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制度（十二之三）

第三節：合約的一般概念（注十二）



艾智仁提出：任何社會，只要有稀缺，必有競爭，而決定勝者與負者的規則可以闡釋為產權制度。作為他的入室弟子，加上後來受到中國經改的啟發，我嘗試從一個修改了的角度看世界。我的看法，是資源使用的競爭一定要受到約束，人類才可以生存，因為沒有約束的競爭必然帶來的租值消散，會滅絕人類。這些約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權利結構，界定著經濟制度的本質。



約束競爭的權利結構可分四大類，而任何社會通常是四類並存的。第一類是以資產界定權利，也即是私有產權了。第二類是以等級界定權利，也就是昔日中國的幹部同志按資歷級別的排列（注十三）。第三類約束競爭的法門是通過法例管制。最後，競爭也可以受風俗或宗教的約束。



因為約束競爭含意著互相同意的行為，或暗或明，或自願或強迫，這就含意著合約的存在。不一定是在市場以市價交易的合約。一九八二我說過，一個國家的憲法是合約（注十四）。私有產權、等級排列、法例管制、風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見，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約安排。



這裡介紹的合約的廣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則上，我們可以把為了約束競爭而界定權利視作一類合約，而把交換權利或市場合約視作另一類（雖然市價也是約束競爭的侷限）（注十五）。困難是這兩類合約好些時不容易分開，而在中國，這兩類合約往往是織合為一的。我們稍後將會討論這後者的有趣安排。



為了理解中國，我以合約的關係來看社會裡的人際互動。一九七九在廣州，見到不同職業的等級排列的細微劃分使我震撼。某級別的同志可以分享一部汽車，或每隔一天可得雞蛋一隻，或有權到市場買魚但不需要排隊。這些現象有啟發力。我最初的解釋，是天生下來人是不平等的，如果在一個「無產」的社會中每個人平等地「無產」，人權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會的均衡。再過兩年，我看到深入一點的真理：中國的等級排列其實是合約的約束，在資產本身沒有權利界定的情況下，需要有這種排列界定來減低在競爭下的租值消散。



這裡的重要含意，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有一種轉移，要從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制度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制度，或者說要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這一點，我認為是解釋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的重心所在。沒有經過流血的革命而做到這種合約轉移，可以視為奇蹟，而我將指出，成功的關鍵，是中國用上一種剛好坐在上述的兩種合約之間的另一種合約。後者稱為承包責任合約。真正的奇蹟可不是他們做到這重要的合約轉移，而是他們達到的一種前所未見的經濟制度。



既然在討論一般性的理論，我要指出約束資源使用的競爭是需要費用的。這些費用被稱為交易費用，實在有點誤導。多年以來，我強調不同種類的交易費用只能在邊際上分開，而驗證假說所需要的，是指出這些費用的邊際轉變。我也曾經強調，交易費用不需要用金錢來量度，需要的是在不同的可以觀察到的情況下，我們有本事排列交易費用的高低。不容易，但可以做到，我曾經無數次以觀察到的現象轉變來衡量交易費用的轉變，作出準確的推斷或解釋。你可以不同意我對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的解釋（注十六），但多年以來我對中國將會發生的事的推斷，得分之高，不可能是看水晶球的成績。



除了從邊際轉變的角度看，不同種類的交易費用無法分開，這逼使我為交易費用下一個廣泛的定義：涵蓋魯賓遜一人世界中不存在的所有費用。這樣看，交易費用是可以在一個完全沒有交易的情況下出現的。我認為應該稱為制度費用才對，即是只有社會才能出現的費用。我的論點是交易（或制度）費用的起因，主要是為約束使用資源的競爭，或者從上文提出的廣義合約安排看，起於用合約來約束競爭的需要。結論是：只要競爭存在，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存在。換言之，說一個社會沒有這些費用是矛盾的說法。



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如果交易或制度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評論高斯定律時，我寫道：

如果廣義的交易費用真的是零，我們要接受消費者的意欲會不費分毫地準確表達；拍賣官與監察者會免費蒐集與整理訊息；工作的人與其它生產要素會得到免費的指引，去從事與消費者的意欲完全吻合的產出；每個消費者獲得的產品與服務，跟他的意欲會是一致的。仲裁者會免費地決定一個工作者或消費者的總收入：把他的邊際產值，加上社會其它所有資源的租值的一個分成，這分成是依照大家不費分毫地同意的任何一種準則而決定的。如此推理，高斯的效果可以沒有市價而達致。（注十七）



市場的存在是因為交易或社會費用不是零而起，跟高斯的經典公司分析和我早年的合約選擇分析是沒有衝突的（注十八）。說市場的出現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是近於定義性的了。然而，要解釋座位票價或自助餐的安排，我們只須指出某些交易費用或制度費用的邊際轉變，但解釋一個複雜的制度，或制度的轉變，困難得多。



腦子閉塞，我的困難持續了差不多二十年。我不知道哪種交易或制度費用應該加進去來解釋私產及市場的存在。我的廣泛定義顯示著這些費用無處不在，再沒有加進的空間。二○○一年的一個晚上，我看到曙光：我們不是要加，而是要減這些費用，才能得到解答。



