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老人的學問

前文《李澤楷絕技考》——這題目起得好——發表後，讀者反應不錯，但其中有看不懂我對「種票」的分析，這裡補充幾句吧。何謂種票？我的理解，是如果我要買五手電盈（每手約賺一千元），希望其私有化通過，於是分五個名字下注，作五個人投票，就是種票了。分頭下注就是種。法律上，有關人士（即李察那方）當然不能種，外間的「無關」人士怎樣種法律管不著。

從《壹週刊》提供的資料看，種票的行為頗為明顯，分析資料，不到一分鐘就認為不是有關人士種的，因為圖案不支持是他們的手腳。我曾指出有關人士種票是愚蠢的行為，但如果他們能種出可以瞞倒我的圖案，智商是比我高了。是好玩的世界，讀者不妨拿著該期的《壹周》，細看資料，猜猜為什麼我這個老人家作出那樣的判斷。

閒話休提。正在地球發生著的經濟現象很不尋常，所謂「毒資產」，從來沒有出現過，退休了九年我還是天天想。我著重的永遠是經濟解釋，雖然有時發牢騷大罵幾句。這些日子我比較注意他家的經濟言論──此前是少理的──同意的不多。為什麼有那麼大的觀點分歧呢？我想到的一點，是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經濟與自然科學有一處重要的不同：那是經濟要有很長的時日及經驗才可以有足夠的掌握，而其它科學可沒有這樣的要求。

好比地球上正在發生的不幸──金融之災導致的舉世財富暴跌──上一次出現是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這是當時經濟大蕭條起筆的震撼日子，其困境要到十年後的二戰才打掉，而二戰本身更是悲劇了。那是八十年前，當時懂事的、經歷過該大蕭條、切身地感受過的，要是今天還健在，應近百歲了。這些百歲老人中有多少個是經濟學者呢？就算是經濟學者，不是早就退了休嗎？可以說，懂事而又切身地體會到一九二九開始的震撼而今天還沒有退休的經濟學者，一個也沒有吧。任何實證科學對現象的解釋，要有事實的依據。昔日的大蕭條無疑遺留下來不少數據及歷史學家的描述，但經濟科學與自然科學不相同。自然科學可以單憑數字及客觀的描述而準確地讓後人知實情，不需要論感受。經濟科學呢？無論數據如何詳盡，描述如何客觀，個人親歷其境的感受重要。數字及描述的就是那麼多，讀到的感受跟親歷其境的感受可以有很大的差別，而感受出錯，分析可以闖禍。佛利民在生時對我說過幾次，對經濟感受不好的人不應該學經濟。

數據與史學家的描述不論，當年的大蕭條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我拿不準。在史實上知得遠比我多的大不乏人，但他們可沒有真的切身感受過。要理解今天面對的困境，大家都希望能溫故知新，但往事究竟是怎樣，要讀哪些書哪些文章才對，不容易取捨，免不了要用上自己的想像，猜測成分是無可避免的。

大家讀歷史，我個人的感受是昔日美國的工會、最低工資、福利經濟等的存在，對大蕭條的復甦有很大的阻力——奇怪是這樣看的人不多。希克斯認為昔日的保護主義大量削減國際貿易，是大蕭條難以復甦的主因。不無道理，但同樣看的人不多。蒙代爾認為政府大幅提升有錢人的稅率，是昔日大蕭條的致命傷，也不無道理，但認同的行內君子也不多。佛利民認為昔日的貨幣政策嚴重失誤，貨幣量沒有及時大幅提升。同意這觀點的人比較多，而這方面，目前美國的聯儲局可以做的都做了，困難是聯儲的貼現利率與銀行的借貸利率有很大的分離。可能最多經濟學者反對或有疑問的，是當年凱恩斯學派主張的、政府大手花錢刺激經濟的策略，但今天各國的政府都急著這樣做。美國副總統拜登說絕大部分經濟學者支持政府大手花錢，是看錯了那些人是經濟學者吧。

政府大手花錢可解目前之困境乎？我說過，如果不擔心會引起惡性通脹，當然可以，而資源的大浪費看來是無可避免的。中國比較幸運，因為國家正在發展中，應該做的項目多，浪費不會很大。目前正在美國大吵大鬧的，是凱恩斯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effect）這個話題，一般的估計不是那麼高，也有說如果算進浪費，這效應可能是負值。個人認為花錢「刺激」能搞活經濟的機會很渺茫，要搞活而不帶來高通脹，機會近於零。花錢刺激只能增加暫時性的收入，以心為心看世界，我認為在意識上一個人對自己用努力賺回來的錢，與政府樂善好施而分得的相比，對前途的看法很不一樣。沒有誰會因為收到政府派的不穩定的錢而買房子去。幾天前讀到為了防止樓價繼續下跌，美國政府要用資助的辦法來減少斷供的行為。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只能阻慢跌勢，但跌勢不改。

