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26 - 128

采采 問：



請問教授能否傳授一些不依靠官方數據,自己調查統計和分析的研究方法呢?




答采采：



有些統計數字是不容易準確可靠的，甚至近於不可能。我不懷疑北京的有關當局對統計數字的誠實，但認為他們對國民收入——尤其是農民及低下階層的收入——的統計不可靠。就是讓我親自坐在他們的辦公室裡，親自指導，也不能產出可靠的數字來。低下階層一般不報稅，更頭痛是那所謂流動人口不斷地變，怎樣計算才對呢？



我對不可靠的數字有很大的恐懼感。如果受到不對的數字誤導，理論作出錯誤的解釋，一個學者輸不起，有機會身敗名裂。我歷來堅持要儘可能作實地考查。首先要爭取大概地對，跟著是爭取細節的變化。要很客觀地衡量，要反覆地以不同的觀察互相引證，要把很多很多的瑣事加起來，以理論不斷地堆砌，希望能砌出一幅有說服力的圖畫。初學之際，成功的機會很渺茫。但熟能生巧，經過了好些時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的實地調查會愈來愈快，往往得心應手。



想當年，我在調查佃農合約、件工合約、蜜蜂的服務與香港的租務管制等做得仔細詳盡，在行內打下了一個可信的名堂，後來偶爾馬虎一點也被接受。曾經做得最詳盡的實證研究是石油交換的合約，也是親自到油田蒐集資料的。艾智仁認為那是他見過的最佳的實證研究，可惜是顧問工作，不能發表。



二○○三至二○○五這兩年間，搞攝影，我和太太在國內的無數農村跑，攝得的作品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在這段日子中，我當然順便實地調查中國農民的情況，所以肯定地知道農民的生活水平，自二○○○年起其上升速度史無前例。這看法與其它報導是兩回事。


網友 問：



大教授，何不說說歐元問題。法國要經濟改革，大罷工越演越烈，但歐元的升值幅度之大，比人民幣更明顯過之。歐洲各國，面對這個貨幣強勢，能捱多久了？




答網友：



已故的貨幣大師弗裡德曼當年認為歐元行不通，早晚會瓦解，今天看，是輸了給蒙代爾。弗老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見歐盟之邦的失業率有很大的差別，大家一起採用歐元，個別國家不能採用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用同一貨幣怎會不吵起來呢？殊不知今天主理歐元的只為穩定歐元幣值，不管個別國家的經濟悲哀。是的，十年前德國與法國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二，今天依舊，可謂慘情。既然不能有獨自的貨幣政策，他們挽救經濟的法門是取消勞動法例與大幅削減工會的權力。這些談何容易哉？去年北京糊裡糊塗地把德法的勞動法左抄右襲，加上自己的，成為今天的「新勞動合同法」。這是我二十九年來第一次對中國前途不樂觀的主要原因。目前這新勞動法還沒有嚴厲執行，叫救命之聲已不絕於耳。嚴厲執行，後果不堪設想。



不要從歐元等外幣的大幅地升值來看目前的國際困境，而是要從美元大幅貶值的角度看。是伊拉克之戰與格林斯潘不斷地把利息率輪上輪落的合併惹來的大禍。美國是個很了不起的國家，但目前很頭痛。



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蘇聯解體，舉世爭持美元。今天他們是減持美元了。五年前我就這樣推斷過。也是幾年前，美國的議員犯了一項大錯。他們強迫人民幣升值。人民幣於是與美元脫鉤，轉鉤一籃子外幣。如果人民幣繼續緊鉤美元，美元不會跌到哪裡去。從匯率的變動看，央行是按步減輕籃子內的美元比重的。人民幣兌歐元等貨幣下降，是給美元拉下去的。目前中國工業發展的困境，新勞動法之外，主要不是因為兌美元上升了，而是比起其它廉價勞力的地區的幣值，人民幣是上升了——是美元的下跌而推上去的。


南京 少卿 問：



請問教授，您提倡的觀察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與經濟史研究有什麼本質區別？




答少卿：



我非常著重經濟歷史。事實上，任何歷史我都有興趣。科學的重點是解釋現象，但經濟科學可沒有一個自設的實驗室，驗證工作從何做起呢？說過無數次，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既龐大又複雜，五花八門，考查的人無從操控事實的發展。這是經濟實證研究的主要困難，也難怪發展了二百多年，西方經濟學中拿得出來的有說服力的解釋文章，不多見。



歷史是從前的無數人經過長時期在不同地方做出來的現象，是人類的生生死死的實驗過程。我們今天要以經濟理論解釋世事，這些經驗幫助很大。問題是，歷史的記載往往不盡不實，可以誤導。想想吧，就是今天發生的事我們也不容易考證，何況是百年以上發生的。所以讀歷史要很小心，也需要有良好的理論基礎才能有系統地考慮歷史的真實過程。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圖華大，我和幾位同學及同事就曾經跟當時作系主任的經濟史學家諾斯爭論關於中世紀時期英國的土地使用安排。諾斯說是這樣那樣，我們說發神經，不可能！大家吵到圖書館去找古書，諾斯說的只有一個出處，其它的很少那樣說。當時大家以我為中心裁判，而我卻百思不能其解。那是歷史上有名的scattering strips的農業耕耘制，究竟有沒有出現過呢？好比傳說的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度，究竟有沒有出現過呢？



