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蟲子問：
張教授，您是否反對政府對基礎研究的資助？
答蟲子：
不久前楊振寧教授說，中國政府資助研究太少，學術搞不上去。我是不同意的。北京對研究資助不算少，但主要問題還在其它。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類思想發展得最可觀的幾個時期與幾個地方，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紀時代的英國，沒有什麼政府資助。像牛頓、達爾文等人的偉大貢獻，政府資助何來哉？就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自他到美國獲得資助之前。奧國的孟德爾是個和尚，在教堂的後園種豆，創立了石破天驚的基因遺傳定律，要他死後五十多年世人才知道其重要性。這些重要例子，說明了人類的思想進步與科學發現，主要是文化的問題，是氣氛的問題，是好奇心的問題，是志同道合地研討的問題，而這一切，今天的中國不成氣候！氣氛不對，求知無味，政府資助再多也如擔沙塞海。
在美國任教職時，基金給我的研究資助沒有中斷過。無論怎樣小心地使用，我總是覺得浪費不少。另一方面，自己認為比較重要的研究所得，要不是沒有靠資助，而有資助的作品奇怪地不易傳世（除了《蜜蜂的神話》那一篇）。基金資助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研究的人要顧及資助者的喜好，或要投評審者的品味——這些帶來的效果，一般比不上出自好奇心而自發的。
我有一位外甥，是生物研究的國際大名家，歷來獲得的政府研究資助，近於美國之冠。他對我說，今天的生物研究，沒有資助不成，但他感到迷惑，因為生物學的重要貢獻，主要出自在沒有資助的時代。
我認為中國人的手指靈活，吃得苦，夠聰明，生物研究大有可為。因此我也認為，北京要鼓勵有錢人作生物研究的投資，今天，基礎研究與有商業價值的研究只差一線，近於分不開來。是的，商業生物研究風險大，但回報率可以高得很。有錢人家不應該那麼著重於地產投資吧。
風竹問：
張教授，以大連為代表的遼寧的經濟走勢您作何評價呢？
答風竹：
整個中國，島嶼不算，只大連一帶有真正的西海岸線。說過了，地球向東轉，地有吸力，風向東吹（從中國飛美國比美國飛中國快兩個小時），西海岸的氣候一般遠比東海岸為優。美國的西岸天氣一流，東岸則平平無奇矣。西雅圖比北京還要北，但氣候比北京溫和得多。
是的，大連一帶有西海岸之利，氣候可人，而受過外來文化的影響，市民的習慣是比較清潔了。不要忘記，薄熙來曾任大連市長，此君清廉，有幹勁——皆正數也。
可惜渤海轉了一個大彎，使大連有一點「島經濟」的局限，美中略為不足。不能不看好大連，只是長遠一點看，青島佔優。
實不相瞞，我對地區前景的推斷歷來準確，可惜說得太早，投資的朋友急不及待，惹來非議。氣候、地理、港口、交通、人口等因素眾所周知，但我喜歡加進文化與人材。更重要當然是制度那方面，而對世界各地的發展經驗總要有點掌握。後者不需要很詳盡，但要知得廣闊。同樣的情況，歷史的經驗一定重複。困難是考慮上述的因素的組合，尤其是比重的處理。
小奉問：
請問張教授看不看金庸小說?有何評價？
答小奉：
我這一代在香港長大的，沒有誰不看老查的小說。七年多前王朔發表《我看金庸》，痛罵「老金」，我寫《我也看金庸》回應，不同意（雖然欣賞王朔的文字）。老查當時在歐洲，傳來的消息是很高興。後來在杭州遇上，他要求轉載我那篇文章在他的一本結集中。茲附該文如下：
我也看金庸 二○○○年一月十三日
北京作家王朔，於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我看金庸》一文，痛罵「老金」，稱其武俠小說為「四大俗」之一（其它三俗為成龍、瓊瑤、四大天王）。文壇謾罵歷來無足輕重，但查大俠竟然下筆回應，而且是兩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腳踢，文壇一下子熱鬧起來了。
查先生的兩篇回應寫得好——我是寫不出來的——但我還是同意朋友的觀點，認為查先生不應該回應。他應該像自己所說的：「八風不動。」王朔的文章沒有什麼內容——「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我翻為：胡說八道的話，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壇上的地位，比我這個「大教授」高一輩。但他顯然六根未淨，忍不住出了手。前輩既然出了手，作為後輩的就大可湊湊熱鬧，趁機表現一下自己在武俠小說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說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暢銷，賺大錢——王先生說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批評賺錢作品不容易自圓其說：收入多少與歡迎程度之間是有一個等號的。「俗」有數解，其中「通俗」這一解是好的。說金庸作品通俗，是對的。王先生所說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貶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個大受市場歡迎的「不是好東西」，絕不容易。
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幾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歷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
我對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不懂武俠小說。他捧出一本《水滸》，但看來不知道還珠樓主那類作品，評武俠小說就不免少了一點基本功。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廣州出了一個雷雨田，其漫畫刻劃時代，也因為夠「抵死」而銷得。
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報章上連載《龍虎鬥京華》，跟著是《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年左右，當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劍下天山》的同時，一個叫金庸的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七劍》與《書劍》各擅勝場，打個平手，而又因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們就不再看還珠樓主或黃飛鴻了。
想當年，金庸為了餬口下筆，爭取讀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追讀他的《射鵰英雄傳》時，就對文學專家王子春說：「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麼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類武俠小說，高人如錢鍾書是寫不出來的。你可能說錢大師不屑寫武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寫也寫不出來是另一回事了。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並之以雜學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著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擊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約也是無奈，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
古今並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認為查先生的中語文字，當世無出其右！
杭州 Oliver 問：
五常教授,請問非洲經濟為什麼總是跟不上,以至於全洲幾乎是第三世界,難道是非洲大陸本身的缺陷,是熱帶的原因,還是種族的原因?我一直想知道,請教授試圖解釋.
答Olive：
不少證據顯示，人類起源於非洲。不容易相信：如果人類起於非洲，有最悠久的歷史，為什麼該洲的土人是那麼落後呢？
沒有跟進過，所知甚少。去年一位舊學生給我一本書，一下子找不著，忘記了書名，但記得其中對非洲發展的分析很有意思。作者指出，自古以來，非洲有兩大缺憾。其一那裡的天然動物怕人，不能在家中飼養。其二是傳統上非洲人沒有發明種植稻糧。二者合併，使該洲的民族不能儲存糧食，逼著天天狩獵為生。這樣，沒有空餘時間搞思想工作，文化就搞不出看頭。
個人之見，文化的厚度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歷史的經驗，是文化與經濟的發展一向並駕齊驅。這樣看，炎黃子孫得天獨厚。昔日陶淵明寫桃花源，提到「雞犬相聞」，雖然不相信桃花源存在過，但飼養家畜，在神州大地，遠在五柳先生之前可以肯定。至於可以儲存的稻糧，中國也可能開了天下的先河。黃土地可不是浪得虛名的。
在上述那本書中，作者高舉金屬發明的重要，因為古時以金屬作武器，容易無敵天下。這方面，中國商代的青銅科技冠於地球無疑問。我有時獨坐書房，拿著中國的古青銅及更早的玉件及陶器遐思，精彩絕倫，深不可測，反映著先人的智慧與文化厚度，也為後來的風風雨雨感到可惜。七年前，進入新紀元，我發表了幾期題為《驚回首，感慨話千年！》的文章，解釋為什麼中國這個偉大文化會變得那樣一蹶不振。
江蘇無錫 eric_byran 問：
張老，我是環境專業的畢業生。前段時間無錫的自來水問題搞的沸沸揚揚，不知張老對此的看法？
答byran：
不是食水專家，也不是環保專家，但當十多年前訪無錫時，游太湖，聽到水深平均不及兩公尺，立刻對招待的朋友說：「太湖那麼淺，環保或污染的災難隨時會出現。」不幸言中。
這幾年無錫發展得快，非常快，我不用問，也不用看，可以猜測那裡的化工業一定是搞起來了。是非常頭痛的問題。有些化工業的確污染得厲害，但不可或缺。我的父親當年被稱為香港電鍍業之父（今天還有人記得），家傳所至，我對這行業是有認識的。電鍍污染知名，解救不易。電鍍通常鍍幾層，每層之間要用「毒」水清洗，要用很多水，而電鍍的藥水久不久要更換，要怎樣處理這些廢水呢？另一方面，發展工業是不可以沒有電鍍的。其它如染布等，皆污染能手也。
九十年代長三角起飛時，熱門而又搶手的工業區一般不歡迎化工。你要電子，我要電子，何來那麼多的電子工業了？沒有調查過，但我敢打賭，不少化工業被趕到這幾年急起直追的無錫那裡去。
廣州 包包問：
2007年有1千萬人高考，4年後這些人如何找工作？您覺得中國能消化每年這麼多新增加的勞動力嗎？
答包包：
看似深問題，其實答案淺得很。有兩點。
（一）只要政府或壓力團體不干預勞力市場的合約選擇（包括沒有最低工資等），找工作的人再多市場也容易消化。這是不可能錯的歷史經驗，本科一年級的經濟學有解釋。
（二）人民的知識增加，或遲或早他們的收入一定上升。一個封閉的國家如是，國家對外開放更如是。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工人或人民的收入是通過國際競爭決定的。這樣看，中國參加高考的學子當然是愈多愈好的。要擔心的還是教育制度的問題。十年前我欣賞國內大學的求學氣氛，認為只要老師的水平大幅改進，有可為，但這些日子我是愈來愈擔心了。
北京 tooth 問：
請問張老，怎麼看中醫？近來中國大陸，傳統中醫的有效性被一些專家廣泛質疑。
答tooth：
據我的理解，中醫論養生之道，重視生活的節奏，而藥物基本上是補充人體的所需與紓緩不正常的變動。我曾經好奇地以不詳盡的資料，大略地估計一下十八世紀及以前的中國人壽命與西方的相比。都是有見經傳的人物，得出的結果是中國人的壽命較長。不大可靠，但不支持西醫比中醫強——是說十八世紀及以前的。
問題是十九世紀起，西方的醫學有四項極為重要的發明，把中醫比下去了。其一是疫苗，其二是麻醉藥，其三是X光，其四是抗生素。有了這些，如果算進嬰兒，人的壽命延長了不只三十年。說不定延長了近六十年——三十五年前我的兒子出生時，醫生說預期的壽命是一百歲！
今天，以壽命長短論高下，西方醫術勝出幾條街是沒有疑問的。至於壽命的延長是否代表著美好的生命，則見仁見智了。
香港人問：
經常看張老的博客,知道張老對於長三角上海很看好.現在想問問對香港的看法,它的前景怎麼樣?
