變，不管是大是小，作為邊際處理。Corner可以有無數個，每個無限小，這用不著很大的想像力吧。我用的無限小的邊際，可以把整個泰山放進去。
楊小凱曾經批評我不懂邊際分析，可能是因為我把他的超邊際與傳統的邊際一視同仁，不分彼此也。讀我的《經濟解釋》，同學們會察覺到我無處不談轉變，到處皆邊際。小凱老弟可沒有解釋過什麼。欣賞他的天賦，曾經聘請過他。也曾經問他：你解釋過哪個現象呢？他答不出來。
要記著，重點永遠是能不能夠按著科學方法的規格來解釋現象或行為。分門別類地在數學中打轉，是小學問，我沒有興趣。小凱說得對，我根本不用管什麼邊際分析！
羅成問：
請問張五常先生，中國能否完成統一大業。完成與完不成會有怎樣的未來？
答羅成：
中華民族有一項奇特之處：繁盛必說統一，侵外沒有興趣。香港回歸辦得不好。這是因為八十年代初期，看好中國前景的只我一個，那所謂「基本法」是患上恐共症時動筆的。私下間，當時我對香港財政司提出兩項建議，要寫進「基本法」。其一是約束政府的總支出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其二是特首由北京委任。提出前者，因為意識到福利經濟一定擴張；提出後者，是希望北京對香港負責。當時財爺同意，但無能為力。
台灣回歸的問題，幾年前我看得比今天容易，因為連、宋兩位是中國人，對神州大地有感情。阿扁是台灣人，而馬英九雖然一表人材，有學識，但行事舉棋不定，對中國的文化認識不足。
何謂「國家」不容易下個定義。北京要統一台灣堅持了數十年，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決心。老實說，如果蔣經國先生還在，有他在台灣的公信力，統一大業應該遠為容易。
不統一的好處是增加互相競爭。這個傳統之見今天不對，因為國內的地區競爭很激烈，獨特製度使然也。另一方面，今天國內的經濟自由與權利界定，台灣老百姓可以接受。統一的好處，是國防與外交這兩方面的費用可以節省，而經濟上的合作會帶來巨大收益。不要忘記台灣的科技人材鼎盛，中國的發展很需要這些人。
我認為北京要統一大業，唯一可取的途徑是先搞經濟統一。如果在經濟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與國內的省與省之間一樣，人材與資金的流動達到一個自由市場的均衡點，我看不到統一大業會有大困難。
江蘇張凱 問：
請問先生：當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效果怎麼樣？請先生給廣大的農民兄弟指條路。
答張凱：
這幾年中國農民的生活的確有了大改進，當然還不夠，而如果農民的生活搞不起，萬事皆休。我們怎樣也要維護這幾年的改進速度，主要的法門是增加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鼓勵他們轉到工商業去。人民幣升值，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都有反效果。
把工商業推到農村去，八十年代初期嘗試過，不成功，但今天是時候了，成功的機會很大。這其中需要一項重要的策劃：北京當局要決定中國整體的人口及工商業的分佈的大略。有了這大略作決定，土地政策才有可為。我信奉自由市場，但有些重要事項是要政府策劃的，計劃經濟是也。我是替公司理論劃上句號的人，不能不這樣看。
我擔心的，是見到或讀到的目前的土地政策，潰不成軍，很有點亂來。希望自己看錯了。
燕趙凌雲 問：
張老,我是一個經濟學愛好者,我想考個經濟學研究生,但又怕國內的教育把我的思想搞亂了,學經濟學,自學能成嗎?