理論基礎重要，非常重要。舉一個例，我肯定土地的私有產權在中國很早就出現了，而這觀點與一般史學家的看法是不同的。我的證據，是有些甲骨文刻著的內容，牽涉到土地的轉讓或租用。理論說，不是私產的土地，不會有任何形式的合約安排。



數十年來我喜歡在街頭巷尾跑，也嘗試過多種生意。這些是在實驗室操作的行為了。與歷史研究不同的，是今天的觀察可以看得很詳盡，而有疑問時還有機會再考查。這其中我要指出一個邏輯哲學的真理。那是在類同的侷限下，如果有類同的侷限轉變，效果會同樣地再發生。那是說，從侷限及其轉變的角度看，歷史是會重演的。於此可見，研究歷史與今天的實地考查，是互相協助的實證工作了。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四）

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



讓我再次強調：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是要把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去。這是說，約束競爭的方法要改變。從前文提出的廣義的合約概念看，約束競爭的合約安排要改變。這些合約不一定是大家熟知的市場合約，但還是合約，因為規限著人與人之間在社會競爭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要怎樣才能把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去呢？意識形態與政治考慮不論，八十年代初期出現的一個大困難，是這個轉移含意著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既得利益份子不會接受。我當時的希望，是制度開始變換時會立刻導致總收入的跳升，以致收入排列位置下降了的人的收入還可以有增長。這收入跳升真的出現了：一九八三年，南中國有幾個地區的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雖然如此，制度的變換還是惹來此前的得益份子的反對。一九八五年四月，我為文建議國家出錢把等級權利買斷（注二十四）。這建議帶點幻想而又明顯地困難，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論支持。可是把等級權利買斷終究沒有出現。



另一種補償的方法出現：貪污。一九八四中期，貪污開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為貪污是替代了早些時的後門交易（注二十五）。這清楚地顯示著等級排列的制度開始瓦解。但當北京於一九八五公佈他們計劃把產品分類管制，我立刻大聲疾呼，說中國正在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貪污的權利被管製法例界定了，中國的改革會停頓下來（注二十六）。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聲浪變得強大了。產品分類管制是放棄了的。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們認為在管製法例下的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中國的經驗不支持這觀點。貪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反向關連，推翻了貪污對經濟有貢獻的說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說一點貪污的好處，那就是用金錢補償特權份子或減少他們對改革的抗拒。我也不同意中國今天的貪污無所不在的觀點。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期，貪污下降了不少。我認識不少幹部對自己的工作引以為傲，足以推翻貪污無處不在的說法。自一九九三起肅貪的行動有看頭，而我將指出，肅貪是得到地區之間的競爭協助的。我認為比起其它亞洲國家，中國目前的貪污水平是偏低的。



從一種以合約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另一種，過程的初期中國幸運地得到一張有市價的合約協助。稱為承包責任合約，用於農地功效立見。一九八六我寫道：



那所謂承包責任合約，從最簡單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於國家通過土地租約授予私有產權。這租約的年期可長可短，原則上是可以永久的。國家沒有放棄土地的所有權，但使用權與收入權則為承租人獨有。轉讓或出售可用轉租的形式處理。政府的幾種徵收可以組合起來作為一個固定的租金，而因為這租金交給政府，就變為物業稅。如果這土地租約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稱fee simple，加上租約可以自由轉讓，則稱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產的最完善形式！（注二十七）



追查承包合約的發展，我得到同事蔡俊華慷慨地提供他蒐集了多年的詳盡資料，讓我於一九八四發表一篇關於農業承包的文章（注二十八）。故事從一九五八開始，人民公社在整個國家推行了。廣泛的饑荒出現，而這悲傷的回憶持續了二十年。為了減少飢寒交迫，人民公社引進了一連串的修改措施。首先是工分制；跟著是生產大隊；跟著大隊改為小隊；到了一九七八，承包責任合約開始出現。「承包」在中文的意思，是「你擔保完成由我指定的，你可以做你的事」。起初這承包合約只用於生產隊，一九八一伸延到農戶去，附帶著指明的產出目標。到一九八三，合約的條件改為農戶擔保交出一個定額，餘下來的歸農戶所有。開始時官方的徵收有好幾項而又複雜，隨著時日的消磨逐步簡化，到二○○五取消了農業稅。有一段時期政府有權以管制的價格購買農產品，這價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



承包合約在農業很成功是沒有疑問的。不同地區的農地以各區的人口平均分配，主要以人頭算，而農地使用的轉讓過了不久就通過轉包的形式出現。但當承包合約引用到工業時，遇到不少困難。工業的運作，機械資產會變舊，也可能被盜去，而法律上國家職工不可以解僱。為了考查這些困難的底因，深圳選出三個青年協助我。工業承包合約的真實樣本，有求必送。他們帶我到工廠視察。有這些方便，我獲得的卻甚少。發展轉變得太快，合約的條款不斷地更改，使我難以找出有一般性的結論。