答香港人：
長三角在世界最大的大陸的東海岸，有什麼令人討厭的黃梅時節，夏天甚熱，冬天濕度高，冷得不舒服。但除了這些，那一帶是地球上最宜發展工商業的了。整體來說，氣候其實不差。正面看是土地廣大平坦，水源充足但沒有水災，而中國文化那裡不僅有厚度，而且變化多，比起北京是遠為浪漫了。王羲之、杜牧、蘇東坡、柳永、徐渭等風流人物都在長三角一帶流連過。
一九九三起步，長三角只八年就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早就知道這超越會出現，但來得那麼快卻是意料不及的。兩個原因。其一是長三角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比珠三角的計劃不足的市場經濟可取。這也是說，口口聲聲高舉無形之手的眾君子沒有讀過高斯和我的公司理論。其二是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九十年代形成，是起自長三角一帶的。
一九九二年我說，二十五年後長三角一帶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今天衡量，正是按著我說的時間表發展。不久前我說，只要中國大手解除匯管，開放金融──像香港那樣放──上海會在三年後超越香港。其中一個理由，也說過，是雖然鐘點時間二者一樣，上海的太陽比香港的早出一個小時。太陽先出金融業先開市，先拔頭籌也。舉個例，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早出一個小時，後者的股市就搞不上去。
香港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好，而商業及金融人材無疑是東南亞之冠。當年東方之珠的稱呼可不是浪得虛名的。然而，二十年來香港的福利經濟急升，什麼醫療、教育等支出龐大，高地價政策依舊，而政治活動與日俱增——皆負數也。昔日香港協助中國開放改革功不可抹，今天則倒轉過來，國內協助香港。
與長三角相鬥，珠三角的敗局已成！但如果廣東省政府的有形之手懂得怎樣處理，逼成和局是還有機會的。其中玄機不說算了。
小張問：
今天我父親和我討論中國是否能向北歐高稅收、高福利、高工資的模式學習，我想一般教科書式答案可能是人口數量、資本積累、政治制度等國情不同，因此不適宜奉行北歐模式。父親問在克服這些條件之下中國又能從中學到什麼時，我無法回答，現將這一問題請教張先生，謝謝！
答小張：
北歐的高福利、高人均收入、高稅收、高物價、高工資——什麼都高，只有貧富差距不高——使不少人羨慕，有說是最理想的制度了。數十年前經濟大師森穆遜就曾經對北歐大讚特贊。皆淺見也。我到過那裡兩次，一目瞭然。舉幾個例子饗讀者吧。
到一家中國菜館進膳，明碼實價，見價格奇高，選了最相宜的青菜炒雞片，十八美元。一小碟傳上，內裡只有小小的六塊雞片，可以一口吃掉。發脾氣，問老闆是否弄錯了。老闆是中國人，用中國話細心解釋：「先生，我們這裡養雞要抽稅，飼料要抽稅，抽幾重，雞的運輸要抽稅，批發要抽稅，零售要抽稅，入我門來，輪到烹好賣給你，又要抽幾重稅。一碟收你十八美元，其中起碼十二元是稅，不是很相宜嗎？」
到西餐館午餐，一杯白開水五美元。我們一家四口叫了一塊三文治，一些其它零食，三文治只吃一半，其餘一半打包，帶回酒店充飢去。一位重要人物在家中宴請我們，座中貴賓有艾智仁，也有德姆塞茨。共八人，主菜是鹿肉。八塊鹿肉，其中一塊不小心掉到地上，要清洗才夠一人一塊。到市場買水果，主要見到的是香蕉十多隻，不知怎樣下注才對。
一位朋友的太太在浴室跌倒，腿骨輕折，政府補償工資休假六個月之外，還替友人家中的浴室大事修改，免費的，為恐意外再發生也。這些費用的全部，由政府估計的，都被算進國民收入之內。這可見在北歐的政制中，抽稅愈多，國民收入的增長愈大。數字一般很好看，只是消費者的享受，有苦自知。
北歐的人口密度不到中國的百分之一，但樓房的價格遠比中國為高。不知政府稅收佔了樓價的多少？
上海更新自己問：
想聽聽大師對現在大學生就業難的看法？
答更新自己：
大學生就業有什麼困難呢？如果不嫌工資低，就業易過借火。困難是學要有所用，而又要找到自己有興趣、收入能正確地反映學子的產出能力。這困難起自交易（訊息）費用高，給學子們有世界不公的感受。事實上，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就業市場往往不公。
昔日老師艾智仁堅持我要把文章寫得清晰易懂，說：「你的老師沒有一個懷疑你的天賦，但文字表達不成話，市場會視天賦如廢物，將來你會很失望。」我於是在文字上痛下苦功，論文只交出一章就殺出重圍了。
是的，大學教的是一回事，自己學的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文字要暢通，表達要清晰，中、英要兼通——這些是就業要有好前途的起碼要求。不容易，學校老師不多教，要自修，自己苦練。從時間投資的角度看，我想不到有哪方面的回報率能比投資於語文更高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初出道時，千萬不要斤斤計較工資的多少。重要是選自己有興趣，而工作的本身可以學得很多的。知識投資是出路的重點，是三十歲之前要集中的項目。孔子說自己：「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
第三點是要關心自己的工作。任何有前途的機構，都重視關心於工作的員工。這是說，不管是什麼職位，你要養成關心近於無足輕重的瑣事的習慣：對瑣事的不斷關心才可以做出大事來。我寫學術文章，關心小節是習慣，於是有成。其它工作應該是一樣的。昔日在美國，與幾位建築行業的老闆談及僱用員工的選擇，他們都重視關心。He or she cares這句話，是對員工的高評價。
第四點是要誠實。說謊或欺騙可以有短暫的小甜頭，但長遠來說是不智的。有以瞞騙過日子的人，也有以之打上去或甚至發達的，但或然率不支持這樣的成功途徑——走不過也。我的父親謝世前對我說，他靠誠實起家，生意朋友對他信任，給他好處無數。輪到我自己搞學術，對資料的處理以小心誠實知名。後來累了，懶得多下註腳，行內的朋友放我一馬，認為我說的歷來可信。
這就是了，大學生找工作，不嫌工資低易找，困難是怎樣打上去。我的建議是多自修語文，重視興趣與知識的增長，關心工作，誠以待人。這些條件不容易，但沒有可靠的捷徑。同學要好自為之。
澳門荊問：
請問張教授認為"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芝大的Steven D. Levitt 教授在運用經濟學解釋世事與張教授的方法有何差別?
