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Henry 問：
最近有許多人主張深港一體化，請問香港與深圳能否真正一體化呢？如果兩地真是能夠一體化，你認為能夠產生什麼經濟效益？
答Henry：
從經濟整體利益的角度看，香港與深圳一體化不是上策，因為這會減少兩個大城市的互相競爭，而政治費用也會因而提升了。
地區之間的競爭很重要。最近為高斯寫好了的一篇英語長文中，我指出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問題是，如果中國真的是全部開放，像香港那樣放，港深之間的競爭很可能對香港不利，而一體化是說香港與深圳的開放程度相同，對香港也有不利之處。可能只有若干年對香港不利。長遠一點看，競爭而又互相交易，大家都有利，只是在過渡期間，大家同樣放香港會遇到困難。
想想吧，自由行到香港購物者眾，如果進口貨深圳沒有關稅，一律自由，國內還有誰跑到香港購買西藥、購買名牌呢？深圳的零售成本比香港的低那麼多，自由進口香港人會跑到深圳購買真貨。
中國的人材，尤其是深圳或上海等地的，除了英語比不上香港，本領相同的工資只有香港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十多年前我就發現這個現象：深圳的年輕官員，除了英語水平，本領不少比香港的高，但工資只香港的十分之一。深圳的一般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碩士或博士，香港的恐怕不容易考進去。香港的官員一般是好的，我歷來欣賞，但與深圳的相比，工資相差太甚，而論及先天智慧與後天幹勁，當年我在深圳見到的很難得。
我說過，中國大事開放金融，幾年後上海會超越香港。在金融那方面，深圳不容易勝於上海，但金融開放，深圳大搶香港的生意會出現。
今天，深圳的人口剛好高於香港的一倍，但政府的支出卻倒轉過來，香港不知高出多少倍。只看這一點，不用看其它，中國大事開放——像香港那樣放，或港深一體化，香港要大事調整的項目實在多，而在這調整期間，香港人會苦不堪言。
從過渡期的角度看，深圳開放對香港不利，一體化（即同樣放）對香港也不利。過渡期後，香港要是調整得宜，一體化減少了競爭，不對，但長遠地看，深圳開放，不一體化，互相競爭，調整後大家都有利。
楊慧 問：
周其仁教授曾經質問過土地漲價歸公的問題，說是土地貶值時，政府又何嘗承擔過成本呢？您曾經研究過土地制度，對這個問題您有何見解呢？
答楊慧：
不知其仁老弟有沒有說過這些話，算他說過吧。
一個國家的經濟有增長，人民大眾的財富積累總要放在一些資產上，而房地產通常是個好去處。這樣，經濟增長導致的財富積累，會反映在房地產的價值上升——這也是反映著人民大眾的勞力所得的一部分了。如果政府規限房地產的升值為公有，人民會把財富的積累轉移到其它資產去。這樣，人民投資的積累會因為政府的左右而受到誤導，而房地產的發展會出現很大的浪費。
政府抽資產的增值稅（capital gain tax）有不少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誤導了投資積累的方向。美國政府抽房地產的增值稅，知道是禍害，前幾年力圖取締，但因為成了一項重要的政府收入，取締不了。
北京如果要壓制房地產之價急升——其實主要反映著的是經濟急升，沒有什麼不妥——他們應該提高建造樓房的土地供應，或增加容積率，同時增加交通設施。
上述是我作本科生第二年知道的答案，不知今天的經濟學變成怎樣了。困難的答案，我作研究生時也不知道的，是一個國家之內的每個地區的樓房土地要增加多少才對。中國應否讓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長三角與珠三角呢？這是研究生以上的問題。但關於「土地漲價歸公」，當年的本科生懂得破口大罵。
一個研究生應該知道的，是如果北京不希望中國的人口集中於珠三角與長三角，那麼讓這兩區的樓價上升是有效的阻嚇，比任何其它方法高明。可惜目前我們見到的，是這些地區一方面壓制樓價，另一方面不多放土地建造樓宇，使我們無從猜測政府要的是些什麼。
經濟學的分析與推斷可以做得很精確，但從事者對局限與需求要有充分的基礎掌握。正確的答案永遠都是淺的，言之成理，可惜這樣的基礎，今天的經濟學課程不再涉及了。可能因為政府不相信經濟學，大學課程於是不教。久而久之，今天大學教的與我昔日學的是兩回事。
網友 問：
覺得教授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現在我想問的是教授的性格是怎麼培養的？
答網友：
我只是認為自己的生命只有這一次，不會再有來生。是那麼寶貴的生命，我要選自己喜歡做的去做，不管他人怎樣想。
困難是雖然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卻要管我，於是惹來非議無數。既然我不管他人，當然也不管他人怎樣說。但我很有點可憐那些喜歡管我的人。無聊的人實在多。他們的困難，要不是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就是視自己的生命如糞土了。
美國 Julian Qian 問：
今天讀到一則新聞：傚法香港公屋計劃中國計劃大建廉租房。能否請張教授就香港經驗談談廉租房？
答Julian Qian：
政府提供廉租房是大敗筆，香港與深圳的經驗互相映照，高下立分，不需要辯論了。
昔日佛利民大讚香港，說是個經濟奇跡，因為三十年人口上升了十倍，經濟發展卻奇速。深圳呢？三十年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經濟發展得比香港還要快，高下分明，不用左推右擋了。
昔日的香港見人口急升，推出租金管制，也大量推出廉租房，後來惹來一身蟻，原定嘗試一年的租管要施行近五十年才能解除，而廉租、公屋等一塌糊塗的問題仍在，可悲也。深圳卻完全不搞這一套。
是很大的諷刺。六十年代香港的財政司郭伯偉，大名鼎鼎，以精明知名天下。但他大事增加廉租房，不敢手起刀落，解除租金管制。深圳呢？那裡的經濟主事者不見經傳，但在房屋處理這個重要話題上，比郭伯偉高明得多了。
我是信奉實踐的，認為成敗得失只能從效果衡量。同學們要重視這一點。說得怎樣口沫橫飛也沒有用，要拿出成績來才可以作準。我對那些在名學報發表過不少文章的經濟學新秀往往不認為怎樣，因為他們沒有說過一句足以傳世的話。說寫文章嗎？拿一篇出來給我看吧。藝術攝影嗎，理論多多的「大師」無數，只是作品一拿出來就令人反胃。書法亦如是。
這就是問題。拿得出作品，大有看頭的，怎樣誇誇其談我也容易接受，拿不出就少說為妙了。可惜好些時，歷史上，浪得虛名之輩不少，其中得享大名的有些可以歷久不衰。同學們不要羨慕這些怪例子。要嘗試自己喜歡的，做出一些什麼來，自己欣賞一番，才有意思。
昆明 潘浩 問：
請問張教授，您怎麼欣賞古典音樂？我非常喜歡古典音樂但是我只懂一些簡單的音樂知識，又苦惱於自己沒有專業的音樂知識（讀譜，演奏之類的）。
答潘浩：
欣賞古典音樂的法門，是多聽。不需要懂，但要多聽，不愛聽也堅持聽下去，一兩個星期就開始喜愛，跟著就會聽得比較深入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難找，大家研討一下，交換心得，樂事也。
千萬不要從理解入手。不要管貝多芬那首樂曲是在說什麼，也不要管巴赫的和音變化分析。這些是後來的事，欣賞是可有可無的。我歷來建議初入門的從莫扎特的音樂入手，因為莫氏的是純音樂，好聽，完全不需要懂，而聽到後來，遍聽眾多名家之後，你會發覺莫氏的音樂還是最好的。
深圳 張迷 問：
既然私有產權對國富如此重要，為什麼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近代沒有發展、完善、保護私有產權？
答張迷：
中國的產權制度，從十九世紀開始（乾隆之後）出現了大問題。有三方面。其一是貨幣制度的崩潰。首先是白銀的供應短缺跟著大量流失，導致嚴重通縮，帶來太平天國的大不幸；跟著是八國聯軍之後紙鈔興起，到了國民黨就胡作非為，嚴重的通脹使鈔票成為廢紙了。物價的波動對產權的維護有不良效應是明確的——有殺傷力也。
其次，西方工業形式的引進，大概二十世紀開始。從家庭產出轉到工廠去，離鄉別井工作的無數，中國的傳統家庭制度守不住，而這重大的轉變當時的中國應付不了。其三是有關的。因為家庭的轉變，以往的三從四德或以倫理、道德治國不管用，引進西方的法治談何容易哉？舊禮教不成，法治又不成，產權的維護當然困難重重，加上官員們營私舞弊，國民黨在大陸的可怕日子可想而知。毛主席當年推出共產制度，無疑是有勞苦大眾支持的。
俱往矣！今天中國對產權的維護，雖然在法治上還有不少問題，但因為從承包合約演變出來的權利界定很有看頭，這維護的明確性高於不少先進之邦，也解釋了為什麼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要知道，法律說的是一回事，做起來是另一回事了。先進如美國，今天對土地產權的維護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法律說一塊地可以建什麼說得一清二楚，但真的要興建是另一回事。什麼環保，什麼馬路、水電等的手續動不動要十年八載，尚在其次，只是鄰居聯手反對，說明可以興建的土地很可能變為廢物。美國的土地使用律師是一個龐大行業，這行業今天的中國是沒有的。任何行業律師愈多，其權利界定愈有問題。稱之為張氏定律吧。
Wednesday, October 31, 2007
五常考室 9
9、In China, fees are almost routinely charged for facilities, such as highways, tourist attractions, public parks, and even public toilets, subject to public usage. Such a fee-charging practice is seldom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se public facilities are well-maintained and provided to the public free of charge by the government.