在這個時刻，大約一九八五吧，我強烈地建議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希望這樣國營的企業能比較容易地私有化（注二十九）。一九八六年，我被邀請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去研討他們的承包合約安排。在他們的宿舍住了幾晚，講了一次話。十六年後——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該校的商學院院長到機場接我，途中說當我在首鋼講話時，他在座。他說事後每個聽眾都受到警告，說不要相信我建議的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權推到盡頭。英雄所見略同——中國人這樣說——過了不久，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成為鄧小平說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基礎。



駛往黨校途中，院長對我說，一九八六年他不可能想像自己有一天可以擁有一部電腦，但現在是隔一年換一部新的。聽到這些話，我感觸無限。像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知道沒多久之前中國的情況，比起對過往知得不多的年輕人，這些年發生的事來得更屬奇蹟了。從機場到黨校是頗長的路程，我意識到這位上了年紀的幹部對中國的奇蹟感到驕傲，而國家必定有很多像他那樣的人，在重要關頭站起來準備拚搏。

注二十四　張五常，《官商的天堂》，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五　「後門交易」是指偏袒的買賣。這些交易不是貪污，而是基於不同的等級排列有不同的權利。沒有犯法。見張五常，《貪污的後患》，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六　見Steven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July 1996).



注二十七　Steven N. S.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October 1986).



注二十八　張五常，《從「大鍋飯」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九　詳細的解釋可見於張五常，《再論中國》，第二與第三部分，共有九篇文章從一九八六年五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發表。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三）

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注十二）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會，只要有稀缺，必有競爭，而決定勝者與負者的規則可以闡釋為產權制度。作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後來受到中國經改的啟發，我嘗試從一個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人類才可以生存，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必然帶來的租值消散，會滅絕人類。這些約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權利結構，界定著經濟制度的本質。



約束競爭的權利結構可分四大類，而任何社會通常是四類並存的。第一類是以資產界定權利，也即是私有產權了。第二類是以等級界定權利，也就是昔日中國的幹部同志按資歷級別的排列（注十三）。第三類約束競爭的法門是通過法例管制。最後，競爭也可以受風俗或宗教的約束。



因為約束競爭含意著互相同意的行為，或暗或明，或自願或強迫，這就含意著合約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場以市價交易的合約。一九八二我說過，一個國家的憲法是合約（注十四）。私有產權、等級排列、法例管制、風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見，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約安排。



這裡介紹的合約的廣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則上，我們可以把為了約束競爭而界定權利視作一類合約，而把交換權利或市場合約視作另一類（雖然市價也是約束競爭的侷限）（注十五）。困難是這兩類合約好些時不容易分開，而在中國，這兩類合約往往是織合為一的。我們稍後將會討論這後者的有趣安排。



為了理解中國，我以合約的關係來看社會裡的人際互動。一九七九在廣州，見到不同職業的等級排列的細微劃分使我震撼。某級別的同志可以分享一部汽車，或每隔一天可得雞蛋一隻，或有權到市場買魚但不需要排隊。這些現象有啟發力。我最初的解釋，是天生下來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個「無產」的社會中每個人平等地「無產」，人權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會的均衡。再過兩年，我看到深入一點的真理：中國的等級排列其實是合約的約束，在資產本身沒有權利界定的情況下，需要有這種排列界定來減低在競爭下的租值消散。



這裡的重要含意，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有一種轉移，要從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或者說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這一點，我認為是解釋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的重心所在。沒有經過流血的革命而做到這種合約轉移，可以視為奇蹟，而我將指出，成功的關鍵，是中國用上一種剛好坐在上述的兩種合約之間的另一種合約。後者稱為承包責任合約。真正的奇蹟可不是他們做到這重要的合約轉移，而是他們達到的一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制度。



既然在討論一般性的理論，我要指出約束資源使用的競爭是需要費用的。這些費用被稱為交易費用，實在有點誤導。多年以來，我強調不同種類的交易費用只能在邊際上分開，而驗證假說所需要的，是指出這些費用的邊際轉變。我也曾經強調，交易費用不需要用金錢來量度，需要的是在不同的可以觀察到的情況下，我們有本事排列交易費用的高低。不容易，但可以做到，我曾經無數次以觀察到的現象轉變來衡量交易費用的轉變，作出準確的推斷或解釋。你可以不同意我對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的解釋（注十六），但多年以來我對中國將會發生的事的推斷，得分之高，不可能是看水晶球的成績。



除了從邊際轉變的角度看，不同種類的交易費用無法分開，這逼使我為交易費用下一個廣泛的定義：涵蓋魯賓遜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費用。這樣看，交易費用是可以在一個完全沒有交易的情況下出現的。我認為應該稱為制度費用才對，即是只有社會才能出現的費用。我的論點是交易（或制度）費用的起因，主要是為約束使用資源的競爭，或者從上文提出的廣義合約安排看，起於用合約來約束競爭的需要。結論是：只要競爭存在，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存在。換言之，說一個社會沒有這些費用是矛盾的說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評論高斯定律時，我寫道：