說過了，發展了二百多年的經濟科學，今天很尷尬。讀到的學者言論要不是語無倫次，就是各說各的，不容易加起來，其中不少我不知所謂。總統奧巴馬起用的專家有水平，但推出來的政策卻又不像他們的學問。政治因素有多少影響我不知道，理論不夠清晰容易引起混淆，最頭痛可能還是大家對財富一下子暴跌的經驗不多，對大蕭條的感受不同，沒有誰肯定今天見到的是否大蕭條的來勢，而「毒資產」這回事，歷史是沒有出現過的。

經濟學我是懂的。從解釋現象的角度衡量，這門學問不值錢。純為興趣而在解釋上日夕思考五十年的人不多吧。我算是其中一個。這樣的人對基礎的理論不可能沒有充分的掌握，對概念的變化不可能拿不準。然而，遇到今天不能不解釋一下的金融災難，我恨不得自己萬壽無疆，能切身地體會到八十年前開始及跟著的發展。理論就是那麼多，複雜的歷來不管用，好用的概念其實只幾個，搞得通透要花時日，路程當然走過了。遇到今天的情況，有關的理論與概念，可用的，不難選出來。困難是任何推出的或可作解釋的假說，我們要找事實的經驗引證。我用盡自己昔日讀過的資料，加上數十年的不斷觀察，也不敢說自己今天的分析一定對。恨不得佛利民還健在。兩年多前他謝世時九十四歲，思想還清晰。不知他對今天的情況會怎樣看？

思想能力相同，際遇一樣，用功與耐力打個平手，經濟學是壽命長者佔優。數學可以很早有大成，因為可以單靠天賦。牛頓與愛因斯坦是物理的，二者皆在二、三十歲時曇花一現，足以驚世駭俗，不需要再研究什麼。化學及生物學需要很多實驗與數據，而這些數據不一定是自己研究所得，一般信得過。經濟的理論及學問的本身，遠不及自然科學那麼湛深，但驗證卻遠比自然科學困難。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實驗室，學者無從調控，也難作試驗。觀察容易有偏差，而一般的數據皆有問號。是的，對經濟現象的判斷往往要講感受，而這感受一般要親歷其境。這是說，經濟學雖淺，但經驗遠比其它科學來得重要，所以條件相若，長壽者勝。

離開了美國的學術生涯二十七年，昔日認識的經濟學者朋友大多數還健在。我們這一輩的經濟學問與今天後起的很不一樣。然而，當我衡量昔日的學者朋友的論著，發覺自己不同意的分析愈來愈多。這顯然是因為二十多年來我觀察著的是地球的另一面，是不同的世界，現象的細節不同，感受於是有別，所以雖然年齡相若，從觀察與感受衡量，我是比舊同事們多活了好些日子的。

李澤楷絕技考

那天跟一位朋友進午餐，見他手上持著《壹週刊》，封面又是李澤楷，標題大字云：《$306萬買起$280億電盈》。心想：李察真的那麼厲害嗎？為什麼曾蔭權不委任他作財政司長了？禁不住問朋友取得該期《壹周》，回家後翻了幾次，才知道三百六十萬不是買起電訊盈科（簡稱電盈），而是以該數「種票」，成功地種成電盈私有化。後來才知道《壹週刊》可能計錯數，或種票者生得蠢。原來支持私有化的股份足夠之後（當日贊成的總市值逾五十億元），成功「種票」的費用只需三千元。另一方面，要成功地「種票」而毀滅了李澤楷（簡稱李察）的私有化大計，不需要論股份多少，不怕麻煩三千元足夠！後者是反種，不怕麻煩易過借火，奇怪沒有人處理好反種票後去敲詐李察一筆。古怪法例會導致古怪現象，反種「敲詐」是否非法我賭法庭判不出來（一笑）！

電盈私有化的輿論真的熱鬧了。報導多，不易懂，李察雖被賭王譽為「叻仔」，但傳媒皆倣傚杜甫寫李白：眾人皆欲殺也。為了好奇我掛個電話給一位知情的朋友，問他可否解畫一下。他說可以，談了好一陣，跟著送來好些文件及資料，都是可以公開的。從這些資料及讀到的傳媒報導中，我提出了四個問題，淺的，得到的答案也淺。

我提出的四個問題如下：一、為什麼要用而又可以用借錢派息的方法來收購外股作私有化？二、股份投票怎麼會用人頭算的？三、每股四元五毫的收購價是偏低了嗎？四、李察為何要搞私有化？這四點應該是讀者需要知道的，沒有其它。整件事，牽涉到的公司或機構有好幾家，股權與數字的分佈變化多，說起來相當複雜，但基本上無關宏旨，引進容易產生混淆，這裡一概不管。讀者要知道的是李察的一家公司與另一家公司組合，以四元五毫一股作價，收購外間所有的電盈股份，實行電盈私有化。