(a) Would you expect such public facilities to be constructed/provided more quickly or more slow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b) Would you expect the quality and maintenance of these facilities, say public parks, to vary more great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c) Would you expect there to be more or less tourist guides serving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Of course more quickly in China. Raising funding for public facilities is always a headache, anywhere, and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process often takes forever. If fees are properly charged, those facilities not expected to yield sufficient income will be ignored, but those expecting a good return will be constructed promptly.
(b) The quality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tend to vary far more great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S. Facilities loaded with tourists, hence enjoying high incomes, are observed to keep investing to maintain the facilities, along with adding new features. Facilities with few tourists are observed of not even watering the plants. In the U.S., public facilities ar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tend to follow some established formulae of funding year after year.
(c) There are of course more tourist guides serving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They get kick-backs from tourist attractions, usually getting a cut from the admission fees.
(a) Would you expect such public facilities to be constructed/provided more quickly or more slow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b) Would you expect the quality and maintenance of these facilities, say public parks, to vary more great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c) Would you expect there to be more or less tourist guides serving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Of course more quickly in China. Raising funding for public facilities is always a headache, anywhere, and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process often takes forever. If fees are properly charged, those facilities not expected to yield sufficient income will be ignored, but those expecting a good return will be constructed promptly.
(b) The quality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tend to vary far more great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S. Facilities loaded with tourists, hence enjoying high incomes, are observed to keep investing to maintain the facilities, along with adding new features. Facilities with few tourists are observed of not even watering the plants. In the U.S., public facilities ar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tend to follow some established formulae of funding year after year.
(c) There are of course more tourist guides serving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They get kick-backs from tourist attractions, usually getting a cut from the admission fees.
Thursday, October 25, 2007
經濟學的趣味何在？（之二）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是經濟學的黃金時期，名家輩出。單從驗證假說的興趣衡量，當時主要的經濟學系是芝加哥與我就讀的洛杉磯加大。二者皆被認為是維護市場的「保守」派。芝大經濟系的名氣比我母校高很多。然而，從經濟解釋的角度看，當時的母校有兩方面不弱於芝大。其一是科學驗證方法的教導：卡爾納普（R. Carnap）任職於該校的哲學系，教的有一科是本科入門，說是深入淺出，其實不淺，我們經濟系的一組研究生趕著去旁聽。其二是價格理論：有艾智仁把關，當年的洛杉磯加大實在強。赫舒拉發無疑是個中高士，但其它名校也有機會遇上同樣水平的。艾智仁是例外，天下獨有。他的價格理論自成一家，是第一個把競爭與產權劃上等號的人，而對需求定律的重視及分析，艾師舉世無匹也。不用技術分析，不教彈性係數，不教等優曲線，沒有半條方程式，艾師只在課堂上行來行去，自言自語地講需求定律講足六個星期。（在港大我曾經刻意嘗試，講了十個星期，但重複太多，犯了規，是輸了。）
六七年十月到了芝大，過了不久知道自己學過的與那裡教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惜佛利民與史德拉再不教價格理論了。名不虛傳，六十年代的芝大同事後來有八位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其後去的再加幾個）。其實得享大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可不是因為他們高舉市場，而是重視經濟解釋很一致。跟洛杉磯加大相比，重視經濟解釋芝大遠為全面，而技術上，芝大當時的統計驗證功夫是前無古人的。