如果廣義的交易費用真的是零，我們要接受消費者的意欲會不費分毫地準確表達；拍賣官與監察者會免費蒐集與整理訊息；工作的人與其它生產要素會得到免費的指引，去從事與消費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產出；每個消費者獲得的產品與服務，跟他的意欲會是一致的。仲裁者會免費地決定一個工作者或消費者的總收入：把他的邊際產值，加上社會其它所有資源的租值的一個分成，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費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種準則而決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沒有市價而達致。（注十七）



市場的存在是因為交易或社會費用不是零而起，跟高斯的經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約選擇分析是沒有衝突的（注十八）。說市場的出現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是近於定義性的了。然而，要解釋座位票價或自助餐的安排，我們只須指出某些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邊際轉變，但解釋一個複雜的制度，或制度的轉變，困難得多。



腦子閉塞，我的困難持續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種交易或制度費用應該加進去來解釋私產及市場的存在。我的廣泛定義顯示著這些費用無處不在，再沒有加進的空間。二○○一年的一個晚上，我看到曙光：我們不是要加，而是要減這些費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著想到一篇只兩頁紙的文章，A. Bottomley一九六三發表的（注十九）。作者的論點，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極宜種植杏仁樹，但因為草原公有，於是用作畜牧（注二十）。有價值的資源毫無約束地讓公眾使用的現象曾否出現過，我歷來懷疑，但假設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麼，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費用是些什麼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發表的關於價格管制的文章裡，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種交易費用（注二十一）。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樣的看法比較困難，但在兩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費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會在一人世界發生；另一方面，成本（這裡指費用）是最高的代價——的黎波里的畜牧代價是種植杏仁樹的土地租值。定義說，把草原轉作種植杏仁樹的用途的總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不會低於租值的消散，否則這用途的轉變會出現了。跟著的含意是，如果我們能認定這些費用在哪方面有了轉變，制度的轉變可以推斷。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觀察，明顯地說，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種植了杏仁樹，有三個結果。其一，土地的租值會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費用會下降——這下降是減下去，在我們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費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費用的性質或類別是改變了，雖然這些費用永遠不會下降至零。其三，從我們的廣泛概念看，以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一種合約是取代了另一種。以我之見，後者是制度轉變的正確意義。



上述的分析或看法，就是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的人也可能不熟識，但對理解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卻至關重要。尤其是我在交易或社會費用與合約安排的知識的增長，主要是從中國的經驗學習得來的成果。



很不幸，制度的轉變或合約安排的轉變，不一定是朝減低交易費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史密斯認為土地使用安排的轉變是朝改進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對（注二十二）。災難性的安排單是二十世紀就出現過多次了。有時我想，人類可能有一天會因為自己的選擇而毀滅自己。在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假設下，人類自取滅亡的理論難以構想，雖然我嘗試過好幾次（注二十三）。我的老師赫舒拉發曾經以《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作為他出版的一本書名，這本書可能解釋博弈理論今天在行內的盛行。我不讚同這個取向，因為我相信經濟解釋首要的，是辨識可以觀察到的侷限變動。可幸的是，以中國的經濟改革而言，「力量的暗面」還沒有大行其道。不管將來如何，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文化終於從深邃的黑洞中走出來了。我說過，這篇文章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究竟做對了些什麼才出現了大家見到的壯觀表演呢？

注十二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弗裡德曼九十大壽那天，我寫了《合約的一般理論》。（張五常，《制度的選擇》，第五章，第一節。）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九日，我發表了十一篇關於經濟學的缺環的文章。（張五常，《經濟學的缺環》與《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後者分十篇，《壹週刊》。）這系列是為準備寫這篇獻給高斯的長文而作的。我認為這裡的第三節，與上述的合併起來，會有一個完整的合約一般理論。



注十三　安排有所不同，等級排列也可以在一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機構見到。然而，在共產制度下的同志等級排列，在一些重點上與一傢俬營企業的排列不同，前者較為近於政府設立的機構，例如一間公立醫院或一間公立大學。單從等級排列看，共產制度與私營企業的主要分別，是前者的市民或員工沒有權不參與，而轉換工作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由選擇工作會導致同志等級排列制度的瓦解。當一九八二年底見到自由轉業在珠江三角洲開始出現時，我立刻為文說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會走回頭路。在北方，工作的自由選擇要到一九九二才開始，在鄧小平於該年春天南下之後。



注十四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Section II.



注十五　市價是約束競爭的侷限。正如史密斯在《國富論》中寫道：「給我那我需要的，你可以獲得這你需要的……」(Cannan edition, p. 18). 一個市價存在。



注十六　Steven N. S. 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97), pp. 512-522.



注十七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op. cit., Section III.



注十八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p. cit.;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9), pp. 23-42.



注十九　Bottomley, 「The Effects of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February 1963).



注二十 在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op. cit., 我補充說：「維護在公眾土地的植樹投資的成本高，因為植在地上的樹是固定了的，但蓄牧卻可以在晚上驅趕回家。」



注二十一　Cheung,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op. cit.



注二十二　見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 32-34.