答燕趙凌云：
經濟學當然可以自學。二百多年前的斯密，二十世紀的戴維德，都是了不起的經濟學者，皆自學也。要點如下。
（一）有不少極具啟發性的書，不需要進入大學也可以讀得懂，但你要先學好英文。
（二）沒有好老師指導，你要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研討。無師兼無友，自學不會有大作為。
（三）細心觀察世事，尤其是市場的日常現象。更重要的是凡事要客觀地看。
（四）多讀像美國《華爾街日報》那個層面的經濟刊物。其實主要的只兩份：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與英國的《金融時報》。
（五）試圖把自己觀察所得與分析，用文字寫下來，寄出去發表。高小勇的《經濟學消息報》是很不錯的試點，讓你投石問路，可惜這幾年我沒有跟進這刊物。
nomad 問：
亞當·斯密《國富論》以分工理論開篇，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什麼導致了分工在以後的經濟學中只得到象徵性的尊重，沒有更好的發展？
答nomad：
《國富論》以制針廠起筆對我有大影響。斯密是實地調查後，得到啟發，然後著書立說的。倣傚，我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前無古人，寫成了自己的《經濟解釋》。
今天的經濟學不重視那間制針廠，是不重視真實世界調查的伸延。經濟學者把自己關進象牙塔之內，搞些什麼數學理論，或拿著些數字搞回歸分析，贏得大學的一個鐵飯碗，皆因對世事沒有興趣。是市場決定的行為，尊重市場，我還有什麼可說呢？這可見有真材實料的經濟解釋沒有什麼市場價值。君不見，目前北京的經濟政策不少是從西方的象牙塔經濟學抄過來的，不知所謂也。關於斯密提出的分工專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說是很大，但還是大大地低估了！說來話長，請參閱《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第三章第七節。
福建陳曉東 問：
在前幾年,中國免除了農業稅與特產稅.此舉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是我在下鄉採訪時,卻發現一些原來的農業縣因為此舉而面臨財政危機,請問張教授如何看這個現象?
答陳曉東：
關於改善農民生活，北京的政策好些不對，都說過了。但取消農業稅是對的，做得好，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這些年因為大量農民轉往工業，不少農地被棄置了。取消了農業稅，棄置了的農地又再被耕耘起來。這是農民大量轉業而農產品還繼續上升的一個原因。
其二是取消了農業稅，農地的租值上升。有了農地的轉讓或租出權，租值上升會鼓勵農地的合併使用，也會加速農轉工的走勢。僱用農工今天開始普及了。
關於縣或鄉鎮因為少了農業稅而入不敷支，上頭政府可以協助。事實上，這種上頭資助的政策早就存在，問題是這種抽其它稅後再分配的處理不一定做得公允，也可能導致貪污。是複雜兼頭痛的世界。
飛魚問：
中國一直是「人治」，而西方則是「法治」的歷史。請問這兩種方式哪種更好？各有什麼樣的利弊呢？
答飛魚：
中國傳統的人治，判案與管治的成本較西方的法治為低。從一個穩定不變的社會看是可取的。人治的重要弱點是不容易處理社會與科技的轉變。有兩項大困難。
其一是墨守成規，舊禮教不能應付受到西方影響的新社會。從乾隆皇帝到今天有二百多年了，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日子不堪回首。如果中國歷來有法治，外來的影響會遠為容易調整，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也。
其二是在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傳統中，有點頭腦的人都跑去做官，或學包公審案，科學的發展於是落後於人。中國的科學傳統乏善可陳，主要是人治所賜。蘇子寫《赤壁賦》，結尾說的顯示著物理學的天賦與經濟學的天賦，了不起的。但因為人治所需的學而優則仕，他做官，搞藝術。我說過，人治的制度，從中國的歷史看，不容許純以知識為生計的空間。
青島 阿糝問：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文化如何面對世界？
答阿糝：
人多勢眾，中國興盛起來，舉世嘩然，重視中國文化的老外無數。美國的幼兒班有教普通話的；英國學子選外語中文居首；幾天前電視報道，俄國有整間學校以中語授課的。
若干年前我認為中文比不上英語，不能成為國際語言，因為中文不能打字。今天有電腦協助，打中文比打英文還要快。近來我細心考慮中語文字，與英文比較一下優劣，得到的結論，是中文遠為容易學，二者皆可以優美，但在表達能力上，中文要寫得很到家才可與英文打個平手。這樣看．中文要成為國際語言是絕對可能的。不容易取代英語，但五十年後分庭抗禮的機會存在。
負面地看，我對簡體字有保留。一者不能用之於書法；二者簡體的字數太少，削弱了一點表達力；三者電腦處理簡體有時發神經。但米已成炊，我們不能回復到繁體的世界去。可能老外學簡體遠為容易。若如是，簡體有可取之處。這方面我有點感慨：我認為不懂繁體字的人，文字上不可能寫得過我！換言之，像我這種水平或以上的中語文章，將成絕響！
面對世界，目前北京對中國文化的處理，不足之處甚多。一言難盡，只說一句是管得太「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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