芝大經濟系當年還有另一個超凡的地方。那是學術研討氣氛的濃厚。同事之間的午餐一定研討經濟，下午必有研討的「工作室」，而接待來賓的酒會，幾句客套話之後就是學術研討。作為後學，我當時疲於奔命，加上每天總有幾篇文章放在我辦公室的桌上，要我閱讀或評審。
是的，魄力雄強如區區在下，芝大經濟系的生涯我應付不了。我於是喜歡跑到商學院去找史德拉，或到法律學院去找高斯或戴維德。佛利民當時的辦公室在我的隔鄰，但他如日方中，太忙，五分鐘的時間也是苛求了。這解釋為什麼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史德拉、高斯、戴維德等人，而少提芝大經濟系內的眾君子。佛利民與我的交情，有兄長與小弟的密切，但那是我離開了芝大之後的事。
如果要指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獨特之處，那一定是戴維德口述傳統的捆綁銷售。這話題不僅起自芝大，而發表過的文章沒有一篇與芝大無關。一九六二聽到該話題，對我有震撼性的影響。這是因為捆綁銷售明確地是一項經濟行為，但既非宏觀，也不是收入分配或資源使用的現象，所有經濟科目沒有一項可以解釋。我不同意戴前輩的價格分歧解釋——後來他本人認為我對——但正確的解釋是多年後的事。我是因為捆綁銷售的影響而在佃農理論中想到合約選擇這個重要話題，跟著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了。後者發展得很不對頭，而不久前在這裡發表的《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那系列文章，是借題發揮一點牢騷吧。
曾經說過離開芝大是因為我愛海，於是轉到西雅圖去。然而，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芝大經濟系的思想氣氛，對我來說過於熱鬧。我是個喜歡獨自思考的人。師友的影響無疑重要，但我喜歡有很多很多沒有任何干擾的時間。學問的話題，有興趣的，我喜歡獨自思考，想出了認為有點份量的才找師友研討。這樣處理，在芝大不容易。每天的午餐及晚上酒會（後者約一星期一次），同事們喜歡問我正在研究什麼，或在想哪個題材，一說出來他們就會熱心地提供意見了。這與我獨行獨斷的品性有點格格不入。早些時在洛杉磯加大，在長堤，及後來在西雅圖及香港，獨自思考的機會多的是，但在芝大很困難。那是當時舉世經濟思想最熱鬧的地方，耳聞目染，就是智商零蛋的也會聰明起來，但我要找一個可以靜思一下的地方。
一九六九的暑期，兩個多月回港看母親，順便調查件工合約與香港的租務管制，我察覺到數之不盡的市場現象，滿佈街頭巷尾的，我知道的經濟理論無從解釋。這是另一次震撼。想想吧，在母校的理論課程及博士試，皆名列前茅，而在芝大我教的是研究院的價格理論。當時不認為自己是師級人物，但說不是個專家不會有人相信。然而，這個專家也真倒霉，連香港街頭巷尾司空慣見的討價還價行為也無從解釋！其它解釋不了的現象數之不盡。
為此我意識到傳統的經濟理論有很大的困難，而從自己的佃農理論及其它研究所得，我認為這困難的重點是傳統的理論廢物太多。我因此認為我們需要的不是創立新理論，而是把廢物淘汰。在這淘汰過程中我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現象作印證。到後來，餘下來的不可或缺的經濟理論只是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的處理。數十年過去，在這兩方面我作了深入的理解與廣泛的伸延，所到之處前無古人矣。這些是我退休後動筆而於二○○二年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的大概。這套作品還要修改，還要補充，還要再大興土木一次。希望吉人天相，過些時日我的體力與智力還可應付。
同學們要明白，經濟學有很多類，目的不同，性質有別。有搞數學模型的，務求發表；有創造術語的，達者成家；有純為理論的，全憑想像；有改進社會的，濟世為懷。每一類其中都有表表者，也有欺世盜名之輩。我的興趣只在解釋世事那方面，問的只是為什麼，就是對經濟政策的建議也必從解釋效果的角度入手。
走解釋世事的路不容易。世事複雜，變化多，很容易看錯了。解釋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是中計，很麻煩。處理的法門是用上很多年的經驗，不同的現象要知得很多，頻頻互相比對，性質類同或有別的要鑒辨得清楚。這些知識不容易從外間發表的數據獲得，其它作者的描述往往誤導，而自己的觀察不一定對！
問為什麼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持續那麼久，一個原因是調查世事就是要那麼久。簡單的一般市場現象，我年紀愈大掌握得愈精確，而中國開放後的市場，是個新天地，當年芝大及華大的同事是沒有機會見過的。是我之幸：這些年，每有所見，新奇的，大致上我可以用簡單的理論給自己一個滿意的解釋。像中國獨有的經濟制度這個重要現象，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我要苦思三年才解開其中密碼。但這是我遇到過的最複雜的經濟現象了。
（之二）
六七年十月到了芝大，過了不久知道自己學過的與那裡教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惜佛利民與史德拉再不教價格理論了。名不虛傳，六十年代的芝大同事後來有八位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其後去的再加幾個）。其實得享大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可不是因為他們高舉市場，而是重視經濟解釋很一致。跟洛杉磯加大相比，重視經濟解釋芝大遠為全面，而技術上，芝大當時的統計驗證功夫是前無古人的。
芝大經濟系當年還有另一個超凡的地方。那是學術研討氣氛的濃厚。同事之間的午餐一定研討經濟，下午必有研討的「工作室」，而接待來賓的酒會，幾句客套話之後就是學術研討。作為後學，我當時疲於奔命，加上每天總有幾篇文章放在我辦公室的桌上，要我閱讀或評審。
是的，魄力雄強如區區在下，芝大經濟系的生涯我應付不了。我於是喜歡跑到商學院去找史德拉，或到法律學院去找高斯或戴維德。佛利民當時的辦公室在我的隔鄰，但他如日方中，太忙，五分鐘的時間也是苛求了。這解釋為什麼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史德拉、高斯、戴維德等人，而少提芝大經濟系內的眾君子。佛利民與我的交情，有兄長與小弟的密切，但那是我離開了芝大之後的事。
如果要指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獨特之處，那一定是戴維德口述傳統的捆綁銷售。這話題不僅起自芝大，而發表過的文章沒有一篇與芝大無關。一九六二聽到該話題，對我有震撼性的影響。這是因為捆綁銷售明確地是一項經濟行為，但既非宏觀，也不是收入分配或資源使用的現象，所有經濟科目沒有一項可以解釋。我不同意戴前輩的價格分歧解釋——後來他本人認為我對——但正確的解釋是多年後的事。我是因為捆綁銷售的影響而在佃農理論中想到合約選擇這個重要話題，跟著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了。後者發展得很不對頭，而不久前在這裡發表的《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那系列文章，是借題發揮一點牢騷吧。
曾經說過離開芝大是因為我愛海，於是轉到西雅圖去。然而，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芝大經濟系的思想氣氛，對我來說過於熱鬧。我是個喜歡獨自思考的人。師友的影響無疑重要，但我喜歡有很多很多沒有任何干擾的時間。學問的話題，有興趣的，我喜歡獨自思考，想出了認為有點份量的才找師友研討。這樣處理，在芝大不容易。每天的午餐及晚上酒會（後者約一星期一次），同事們喜歡問我正在研究什麼，或在想哪個題材，一說出來他們就會熱心地提供意見了。這與我獨行獨斷的品性有點格格不入。早些時在洛杉磯加大，在長堤，及後來在西雅圖及香港，獨自思考的機會多的是，但在芝大很困難。那是當時舉世經濟思想最熱鬧的地方，耳聞目染，就是智商零蛋的也會聰明起來，但我要找一個可以靜思一下的地方。