答荊：
不少讀者問及我對芝大Levitt教授的看法，可能因為他對世界現象的興趣與我相若。大家的品味無疑相近，有兩方面不同。
Levitt教授解釋現象的法門主要是從「動機」（incentive）入手。我完全不管動機，入手是看局限條件的轉變。從動機的角度看世界，可能對，也應該對，但動機何物我們無從觀察。因此，我認為從「動機」角度推出來的假說或解釋是不能驗證的。我選局限轉變的角度入手，可以驗證，但較為困難，而從說故事的角度看，沒有「動機」那麼好聽或易懂。
一般而言，西方老外對過癮現象的認識不可能比得上生長在亞洲的。鬼子佬的社會，法治比較嚴明，禮貌比較周到，舉止比較得體，生活較有規律，而衛生也比我們清潔得多了。換言之，西方的社會比亞洲的少變化，較穩定。好是好，但從經濟現象那方面看，西方遠不及亞洲那樣多彩多姿。是的，Levitt教授認為是精彩刺激的新奇現象，長大於香港西灣河的人會認為是小兒科，不值一提的。
如果中國的青年有像艾智仁等大師教他們經濟原理，經濟學的發展會比今天的有趣得多，而解釋力也遠為優勝了。
Tuesday, July 31, 2007
五常考室 5 - 6
5、“Price discrimination i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pric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in different markets.” What does this mean? Offer another reason for price discrimination.
Wealth maximization for a monopolistic seller requires that their marginal revenues in different markets be equal, given the marginal cost of production being the same. If th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in different markets are not the same, equating marginal revenues implies the prices charged in different markets will be different, hence price discrimination.
But price discrimination may occur if and when information costs vary among different customers or in different markets, therefore price discrimination may occur even if elasticities of demand are the same.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l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costs and demand elasticities. The typical example is people bargain when they buy, with each customer ending up paying different prices for the same goods, and this may bear no systematic relation with th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6、“In a one-man economy there is scarcity, but not shortage.” Do you agree? Explain. “In a society there is no shortage.” Do you agree? Explain.
When more is perfered to less, scarcity is implied. This situation certainly exists in a one-man economy, because that one man must be observed to sacrifice something to get something else. Whenever sacrifice is observed, scarcity is implied.
There is no shortage even in a society,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all markets must be “cleared” in order to produce equilibrium situations. If equilibrium is not attained, no theory is implied, hence economics cannot explain behaviour. If the price of a good is controlled to below the market price, the alleged presence of the shortage, hence disequilibrium, simply means that we have no theory. It is not a fact. If queuing occurs, equilibrium may again be derived as a matter of routine, but then the market is again cleared—hence no shortage.
Wealth maximization for a monopolistic seller requires that their marginal revenues in different markets be equal, given the marginal cost of production being the same. If th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in different markets are not the same, equating marginal revenues implies the prices charged in different markets will be different, hence price discrimination.
But price discrimination may occur if and when information costs vary among different customers or in different markets, therefore price discrimination may occur even if elasticities of demand are the same.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l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costs and demand elasticities. The typical example is people bargain when they buy, with each customer ending up paying different prices for the same goods, and this may bear no systematic relation with the elasticities of demand.
6、“In a one-man economy there is scarcity, but not shortage.” Do you agree? Explain. “In a society there is no shortage.” Do you agree? Explain.
When more is perfered to less, scarcity is implied. This situation certainly exists in a one-man economy, because that one man must be observed to sacrifice something to get something else. Whenever sacrifice is observed, scarcity is implied.
There is no shortage even in a society,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all markets must be “cleared” in order to produce equilibrium situations. If equilibrium is not attained, no theory is implied, hence economics cannot explain behaviour. If the price of a good is controlled to below the market price, the alleged presence of the shortage, hence disequilibrium, simply means that we have no theory. It is not a fact. If queuing occurs, equilibrium may again be derived as a matter of routine, but then the market is again cleared—hence no shortage.