第一題問：據我所知，派息一定要有錢賺才能派，可以借錢派，但沒有錢賺不能派，李察的公司何來賺百多億那麼多錢了？找到的答案是：好些年前李察的公司重組，在會計上積累了一些可分配的儲備，稱distributivereserve，所以今天沒有賺那麼多錢還可以借錢派息。這樣的處理是經過會計師及律師的工作，沒有理由懷疑，何況證監會不可能不監察著。再問：派息收購，外間的股東也有息派嗎？答案是沒有，因為派息是處理為股票成交後的事。這是股市的一種正常運作。又再問：為什麼李察不私人借錢而要用公司去借呢？這裡的答案要猜測一下：私人不容易借那麼多錢。結論於是明確：收購電盈的公司多了電盈的股票，但同時增加了負債，打個平手。大家知道，任何公司，只要負債夠高，免費送出去也沒有人要。

第二題，關於種票。我問：是香港哪項發神經的法例，使私有化的決定用人頭算而不是用股份多少算的？答案是香港的公司法例說的：不是完全發神經，因為有四關要過。其一是與收購有關的持股人不能投票；其二是有權投票而又投了票的，以股份算，贊成票不能低於百分之七十五；其三是以有權投票的總股份算，投反對票的不能超過該總股份的百分之十；其四是以人頭算，不管股份多少，不投不計，投反對票的要低於一半。

這解釋了為什麼容易有種票這回事。李察種票應該是刑事的，因為他屬有關人士，在法庭做了誓章。無關的外間人士種票卻不是犯法（在澳洲是合法的）。如果無關人士種票是非法或刑事，香港的法庭與監房會忙得不可開交也。

一手盈科一千股，分開下注一千手有一千個人頭，拆細分頭一手可以有一千個人頭。進行電盈私有化決議時，一千個人頭的總股價成本（不算手續費）只三千多元（每股約可賺一元）。困難是怎樣去找一千個人頭呢？你不易，我不易，李察也不易，但可以辦到。關鍵是你和我到處找一千個人頭，找不到那麼多，有數十個也不錯。李察呢？每找一個人頭都需要該仁兄或仁姊收口，否則坐牢去也。收口可以敲詐，李察錢雖多，不會多得那麼厲害吧。他的智商用不著達到「叻仔」那個層面才懂得是要聽天由命的。

第三題，關於電盈股票所值。這裡的答案必然是武斷的。有三項資料讀者可參考。其一是去年七月李察在國際上放盤招標，出售他公司持有的電盈股份，九月初收到的高標，算出來是每股在三元五毫五仙與三元八毫五仙之間，李察嫌少，不沽，害得盈科股價大跌。其二是去年十二月底出價四元二毫收購搞私有化，收到風聲一些外間的基金大股東會反對。於是收回私有化決議，加三毫以四元五毫作價，二月初再推出，過了關。讀者須知，基金的君子們一般精打細算，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他們接受四元五角，不可能是盲毛或仁慈之舉。其三是以四元五毫算電盈的市盈率，超過二十倍。從有線電訊的前景看，這市盈率算是很高的。

這裡我要加進自己的武斷：綜觀目前的經濟情況與前景，電盈四元五毫我不會問津。不是空口說白話。母親當年儲存了不少「香港電話」的股票，一籮一籮地放在床下底（西灣河曾經傳為佳話）。雖然母親授權我處理，我知道她只買不賣數十年，對「電話」有感情，不敢輕舉妄動。但當我在報章讀到香港政府會用錢收回當時電話的專利權，立刻替母親沽清，一股不留。從來不教人買或賣什麼股票，但昔日的「電話」經驗使我在文章中提及：除非消息靈通，不要下注靠政府保護而有專利的股票。目前這類股票在中國不少，還算安全，因為政府本身是大股東。待得政府成為局外人，走得快必定好世界！

第四題：李察為什麼要把電盈私有化呢？這一題，連武斷的答案也沒有，只能猜測。不離譜的猜測，是去年五月九日恆生公佈決定把電盈剔出恆生指數的成分股，六月十日執行，跟著電盈的股票成交量萎縮，李察可能因而感到意興闌珊。股票上市的額外經費不菲，輿論麻煩，如果集資的用場不大，私有化一般是正著。資料顯示，電盈被剔出成分股後不久，李察於七月初在國際放盤招標。

上述可解李察目前的輿論之困乎？應該可以，因為雖然涉及的公司有好幾家，文件、法例、數字等錯綜複雜，但撥開了這些，核心的問題與答案皆淺。李澤楷絕技考，我找不到絕技，也看不到有商業道德問題。話得說回來，李察這個人的確有招惹輿論的奇異功能，不知下一趟會是哪方面的題材了。個性若此，狗仔如斯，夫復何言哉？誠哥龍生兩種，大可仰天一笑！