一九六九的暑期，兩個多月回港看母親，順便調查件工合約與香港的租務管制，我察覺到數之不盡的市場現象，滿佈街頭巷尾的，我知道的經濟理論無從解釋。這是另一次震撼。想想吧，在母校的理論課程及博士試，皆名列前茅，而在芝大我教的是研究院的價格理論。當時不認為自己是師級人物，但說不是個專家不會有人相信。然而，這個專家也真倒霉，連香港街頭巷尾司空慣見的討價還價行為也無從解釋！其它解釋不了的現象數之不盡。
為此我意識到傳統的經濟理論有很大的困難，而從自己的佃農理論及其它研究所得，我認為這困難的重點是傳統的理論廢物太多。我因此認為我們需要的不是創立新理論，而是把廢物淘汰。在這淘汰過程中我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現象作印證。到後來，餘下來的不可或缺的經濟理論只是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的處理。數十年過去，在這兩方面我作了深入的理解與廣泛的伸延，所到之處前無古人矣。這些是我退休後動筆而於二○○二年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的大概。這套作品還要修改，還要補充，還要再大興土木一次。希望吉人天相，過些時日我的體力與智力還可應付。
同學們要明白，經濟學有很多類，目的不同，性質有別。有搞數學模型的，務求發表；有創造術語的，達者成家；有純為理論的，全憑想像；有改進社會的，濟世為懷。每一類其中都有表表者，也有欺世盜名之輩。我的興趣只在解釋世事那方面，問的只是為什麼，就是對經濟政策的建議也必從解釋效果的角度入手。
走解釋世事的路不容易。世事複雜，變化多，很容易看錯了。解釋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是中計，很麻煩。處理的法門是用上很多年的經驗，不同的現象要知得很多，頻頻互相比對，性質類同或有別的要鑒辨得清楚。這些知識不容易從外間發表的數據獲得，其它作者的描述往往誤導，而自己的觀察不一定對！
問為什麼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持續那麼久，一個原因是調查世事就是要那麼久。簡單的一般市場現象，我年紀愈大掌握得愈精確，而中國開放後的市場，是個新天地，當年芝大及華大的同事是沒有機會見過的。是我之幸：這些年，每有所見，新奇的，大致上我可以用簡單的理論給自己一個滿意的解釋。像中國獨有的經濟制度這個重要現象，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我要苦思三年才解開其中密碼。但這是我遇到過的最複雜的經濟現象了。
（之二）
Thursday, October 18, 2007
經濟學的趣味何在？（之一）
一位讀者問：經濟學的迷人處在哪裡？為什麼我整生傾心於經濟學？讓我說說吧。先說經濟，再說其它。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開始唸經濟，談不上有什麼興趣，更沒有宏圖偉略，只是讀過一兩本關於已故的經濟大師的書，有點嚮往，而到美國去我是下了決心求學的。六一年學士，六二年碩士，成績好。其實當時我最有興趣的是人類學，而成績最好的是歷史與藝術史。出路問題要考慮，當時被校方收容可以攻讀的，商科最上算，但我討厭會計科目，可能因為老師教得不對頭吧。經濟學入門那科的老師是W. R. Allen（是的，那位後來與A. A. Alchian合著University Economics的Allen），教得生動過癮——此公說笑話的本領可與史德拉一較高下。
碩士那一年，高級價格理論是R. E. Baldwin教的，技術分析教得非常好，可惜花了太多時間在福利經濟上，來來去去只證明我們無從知道社會大眾的生活是否改進了。這話題的主要讀物是森穆遜一九五○發表的一篇文章，及環繞著該文的作品無數。雖花時太多，也有所值：老師的教導詳盡清晰，使我知道福利經濟不可能是科學。宏觀經濟的老師是K. Brunner，天下高人也，教得深，指出到處都錯。在座有幾位同學了不起。大家日夕研討，一致認為宏觀經濟理論沒有什麼。跟這幾位難得一遇的同學研討了大約三年，對我的影響很大。多年後赫舒拉發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大概七個吧。這是際遇了。
價格理論引起我的興趣，主要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開始旁聽赫舒拉發的課。已經修過的課程，不能再修，只能旁聽。赫師和我之間有點莫名其妙的化學效應。此前的Allen認為我可以，但比我高的是另一位同學；Baldwin說我是頂級的，孺子可教；Brunner不認為我怎樣——要到一九八五年，在三藩市，這位我敬佩的老師才對我說：「史提芬，你現在是個經濟學家了。」我回應：「算是吧，不容易，你要知道我下過很大的努力。」
赫舒拉發是特別的。旁聽他的第一課，提出一個問題，他就認為我是個天才，之後不管我怎樣胡思亂想，他對我的觀點不變。沒有親自對我這樣說，但師友們傳來赫師給我的評價時有所聞。直接的證據只一次：某君給我看赫師給我寫的推薦信，其中把我與費沙相提並論！
我這個人很世俗。同學好，有老師看得起，是當年我對經濟學痛下苦功的主要原因，而這苦功引起的興趣，一發不收，則主要是師友的教誨與自己的際遇了。
回頭說一九六二的秋天，旁聽赫師的課，起筆教的是剛出版的佛利民的《價格理論》。該書的前身是佛老在芝大的講義筆記，我拜讀過，但到了赫師手上，後者對消費者盈餘與吉芬物品的闡釋，變化多端，使我大開眼界，尤其是赫師重新採用史密斯的「用值」理念，代替了傳統的起自邊沁的「效用」分析。記得有一位同學問赫師：「什麼時候你才教福利經濟呀？」赫師回應：「福利經濟嗎？我不教。」那麼乾脆利落，使我意識到赫師是要將火力集中於解釋現象那方面去了。
說起來，引起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最重要人物，是老師艾智仁。我是六三年的秋天，艾師從史坦福造訪後回來，才旁聽他的課。曾經問赫師他的學問與艾師相比如何，赫師直言：「我廣博，艾智仁湛深，如無底深潭！」說得對，說得好。有兩位這樣的導師，二者皆以價格理論知名天下，一博一深，這樣的求學際遇到哪裡去找？我於是決定要把赫、艾二師的價格理論學得通透，把博士延遲了兩年。這二師我每位旁聽了三年，就是在六五年轉到加州長堤大學任教職，每星期還是按時駕車回到母校旁聽艾師的課。
艾智仁的湛深學問，我詳細地寫過，這裡不再說。然而，學問歸學問，品性歸品性。艾師的品性與我當時的不一樣，但他深深地影響了我。他對任何問題毫無成見，對現象有小孩子的好奇心；他追求的只是真理，是價格理論的解釋力，什麼名家或前輩高人之見他視若等閒。本來是不容易辦到的能耐，但艾師處之泰然。好比我問他某大師的某知名觀點，他很多時回應：「你相信嗎？」不輕視，不貶低，但彷彿那大師是我的同學，艾師要知道的是我怎樣想。大名的本身對艾師毫無作用，應該是李嘉圖的傳統吧。我是在這個傳統裡培養起來的。
寫博士論文我當然選赫、艾二師指導，掙扎了三年才決定在佃農理論下注，賭一手大的。這就帶來我要說的關於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另一個重點。進大學時已近二十四，比同學年長五、六歲。然而，這讓賽可不是真的讓，因為我逃過難，在香港跑了幾年街頭，也做過生意。這樣，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比當年的同學高出多了。換言之，我是在經濟學的實驗室長大的。
於今回顧，一九六九出版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艾智仁與芝大的夏理·莊遜用上「偉大」來形容，以及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找到的中國農業資料而補加的第四章——關於合約的選擇，都是靠八歲逃難時在廣西的農村住了一年，對中國農民的種植程序與生活習慣有深入的體會，看到資料數據，貧苦農民的操作歷歷在目，對資料與數據的闡釋有農民的經驗作依憑。這一點，我與行內朋友的分歧相當大，而這分歧後來是愈來愈大了。到今天，除了一小撮知道世事的，其它行內君子不容易跟我談得來。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了《佃農理論》的一章，給我一項獎金，邀請我到那裡去。是年八月，我從長堤駕車到母校與艾、赫二師道別。找不到艾師，與赫師傾談了好一陣。步出他的辦公室時，赫師說：「史提芬，你回來，我要對你說幾句話。相信我吧，你的博士論文難得一見，很不容易遇上，其中最優越的地方是你明顯地感受到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芝大名家雲集，你不會使他們失望。」