Thursday, July 26, 2007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八）
前文提及，解釋個別合約安排，指出某些交易費用的轉變就足夠，但分析制度的整體，把交易或社會費用的整體放進去，要過三道難關。前文分析過首兩道，這裡轉談第三道，最困難的。困難的起因，是經濟學要遵守在局限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這個武斷假設，任何情況不能反覆。稍有差池，或時守時不守，推理邏輯立刻發神經，假說不可能被推翻，於是無從驗證。
假設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交易費用是一種局限，是制度或合約安排的成本。從套套邏輯的角度看，任何安排，這些費用一定是最低的。史密斯的思維說，人的自私會帶來改進生計的安排，雖然沒有明確地考慮交易費用，但確是白紙黑字地這樣寫過。問題是，我們怎可以解釋昔日中國的人民公社的興起呢？說過了，人民公社是一種合約安排，交易或制度費用高得離奇，死人無數，而我自己絕不懷疑，一種足以滅絕人類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出現的。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怎可以導致災難性的發展呢？無可置疑，解釋當年的人民公社從大鍋飯起，演變出來的公社工分制，跟著是生產大隊、生產小隊，再跟著是包產到組、到戶、到勞、到大包干——到今天的權利界定及驚人的經濟增長——遠比解釋為什麼人民公社的出現來得容易。不要告訴我毛主席的主張是個解釋——要解釋的是為什麼當年有那麼多人支持人民公社。
史密斯是古往今來的一個偉大思想家。他的思維有兩個相關的重要起點，都對。其一是人的自私自利，通過專業產出與市場交易，互相得益，給社會帶來驚人的財富增長——這是後人重複過無數次的「無形之手」了。其二，史前輩認為人與人之間有同情心，有點互愛：見到一個孩子快要溺斃，有人會跳下水去搶救。二者相加，再加上博學多才，洞察入微，史氏的思維走上了後來影響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路，以之闡釋制度安排的演變。很不幸，思想偉大如斯，卻無從解釋為什麼單是二十世紀，就出現過那麼多次近於毀滅人類的競爭安排。如果我們接受赫舒拉發的《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的看法，那麼三十年來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論，是起於史前輩漠視了人類的本質有無可救藥的一面：自私推到盡頭，在某些局限下，可以是漆黑一片的。我不認為博弈理論可以解釋什麼，但究竟是哪些局限推翻了史前輩的規律是個重要問題。
是哪種哪類的局限可以導致災難性的制度安排呢？讓我們回到Tripolitania的土地公用的例子去。作者A. Bottomley發表該短文是一九六三年，今天Tripolitania的土地制度安排可能改變了。我沒有跟進，這裡提出的解釋是猜測，作不得準，雖然其它實例支持我的看法。
話說Tripolitania的土地極宜種植杏仁樹，租值高，卻公用放牧，土地的租值於是消散了。這是走上了史密斯的思維不容許的路，那是為什麼？有幾個可能。首先，我們不能漠視當年史德拉與高斯提出的、半說笑的理由：蠢政策可能因為人生得蠢。Tripolitania的人民可能因為知識不足，或訊息費用過高，所以不知道土地可以界定為私產，或不知道杏仁有市場價值。有可能嗎？機會甚微：這些訊息得之甚易也。
第二個可能的機會較高。那是私產的界定與保護的費用高：建造欄杆費用不小，而外人侵犯（偷杏仁）要防禦，加上在政局不穩定或戰亂隨時會出現的情況下，需要長期培植的杏仁樹是不容易考慮了。這解釋的命中率可觀：一九八三年底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一行，見到小果樹開始培植，我立刻說中國的開放改革不容易走回頭路：農民一般有這樣的判斷，他們對維護產權的壓力比我的文章建議大得多了。
第三個可能的機會也高。那是儘管我們見到的是土地公用放牧，其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放。如果放牧的人數或戶口有數量約束，租值不會是零：土地的租值是零，但放牧的權利，因為有戶口約束，不是零——土地私產應得的租值，某部分轉移到有戶口約束的放牧權利那邊去。租值的總額比不上土地界定為私產，但戶籍因為數量有約束而值錢，是另一種租值。三十八年前我調查公海漁業，結論與傳統的租值消散有別。公海本身不是私產，不能收租，但漁船的數量有牌照管制，每個牌照的市價動不動數十萬美元，是租值。有牌照的當然不反對漁海公用，但極力反對多發牌照！（後來美洲西岸的海灣學香港，以浮籠飼養三文魚，使魚價暴跌七成，漁船牌照之價下降九成，大吵大鬧，今天打成怎樣我沒有跟進。）
上述的分析含意著一個沒有人提出過的重要規律。（這裡先賣個關子，讓讀者猜猜，很難猜中的。）每個人在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合約或制度安排的選擇會朝著增加資源使用的租值那個方向發展。這是減低租值消散或減低交易費用的方向了。然而，姑勿論人民公社那個層面的租值消散的安排，局部的租值消散或公用資源的安排，含意著提升交易費用的，歷史屢見不鮮。我要指出的規律是：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只有在集體性的選擇可以出現。當然，社會永遠是集體的，但由個人作決策而加起來的集體，與聯群結隊或分黨分派的集體決策不一樣，而租值消散的增加只可能是集體決策的效果。集體決策不一定會增加租值消散，可以減少，但規律是，嚴重的租值消散只可能在或明或暗的集體決策中出現。一般來說，不管民主不民主，政治決策多屬集體性。
四十三年前艾智仁對我說，經濟學的起點永遠是個人作決策，因為從來沒有集體決策的理論（no group theory）。今天也沒有。回頭看史密斯，他是以個人作決策為起點。在自私自利與同情心的合併下，邏輯說，災難性的租值消散推不出來。另一方面，集體是由個人組合而成，集體的決策也是由個人決策組合，不同之處是，先或明或暗地組合而後決策，或有組織性的決策，個人反對不易，要離隊獨行代價不小。好比一家股權不能出售的公司，集體決策導致租值消散的機會遠高於股權可以出售的。
一九七四年我發表重要的《價格管制理論》，其中提到，凡有價管，任何其它分配準則都會導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人的行為怎樣要看哪種準則被採用，而準則的採用或選擇，則要遵守在局限約束下減少租值消散的規律。今天回顧，當年的思維沒有錯。這裡作出的補充，是集體性或對個人有強逼性的決策，可以導致租值大消散的，是因為聯群結隊的局限條件或交易費用被推到另一個層面去。
（之八）
假設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交易費用是一種局限，是制度或合約安排的成本。從套套邏輯的角度看，任何安排，這些費用一定是最低的。史密斯的思維說，人的自私會帶來改進生計的安排，雖然沒有明確地考慮交易費用，但確是白紙黑字地這樣寫過。問題是，我們怎可以解釋昔日中國的人民公社的興起呢？說過了，人民公社是一種合約安排，交易或制度費用高得離奇，死人無數，而我自己絕不懷疑，一種足以滅絕人類的制度安排是可以出現的。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怎可以導致災難性的發展呢？無可置疑，解釋當年的人民公社從大鍋飯起，演變出來的公社工分制，跟著是生產大隊、生產小隊，再跟著是包產到組、到戶、到勞、到大包干——到今天的權利界定及驚人的經濟增長——遠比解釋為什麼人民公社的出現來得容易。不要告訴我毛主席的主張是個解釋——要解釋的是為什麼當年有那麼多人支持人民公社。
史密斯是古往今來的一個偉大思想家。他的思維有兩個相關的重要起點，都對。其一是人的自私自利，通過專業產出與市場交易，互相得益，給社會帶來驚人的財富增長——這是後人重複過無數次的「無形之手」了。其二，史前輩認為人與人之間有同情心，有點互愛：見到一個孩子快要溺斃，有人會跳下水去搶救。二者相加，再加上博學多才，洞察入微，史氏的思維走上了後來影響達爾文的「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路，以之闡釋制度安排的演變。很不幸，思想偉大如斯，卻無從解釋為什麼單是二十世紀，就出現過那麼多次近於毀滅人類的競爭安排。如果我們接受赫舒拉發的《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的看法，那麼三十年來大行其道的博弈理論，是起於史前輩漠視了人類的本質有無可救藥的一面：自私推到盡頭，在某些局限下，可以是漆黑一片的。我不認為博弈理論可以解釋什麼，但究竟是哪些局限推翻了史前輩的規律是個重要問題。
是哪種哪類的局限可以導致災難性的制度安排呢？讓我們回到Tripolitania的土地公用的例子去。作者A. Bottomley發表該短文是一九六三年，今天Tripolitania的土地制度安排可能改變了。我沒有跟進，這裡提出的解釋是猜測，作不得準，雖然其它實例支持我的看法。
話說Tripolitania的土地極宜種植杏仁樹，租值高，卻公用放牧，土地的租值於是消散了。這是走上了史密斯的思維不容許的路，那是為什麼？有幾個可能。首先，我們不能漠視當年史德拉與高斯提出的、半說笑的理由：蠢政策可能因為人生得蠢。Tripolitania的人民可能因為知識不足，或訊息費用過高，所以不知道土地可以界定為私產，或不知道杏仁有市場價值。有可能嗎？機會甚微：這些訊息得之甚易也。
第二個可能的機會較高。那是私產的界定與保護的費用高：建造欄杆費用不小，而外人侵犯（偷杏仁）要防禦，加上在政局不穩定或戰亂隨時會出現的情況下，需要長期培植的杏仁樹是不容易考慮了。這解釋的命中率可觀：一九八三年底從香港坐火車到廣州一行，見到小果樹開始培植，我立刻說中國的開放改革不容易走回頭路：農民一般有這樣的判斷，他們對維護產權的壓力比我的文章建議大得多了。