注二十三　張五常，《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世界末日好文章》，二○○七年三月八日。二文皆於《壹週刊》發表。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二）

第二節：思想的衝擊



羅拔·蒙代爾，北京的榮譽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聽到老人家親自策劃一個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議，他建議要有一篇頌讚高斯的學術貢獻的文章，而我是寫這篇文章的適當人選。但高斯已經邀請我寫這篇關於中國經改的開場主題，不是寫高斯本人。我想，這裡起筆說一下高斯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適當的。這樣做，我無可避免地要牽涉到自己，因為把高斯的思想介紹給中國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題為《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注三）。這個古怪的題目是回應早一年我讀到的、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孫冶方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注四）。文革期間，孫先生說了這句話，被困坐牢七年。我當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舉的馬克思的價值與價格概念。我的長文只申述一點：資源稀缺，競爭無可避免；決定勝負要有準則，在無數可以採用的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注五）。我列舉了多個不同的準則，包括排隊輪購、論級分配等，指出必會有租值消散的浪費。只有市場價格這個準則沒有，而市價的使用是基於有私產的存在（注六）。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該文在北京廣泛流傳，不少朋友說影響了後來中國差不多什麼都收費的習慣。有系統地以中文解釋高斯的界定資產權利與交易費用的理念，始於一九八二，見於《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注七）。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開始熱心地以中文下筆。《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發表（注八）。該文詳細地討論了畜牧與種麥的例子。到今天，我發表了大約一千五百篇中語文章，一半是關於經濟的。經濟改革與政策分析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個改革者。然而，抗戰期間在廣西差不多餓死了，今天作為還活著的老人，我對國家的關心無從掩飾。外人是否同意無所謂，只要他們讀我寫出來的。我相信任何人讀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沒有更好的時間，沒有更好的地方，也許沒有比我這個寫手更好的推銷員，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推廣高斯的思想。那時，國內的意識大門逐漸打開：同志們知道他們歷來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處。一九八二年五月，我獲任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那是當時跟進中國發展的最佳位置。我對高斯的論著了然於胸，而眾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注九）。我是個中國文化與歷史專家，同志們不能對我說我不懂中國——他們對外人例必這樣說。我可以用中文動筆，沒多久就寫出讀者認為通俗、風格鮮明的文字。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創思想，當時容易推銷。如果當時的中國像今天那樣，我是不會那麼幸運的。



首先是交易費用的思維。中國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識那無數的瑣碎麻煩，例如要背誦口號，要排隊輪購，要搞關係，要走後門。他們每天要花幾個小時做這些事。當我說如果這些費用減低，收入會飆升，就是最頑固的舊制度維護者也難以應對。當時的交易費用奇高，怪事天天有，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時間與多篇文章才能說服中國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費用不會下降。這方面，應歸功於我。



要改為哪種制度呢？不容易說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觀點：市場價格是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那些慣於排隊數小時的人不難明白。然而，當我指出市價只能用於私有產權的制度，同志們不易接受。私字當頭，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沒有半點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產權更是直接地違反了北京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執著。



在這重要關鍵上，高斯的資產權利需要清楚界定這個思想大顯神功。作為當時的經濟科學推銷員，我知道同樣的產品有了個新的包裝。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我帶弗裡德曼夫婦會見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時，趙先生急於向米爾頓解釋資產權利界定的重要。這對話有存案，在好幾個地方發表過。成功地推銷高斯的經濟觀給總書記也應歸功於我。今天，在百度，那普及的中文搜索引擎，「高斯定律」的幾個譯法出現過不止十萬次。



同樣重要的，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我用上好些例子申述。當時的香港，土地是政府或皇家所有，一幅官地的私人業主只持有一紙長期的租用合約。當我在洛杉磯加大作學生時，借錢購買了一部細小的快意牌汽車。我是註冊車主，銀行是法定車主，但這兩權的分離對我使用該車是沒有影響的。高斯對權利界定的分析，在那一九六○的鴻文中用上的多個精彩的實例，我看不到所有權是否私有對資源的使用有何重要（注十）。這話題的出現，是因為當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九八三開始盛行的承包責任合約。我看到在邏輯上推到盡，這合約是准許私人使用資產但沒有私人所有權。承包合約是這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我稍後才詳論。



讓我跳到二○○六年八月於北京。周其仁給我看兩本我自己的書：《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與《再論中國》（一九八六）（注十一）。二者皆在香港出版，但被影印複製，扉頁蓋上一個「內部閱讀」的印章。這些書是北京同志的內部或「秘密」讀物。我從來沒有那樣高興見到自己的書給人盜版（據說每書複印二千冊）。在這兩本結集中，高斯的影響是清楚而又廣泛的。

注三　張五常，《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一九七九年十月《信報財經月刊》。



注四　孫冶方，《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一九七八年十月《光明日報》。



注五　租值消散是個重要論題，起於公共資源使用的分析：資源的租值，會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使用，引起使用成本增加而消散了。由此引申，我指出只要不用市場價格，或市價被政策壓制著，其它的競爭準則一定會出現，而某程度上這些其它準則必會導致租值消散。從租值消散的角度來解釋經濟行為是一個重要的法門，可惜經濟學行內不重視。我的經驗是分析交易費用時，採用租值消散這個通道非常有效。

有關讀物，見Frank H. Knight, 「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1924);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 Property Resource: The Fishe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pril 1954); Steven N. S. 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and the Theory of a Non-exclusive Resourc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0); Idem,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74).