是的，感受到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而跟著的數十年解釋過的現象無數，是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歷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之一）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開始唸經濟，談不上有什麼興趣，更沒有宏圖偉略，只是讀過一兩本關於已故的經濟大師的書，有點嚮往，而到美國去我是下了決心求學的。六一年學士，六二年碩士，成績好。其實當時我最有興趣的是人類學，而成績最好的是歷史與藝術史。出路問題要考慮，當時被校方收容可以攻讀的，商科最上算，但我討厭會計科目，可能因為老師教得不對頭吧。經濟學入門那科的老師是W. R. Allen（是的，那位後來與A. A. Alchian合著University Economics的Allen），教得生動過癮——此公說笑話的本領可與史德拉一較高下。
碩士那一年，高級價格理論是R. E. Baldwin教的，技術分析教得非常好，可惜花了太多時間在福利經濟上，來來去去只證明我們無從知道社會大眾的生活是否改進了。這話題的主要讀物是森穆遜一九五○發表的一篇文章，及環繞著該文的作品無數。雖花時太多，也有所值：老師的教導詳盡清晰，使我知道福利經濟不可能是科學。宏觀經濟的老師是K. Brunner，天下高人也，教得深，指出到處都錯。在座有幾位同學了不起。大家日夕研討，一致認為宏觀經濟理論沒有什麼。跟這幾位難得一遇的同學研討了大約三年，對我的影響很大。多年後赫舒拉發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大概七個吧。這是際遇了。
價格理論引起我的興趣，主要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開始旁聽赫舒拉發的課。已經修過的課程，不能再修，只能旁聽。赫師和我之間有點莫名其妙的化學效應。此前的Allen認為我可以，但比我高的是另一位同學；Baldwin說我是頂級的，孺子可教；Brunner不認為我怎樣——要到一九八五年，在三藩市，這位我敬佩的老師才對我說：「史提芬，你現在是個經濟學家了。」我回應：「算是吧，不容易，你要知道我下過很大的努力。」
赫舒拉發是特別的。旁聽他的第一課，提出一個問題，他就認為我是個天才，之後不管我怎樣胡思亂想，他對我的觀點不變。沒有親自對我這樣說，但師友們傳來赫師給我的評價時有所聞。直接的證據只一次：某君給我看赫師給我寫的推薦信，其中把我與費沙相提並論！
我這個人很世俗。同學好，有老師看得起，是當年我對經濟學痛下苦功的主要原因，而這苦功引起的興趣，一發不收，則主要是師友的教誨與自己的際遇了。
回頭說一九六二的秋天，旁聽赫師的課，起筆教的是剛出版的佛利民的《價格理論》。該書的前身是佛老在芝大的講義筆記，我拜讀過，但到了赫師手上，後者對消費者盈餘與吉芬物品的闡釋，變化多端，使我大開眼界，尤其是赫師重新採用史密斯的「用值」理念，代替了傳統的起自邊沁的「效用」分析。記得有一位同學問赫師：「什麼時候你才教福利經濟呀？」赫師回應：「福利經濟嗎？我不教。」那麼乾脆利落，使我意識到赫師是要將火力集中於解釋現象那方面去了。
說起來，引起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最重要人物，是老師艾智仁。我是六三年的秋天，艾師從史坦福造訪後回來，才旁聽他的課。曾經問赫師他的學問與艾師相比如何，赫師直言：「我廣博，艾智仁湛深，如無底深潭！」說得對，說得好。有兩位這樣的導師，二者皆以價格理論知名天下，一博一深，這樣的求學際遇到哪裡去找？我於是決定要把赫、艾二師的價格理論學得通透，把博士延遲了兩年。這二師我每位旁聽了三年，就是在六五年轉到加州長堤大學任教職，每星期還是按時駕車回到母校旁聽艾師的課。
艾智仁的湛深學問，我詳細地寫過，這裡不再說。然而，學問歸學問，品性歸品性。艾師的品性與我當時的不一樣，但他深深地影響了我。他對任何問題毫無成見，對現象有小孩子的好奇心；他追求的只是真理，是價格理論的解釋力，什麼名家或前輩高人之見他視若等閒。本來是不容易辦到的能耐，但艾師處之泰然。好比我問他某大師的某知名觀點，他很多時回應：「你相信嗎？」不輕視，不貶低，但彷彿那大師是我的同學，艾師要知道的是我怎樣想。大名的本身對艾師毫無作用，應該是李嘉圖的傳統吧。我是在這個傳統裡培養起來的。
寫博士論文我當然選赫、艾二師指導，掙扎了三年才決定在佃農理論下注，賭一手大的。這就帶來我要說的關於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另一個重點。進大學時已近二十四，比同學年長五、六歲。然而，這讓賽可不是真的讓，因為我逃過難，在香港跑了幾年街頭，也做過生意。這樣，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比當年的同學高出多了。換言之，我是在經濟學的實驗室長大的。
於今回顧，一九六九出版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艾智仁與芝大的夏理·莊遜用上「偉大」來形容，以及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找到的中國農業資料而補加的第四章——關於合約的選擇，都是靠八歲逃難時在廣西的農村住了一年，對中國農民的種植程序與生活習慣有深入的體會，看到資料數據，貧苦農民的操作歷歷在目，對資料與數據的闡釋有農民的經驗作依憑。這一點，我與行內朋友的分歧相當大，而這分歧後來是愈來愈大了。到今天，除了一小撮知道世事的，其它行內君子不容易跟我談得來。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了《佃農理論》的一章，給我一項獎金，邀請我到那裡去。是年八月，我從長堤駕車到母校與艾、赫二師道別。找不到艾師，與赫師傾談了好一陣。步出他的辦公室時，赫師說：「史提芬，你回來，我要對你說幾句話。相信我吧，你的博士論文難得一見，很不容易遇上，其中最優越的地方是你明顯地感受到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芝大名家雲集，你不會使他們失望。」
是的，感受到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而跟著的數十年解釋過的現象無數，是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歷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之一）
Thursday, October 11, 2007
強迫發表是悲劇（二之二）
寫這篇文章，起於不久前與國內某名校的一位經濟研究生傾談，她提到該校的教師受到的publish or perish的規限，比我知道的美國與香港大有過之。一個副教授每年要發表四篇文章，要在被指定的「十大」學報發表。一般而言，這些文章要有數學方程式，也要有統計學的回歸分析——這些不是校方的規定，而是學報選擇的效應了。
我不反對經濟學用數，但數學本身沒有內容，思想本身要搞得很清晰，掌握了重點，才能考慮用不用方程式處理。有些思想，尤其是在概念那方面，用數不僅不容易，弄巧反拙的例子不少。好比重要的高斯定律，嘗試用方程式表達的行家無數，但搞出來的似是而非，謬以千里。數學無疑可以協助理論的正確性，但我認為除了阿羅等三幾個人，經濟思想一開始就用數推理不會推出什麼好東西。有阿羅層面的天賦高人我平生只遇到三個，其它用數思考的多多少少給我些不自量力的感受。同學們要知道，像阿羅那種數學高人，絕對不是數學識得多，而是無論你說什麼，他們可以立刻用符號代替。這是很難遇上的天賦，如果沒有就不應該用數學去想——要想好後才考慮用方程式證實。有好些人，可以不用方程式而想得夠周全，邏輯夠緊密。這些人想通了的，用不用數學再證實沒有什麼分別。我認為在經濟學上，應不應該用數有三種人。第一種像阿羅，天生腦子滿是符號。這種人絕無僅有，用數思考理所當然。第二種比較多，天生腦子邏輯緊密，想得通，很少錯，想通後用方程式表達只是為了粉飾一下，算是多此一舉了。最後一種最多：這些人的思想邏輯不能來去縱橫，往往沙石無數，多用數是有幫助的。