第三個可能的機會也高。那是儘管我們見到的是土地公用放牧，其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放。如果放牧的人數或戶口有數量約束，租值不會是零：土地的租值是零，但放牧的權利，因為有戶口約束，不是零——土地私產應得的租值，某部分轉移到有戶口約束的放牧權利那邊去。租值的總額比不上土地界定為私產，但戶籍因為數量有約束而值錢，是另一種租值。三十八年前我調查公海漁業，結論與傳統的租值消散有別。公海本身不是私產，不能收租，但漁船的數量有牌照管制，每個牌照的市價動不動數十萬美元，是租值。有牌照的當然不反對漁海公用，但極力反對多發牌照！（後來美洲西岸的海灣學香港，以浮籠飼養三文魚，使魚價暴跌七成，漁船牌照之價下降九成，大吵大鬧，今天打成怎樣我沒有跟進。）
上述的分析含意著一個沒有人提出過的重要規律。（這裡先賣個關子，讓讀者猜猜，很難猜中的。）每個人在局限下爭取利益極大化，合約或制度安排的選擇會朝著增加資源使用的租值那個方向發展。這是減低租值消散或減低交易費用的方向了。然而，姑勿論人民公社那個層面的租值消散的安排，局部的租值消散或公用資源的安排，含意著提升交易費用的，歷史屢見不鮮。我要指出的規律是：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只有在集體性的選擇可以出現。當然，社會永遠是集體的，但由個人作決策而加起來的集體，與聯群結隊或分黨分派的集體決策不一樣，而租值消散的增加只可能是集體決策的效果。集體決策不一定會增加租值消散，可以減少，但規律是，嚴重的租值消散只可能在或明或暗的集體決策中出現。一般來說，不管民主不民主，政治決策多屬集體性。
四十三年前艾智仁對我說，經濟學的起點永遠是個人作決策，因為從來沒有集體決策的理論（no group theory）。今天也沒有。回頭看史密斯，他是以個人作決策為起點。在自私自利與同情心的合併下，邏輯說，災難性的租值消散推不出來。另一方面，集體是由個人組合而成，集體的決策也是由個人決策組合，不同之處是，先或明或暗地組合而後決策，或有組織性的決策，個人反對不易，要離隊獨行代價不小。好比一家股權不能出售的公司，集體決策導致租值消散的機會遠高於股權可以出售的。
一九七四年我發表重要的《價格管制理論》，其中提到，凡有價管，任何其它分配準則都會導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人的行為怎樣要看哪種準則被採用，而準則的採用或選擇，則要遵守在局限約束下減少租值消散的規律。今天回顧，當年的思維沒有錯。這裡作出的補充，是集體性或對個人有強逼性的決策，可以導致租值大消散的，是因為聯群結隊的局限條件或交易費用被推到另一個層面去。
（之八）
Thursday, July 19, 2007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七）
這系列文章看來真的不易讀，儘管我務求淺白，叫苦的讀者無數。不湛深，但複雜。讓我停一下，重複幾句以前說過的。
交易費用有多方面，首先的困難是好些時我們無從分開不同的交易費用。邊際的轉變可以分，但不可以把總費用的不同類別切開來。解釋現象只要求邊際分得開，知道其轉變，用不著一項一項地切開來的。這是傳統的、一起產出幾種產品不能瓜分總成本的老話題，解釋行為只要知道邊際的轉變就足夠。
因為不能瓜分不同的交易費用，三十三年前我被迫而提出廣義性的、應該稱為制度費用的交易費用。這是說，我是逼著要把一人世界不存在的所有費用或成本算進交易（制度）費用之內，而一人世界是沒有經濟制度的。這廣義的交易費用觀高斯同意，阿羅同意，而十年前佛利民認為是天才之筆了。問題是，好些時，這定義牽涉到的，不一定有交易存在。要不是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一詞先入為主，我會改稱之為制度費用（institution cost）。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交易費用的本質。個人認為最基本的看法，是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無可避免的競爭，需要有約束才可以共存。這些約束可以是權利界定，或論資排輩，或法例規限，或風俗習慣——皆或明或暗地含意著協議或合約安排。因為人的自私，加上量度與訊息等問題，這些約束的遵守或履行就需要費用了。這些是魯賓遜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的費用——制度或交易費用。這樣看，只要人與人之間有競爭，交易費用不可能是零！
上期談到，處理制度整體，把廣義的交易費用放進去，要過三道難關。其一，談到的，是不能從零加上去，而是要從上頭減下來。這裡轉談第二道難關，是怎樣減才對。
不要告訴我其它專家有不同的看法。為了邏輯的穩定與簡單的處理，我堅守在局限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這個假設。是武斷的，我們不需要管究竟自私是否天生的基因使然。在這假設下，如果有合約或制度的安排能減少交易費用，導致資源使用的收入或租值增加，這些安排會被採用。這是把交易費用從上頭減下去的出發點，但怎樣減法可不是那麼容易。
讓我們回到上期提到的放牧與杏仁樹的例子去——這例子夠簡單。Tripolitania的草原極宜種植價值高的杏仁樹（只美國加州，杏仁每年出口十多億美元），但因為土地公用，不是私產，人民用作放牧，不種植。作者A. Bottomley沒有說，我曾經替他指出，土地公用，放棄種植，是因為放牧可以在晚上把牧群趕回家，而下種了的杏仁樹卻不可以頻頻移動。如果土地以界線劃分，界定為私產，沒有業主准許外人無權闖進，杏仁樹的培植會出現。
讓我假設土地在公用的情況下，放牧的收入等於放牧的成本。公用土地的租值於是等於零。把土地改作私產，種植杏仁樹，土地的租值會高於零。上期提及，土地公用，這租值的放棄或消散是交易（社會）費用，因此，土地私產化帶來的正數租值，是代替了交易費用，也是說交易費用減少了。如果私產土地加上轉讓權，可以出售或出租，土地的租值會增加。這是因為土地的使用可以通過轉讓及競爭而落在善於使用土地的人的手上。這租值增加反映交易費用再下降——自由轉讓與市場競爭一般有減低交易費用的效果。這也可見，市場的出現起於有交易費用的存在，可以把這些費用減低，而傳統的經濟學假設市場的交易費用為零，前後矛盾，是嚴重的失誤。
是複雜的學問，要小心了。這裡要注意，說交易費用下降，是因為一些合約安排代替了另一些合約安排，而交易費用也由一類代替了另一類。公用土地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協議；私產的形成與轉讓帶來的市場交易，是另一種安排。前者的交易（社會）費用主要是租值消散，後者有土地的量度與保護費用，有土地議價、訊息費用等，而法律費用一般是提升了的。把租值消散作為交易費用看，行內只我一個，但私產的保障與市場的運作有費用，則眾所周知。行內的朋友因此沒有注意到，私產與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的。他們其中不少認為私產與市場的交易費用高得很，於是支持資產公用或政府干預，漠視了租值消散，看錯了問題。
這就帶來更為複雜的另一點。私產與市場盤古初開有之，無疑是人類生計的首要發明，但客觀地看世界，我們不應該墨守成規。有些資產界定為私有可能費用過高，而更重要的是市場或市價的採用，也有另一些交易費用的困難。高斯和我對公司的分析，使我們不能反對所有計劃經濟。問題是政治人物有政治的考慮，壓力團體有切身利益的要求，而信奉市場的學者往往把私產與市場推到宗教的層面去。
毋庸諱言，經濟學是不容易客觀的學問。不管切身利益的論點不容易，而牽涉到不易量度的交易費用與或明或暗的合約安排，分析的人真的要毫無成見才能把世界看清楚。我自己用的是下象棋的意識，面對問題是面對一局棋。話雖如此，處理政策建議，自己與親友的利益可以不顧，但對青年或貧困的人不利的，儘管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影響力，不喜歡寫出來。這就帶來我對行內朋友的質疑：只要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是如此這般，解釋現象或建議政策大可混水摸魚。三十四年前我發表《蜜蜂的神話》，手起刀落，贏得掌聲無數，可惜這些掌聲拍不出什麼影響來。
還有一點這裡順便一提。一九八一年分析中國的去向時，我指出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費用只要下降一小點，經濟增長會急升。當時的中國，政治費用（也是社會或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比率高得離奇。這比率只要能略減，增長率不可能不跳升。今天回顧，這看法沒有錯。然而，想深一層，交易費用的比率下降會導致經濟急升這個規律，只限於產品結構大致不變的情況。如果經濟的發展帶來重要的產出結構轉變，急速的增長率可以有較高的交易費用的比率。這是說，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經濟的增長是總租值的上升，而邏輯說，如果產出的結構有變，租值的急升與交易費用比率的上升是沒有矛盾的。從交易費用的比率看，農業經濟一般是比工商業經濟為低的。
（之七）
交易費用有多方面，首先的困難是好些時我們無從分開不同的交易費用。邊際的轉變可以分，但不可以把總費用的不同類別切開來。解釋現象只要求邊際分得開，知道其轉變，用不著一項一項地切開來的。這是傳統的、一起產出幾種產品不能瓜分總成本的老話題，解釋行為只要知道邊際的轉變就足夠。
因為不能瓜分不同的交易費用，三十三年前我被迫而提出廣義性的、應該稱為制度費用的交易費用。這是說，我是逼著要把一人世界不存在的所有費用或成本算進交易（制度）費用之內，而一人世界是沒有經濟制度的。這廣義的交易費用觀高斯同意，阿羅同意，而十年前佛利民認為是天才之筆了。問題是，好些時，這定義牽涉到的，不一定有交易存在。要不是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一詞先入為主，我會改稱之為制度費用（institution cost）。