我跟著想到一篇只兩頁紙的文章，A. Bottomley一九六三發表的（注十九）。作者的論點，是的黎波里的草原極宜種植杏仁樹，但因為草原公有，於是用作畜牧（注二十）。有價值的資源毫無約束地讓公眾使用的現象曾否出現過，我歷來懷疑，但假設真有其事，租值消散是效果。那麼，的黎波里的草原公用畜牧，其交易或制度費用是些什麼呢？答案是消散了的租值！在我一九七四發表的關於價格管制的文章裡，我指出租值消散是一種交易費用（注二十一）。的黎波里的例子，同樣的看法比較困難，但在兩方面土地的租值消散真的是交易或制度費用。一方面，租值消散不會在一人世界發生；另一方面，成本（這裡指費用）是最高的代價——的黎波里的畜牧代價是種植杏仁樹的土地租值。定義說，把草原轉作種植杏仁樹的用途的總交易或制度費用，一定不會低於租值的消散，否則這用途的轉變會出現了。跟著的含意是，如果我們能認定這些費用在哪方面有了轉變，制度的轉變可以推斷。這正是一九八一年我推斷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的方法。



上述的觀察，明顯地說，如果的黎波里的草原是私有而種植了杏仁樹，有三個結果。其一，土地的租值會上升而交易或制度費用會下降——這下降是減下去，在我們的例子中是租值代替了交易費用。其二，交易或制度費用的性質或類別是改變了，雖然這些費用永遠不會下降至零。其三，從我們的廣泛概念看，以合約安排來約束競爭，一種合約是取代了另一種。以我之見，後者是制度轉變的正確意義。



上述的分析或看法，就是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的人也可能不熟識，但對理解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改革卻至關重要。尤其是我在交易或社會費用與合約安排的知識的增長，主要是從中國的經驗學習得來的成果。



很不幸，制度的轉變或合約安排的轉變，不一定是朝減低交易費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史密斯認為土地使用安排的轉變是朝改進效率那方向走，不一定對（注二十二）。災難性的安排單是二十世紀就出現過多次了。有時我想，人類可能有一天會因為自己的選擇而毀滅自己。在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的假設下，人類自取滅亡的理論難以構想，雖然我嘗試過好幾次（注二十三）。我的老師赫舒拉發曾經以《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作為他出版的一本書名，這本書可能解釋博弈理論今天在行內的盛行。我不讚同這個取向，因為我相信經濟解釋首要的，是辨識可以觀察到的侷限變動。可幸的是，以中國的經濟改革而言，「力量的暗面」還沒有大行其道。不管將來如何，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文化終於從深邃的黑洞中走出來了。我說過，這篇文章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究竟做對了些什麼才出現了大家見到的壯觀表演呢？

注十二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弗裡德曼九十大壽那天，我寫了《合約的一般理論》。（張五常，《制度的選擇》，第五章，第一節。）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八月九日，我發表了十一篇關於經濟學的缺環的文章。（張五常，《經濟學的缺環》與《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後者分十篇，《壹週刊》。）這系列是為準備寫這篇獻給高斯的長文而作的。我認為這裡的第三節，與上述的合併起來，會有一個完整的合約一般理論。



注十三　安排有所不同，等級排列也可以在一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機構見到。然而，在共產制度下的同志等級排列，在一些重點上與一傢俬營企業的排列不同，前者較為近於政府設立的機構，例如一間公立醫院或一間公立大學。單從等級排列看，共產制度與私營企業的主要分別，是前者的市民或員工沒有權不參與，而轉換工作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由選擇工作會導致同志等級排列制度的瓦解。當一九八二年底見到自由轉業在珠江三角洲開始出現時，我立刻為文說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會走回頭路。在北方，工作的自由選擇要到一九九二才開始，在鄧小平於該年春天南下之後。



注十四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London 1982), Hobart Paper 84, Section II.



注十五　市價是約束競爭的侷限。正如史密斯在《國富論》中寫道：「給我那我需要的，你可以獲得這你需要的……」(Cannan edition, p. 18). 一個市價存在。



注十六　Steven N. S. Cheung, 「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 Economic Inquiry (1997), pp. 512-522.



注十七　Cheung,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op. cit., Section III.



注十八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p. cit.; Cheung, 「Transaction Costs, Risk Aversion, and the Choice of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69), pp. 23-42.



注十九　Bottomley, 「The Effects of Common Ownership of Land Upo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ripolitania,」 Land Economics (February 1963).



注二十 在Cheung, 「The Structure of a Contract……」 op. cit., 我補充說：「維護在公眾土地的植樹投資的成本高，因為植在地上的樹是固定了的，但蓄牧卻可以在晚上驅趕回家。」



注二十一　Cheung,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op. cit.



注二十二　見Cheung, 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 32-34.



注二十三　張五常，《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世界末日好文章》，二○○七年三月八日。二文皆於《壹週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