其實經濟學還有第四種人，也罕有。這些人既不懂數，邏輯推理也乏善足陳，但在話題的重要性上他們的感受特別好，懂得審時度勢，知道廣泛興趣的所在，借題發揮而得享大名。歷史上十九世紀的馬爾薩斯是一個，近代的熊彼得是一個，舒爾茲是一個，還健在的諾斯也是一個。
轉說幾句統計學的回歸分析吧。雖然在發表的文章上沒有用上，但作顧問工作時我用過很多，知道其中玄機。這種分析可能做得很聰明，缺點是不可靠。有了深思熟慮的驗證思考，數據來源清楚明確，用回歸分析處理是錦上添花。問題是今天作回歸統計的，一般沒有想好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對數據的出處沒有查根問底，只是把一堆一堆的數字放進計算機，由回歸軟件處理，把數據調來調去是舉指之勞，得出來的是什麼就說自己的假說是什麼。這些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四十年前美國的博士生開始玩這一套，跟著愈來愈盛行，而今天在神州大地是司空慣見了。
說回歸分析不可靠，因為無論把什麼數據放進計算機，只要夠多，這分析總會給你一個「驗證」的結論。然而，把數據調來調去，或加進新的，這結論很容易被另一個分析推翻。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高人就體會到這個問題，對計算機處理數字有「廢物進去，廢物出來」之說。一九七六年在一次聚會中遇到Dale Jorgenson，經濟統計天下高人也（此君早應拿諾貝爾獎，可惜還沒有），研討中他直言回歸分析的困難是不可靠。不是說這種分析不能用——懂得用，用得好是可取的工具——只是很容易自欺欺人。
說到底，學問之道主要還是想、想、想。為了興趣這裡推一推，那裡敲一敲，然後望天打卦，希望靈感一到，在一個問題上看到一絲曙光，猛攻一陣，殺不出重圍就要擱置，動不動要等十年八載。真的有啟發性的話，一個學者整生說得出三幾句就很了不起。我認為這些話是不能從強迫發表的環境中想出來的。
讓我再次提及自己那篇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不是重要的，但因為夠簡單，示範容易。想出優質座位票價偏低是因為票房老闆要優座先滿，既非天才，也不偉大。有點想像力，有點新意，逼不出來，是好奇心驅使而得的。任何人都有機會想到這一點，但我要花兩個晚上的苦思才能以理論邏輯證實，優位價格偏低而先滿，票房老闆的總收入會上升。除非天才絕頂，這證實要經過經濟學的訓練才能辦到。跟著的驗證工作主要靠跑街頭，到電影院觀察，這是我的專長了。最後是試把上述的假說一般化，希望能伸展到其它現象去。後者我做了，但推得不夠盡，後來行內有人以之推出「效率工資」理論，拿得諾貝爾獎。雖然我不同意「效率工資」的分析，但不能否認有新意。
昔日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是即興的應酬——寫得那麼天衣無縫，應該先有腹稿吧。王勃寫《滕皇閣序》，據說是因為風好船快，及時趕到，搶了閣主人的女婿的鏡頭。李白寫《與韓荊州書》，是求職信，懷才不遇溢於言表，高傲得不可能被僱用，但文氣橫掃千古。李華寫《弔古戰場文》，自知執到寶，要把文章收藏起來，靜靜地給一位懂文章的前輩看。蘇東坡寫《赤壁賦》，數世紀一見，但不敢示人，多晚在後園朗誦，害得鄰居的老婦聽得多了，背得出來。孫髯翁寫一百八十字的長聯，好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此公拒絕科舉試，潦倒落魄，只是在昆明大觀樓的首次聚會時，跑出來寫下此聯，跟著失蹤了。
以上的作品，沒有一件是強迫發表之作，也沒有一件我有本領寫出來。我欣賞，我拜服，也認為學問的發展，精彩的，我們要倣傚這些前輩，靠興趣，講氣氛，憑靈感，有所際遇，然後排山倒海地不吐不快。
當年史密斯寫《國富論》，因為不愁米飯，寫了十二年。跟著的二百三十一年，經濟學沒有一件作品比得上《國富論》。達爾文是富家子，平生沒有「工作」過，對當時生物學實驗的知識很外行，但為了興趣，自我創作，他對生物學的貢獻點止偉大咁簡單？牛頓是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了他的三大定律。和尚孟德爾在教堂後園種豆，想出他的遺傳規律，死後數十年才被後人發現，其重要性今天不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他到美國名校之前想出來的。這些作品，何強迫之有哉？
中國人多，於是腦子多。不敢說中國人的腦子怎樣了不起，但國際上智商高的孩子，據說大部分是炎黃子孫。目今改革有成，舉世都學起中文來了。我們的學術發展又怎樣呢？從我熟知的經濟學看，遠遠地落後於經濟發展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推廣教育的人要知道，文章不是以多為上，而經濟學文章加上方程式與數字統計的框框，創新的觀點不容易發揮。這些不是中國的發明，是從西方三十多年來的不幸發展搬過來的。不能說不應該引進西方，但從經濟學的發展看，引進西方六十年代的風格與品味遠為可取是肯定的。
這就是問題。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好，對外貿易有助，但制度是自己發明的。西方有不少上佳法門，值得倣傚，但也有不對頭的。沒有作過嚴謹的考查，但直覺上我的感受是，中國老是選西方不對頭的搬過來。
（二之二）
我不反對經濟學用數，但數學本身沒有內容，思想本身要搞得很清晰，掌握了重點，才能考慮用不用方程式處理。有些思想，尤其是在概念那方面，用數不僅不容易，弄巧反拙的例子不少。好比重要的高斯定律，嘗試用方程式表達的行家無數，但搞出來的似是而非，謬以千里。數學無疑可以協助理論的正確性，但我認為除了阿羅等三幾個人，經濟思想一開始就用數推理不會推出什麼好東西。有阿羅層面的天賦高人我平生只遇到三個，其它用數思考的多多少少給我些不自量力的感受。同學們要知道，像阿羅那種數學高人，絕對不是數學識得多，而是無論你說什麼，他們可以立刻用符號代替。這是很難遇上的天賦，如果沒有就不應該用數學去想——要想好後才考慮用方程式證實。有好些人，可以不用方程式而想得夠周全，邏輯夠緊密。這些人想通了的，用不用數學再證實沒有什麼分別。我認為在經濟學上，應不應該用數有三種人。第一種像阿羅，天生腦子滿是符號。這種人絕無僅有，用數思考理所當然。第二種比較多，天生腦子邏輯緊密，想得通，很少錯，想通後用方程式表達只是為了粉飾一下，算是多此一舉了。最後一種最多：這些人的思想邏輯不能來去縱橫，往往沙石無數，多用數是有幫助的。
其實經濟學還有第四種人，也罕有。這些人既不懂數，邏輯推理也乏善足陳，但在話題的重要性上他們的感受特別好，懂得審時度勢，知道廣泛興趣的所在，借題發揮而得享大名。歷史上十九世紀的馬爾薩斯是一個，近代的熊彼得是一個，舒爾茲是一個，還健在的諾斯也是一個。
轉說幾句統計學的回歸分析吧。雖然在發表的文章上沒有用上，但作顧問工作時我用過很多，知道其中玄機。這種分析可能做得很聰明，缺點是不可靠。有了深思熟慮的驗證思考，數據來源清楚明確，用回歸分析處理是錦上添花。問題是今天作回歸統計的，一般沒有想好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對數據的出處沒有查根問底，只是把一堆一堆的數字放進計算機，由回歸軟件處理，把數據調來調去是舉指之勞，得出來的是什麼就說自己的假說是什麼。這些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四十年前美國的博士生開始玩這一套，跟著愈來愈盛行，而今天在神州大地是司空慣見了。
說回歸分析不可靠，因為無論把什麼數據放進計算機，只要夠多，這分析總會給你一個「驗證」的結論。然而，把數據調來調去，或加進新的，這結論很容易被另一個分析推翻。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高人就體會到這個問題，對計算機處理數字有「廢物進去，廢物出來」之說。一九七六年在一次聚會中遇到Dale Jorgenson，經濟統計天下高人也（此君早應拿諾貝爾獎，可惜還沒有），研討中他直言回歸分析的困難是不可靠。不是說這種分析不能用——懂得用，用得好是可取的工具——只是很容易自欺欺人。