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交易費用的本質。個人認為最基本的看法，是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無可避免的競爭，需要有約束才可以共存。這些約束可以是權利界定，或論資排輩，或法例規限，或風俗習慣——皆或明或暗地含意著協議或合約安排。因為人的自私，加上量度與訊息等問題，這些約束的遵守或履行就需要費用了。這些是魯賓遜一人世界不可能存在的費用——制度或交易費用。這樣看，只要人與人之間有競爭，交易費用不可能是零！
上期談到，處理制度整體，把廣義的交易費用放進去，要過三道難關。其一，談到的，是不能從零加上去，而是要從上頭減下來。這裡轉談第二道難關，是怎樣減才對。
不要告訴我其它專家有不同的看法。為了邏輯的穩定與簡單的處理，我堅守在局限下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這個假設。是武斷的，我們不需要管究竟自私是否天生的基因使然。在這假設下，如果有合約或制度的安排能減少交易費用，導致資源使用的收入或租值增加，這些安排會被採用。這是把交易費用從上頭減下去的出發點，但怎樣減法可不是那麼容易。
讓我們回到上期提到的放牧與杏仁樹的例子去——這例子夠簡單。Tripolitania的草原極宜種植價值高的杏仁樹（只美國加州，杏仁每年出口十多億美元），但因為土地公用，不是私產，人民用作放牧，不種植。作者A. Bottomley沒有說，我曾經替他指出，土地公用，放棄種植，是因為放牧可以在晚上把牧群趕回家，而下種了的杏仁樹卻不可以頻頻移動。如果土地以界線劃分，界定為私產，沒有業主准許外人無權闖進，杏仁樹的培植會出現。
讓我假設土地在公用的情況下，放牧的收入等於放牧的成本。公用土地的租值於是等於零。把土地改作私產，種植杏仁樹，土地的租值會高於零。上期提及，土地公用，這租值的放棄或消散是交易（社會）費用，因此，土地私產化帶來的正數租值，是代替了交易費用，也是說交易費用減少了。如果私產土地加上轉讓權，可以出售或出租，土地的租值會增加。這是因為土地的使用可以通過轉讓及競爭而落在善於使用土地的人的手上。這租值增加反映交易費用再下降——自由轉讓與市場競爭一般有減低交易費用的效果。這也可見，市場的出現起於有交易費用的存在，可以把這些費用減低，而傳統的經濟學假設市場的交易費用為零，前後矛盾，是嚴重的失誤。
是複雜的學問，要小心了。這裡要注意，說交易費用下降，是因為一些合約安排代替了另一些合約安排，而交易費用也由一類代替了另一類。公用土地也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協議；私產的形成與轉讓帶來的市場交易，是另一種安排。前者的交易（社會）費用主要是租值消散，後者有土地的量度與保護費用，有土地議價、訊息費用等，而法律費用一般是提升了的。把租值消散作為交易費用看，行內只我一個，但私產的保障與市場的運作有費用，則眾所周知。行內的朋友因此沒有注意到，私產與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的。他們其中不少認為私產與市場的交易費用高得很，於是支持資產公用或政府干預，漠視了租值消散，看錯了問題。
這就帶來更為複雜的另一點。私產與市場盤古初開有之，無疑是人類生計的首要發明，但客觀地看世界，我們不應該墨守成規。有些資產界定為私有可能費用過高，而更重要的是市場或市價的採用，也有另一些交易費用的困難。高斯和我對公司的分析，使我們不能反對所有計劃經濟。問題是政治人物有政治的考慮，壓力團體有切身利益的要求，而信奉市場的學者往往把私產與市場推到宗教的層面去。
毋庸諱言，經濟學是不容易客觀的學問。不管切身利益的論點不容易，而牽涉到不易量度的交易費用與或明或暗的合約安排，分析的人真的要毫無成見才能把世界看清楚。我自己用的是下象棋的意識，面對問題是面對一局棋。話雖如此，處理政策建議，自己與親友的利益可以不顧，但對青年或貧困的人不利的，儘管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影響力，不喜歡寫出來。這就帶來我對行內朋友的質疑：只要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是如此這般，解釋現象或建議政策大可混水摸魚。三十四年前我發表《蜜蜂的神話》，手起刀落，贏得掌聲無數，可惜這些掌聲拍不出什麼影響來。
還有一點這裡順便一提。一九八一年分析中國的去向時，我指出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交易費用只要下降一小點，經濟增長會急升。當時的中國，政治費用（也是社會或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比率高得離奇。這比率只要能略減，增長率不可能不跳升。今天回顧，這看法沒有錯。然而，想深一層，交易費用的比率下降會導致經濟急升這個規律，只限於產品結構大致不變的情況。如果經濟的發展帶來重要的產出結構轉變，急速的增長率可以有較高的交易費用的比率。這是說，從社會整體的角度看，經濟的增長是總租值的上升，而邏輯說，如果產出的結構有變，租值的急升與交易費用比率的上升是沒有矛盾的。從交易費用的比率看，農業經濟一般是比工商業經濟為低的。
（之七）
Thursday, July 12, 2007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六）
兩個月前發表了《經濟學的缺環》後，寫了五期從合約安排的角度再解釋，要給同學們打個基礎，然後轉到複雜的層面去。不是由淺入深，而是由簡單轉向複雜。處理湛深的學問我可以勢如破竹，視若等閒，但複雜的學問想到就頭痛。無奈世界上真的有複雜的一面，怎樣簡化也是一連串的交叉。對複雜有恐懼感的同學不讀下去算了。
前文提到的座位票價、捆綁銷售等現象，以交易費用作解釋，看似湛深，或巧妙，其實是彫蟲小技，只要靈機一觸，答案信手拈來。熟能生巧，經過數十年的操作，這類課本一般不染指的有趣現象，我可以一天處理一兩個。容易，因為簡單。有解釋力的經濟學來來去去都是一條需求定律，一些局限轉變，沒有其它。前者的闡釋與變化的掌握，要花上幾年工夫，但有個盡頭，到了某一點就可以操縱自如了。局限的轉變才是經濟解釋的學問所在，處理的人要懂得分辨哪些有關，哪些無關，而牽涉到交易費用這項重要局限，要懂得怎樣把無從量度的，用推斷的方法，轉到可以觀察的量度去。
回頭說票價偏低那個現象，提出了假說，考慮的局限只是監管費用，其它不重要。只要能在觀察上處理這項局限的轉變，驗證的跟進只是幾天的工夫。是史德拉一九四六年提出的一點教了我的：解釋行為不需要知道總成本，只要知道成本的轉變——即是要知道邊際成本了。《票價》一文，處理監管費用，與處理成本一樣，我只管轉變，邊際的，而且只是一項。有一點靈氣就可以應付了。
可惜世事往往不是那麼簡單。好些時，一個現象牽涉到幾方面的交易費用，而當有關的現象串連起來，要考慮的「邊際」相當多。一九七二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與子女產權的文章，我花了半年時間參考資料，而一九八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斷斷續續地調查件工合約與思考，花了十三年。
這就帶來經濟整體運作這個話題，複雜無比，是大學問了。首先，原則上，解釋現象我們要從邊際看，也即是說要從局限的變動入手。但邊際或變動可以小於鴻毛，也可以巨如世界，加上有關的「邊際」無數，哪些是重點，哪些要刪除，前輩大師也頻頻失手。在我之前，只四位分析過經濟整體的運作：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皆頂級天才無疑問，分析力強，老實說，他們創立的理論架構好，實在好。沒有他們的架構，西方經濟學不會有大看頭，與我們春秋戰國時代的思維差不多。經濟學西方勝出，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架構。幾年前寫《經濟解釋》時，這架構我修改了多處，但還在用。
史密斯的架構傳統，牽涉到經濟整體，廣泛複雜，大手簡化是需要的。然而，從古典到新古典，大師們選擇了或明或暗地漠視交易費用，是嚴重的失誤。說過了，從廣義的交易費用看——從魯賓遜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費用看——沒有這些費用，不會有市場，不會有產權，所有經濟體制皆無足輕重。這是說，所有組織問題、合約問題、制度問題，包括市場的存在，皆因有交易費用而起。換言之，所有競爭制度，包括權利的界定與決定勝負的準則，從套套邏輯的角度看，一定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而存在的。
這樣看，要分析經濟整體，我們當然要把交易費用——或廣義地說要把制度費用——放進去。問題是要怎樣放進去才對呢？不是像座位票價那麼簡單的監管費用的轉變，而是要解釋地球經濟體制的存在，廣義的交易或社會費用要一手放進去才可以滿足分析的要求。要怎樣放進去才對呢？從一九七三想出那廣義交易費用起，我或斷或續地想了近三十年，到二○○二寫《制度的選擇》時才想到自己滿意的答案。
有三點，都困難，加起來複雜得很，不容易處理。
第一個困難起自自己的茅塞，想來想去也不知怎樣把制度（交易）費用放進制度整體中。二○○二的一個晚上，夢中驚醒，對自己說：「蠢到死！制度的存在是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起，怎還可以把這些費用加進去呢？要把這些費用減下來才對，減下來才可以看到制度的形成！」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從上頭減下來的想法可不是突如其來的。一九七三思考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時，想到上述的廣義交易費用，知道租值消散是交易費用的一種；一九八一思考中國的去向時，知道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是零，不會有市場或任何組織或制度。一九八二動筆寫《公司的合約本質》，從減低交易費用的角度入手，處理好幾方面的邊際轉變，不容易，但基本上還是處理座位票價的方法。想得很近，但經濟整體的交易費用是些什麼，如何減法，還是無從入手。
