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解釋會成為中國學派嗎？

「《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討會議結束了，參與者說很成功。我極少參加會議，不知「成功」如何衡量。約一百人，其中不少說，那是他們參與過的最成功的會議，甚至有說比七月高斯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三十週年」還要好。芝大之會一致好評，但因為參與者一半是西方人士，不知中國，交流有點沙石。



《佃農理論》是我一九六六年作學生時的論文習作，首篇文章的發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剛好四十年。往事如煙，這次研討，參與的年輕人不少熟讀該書（若干年前出版了中譯本，有學子說讀英文版），使我有無限感慨。籌辦這次會議的朋友徵文，由他們選出六篇贈予獎金作鼓勵。說明限於以經濟分析來解釋真實世界的現象才考慮。果然，收到的四十多篇文稿全是解釋之作，好壞不論，這類作品在地球上近於失蹤有三十年了。



我還是沉醉於六、七十年代解釋有趣現象的經濟學。不一定同意他家的解釋，但好些過癮可讀，有啟發力，不同意更加緊張刺激了。為什麼同樣的病，加州的醫生收費，收富人比收窮人的多？為什麼廠家或批發商要管制零售價？為什麼職業棒球手的僱用合約，是奴隸性質的？為什麼電影片的批發，叫座的永遠與不叫座的一起捆綁銷售？



問的永遠是為什麼，不問好不好，也不問怎麼辦。這是我當年對經濟學著了迷的原因。我自己的作品也永遠問為什麼，不管其它。為什麼香港戰前建造的私人樓宇，在戰後出現天台木屋的僭建呢？是誰那樣神通廣大，有本領把房子僭建在他人的房子之上呢？為什麼佳座的票價偏低了？為什麼台灣管制佃農的分成率，農業的產出量竟然上升？為什麼中國昔日有盲婚制，有童養媳，而婦女要纏足那麼蠢？就是到了年逾古稀的七十二歲，我還在問：為什麼問題多多，被人批評得一無是處的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那麼快？



經濟學鼻祖史密斯一七七六推出的《國富論》，包羅萬有，既問好不好，也問怎麼辦，但一舉成名的重點，還是問為什麼：為什麼自私自利的人，會給社會整體帶來那麼大的貢獻呢？是的，以史前輩為首的古典經濟學，雖然傾向於政策好不好的建議，但「為什麼」一般是分析的出發點。到了以馬歇爾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數學被引進，邊際分析盛行，變量與方程式相等的均衡理論普及，問「為什麼」一時間成了主流。很可惜，因為數學的引進，經濟學者問的多，答得少。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學者們專注於理論或技術上的發展，漠視了真實世界的現象。其二是為了方程式或幾何的整齊好看，經濟學者逼著把侷限條件簡化，其中最大的錯失是或明或暗地假設交易費用是零。真實世界的侷限與理論假設的侷限不同，理論的解釋力不管用。三十年前我說過，如果在實驗室作化學試驗，你不可以用不清潔的試管而假設是清潔的。換言之，以經濟理論解釋世事，假設的侷限一定要與真實世界的侷限大致吻合。假設的侷限要看得到、摸得著，要真有其事，而推斷會發生的現象也同樣要看得到、摸得著。



篇幅所限，我不能在這裡再評論因為世界複雜，理論一定要簡化，或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濟發展學說的一無是處，或宏觀分析一落筆就打三更，或機會主義之類的博弈分析只是說故事，無從驗證。我要說的是七十年代後期起，經濟學者的興趣一般是與真實世界脫離了。不知世事，問為什麼不是有點糊裡糊塗了？理論多多，但一般與真實世界扯不上關係，是今天經濟學發展的悲哀。



我對後者不幸發展的解釋，是越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大學轉向算助理教授發表文章的數量及發表學報的名頭來作為升級或加薪的準則。出道於越戰之前，我用不著擔心薪酬要與文章數量及學報品牌掛鉤。自由自在，想到過癮有趣的，調查、思考到忍不住時才寫出來，瀟灑得很，雖然每件作品都經過一段艱苦歷程。在我之前的經濟學者，是好是壞都可以這樣瀟灑一番。越戰後不久形勢開始轉變。



七十年代中期，老師艾智仁給我信，說「憤青」在學術界出現，很頭痛。其它大學，包括我在西雅圖任職的華大，也有類似的困難。當時助理教授升級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評、話事的。一些助理教授問：「你們這些老頭子算什麼？有多少文章在名學報發表過？懂數學嗎？憑什麼資格決定我的前途？」事實上，除了三幾家名校，大學中也真的有不少沒有跟進學問的老頭子，發表文章的數量遠不及數學與統計皆可應付的後起之秀。數文章與論學報之風於是成為定局。可悲的是再沒有重視趣味與真實世界了。有名牌學報收容，算；書不算，沒有評審過關的也不算。問題是替學報作評審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沒有時間評審），而那些所謂名學報，動不動要「審」幾年才可以過關。撒網政策的行為於是普及。為了飯碗，沒有誰會那樣傻，花一兩年時間去考查一個題材才動筆。要知道世事從來不易，在不多發表必遭淘汰的情況下，再沒有誰像我當年，可以奢侈地調查思考十三年才動筆寫《公司的合約本質》，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樣，跟進中國二十九年才發表《中國的經濟制度》。是的，侷限不同，今天沒有誰可以寫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會成本問題》那種需要深入調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學謀生計的不可能寫得出《國富論》那種偉大作品。



年多來高斯兩次來信，提出如下的問題：「有趣的經濟學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國再搞起來嗎？」我見自己也日暮黃昏，很久沒有回應。不久前的一個晚上，我若有所悟，給他信，說：「你提到要試把有趣的經濟學在中國再搞起來，不是毫無希望的。網上的搜索說，『高斯定律』及兩個其它譯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過十萬次，遠比英文世界為多，而我只幾年前發表的三卷本的《經濟解釋》，被提及八十八萬次。每次到校園講話，無數學生拿著《經濟解釋》求籤名。有人從網上打印下來大量複製，批發零售，售價整套只兩美元。聽說從西方名校回歸的教師很頭痛，因為他們教的跟我說的是兩回事！」



這次「《佃農理論》四十年」研討會議更讓我看到經濟解釋的生機：徵求得有趣而又值得發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像來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靈精怪的有趣現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確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發表的純作解釋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幣五千，在國內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為《經濟解釋》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總稿酬二十萬，售價但求與印製成本打平，找義務編輯、選文的用不著老人家，幾年後有機會把經濟解釋的興趣普及神州！



每年籌經費二十萬容易，五十萬不難，一百萬也可以吧。季刊售價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學問之道，紙張用不著高檔次的，學子訂購應該無數。不容易想出對教育更相宜的貢獻了。困難只一個，簡直無從過關。那是要在國內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點止登天咁簡單？掛人家的牌出版不難，但不可以接受。這是因為追求真理這回事，是不可以左顧右忌的。純為解釋的科學性文字北京應該不會反對，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歡築繭自縛，這句不能說，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飯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關當局能體會到，學術的發展要有一種言論自由的空間。我不是個信奉言論絕對「自由」的人，問題是界線要在哪裡劃分。我的投訴，是國內的界線劃分很不清楚，可以闡釋到妨礙學術思想的發展。這與胡錦濤先生的主張是有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