注六　採用市價是有費用的，但作為一個競爭準則，市價本身不會導致租值消散。關於採用市價的費用，見R. 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ovember 1937); George J. Stigler,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61); Steven N. S. Cheung, 「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3).



注七　張五常，《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九八二，重刊於張五常，《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再版多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樹出版。



注八　張五常，《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發表於《信報》，轉刊於《賣橘者言》，後者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初版，再版無數次，今天由香港花千樹出版。



注九　一九八○年在底特律的美國經濟學會的年會中，高斯催促我回到中國去，因為他聽到中國有可能開放改革，而他認為我是向中國人解釋經濟制度運作的最佳人選。幾個月後，我聽到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的位置將會空出。一九八二年五月獲委此職，十八年後退休。



注十　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在早一篇同樣重要的文章裡，高斯寫道：「人們看來不明白的，是聯邦傳播委員要分配的，或者要在市場出售的，是以一件儀器傳達信號的使用權。這樣看問題，我們無須想到頻率或無線廣播的所有權誰屬那邊去。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59), p. 33.



注十一　張五常，《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二者皆再版多次，目前由花千樹出版。

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一）

謹以此文獻給朗奴·高斯。他那權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喚醒了一個龐大的國家。並以此祝賀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三十週年。



第一節：中國的問題



個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始於一九八○。一九七九的秋天，我到離別了多年的廣州一行，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跡象。北京當局與將來的史學家無疑會選一九七八為改革的起點。這裡日期明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佈了一項極為重要的決定。有了這個日子，朗奴‧高斯策劃的這個中國研討會議就有一個特別的意義：肯定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改革，今天剛好是三十週年了。



當年的三中全會決定了兩件事。一、中國開放推動經濟發展；二、鄧小平再獲授予權力。那時，相信這兩項公佈的人不多吧。關於經濟，類似的豪言壯語曾經表達過。至於鄧的復出，這是第三次了。雖然這一次說明他獲授予的是最高的權力，但資歷比他高而又反對市場經濟的同志，大有人在，而一九七八年的中國，資歷輩份重要。有誰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鄧可能再下台。



一九七九的夏天，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的主編要求我寫關於中國的前景。他說戴卓爾夫人的辦公室對一個學術性的分析有興趣。那年的秋天我到廣州一行，跟著是愈來愈有興趣地跟進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改革。一九八一年，我察覺到中國的侷限在急速轉變，於是為該學社寫了一篇足以印成小冊子的文章。一九八二發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注一）作出了肯定的推斷：是的，中國會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延遲了一年才出版，因為不同意的批評者無數。在西雅圖最親密的同事巴賽爾，不同意我的推斷，但他認為關於理論那一節真好，不發表很可惜。



於今回顧，我當年的準確推斷使朋友與同事驚奇，而我自己驚奇的，是跟著的改革發展速度。差不多三十年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超越了日本的明治維新，而發生於一個那麼龐大，人口那麼多而又是那麼複雜的中國，近於不可置信。還有的是，在這奇蹟的發展中，中國要面對貪污，面對一個不合格的司法制度，控制言論與宗教自由，教育與醫療公非公私非私，有外匯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據說每年有六萬次動亂。除了動亂的統計數字——不知定義為何，不同地區的朋友說他們沒有見到任何他們會認為是動亂的——其它上述的負面事項皆屬實。



大約二○○三年，幾位熟知中國的朋友向我投訴國家的多種不是。我回應：「不要告訴我什麼不對。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有那麼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尤其是，不要重複某些人相信的：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朱鎔基的肅貪行動早就把這假說推翻了。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我用一個比喻對這些朋友解釋困擾了我好幾年的問題。一個跳高的人，專家認為不懂得跳。他走得蹣跚，姿勢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紀綠。這個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對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對。那是什麼？在不同的內容上，這就是中國的問題。



這篇文章要找這問題的答案。長而複雜，因為我有一段歷史要敘述，有一個理論要解釋。這樣，我要專注於中國做對了什麼。這裡我只能再說，要批評中國我可以寫很多本書。



自一九八○起，中國真是個經濟奇蹟。米爾頓‧弗裡德曼曾經高舉香港的經濟奇蹟，因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還有可觀的增長。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長比香港還要快，而同樣的時間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舉另一個例，我和太太造訪紹興後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報導說，一些勞工離鄉三年，回鄉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內陸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樣，高樓大廈在夜間燈光閃閃。目前，世界上過半的新升降機是在中國裝置的。