二○○二年那個晚上的靈機一觸，我立刻想到一九六三年在新加坡大學任職的A. Bottomley寫的只兩頁紙的一篇文章。該文分析Tripolitania的公共土地的使用，說原本很適宜種植杏仁樹的土地，因為是公用，沒有誰種植價值高的杏仁樹，大家只在草原上放牧。作者沒有說，但杏仁樹的放棄顯然是租值消散。
消散了的租值怎會是交易費用呢？我想到自己的價格管制理論。有價管，顧客排隊輪購，浪費了的時間有所值，但沒有產出什麼有價值的，所以排隊購得的物品的價值，一部分是消散了。另一方面，排隊輪購是一種交易行為，時間的費用是一種交易費用。這樣，租值消散與交易費用畫上等號，雖然不一定是全部的。
杏仁樹的放棄無疑是租值消散，但沒有交易，怎可以看為交易費用呢？有兩個要點讓我們這樣看。其一是上文提及的廣義交易（制度）費用觀——在一人世界不會有租值消散。其二是成本的概念。成本是最高的代價。如果土地的租值最高是種植杏仁樹，那麼放牧的社會成本是杏仁樹的放棄。二者相加，放棄杏仁樹是交易（制度）的費用（成本）了。
略為複雜，但要想那麼多年，天才安在哉？有了這個領會，經濟整體的交易費用不難減下去。也不容易，因為還有其它兩點──還有兩個大麻煩。
（之六）
前文提到的座位票價、捆綁銷售等現象，以交易費用作解釋，看似湛深，或巧妙，其實是彫蟲小技，只要靈機一觸，答案信手拈來。熟能生巧，經過數十年的操作，這類課本一般不染指的有趣現象，我可以一天處理一兩個。容易，因為簡單。有解釋力的經濟學來來去去都是一條需求定律，一些局限轉變，沒有其它。前者的闡釋與變化的掌握，要花上幾年工夫，但有個盡頭，到了某一點就可以操縱自如了。局限的轉變才是經濟解釋的學問所在，處理的人要懂得分辨哪些有關，哪些無關，而牽涉到交易費用這項重要局限，要懂得怎樣把無從量度的，用推斷的方法，轉到可以觀察的量度去。
回頭說票價偏低那個現象，提出了假說，考慮的局限只是監管費用，其它不重要。只要能在觀察上處理這項局限的轉變，驗證的跟進只是幾天的工夫。是史德拉一九四六年提出的一點教了我的：解釋行為不需要知道總成本，只要知道成本的轉變——即是要知道邊際成本了。《票價》一文，處理監管費用，與處理成本一樣，我只管轉變，邊際的，而且只是一項。有一點靈氣就可以應付了。
可惜世事往往不是那麼簡單。好些時，一個現象牽涉到幾方面的交易費用，而當有關的現象串連起來，要考慮的「邊際」相當多。一九七二發表的關於中國婚姻與子女產權的文章，我花了半年時間參考資料，而一九八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斷斷續續地調查件工合約與思考，花了十三年。
這就帶來經濟整體運作這個話題，複雜無比，是大學問了。首先，原則上，解釋現象我們要從邊際看，也即是說要從局限的變動入手。但邊際或變動可以小於鴻毛，也可以巨如世界，加上有關的「邊際」無數，哪些是重點，哪些要刪除，前輩大師也頻頻失手。在我之前，只四位分析過經濟整體的運作：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皆頂級天才無疑問，分析力強，老實說，他們創立的理論架構好，實在好。沒有他們的架構，西方經濟學不會有大看頭，與我們春秋戰國時代的思維差不多。經濟學西方勝出，主要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架構。幾年前寫《經濟解釋》時，這架構我修改了多處，但還在用。
史密斯的架構傳統，牽涉到經濟整體，廣泛複雜，大手簡化是需要的。然而，從古典到新古典，大師們選擇了或明或暗地漠視交易費用，是嚴重的失誤。說過了，從廣義的交易費用看——從魯賓遜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費用看——沒有這些費用，不會有市場，不會有產權，所有經濟體制皆無足輕重。這是說，所有組織問題、合約問題、制度問題，包括市場的存在，皆因有交易費用而起。換言之，所有競爭制度，包括權利的界定與決定勝負的準則，從套套邏輯的角度看，一定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而存在的。
這樣看，要分析經濟整體，我們當然要把交易費用——或廣義地說要把制度費用——放進去。問題是要怎樣放進去才對呢？不是像座位票價那麼簡單的監管費用的轉變，而是要解釋地球經濟體制的存在，廣義的交易或社會費用要一手放進去才可以滿足分析的要求。要怎樣放進去才對呢？從一九七三想出那廣義交易費用起，我或斷或續地想了近三十年，到二○○二寫《制度的選擇》時才想到自己滿意的答案。
有三點，都困難，加起來複雜得很，不容易處理。
第一個困難起自自己的茅塞，想來想去也不知怎樣把制度（交易）費用放進制度整體中。二○○二的一個晚上，夢中驚醒，對自己說：「蠢到死！制度的存在是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起，怎還可以把這些費用加進去呢？要把這些費用減下來才對，減下來才可以看到制度的形成！」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從上頭減下來的想法可不是突如其來的。一九七三思考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時，想到上述的廣義交易費用，知道租值消散是交易費用的一種；一九八一思考中國的去向時，知道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是零，不會有市場或任何組織或制度。一九八二動筆寫《公司的合約本質》，從減低交易費用的角度入手，處理好幾方面的邊際轉變，不容易，但基本上還是處理座位票價的方法。想得很近，但經濟整體的交易費用是些什麼，如何減法，還是無從入手。
二○○二年那個晚上的靈機一觸，我立刻想到一九六三年在新加坡大學任職的A. Bottomley寫的只兩頁紙的一篇文章。該文分析Tripolitania的公共土地的使用，說原本很適宜種植杏仁樹的土地，因為是公用，沒有誰種植價值高的杏仁樹，大家只在草原上放牧。作者沒有說，但杏仁樹的放棄顯然是租值消散。
消散了的租值怎會是交易費用呢？我想到自己的價格管制理論。有價管，顧客排隊輪購，浪費了的時間有所值，但沒有產出什麼有價值的，所以排隊購得的物品的價值，一部分是消散了。另一方面，排隊輪購是一種交易行為，時間的費用是一種交易費用。這樣，租值消散與交易費用畫上等號，雖然不一定是全部的。
杏仁樹的放棄無疑是租值消散，但沒有交易，怎可以看為交易費用呢？有兩個要點讓我們這樣看。其一是上文提及的廣義交易（制度）費用觀——在一人世界不會有租值消散。其二是成本的概念。成本是最高的代價。如果土地的租值最高是種植杏仁樹，那麼放牧的社會成本是杏仁樹的放棄。二者相加，放棄杏仁樹是交易（制度）的費用（成本）了。
略為複雜，但要想那麼多年，天才安在哉？有了這個領會，經濟整體的交易費用不難減下去。也不容易，因為還有其它兩點──還有兩個大麻煩。
（之六）
Thursday, July 5, 2007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五）
量度是排列，通常用數字加上定名；精確性不是以數字的大小衡量，而是觀察者對排列的認同。數學用的數字，不需要有內容，定名一般不需要。為了要知所指，或要有內容，數字的定名不可或缺。這是實證科學需要的，可惜有時從事者不同意定名的內容。另一方面，量度一定是排列，但不一定要用數字。
實證科學，有解釋力的，要通過驗證那一關。驗證要靠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或行為，或起碼原則上可以觀察到，然後排列高下，或先後，或大小。不一定要用數字──皆量度也：驗證要求的是起碼有兩點，或兩個不同情況。點數太多，數字無限，採用數字就來得方便了。兩點又兩點又兩點地推下去，也是無限，是經濟解釋的一種比較容易處理的方法，說服力也比較強。
科學驗證的基本方法，中學生應該學過：如果說甲的發生會導致乙的發生，那麼沒有乙就沒有甲——沒有乙而有甲，甲乙之說就被推翻了。甲與乙的變動是需要排列或量度的，不一定要用數字。我與行內朋友對經濟解釋的看法不同，主要有兩方面，一小一大。小的是我認為他們一般沒有跟進過量度的哲理。大的是他們不管甲與乙是否可以觀察到。我堅持，如果驗證假說之內的甲與乙──或甲或乙──無從觀察，假說無從驗證，解釋力是零。靠術語起家的君子不少。術語的創造者容易成名：熊彼得如是，海耶克如是，諾斯如是，威廉遜也如是。不是說他們的「理論」沒有道理，或不可信，而是他們發明的術語所說的甲或乙，無從觀察，是否真有其物只有上帝知道，於是無從驗證。大名如海耶克，對人類的自由作出過貢獻，但從科學驗證的角度衡量，打分不容易及格。有影響力的不一定是科學；科學不一定有影響力。
讓我們回到座位票價那個例子去，因為那是個簡單的好示範。三十一年前，我說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意思是說有優劣二價或多價的座位的演出，一般是票價較高的先售完，而如果黃牛出現，炒的通常是優座，再如果劣座也炒黃牛，其票價升幅的百分比通常比優座的為低。要注意，只為「偏低」下個定義，我集中於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作準，虛無縹緲的一律不談。
我對優座票價偏低的解釋，是如果這些座位不先坐滿，演出開場後購買低價劣座的會偷偷地坐到優座那裡去。這是說，因為有監管費用（也是交易費用）的存在，讓優質座位先滿，顧客保護自己的優座權利，監管費用下降，「跳位」（seat jumping）的行為就減少了。這對售票老闆的收入有助。
上述是個假說，淺的，雖然要用上好幾頁紙以邏輯證明，只要跳位的行為隨便，就算有不同的需求彈性係數，優座票價偏低也會帶來較高的總收益。這種技術性的推論是學生習作，不難也不易。真正困難的地方，是怎樣驗證上述的假說。
驗證的含意是清楚的。如果監管座位（防止跳位）的費用有變，優座票價偏低的情況會跟著不同。但監管費用之變要怎樣量度才對呢？為此，一九七五年我花了好幾個晚上跑香港的電影院。那時的電影院有上下層之分。上層再分超等與特等，後者較優，而二者皆優於下層的。下層分前、中、後座三種，「前」最劣，「後」最優。上層「特」先滿，下層「後」先滿，都沒有提供監管費用變動的證據。重要是下層的顧客跳位，不能跳到上層去！這是說，層與層之間的監管費用是零。驗證含意於是明確：上層座位比下層為優，如果上層先滿，我的假說就被推翻了。沒有被推翻，假說於是被證實。
