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四）

第四節：承包責任合約的演進



讓我再次強調：中國經濟改革的重點，是要把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去。這是說，約束競爭的方法要改變。從前文提出的廣義的合約概念看，約束競爭的合約安排要改變。這些合約不一定是大家熟知的市場合約，但還是合約，因為規限著人與人之間在社會競爭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要怎樣才能把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去呢？意識形態與政治考慮不論，八十年代初期出現的一個大困難，是這個轉移含意著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既得利益份子不會接受。我當時的希望，是制度開始變換時會立刻導致總收入的跳升，以致收入排列位置下降了的人的收入還可以有增長。這收入跳升真的出現了：一九八三年，南中國有幾個地區的增長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雖然如此，制度的變換還是惹來此前的得益份子的反對。一九八五年四月，我為文建議國家出錢把等級權利買斷（注二十四）。這建議帶點幻想而又明顯地困難，出乎意料地得到北京的一些言論支持。可是把等級權利買斷終究沒有出現。



另一種補償的方法出現：貪污。一九八四中期，貪污開始盛行。起初我是欣慰的，因為貪污是替代了早些時的後門交易（注二十五）。這清楚地顯示著等級排列的制度開始瓦解。但當北京於一九八五公佈他們計劃把產品分類管制，我立刻大聲疾呼，說中國正在走上「印度之路」，指出如果貪污的權利被管製法例界定了，中國的改革會停頓下來（注二十六）。警告之下，北京的支持聲浪變得強大了。產品分類管制是放棄了的。



我不同意一些人的看法，他們認為在管製法例下的貪污對經濟發展有利。中國的經驗不支持這觀點。貪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反向關連，推翻了貪污對經濟有貢獻的說法。但是，如果一定要說一點貪污的好處，那就是用金錢補償特權份子或減少他們對改革的抗拒。我也不同意中國今天的貪污無所不在的觀點。仍然普及，但比起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初期，貪污下降了不少。我認識不少幹部對自己的工作引以為傲，足以推翻貪污無處不在的說法。自一九九三起肅貪的行動有看頭，而我將指出，肅貪是得到地區之間的競爭協助的。我認為比起其它亞洲國家，中國目前的貪污水平是偏低的。



從一種以合約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另一種，過程的初期中國幸運地得到一張有市價的合約協助。稱為承包責任合約，用於農地功效立見。一九八六我寫道：



那所謂承包責任合約，從最簡單因而最完善的形式看，等於國家通過土地租約授予私有產權。這租約的年期可長可短，原則上是可以永久的。國家沒有放棄土地的所有權，但使用權與收入權則為承租人獨有。轉讓或出售可用轉租的形式處理。政府的幾種徵收可以組合起來作為一個固定的租金，而因為這租金交給政府，就變為物業稅。如果這土地租約是永久的，西方法律稱fee simple，加上租約可以自由轉讓，則稱fee simple absolute，是私產的最完善形式！（注二十七）



追查承包合約的發展，我得到同事蔡俊華慷慨地提供他蒐集了多年的詳盡資料，讓我於一九八四發表一篇關於農業承包的文章（注二十八）。故事從一九五八開始，人民公社在整個國家推行了。廣泛的饑荒出現，而這悲傷的回憶持續了二十年。為了減少飢寒交迫，人民公社引進了一連串的修改措施。首先是工分制；跟著是生產大隊；跟著大隊改為小隊；到了一九七八，承包責任合約開始出現。「承包」在中文的意思，是「你擔保完成由我指定的，你可以做你的事」。起初這承包合約只用於生產隊，一九八一伸延到農戶去，附帶著指明的產出目標。到一九八三，合約的條件改為農戶擔保交出一個定額，餘下來的歸農戶所有。開始時官方的徵收有好幾項而又複雜，隨著時日的消磨逐步簡化，到二○○五取消了農業稅。有一段時期政府有權以管制的價格購買農產品，這價管在九十年代初期取消了。



承包合約在農業很成功是沒有疑問的。不同地區的農地以各區的人口平均分配，主要以人頭算，而農地使用的轉讓過了不久就通過轉包的形式出現。但當承包合約引用到工業時，遇到不少困難。工業的運作，機械資產會變舊，也可能被盜去，而法律上國家職工不可以解僱。為了考查這些困難的底因，深圳選出三個青年協助我。工業承包合約的真實樣本，有求必送。他們帶我到工廠視察。有這些方便，我獲得的卻甚少。發展轉變得太快，合約的條款不斷地更改，使我難以找出有一般性的結論。



在這個時刻，大約一九八五吧，我強烈地建議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希望這樣國營的企業能比較容易地私有化（注二十九）。一九八六年，我被邀請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去研討他們的承包合約安排。在他們的宿舍住了幾晚，講了一次話。十六年後——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我被邀請到中共中央黨校講話。該校的商學院院長到機場接我，途中說當我在首鋼講話時，他在座。他說事後每個聽眾都受到警告，說不要相信我建議的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和把界定了的使用權推到盡頭。英雄所見略同——中國人這樣說——過了不久，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成為鄧小平說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基礎。



駛往黨校途中，院長對我說，一九八六年他不可能想像自己有一天可以擁有一部電腦，但現在是隔一年換一部新的。聽到這些話，我感觸無限。像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知道沒多久之前中國的情況，比起對過往知得不多的年輕人，這些年發生的事來得更屬奇蹟了。從機場到黨校是頗長的路程，我意識到這位上了年紀的幹部對中國的奇蹟感到驕傲，而國家必定有很多像他那樣的人，在重要關頭站起來準備拚搏。

注二十四　張五常，《官商的天堂》，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五　「後門交易」是指偏袒的買賣。這些交易不是貪污，而是基於不同的等級排列有不同的權利。沒有犯法。見張五常，《貪污的後患》，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六　見Steven N. S. Cheung, 「A Simpli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rrupti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July 1996).



注二十七　Steven N. S. Cheung, 「China in Transition: Where Is She Heading Now?」 Contemporary Policy Issues (October 1986).



注二十八　張五常，《從「大鍋飯」到「大包干」》，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表於《信報》，其後轉刊於《中國的前途》。



注二十九　詳細的解釋可見於張五常，《再論中國》，第二與第三部分，共有九篇文章從一九八六年五月到一九八七年三月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