說到底，學問之道主要還是想、想、想。為了興趣這裡推一推，那裡敲一敲，然後望天打卦，希望靈感一到，在一個問題上看到一絲曙光，猛攻一陣，殺不出重圍就要擱置，動不動要等十年八載。真的有啟發性的話，一個學者整生說得出三幾句就很了不起。我認為這些話是不能從強迫發表的環境中想出來的。
讓我再次提及自己那篇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不是重要的，但因為夠簡單，示範容易。想出優質座位票價偏低是因為票房老闆要優座先滿，既非天才，也不偉大。有點想像力，有點新意，逼不出來，是好奇心驅使而得的。任何人都有機會想到這一點，但我要花兩個晚上的苦思才能以理論邏輯證實，優位價格偏低而先滿，票房老闆的總收入會上升。除非天才絕頂，這證實要經過經濟學的訓練才能辦到。跟著的驗證工作主要靠跑街頭，到電影院觀察，這是我的專長了。最後是試把上述的假說一般化，希望能伸展到其它現象去。後者我做了，但推得不夠盡，後來行內有人以之推出「效率工資」理論，拿得諾貝爾獎。雖然我不同意「效率工資」的分析，但不能否認有新意。
昔日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是即興的應酬——寫得那麼天衣無縫，應該先有腹稿吧。王勃寫《滕皇閣序》，據說是因為風好船快，及時趕到，搶了閣主人的女婿的鏡頭。李白寫《與韓荊州書》，是求職信，懷才不遇溢於言表，高傲得不可能被僱用，但文氣橫掃千古。李華寫《弔古戰場文》，自知執到寶，要把文章收藏起來，靜靜地給一位懂文章的前輩看。蘇東坡寫《赤壁賦》，數世紀一見，但不敢示人，多晚在後園朗誦，害得鄰居的老婦聽得多了，背得出來。孫髯翁寫一百八十字的長聯，好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此公拒絕科舉試，潦倒落魄，只是在昆明大觀樓的首次聚會時，跑出來寫下此聯，跟著失蹤了。
以上的作品，沒有一件是強迫發表之作，也沒有一件我有本領寫出來。我欣賞，我拜服，也認為學問的發展，精彩的，我們要倣傚這些前輩，靠興趣，講氣氛，憑靈感，有所際遇，然後排山倒海地不吐不快。
當年史密斯寫《國富論》，因為不愁米飯，寫了十二年。跟著的二百三十一年，經濟學沒有一件作品比得上《國富論》。達爾文是富家子，平生沒有「工作」過，對當時生物學實驗的知識很外行，但為了興趣，自我創作，他對生物學的貢獻點止偉大咁簡單？牛頓是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了他的三大定律。和尚孟德爾在教堂後園種豆，想出他的遺傳規律，死後數十年才被後人發現，其重要性今天不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他到美國名校之前想出來的。這些作品，何強迫之有哉？
中國人多，於是腦子多。不敢說中國人的腦子怎樣了不起，但國際上智商高的孩子，據說大部分是炎黃子孫。目今改革有成，舉世都學起中文來了。我們的學術發展又怎樣呢？從我熟知的經濟學看，遠遠地落後於經濟發展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推廣教育的人要知道，文章不是以多為上，而經濟學文章加上方程式與數字統計的框框，創新的觀點不容易發揮。這些不是中國的發明，是從西方三十多年來的不幸發展搬過來的。不能說不應該引進西方，但從經濟學的發展看，引進西方六十年代的風格與品味遠為可取是肯定的。
這就是問題。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好，對外貿易有助，但制度是自己發明的。西方有不少上佳法門，值得倣傚，但也有不對頭的。沒有作過嚴謹的考查，但直覺上我的感受是，中國老是選西方不對頭的搬過來。
（二之二）
Thursday, October 4, 2007
強迫發表是悲劇（二之一）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學術興起publish or perish之法。這是說，或明或暗地，在大學任教職的，如果不按時發表文章，會被校方革職，或不能升職——加薪當然免問了。可憐那些沒有終生僱用合約的助理教授，結了婚，有了孩子，沒有幾篇文章在名學報發表，博士後任職六年多遭解雇。風聲鶴唳，這些前路茫茫的後起之秀，儘管天才頂級，也逼著要發表些什麼文章。當時的學報屈指可算，篇幅有限，要發表可真不易。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今天的經濟學報逾百了。文章的質量變得如何，斤兩如何，可想而知吧。
我是過來人，知道這個不幸的發展的大概。美國的大學「強迫」教師發表文章，或數文章數量來裁定續聘、升職、加薪等事項，是越戰帶來的效果。當年的美國，反戰的青年無數。其中有向學的，聰明，拿得了當時不容易的博士，被大學聘為助理教授，但受到反戰的影響，其中好些變得激進，不服年長的老教授對他們升職的裁決。
我曾經就讀的洛杉磯加州大學就發生了不愉快的事（當時我已離開）。一些助理教授不滿意老一輩的裁決，大興問罪之師，恐嚇出現，而不知是真是假，經濟系的辦公室鄰近發現類似爆炸物品。其它大學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但激進新秀的激進要求時有所聞。他們問：「你們這些糟老頭子懂什麼？憑什麼資格不給我們續約，不給我們升職？」事實上，有些大學的正教授也的確糟得很，沒有什麼文章發表，對有方程式的文章看不懂也。是的，當年美國有些學府，年長的正教授發表文章的本領比不上後起的年輕博士——雖然不能說文章發表不多就不能裁判年輕的思維。當然，某些不成氣候的大學，總有些不學無術的老頭子，只憑自己的職位較高就對年輕的有所留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吵呀吵，到後來升職或留職的決定，取捨於數文章、論學報的高下排列。這樣，publish or perish就變得墨守成規了。
七十年代的美國，一般是中、下等的大學以數文章、論學報來定輸贏，頂級的大學主要還是靠老一輩的大師作裁決，而這裁決還是靠老一輩對思想重要性的看法。今天變成怎樣我沒有跟進。
我是一九六七拿博士的。芝加哥大學給了我一項獎金，於是登龍門去也。像其它的「新秀」一樣，我當然關心自己在學術上謀生的前途。有兩件事後來成為林毅夫的導師的基爾·莊遜對我的影響很大。其一是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只寄去第一章，大名鼎鼎的芝大出版社就決定要出版。到了芝大，該出版社的編輯催稿，要立刻出版。為此我求教莊遜。他說讓他想一天再告訴我。過了一天，作為當時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莊遜親自跑到我的辦公室，說：「你的問題我想了一整晚。一般而言，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有地位的要出版，應該讓他們立刻印製，自己研究其它的。但你的《佃農理論》有機會成為經典之作。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就是你自己也不容易再有這機會了。所以我認為你不用忙，多花一年時間修改、補充，才出版吧。」我依照他的指導去做，該書一九六九才出版，其中關於合約的選擇那一章是補充的，後來獨立成文，觸發了「新制度經濟學」。
第二項莊遜對我的影響，也起於我問他：「像芝大那樣重要的一等經濟學系，要有多少篇文章發表才能拿得終生僱用合約呢？」他想了一陣，回應道：「我們這裡從來不數文章的多少。」我再問：「總要看發表的學報的名氣吧。」他答：「沒有誰管這些。」再問：「那麼你們管什麼？」他答：「管你的思想深度與創意。」我再問：「那麼我一定要有文稿寫出來給你們閱讀了？」殊不知他回應：「那也不需要，但你不可以像啞子那樣，一句話也不說。」是重要的教誨，從四十年前的那天到今天，我重視的是思想的深度與創意，不知外人怎樣想，也不管外人怎樣說，我記著的是莊遜的話。