這樣的驗證，一項證實很不錯，愈多項當然愈有說服力。找第二項，當時香港有一家電影院與眾不同——只此一家。這家有奇特的座位設計：觀眾入場後，下層的可以在場內走到上層。如獲至寶，因為層與層之間的監管費用提升了。跟著的驗證含意是：如果這家電影院的上層不先滿，我的假說就被推翻了。沒有被推翻，於是再證實。（該文還有其它驗證，不枚舉。）
上文示範，有四個要點，解釋為什麼我對經濟學的看法與行內的朋友不同，也解釋為什麼我對近二三十年的經濟學發展很失望。其一是好些行家認為交易（包括監管）費用難以量度，於是選走博弈理論的路，或創造術語。但嚴格地說，上文的監管費用是量度了的。沒有用數字，但上層下層與一層之內的監管費用是有著明確的排列，正常的人不會不同意。這是量度，也因為眾所認同，於是精確。其二是我完全不用術語，驗證的變量是實物，大家可以觀察到：上層下層、前座後座、先滿後滿、黃牛炒價，等等，皆可觀察。術語可解，但所指的往往無從觀察，於是無從驗證。其三，雖然原則上理論可以推斷或解釋還沒有見過的現象或行為，但我同意高斯的看法：不知世事，基本上我們無從解釋什麼。如果當年我不在晚上跑電影院，算天才絕頂，不可能想出驗證的方法。最後一點就是經濟學的缺環了。座位票價的安排是一種合約安排，是捆綁銷售之類的另一現象。經濟學者一般對這類現象沒有興趣，使之成為缺環，老實說，是發神經。我對經濟解釋或推斷自成一家，主要是因為喜歡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重視合約安排，久而久之，解釋或推斷力就進入了另一個層面。我對行內朋友的作品不認同之處，主要是從他們的作品中我看不到解釋了些什麼。
回頭說座位票價一文，餘波未了。依照自己的慣例，解釋了一個現象之後，要把假說一般化，希望能推到其它類同或有關的現象去。如果時來運到，這樣殺出重圍，有機會作出比原來文章遠為重要的貢獻。於是，在票價一文的結尾，我寫道：
「交易費用影響行為，也被行為影響。因此，全面看經濟體制，我們必須意識到，經濟活動的安排的本身也是選擇的結果，與局限下極大化是沒有矛盾的。在那困難而又重要的安排選擇分析的範疇內，這裡提出的座位監管假說提供了一個新的考慮層面：減價的方法，可使顧客被利用來約束其它顧客的行為，而減價的損失可能因為交易（監管）費用的減少而得到比損失更多的補償……面對競爭，一個人的行為往往看競爭者怎樣做。價格的釐定是競爭的一種響應，無疑是重要的一種。但不是唯一的響應。如果減價可以導致行為的約束，所有的合約參與者可能獲益。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簡單而又迅速地用減價的方法觸發。」
也是在結論中，我舉出當年香港置地公司租賃寫字樓的例子。他們的經理人在法庭上說，公司刻意地把租金調到比市租低百分之十，希望租客排隊等位。他以健康來形容排隊（It is the company』s policy to maintain 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人排隊等位，現有的租客會較為守紀律，交租會準時。我也舉出當年中菜午餐（飲茶）的例子，等位的人不是在門外等，而是沒有禮貌地站在進食者的桌旁。我的解釋，是價格略為偏低，讓站在桌旁的顧客促使進食者早點離開。
當年本來還要多推一般化，但要發表該文的老編（R. Clower）要求減少字數，草草交出。走了寶，走了寶！後來幾位行家重複該說，把減價改為加價，高於市，發明了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葡萄不是酸的，但我認為效率工資理論的分析是錯了。（見拙作《制度的選擇》，一五六至一五九頁。）大海浮沉三十年，這兩年票價一文再受到注意。
（之五）
實證科學，有解釋力的，要通過驗證那一關。驗證要靠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或行為，或起碼原則上可以觀察到，然後排列高下，或先後，或大小。不一定要用數字──皆量度也：驗證要求的是起碼有兩點，或兩個不同情況。點數太多，數字無限，採用數字就來得方便了。兩點又兩點又兩點地推下去，也是無限，是經濟解釋的一種比較容易處理的方法，說服力也比較強。
科學驗證的基本方法，中學生應該學過：如果說甲的發生會導致乙的發生，那麼沒有乙就沒有甲——沒有乙而有甲，甲乙之說就被推翻了。甲與乙的變動是需要排列或量度的，不一定要用數字。我與行內朋友對經濟解釋的看法不同，主要有兩方面，一小一大。小的是我認為他們一般沒有跟進過量度的哲理。大的是他們不管甲與乙是否可以觀察到。我堅持，如果驗證假說之內的甲與乙──或甲或乙──無從觀察，假說無從驗證，解釋力是零。靠術語起家的君子不少。術語的創造者容易成名：熊彼得如是，海耶克如是，諾斯如是，威廉遜也如是。不是說他們的「理論」沒有道理，或不可信，而是他們發明的術語所說的甲或乙，無從觀察，是否真有其物只有上帝知道，於是無從驗證。大名如海耶克，對人類的自由作出過貢獻，但從科學驗證的角度衡量，打分不容易及格。有影響力的不一定是科學；科學不一定有影響力。
讓我們回到座位票價那個例子去，因為那是個簡單的好示範。三十一年前，我說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意思是說有優劣二價或多價的座位的演出，一般是票價較高的先售完，而如果黃牛出現，炒的通常是優座，再如果劣座也炒黃牛，其票價升幅的百分比通常比優座的為低。要注意，只為「偏低」下個定義，我集中於可以觀察到的現象作準，虛無縹緲的一律不談。
我對優座票價偏低的解釋，是如果這些座位不先坐滿，演出開場後購買低價劣座的會偷偷地坐到優座那裡去。這是說，因為有監管費用（也是交易費用）的存在，讓優質座位先滿，顧客保護自己的優座權利，監管費用下降，「跳位」（seat jumping）的行為就減少了。這對售票老闆的收入有助。
上述是個假說，淺的，雖然要用上好幾頁紙以邏輯證明，只要跳位的行為隨便，就算有不同的需求彈性係數，優座票價偏低也會帶來較高的總收益。這種技術性的推論是學生習作，不難也不易。真正困難的地方，是怎樣驗證上述的假說。
驗證的含意是清楚的。如果監管座位（防止跳位）的費用有變，優座票價偏低的情況會跟著不同。但監管費用之變要怎樣量度才對呢？為此，一九七五年我花了好幾個晚上跑香港的電影院。那時的電影院有上下層之分。上層再分超等與特等，後者較優，而二者皆優於下層的。下層分前、中、後座三種，「前」最劣，「後」最優。上層「特」先滿，下層「後」先滿，都沒有提供監管費用變動的證據。重要是下層的顧客跳位，不能跳到上層去！這是說，層與層之間的監管費用是零。驗證含意於是明確：上層座位比下層為優，如果上層先滿，我的假說就被推翻了。沒有被推翻，假說於是被證實。
這樣的驗證，一項證實很不錯，愈多項當然愈有說服力。找第二項，當時香港有一家電影院與眾不同——只此一家。這家有奇特的座位設計：觀眾入場後，下層的可以在場內走到上層。如獲至寶，因為層與層之間的監管費用提升了。跟著的驗證含意是：如果這家電影院的上層不先滿，我的假說就被推翻了。沒有被推翻，於是再證實。（該文還有其它驗證，不枚舉。）
上文示範，有四個要點，解釋為什麼我對經濟學的看法與行內的朋友不同，也解釋為什麼我對近二三十年的經濟學發展很失望。其一是好些行家認為交易（包括監管）費用難以量度，於是選走博弈理論的路，或創造術語。但嚴格地說，上文的監管費用是量度了的。沒有用數字，但上層下層與一層之內的監管費用是有著明確的排列，正常的人不會不同意。這是量度，也因為眾所認同，於是精確。其二是我完全不用術語，驗證的變量是實物，大家可以觀察到：上層下層、前座後座、先滿後滿、黃牛炒價，等等，皆可觀察。術語可解，但所指的往往無從觀察，於是無從驗證。其三，雖然原則上理論可以推斷或解釋還沒有見過的現象或行為，但我同意高斯的看法：不知世事，基本上我們無從解釋什麼。如果當年我不在晚上跑電影院，算天才絕頂，不可能想出驗證的方法。最後一點就是經濟學的缺環了。座位票價的安排是一種合約安排，是捆綁銷售之類的另一現象。經濟學者一般對這類現象沒有興趣，使之成為缺環，老實說，是發神經。我對經濟解釋或推斷自成一家，主要是因為喜歡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重視合約安排，久而久之，解釋或推斷力就進入了另一個層面。我對行內朋友的作品不認同之處，主要是從他們的作品中我看不到解釋了些什麼。
回頭說座位票價一文，餘波未了。依照自己的慣例，解釋了一個現象之後，要把假說一般化，希望能推到其它類同或有關的現象去。如果時來運到，這樣殺出重圍，有機會作出比原來文章遠為重要的貢獻。於是，在票價一文的結尾，我寫道：
「交易費用影響行為，也被行為影響。因此，全面看經濟體制，我們必須意識到，經濟活動的安排的本身也是選擇的結果，與局限下極大化是沒有矛盾的。在那困難而又重要的安排選擇分析的範疇內，這裡提出的座位監管假說提供了一個新的考慮層面：減價的方法，可使顧客被利用來約束其它顧客的行為，而減價的損失可能因為交易（監管）費用的減少而得到比損失更多的補償……面對競爭，一個人的行為往往看競爭者怎樣做。價格的釐定是競爭的一種響應，無疑是重要的一種。但不是唯一的響應。如果減價可以導致行為的約束，所有的合約參與者可能獲益。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簡單而又迅速地用減價的方法觸發。」
也是在結論中，我舉出當年香港置地公司租賃寫字樓的例子。他們的經理人在法庭上說，公司刻意地把租金調到比市租低百分之十，希望租客排隊等位。他以健康來形容排隊（It is the company』s policy to maintain 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人排隊等位，現有的租客會較為守紀律，交租會準時。我也舉出當年中菜午餐（飲茶）的例子，等位的人不是在門外等，而是沒有禮貌地站在進食者的桌旁。我的解釋，是價格略為偏低，讓站在桌旁的顧客促使進食者早點離開。
當年本來還要多推一般化，但要發表該文的老編（R. Clower）要求減少字數，草草交出。走了寶，走了寶！後來幾位行家重複該說，把減價改為加價，高於市，發明了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葡萄不是酸的，但我認為效率工資理論的分析是錯了。（見拙作《制度的選擇》，一五六至一五九頁。）大海浮沉三十年，這兩年票價一文再受到注意。
（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