今天在中國，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橫跨整個美國。九十年代中、後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集中於上海。那時樓價急跌，但午夜還可見到鎔焊工人在高高的鋼架上操作，彷彿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間建成的商業樓宇面積，比發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還要多。二○○二年，上海的策劃者突然大幅減低樓宇建築的容積率，因為發覺高樓大廈的重量使該市下沉。從南京到上海的四線公路，啟用時因為車輛稀少而被批評浪費，但五年後交通堵塞，進帳可觀，要擴寬為八線了。因為車輛按大小收費，載貨超重嚴重，世界級的公路很快就被壓壞了。整個國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隊落貨。二○○五年，地球最長與次長的跨海大橋同時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區。



溫州一家造鞋廠僱用十二萬員工。該市差不多產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機及聖誕燈飾。義烏，十五年前以地攤小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輸出過千個貨櫃，來自韓國及非洲的購買商人雲集該市，使寫字樓的租金升穿樓頂。有誰聽過幾千間店子只賣短襪，不賣其它？這是義烏，那裡的批發商場大得我一看就坐下來，因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麼遠。樂從鎮有一條馬路，兩旁滿佈家具商店，長達十公里。蘇州的廣大工業園，園藝美觀，滿是世界級的名牌工廠與世界級的廠房設計，五年間在農地上冒出來。杭州每年遊客四千萬。該市有一間零銷店，出售一個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進帳八萬美元。



我可以不斷地繼續敘述類似的現象。沒有什麼意思吧。需要補加的，是浦東的一個故事，即是上海黃浦江之東。一九九三年我帶弗裡德曼夫婦到那裡，見到的只是一行一層高的店子，據說是建造給鄧小平看的。米爾頓當然反對這樣做，指出政府的發展策劃一般失敗收場。然而，八年後，我帶一位美國建築設計師到浦東商業區，他目瞪口呆，說那裡密集的摩天商廈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課：一個像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而又發展得那麼快的國家，會有很大的空間容許以嘗試的方法學習（注二）。



今天，浦東的商業樓宇還在建造不停，空置著的很多。樓價卻在上升。這些看來是互相矛盾的現象只有一個解釋：人們在等待。他們下注投資而等待，期望著一旦中國解除外匯管制與金融管制，上海浦東會立刻成為一個有領導地位的金融中心。



統計的數字加不起來。一個從事統計的官方朋友，直言無法前後一貫地把數字組合。二○○五年，北京相當大幅地把過往統計的增長率提高，但這調整可沒有算進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是戲劇性地改進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統計的增長率，高於北京對整國的統計，有些高很多。二 ○○六年，廣州報導該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為他們用產出總值除以戶籍人口，忘記了數百萬沒有戶籍的流動人口的產出貢獻。沒有疑問，二○○○年起農民的生活直線上升，但官方的統計卻說他們的增長率低於城市的。他們一定是用了戶籍人口算，因為沒有誰知道多少農民「流動」去了。我認為三分之一以上的勞動人口在國內流動。不知道這個陷阱，外間的機構幾番報導，說中國的基尼係數正在危險地上升。這些報導脫離目標要以英里算。

*　感謝高斯、韋爾因、巴賽爾和張滔。他們細讀了此文的初稿，提供了意見。

注一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注二　當一九九七年上海宣佈將在浦東建設一個新的國際機場，懷疑的人說舊機場的使用還沒有達到飽和點。浦東的新機場一九九九啟用，過了不久一條跑道不夠。二○○五增加了一條跑道，二○○八再加一條及一個新的候機處。舊機場現正增建另一條跑道。這樣看，上海每隔兩年半就增加一條國際機場跑道了。

收費的公路與橋樑有類同的故事，本來虧蝕的沒多久就賺錢。一位朋友惋惜賣掉一段公路，因為不久後滿是車輛。一位來自台灣的規模不大的方便麵生產商，五年後每天產出三千萬包。從二○○○到二○○六這六個年頭，在中國投資的人差不多不能出錯。可惜好景不常，到了二○○七年底，這樂觀的景象不再。

為米折腰創作難（創作閒話，之七）

為高斯今年七月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議」而寫的英語長文寫好了，正在翻為中文。分十二節，本來打算到時按節分期在這裡刊登中譯，但兩個困難無從解決，逼著放棄稿酬，轉到網上發表。第一個困難是文章艱深難明，每星期一節相隔太久，中途入局的讀者會摸不著頭腦。第二個困難無可救藥。那十二節長短不一，較長的幾節，加上腳註，這裡的篇幅放不進去。



是我平生最重要的學術論著。高斯讚過無數次，但他認為雖然最近的第三稿大有改進，仍然難讀，對讀者的要求甚高。題為《中國的經濟制度》，累積了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二十九年，有複雜的歷史要說，也有創新的理論要解釋。英文二萬多字，翻成中文三萬多字了。



年多前老人家高斯要親自策劃一個中國經濟研討會議，邀請我寫這篇開場主題，我想：自己欠他那麼多，中國又欠他那麼多，一定要寫得高斯滿意。歷來知道他對文章很不容易說半句好話，我想，是表演真功夫的時候了。我又想：年逾古稀，雖然智力不減當年，但上帝定下來的規律，不言自明，那就持著不會再有明天的意識動筆吧。



