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一個有趣的引言吧。
我不用計算機,通過同學,發表了的文章被轉到好些「博客」去,然後讓文章自生自滅,在互聯網自由擴散。朋友說,老人家的文章在網上非常熱鬧,但又說,有時罵者無數。當然無所謂。朋友又說,有時人身攻擊,看來是有組織的。有組織?是哪個闊佬出錢呢?有誰那樣無聊了?一時間老人家覺得自己重要起來,仰天大笑!
最近朋友說,攻擊有組織是肯定的,因為忽然間群起而攻的新題材,是張五常不懂得寫文章,中語水平連小學生也不如,要找小學老師補習一下,找人修改無數白字吧。說文章不及小學生可能對,但說白字無數則誤中副車,因為我的文章有兩位專家看清楚沒有白字才發表。朋友說從來沒有見過讀者批評老人家的文字,怎會一下子那麼多,而又同時在幾個網站出現呢?
接受了「小學生也不如」的評語,這篇文章就容易寫了。最近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克魯明(國內稱克魯格曼),是在美國《紐約時報》寫經濟專欄的大名家,紅極一時。好幾年前熊秉元在《信報》把我的專欄與克大師的相提並論,卻沒有說誰高誰下。幾年來不少朋友問我對克魯明的專欄文字怎樣看。只讀過幾篇,本著「小學生不如」的資格這裡東拉西扯地說說吧。
克魯明獲諾獎後,有評論說他是凱恩斯之後英語文筆最好的經濟學者。我認為他的文筆可以,生動爽快,但略嫌霸道,不夠瀟灑。比貝加等大師有文采,可讀性也較高,稱專欄大師沒有浪得虛名。然而,論到英語文字水平,凱恩斯之後克魯明寫不過史德拉(George Stigler)及高斯等好些人。我認為高斯雖然文筆了不起,但寫專欄不會怎樣——他的個性看來不宜於寫專欄。昔日佛利民與森穆遜一起在《新聞週刊》寫專欄,擺明是比賽一下,過癮兼精彩。擇其佳者,佛、森二師勝過今天的克魯明,但平均水平可能鬥不過。我是說專欄文章,不是說經濟內容。很可惜史德拉沒有寫過專欄。要是當年此公動筆,可能無敵天下。史老兄文采頂級,幽默瀟灑,而個性是極宜寫專欄的。
我自己只寫過四篇英語專欄,發表於《南華早報》,可幸保存了下來,讀者不妨讀讀,與美國的大師們比較一下(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三十至三十三篇,其中三十一與三十三可以視為我的代表作)。我的中文專欄與克魯明的英文專欄怎樣比呢?很難比,因為大家的風格與文體差別甚大。不是因為中、英二語不同,而是在文章的處理上有很大的差別。說我的「專欄」不是專欄我不會跟你打官司。有三點。
其一是八三年山木邀請我寫專欄之前,我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逼著自己發明百鳥歸巢的寫法:四六文體,宋詞句法,論平仄,砌字數,古文、白話文、廣東話、俗語等都一起用上。讀者喜歡不喜歡是另一回事,但經過約一千五百篇的嘗試,我這種文體是寫到盡頭了。囊括了炎黃子孫數千年的文化,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奇異而又過癮的表達英文是辦不到的。其二是我什麼題材都寫。既然不乏刊物收容,意之所之,包羅萬有,題材斗多容易勝出幾條街。其三是為了過癮,一文之內我喜歡寫出變化。不是刻意的。只是下筆時如醉酒步行,跌向哪一方自己事前不知道,順其自然,久而久之,知道讀者喜歡這種不成規矩的寫法,就繼續下去了。是的,跟我的書法、攝影、經濟分析那樣,我的專欄文字是愈老愈放了。
不少朋友問及克魯明的經濟學,我無從回應。數十年來我沒有讀他家之作,而在求學上克大師算是比我晚了兩輩——我在芝大作助理教授時,他的老師是那裡的學生。最近讀到一篇克魯明寫金融風暴的專欄,有同意與不同意的地方。大家同意的重點,是認為美國面對的難關不容易過。格林斯潘、貝加、劉遵義等人是比較樂觀的。整個不幸非常複雜,觀點不同在所難免。在一個關鍵的困境上克魯明與我的看法相近。他認為美國人的消費意欲會持久不振;我認為借貸的無可避免的收縮,很可能需要長時日。
克魯明出自麻省理工,他對這次災難的分析,是相當純淨的凱恩斯學派。他相信儲蓄悖論(Paradox of Thrift),是森穆遜從凱恩斯的理論變化出來的。他也相信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凱恩斯的發明。我出自洛杉磯加大與芝大,二者皆對凱恩斯學派沒有好感。其實在我個人而言,出自何方是沒有關係的。主要是當年讀宏觀,我老是不明白為什麼儲蓄等於投資是宏觀經濟的均衡點。這是凱恩斯的發明,當時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在一九六三年初,老師普納(Karl Brunner)詳盡地向我解釋得清楚。清楚了,明白了,就認為凱恩斯的宏觀分析在基礎上是錯了。當時我正在深研與凱氏同期的費沙(Irving Fisher)的利息理論,在基礎的理念上二者大有出入,我認為費沙對,凱恩斯錯。話雖如此,從凱氏演變出來的方程式我背得出來,博士試考個第一容易,可見讀書考試可以是很無聊的玩意。
我不要在這裡解釋我認為是不對的或起碼大有問題的儲蓄悖論及流動性陷阱,但克魯明建議的處理目前金融風暴的主要方案,我認為行不通。他認為美國政府要大手花錢,由政府推出消費,因為消費者有錢也不一定會花。這是純度一百的凱恩斯學派了。
我認為這政策行不通,因為美國政府今天的財赤龐大得驚人,再大花一筆後患無窮也。事實上,目前的金融災難,雖然不是起於美國政府花錢太多,但龐大的財赤肯定是加重了他們目前面對的困境。佛利民生時認為伊拉克之戰是大錯,但又認為財政上美國負擔得起。真的嗎?
我的觀點簡單得多。不管宏觀或微觀,我信奉的原則是花錢要有所值,不值得花就不要花。多花不值得花的錢,早晚會闖禍,那些政府究竟可以花多少、把財赤推向後代可以推多少的分析,我知道,但不同意。花錢的原則簡單,不值得花就不要花。政府大手花錢可以挽救目前的災難嗎?如果有錢大花特花,當然有助,但值不值得是另一個遠為重要的問題。國債這回事,不是推到後代那麼簡單。這次災難過後,國債太高可能惹來債券下跌,利率上升,通脹急起,美元大跌──會是另一場災難。這些不容易加起來的現象組合,地球出現過。
最近的觀察,是北京當局知道問題嚴重:不一定是恐懼金融風暴,而是知道經濟數字很不對頭,工業兵敗如山倒。跡象顯示北京開始花錢了。值得嗎?
我不擔心像美國三十年代那樣,中國會因為不景而搞出大政府,因為中國的政府已經夠大了。問題是中國比美國幸運得多,可以修改現有的為禍不淺的政策而過關。我擔心的是如果北京輕視這個選擇,學美國的別無選擇的花錢途徑,為禍不淺的政策會永遠地驅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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