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算是第一份正職，是副教授，有終生僱用合約。自己沒有要求，但三個月後那裡的正教授，無端端地一致通過，要升我為正教授。當時作為系主任的諾斯於是找我，說：「正教授們沒有一個讀過你的文章，但投票一致要升你為正教授，對校方上頭我要作個交代，解釋一下，你的文章全都拿出來吧。」過了一天，我交給諾斯那篇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文章，只十五頁，是該期學報的首篇，題為《私有產權與佃農分成》的。諾斯看著那十五頁，呆了一陣，說：「十五頁文章作正教授？沒有其它嗎？」我回應：「還有其它，但這十五頁應該足夠。」跟著轉身而去。那是基爾·莊遜給我的影響了。推翻了二百年的傳統觀點，提出新的論證，邏輯井然，十五頁其實是太多了。恨不得當年能以五頁收筆！
是我之幸，從那時到今天，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是為飯碗而動筆的。有幾篇是為了應酬，盛情難卻，也寫得不錯。最近寫好的《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可不是應酬那麼簡單。我欠高斯實在多，於是全力以赴。老師艾智仁二十多年前退休時，搞研討會的要我提供一篇文章，我寫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讀者嘩然。年多前寄給艾師我的《英語論文結集》，他回信大讚該文。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收到該結集，回信也大讚該文。其實該文只說了一句話：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是因為如果不偏低，優位空置會有跳位的行為，所以票房老闆要讓優位先滿。這算是思想，有點創意，但可不是逼出來的。
有些作品無疑可以逼出來。專欄交稿，調查報告，設計圖則等，可以逼出來，而金錢回報夠高這些逼出來的作品可以做得非常好。然而，學術的創意思維是另一回事，主要是靠氣氛，靠興趣，靠靈感——不容易逼出來。如果我不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搞學術創作，而是改遲十年才起步，進入了被迫動筆的時代，我是不可能寫出今天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的。
（二之一）
我是過來人，知道這個不幸的發展的大概。美國的大學「強迫」教師發表文章，或數文章數量來裁定續聘、升職、加薪等事項，是越戰帶來的效果。當年的美國，反戰的青年無數。其中有向學的，聰明，拿得了當時不容易的博士，被大學聘為助理教授，但受到反戰的影響，其中好些變得激進，不服年長的老教授對他們升職的裁決。
我曾經就讀的洛杉磯加州大學就發生了不愉快的事（當時我已離開）。一些助理教授不滿意老一輩的裁決，大興問罪之師，恐嚇出現，而不知是真是假，經濟系的辦公室鄰近發現類似爆炸物品。其它大學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但激進新秀的激進要求時有所聞。他們問：「你們這些糟老頭子懂什麼？憑什麼資格不給我們續約，不給我們升職？」事實上，有些大學的正教授也的確糟得很，沒有什麼文章發表，對有方程式的文章看不懂也。是的，當年美國有些學府，年長的正教授發表文章的本領比不上後起的年輕博士——雖然不能說文章發表不多就不能裁判年輕的思維。當然，某些不成氣候的大學，總有些不學無術的老頭子，只憑自己的職位較高就對年輕的有所留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吵呀吵，到後來升職或留職的決定，取捨於數文章、論學報的高下排列。這樣，publish or perish就變得墨守成規了。
七十年代的美國，一般是中、下等的大學以數文章、論學報來定輸贏，頂級的大學主要還是靠老一輩的大師作裁決，而這裁決還是靠老一輩對思想重要性的看法。今天變成怎樣我沒有跟進。
我是一九六七拿博士的。芝加哥大學給了我一項獎金，於是登龍門去也。像其它的「新秀」一樣，我當然關心自己在學術上謀生的前途。有兩件事後來成為林毅夫的導師的基爾·莊遜對我的影響很大。其一是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只寄去第一章，大名鼎鼎的芝大出版社就決定要出版。到了芝大，該出版社的編輯催稿，要立刻出版。為此我求教莊遜。他說讓他想一天再告訴我。過了一天，作為當時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莊遜親自跑到我的辦公室，說：「你的問題我想了一整晚。一般而言，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有地位的要出版，應該讓他們立刻印製，自己研究其它的。但你的《佃農理論》有機會成為經典之作。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就是你自己也不容易再有這機會了。所以我認為你不用忙，多花一年時間修改、補充，才出版吧。」我依照他的指導去做，該書一九六九才出版，其中關於合約的選擇那一章是補充的，後來獨立成文，觸發了「新制度經濟學」。
第二項莊遜對我的影響，也起於我問他：「像芝大那樣重要的一等經濟學系，要有多少篇文章發表才能拿得終生僱用合約呢？」他想了一陣，回應道：「我們這裡從來不數文章的多少。」我再問：「總要看發表的學報的名氣吧。」他答：「沒有誰管這些。」再問：「那麼你們管什麼？」他答：「管你的思想深度與創意。」我再問：「那麼我一定要有文稿寫出來給你們閱讀了？」殊不知他回應：「那也不需要，但你不可以像啞子那樣，一句話也不說。」是重要的教誨，從四十年前的那天到今天，我重視的是思想的深度與創意，不知外人怎樣想，也不管外人怎樣說，我記著的是莊遜的話。
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算是第一份正職，是副教授，有終生僱用合約。自己沒有要求，但三個月後那裡的正教授，無端端地一致通過，要升我為正教授。當時作為系主任的諾斯於是找我，說：「正教授們沒有一個讀過你的文章，但投票一致要升你為正教授，對校方上頭我要作個交代，解釋一下，你的文章全都拿出來吧。」過了一天，我交給諾斯那篇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文章，只十五頁，是該期學報的首篇，題為《私有產權與佃農分成》的。諾斯看著那十五頁，呆了一陣，說：「十五頁文章作正教授？沒有其它嗎？」我回應：「還有其它，但這十五頁應該足夠。」跟著轉身而去。那是基爾·莊遜給我的影響了。推翻了二百年的傳統觀點，提出新的論證，邏輯井然，十五頁其實是太多了。恨不得當年能以五頁收筆！
是我之幸，從那時到今天，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是為飯碗而動筆的。有幾篇是為了應酬，盛情難卻，也寫得不錯。最近寫好的《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可不是應酬那麼簡單。我欠高斯實在多，於是全力以赴。老師艾智仁二十多年前退休時，搞研討會的要我提供一篇文章，我寫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讀者嘩然。年多前寄給艾師我的《英語論文結集》，他回信大讚該文。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收到該結集，回信也大讚該文。其實該文只說了一句話：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是因為如果不偏低，優位空置會有跳位的行為，所以票房老闆要讓優位先滿。這算是思想，有點創意，但可不是逼出來的。
有些作品無疑可以逼出來。專欄交稿，調查報告，設計圖則等，可以逼出來，而金錢回報夠高這些逼出來的作品可以做得非常好。然而，學術的創意思維是另一回事，主要是靠氣氛，靠興趣，靠靈感——不容易逼出來。如果我不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搞學術創作，而是改遲十年才起步，進入了被迫動筆的時代，我是不可能寫出今天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的。
（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