為此，去年我在這裡發表了十一期關於經濟學的缺環的文章，重溫自己對經濟制度的平生所得，作了準備。八月動工，日以繼夜寫了三個星期，減了五磅，有了初稿，然後賈其餘勇，九月的第二稿寄了十多份出去。一位國內的教授朋友讀後，對一位同學說：「這樣的文章是作者有錢才可以寫出來的！」



不知是讚譽還是貶低，但我認為他說得對。如果沒有未雨綢繆，為自己老來退休的生活作了打算，要為米折腰地靠思想創作為生計，不餓死才怪。《中國的經濟制度》是創作，只管真理，不管其它，但正如明代徐渭的詩中有云：「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值錢嗎？比不上交易費用！上蒼有知，如果北京依我之見，經濟有賺分一小點給我非常過癮。但訊息或交易費用那麼高，天才等同廢物，能不可悲乎？



衷心羨慕那些搞藝術創作的人。雖然一將功成萬骨枯，但純真的藝術創作，只為滿足作者自己而不管他人怎樣想的作品，賣得起錢的藝術家存在。不多，但久不久我們可以見到成功的例子。



學術或科學呢？完全不管市場的純真創作，能賣得起錢的作品我沒有見過。牛頓的天才當時震撼英國，跟著有機構養起他。達爾文是富家子，無所謂。孟德爾是個和尚，與世無爭。愛因斯坦也因為天才震撼而有大學養起。經濟學中史密斯有富人長期高薪僱用；李嘉圖是富有商人；米爾有經濟學之外的正職；馬歇爾是講座教授，巨著之後不需要再發表什麼；凱恩斯家境不俗，自己也很懂得賺錢；費沙在生意上賺過很多錢，大蕭條中計破產，由大學養起。



上述只是隨意想出的大師實例，沒有一個的重要學術創作是為賺取生計而「創」出來的。這是說，學術創作，為米折腰而創之不管用。為的是些什麼呢？為了好奇心，為了給自己一點滿足感，也可能為了要爭取一點辛稼軒說的生前身後名。說過了，思想是共用品，一般賣不起錢，要搞思想創作的人如果不是為了自己的興趣從事，要為生計搞思想創作，不容易創出些可以勒碑誌之的。



思想作品賣不起錢，強而為米折腰，搞思想創作大麻煩會出現。我要指出的是美國七十年代初期起，大學的教授，尤其是我熟知的經濟學，出現了不在正規學報多發表文章會被革職的情況。這與英國二十世紀中期之前的學術生存之道明顯地分離了。就是到了六十年代的美國，不發表要革職也不大明顯。但跟著是政府資助大學愈來愈普及，私立的被迫要跟著大勢走。



要多發表才能生存的作品，可觀的鳳毛麟角——基本上我沒有見過。想想吧：為了生存而發表文章的教授，要顧及學報文章的格式要求，要投評審員的所好，要聽學報編輯的話，也不敢開罪多人。評審員與編輯一般是自己創不出什麼來才作這類工作的。他們的品味與判斷力一般平庸。不止此也，為滿足這些人的要求，費時失事，投搞與發表之間要修改不知多少次，就算被接受，等三幾年才刊登是慣例。有誰曾經這樣留難過史密斯、達爾文等人？難道這些思想家比不上今天的教授嗎？



回顧平生，我自己只有一篇學術文章被學報推卻。那是初出道時的《佃農理論》。投於大名的《美國經濟學報》。編輯說評審員的評價不差，但眾所周知，佃農分成率是由風俗習慣決定的，我說由市場決定，不對，要修改。發神經，我當然不改，於是算被推卻了。後來該文一分為二，在兩家其它學報發表，四十年後的今天還被引用。四年之後，《美國經濟學報》的編輯不知從哪裡看到我的《蜜蜂的神話》的文稿，來信說希望給他們發表。當時該文已答應了給另一家。我還是一肚氣，因為來信求稿的編輯要我取消細談飼養蜜蜂那一節，其品味與判斷跟我相差十萬八千里。那一節，是我後來在行內獲得調查詳盡、可信性高的聲譽的一個主要原因。學術文章沒有被學報推卻，因為我很少投稿，通常是由編輯朋友邀請的。



回頭說最近完工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長文，差不多用盡自己四十多年來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所得，跟進中國的發展二十九年，策劃動筆是一年多前的事，也算是寫了一整年了。是純真的學術創作，以金錢算成本與收益，虧得一塌糊塗。為米折腰是不可能寫出來的。高斯會出書發表。如果投稿於學報，不減少四分之三的字數被收容的機會不高。



會傳世嗎？定過抬油！該文的第三節，寫合約的一般概念，達到制度經濟學的無人之境，讓我感受一下陳子昂說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矣！



告別啟事：《南窗集》不停地寫了九年，是個人紀錄。最近聘請了兩位助手再整理自己的論著及其它的，這裡要停筆了。忘記了時日，屈指一算，在壹傳媒的刊物我發表了二百多萬字。其中要感謝的，是二○○○至二○○二在《蘋果日報》發表的三十多萬字的三卷本《經濟解釋》，盡展平生所學，但還要大修一次。天下不會有其它大眾讀物刊登那不容易讀的學術分析，而要不是逼著按期交稿一百次，這三卷本不可能在兩年間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