從中國發展學得的工資定律

去年大事多。什麼雪災、地震、西藏、奧運等姑且不論，經濟話題有新勞動合同法，有宏觀調控失誤，有地球金融之災，也有中國經改三十週年之慶。平均每天收到三個訪問、講話、寫稿等邀請，無從應酬，只是對學生們講話有時不容易推卻。

農曆新年之前鳳凰衛視的劉芳要求我作電視訪問，本要例行地推卻，但她說是關於中國農民的，就答應了。條件簡單︰錄像整理後要讓我親自看過，得到我的批准才能播出。這是中媒體之計多次後才訂下來的公平規則︰你有你的言論自由，我有我的不接受訪問自由，打個平手。劉芳是同意了的。事實上，她打電話到上層說我提出的條件，上層接受了。

二月三日到深圳的鳳凰錄像，九日看他們選出的、將會播放我說話的部分，非常滿意。接待我的是一位名叫王敏的小姐，問她我看到的是否會全部播出，回應說肯定是。因為擔心廣東話在字幕翻出可能有錯，我要求再看。十二日再看，發現跟我在九日看的很不一樣，少了很多，支離破碎，問王敏發生了什麼事。她說全部沒有改過，只是我看不清楚吧。我跟太太提出我的反對，要她替我跟進。太太跟王敏通電話三次，每次的回應都是張教授看過而又同意的完全沒有改。

十三日晚上九時五十分播出，更明顯地改得七零八落：談新勞動法的主題一句也見不到。劉芳代替了我，說我說一億人失業（我沒有說過）；我說職業農工每年可工作十個月，字幕則翻為十倍。凡有提及新勞動法的都抽起，接駁起來我變得語無倫次了。

網上讀者的反應，大部分問為什麼張教授不談新勞動法。博客的管理員替我解畫，說教授當然有談，但被刪去了。讀者嘩然，很有點不相信鳳凰衛視也「和諧」起來。後來找到鳳凰衛視在網上的預告，標題云：《張五常：新勞動法應對農民工失業負責》——是誇張的闡釋——跟著的預告內容讀者可在網上找到。再後來太太收到通知，對方承認刪改了很多，說是香港的鳳凰衛視的領導下令封殺的。想不到，歷來高舉忠實報導的鳳凰衛視，竟然也「河蟹」起來了！

我感到失望，也感到被騙了。在該訪問中我說了一句精彩但後來被刪去了的話，對經濟科學是重要的貢獻。我說：「工業的工資，是由農作的收入決定的，用不著新勞動法的幫助。」看似平凡，其實也平凡，但對經濟思想史有認識的人，會意識到這句話是填補了二百多年來的一個思想空缺。知道執到寶，我立刻掛個電話給張滔，跟他重溫經濟學對地租與工資的思想演進。這演進永遠差一點，不達，看來又要讓我來劃上句號了。

讀者要知道，古典經濟學的發展，生產要素限於土地及勞力。前者有地租，後者有工資，而這二者怎樣決定及分配是大話題，從一七七六的史密斯吵到一八九○的馬歇爾才算有定案，但我認為句號還沒有劃上。資本的概念更麻煩，古典學派拿不準，新古典也拿不準，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由天才費沙才解通了。這裡不談資本，只說地租與工資。

李嘉圖（一八一七）是第一個全面分析地租與工資分配的大師。地租他從differentialrent的角度入手，說土地之所以有租值，起於土地的肥沃層面不同，優劣有別。這觀點後來的學者一般認為是錯了。我認為只有小錯，在分析發明專利時大手採而用之，一九七七寫成了二○○五才發表的重要一長節（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第二十章第三節）。李氏對工資怎樣看呢？後人把IronLawofWages（工資鐵律）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不一定同意。這鐵律說，工資是僅可滿足人類生存的要求的收入——不是生與死之間的界線，而是人類認為值得活下去的主觀收入水平。到了米爾（一八四八），史密斯的一個舊觀就發展為Wage-fundTheory。這是指僱用員工的老闆拿出一筆款額，為僱用工人而備，而工資就是這款額除以工人的數目。不可能錯，但說了等於沒說。米爾後來承認是錯了，知道這想法不能決定工資的本身。

重要的發展來自一個德國學者（JohannHeinrichvonThunen,1783-1850）。馬歇爾重視這個人。此君提出了邊際產出理論（MarginalProductivityTheory），說工資會等於工人的邊際產出所值。到了馬歇爾之手，邊際產出曲線就成為生產要素的需求曲線，加上工人的供應曲線，工資就決定了。基本上，從一八九○到今天，經濟學接受了這樣的工資理論。我自己在《佃農理論》作出的貢獻，是說這理論不限於用時間算工資，分成及其它的合約形式也要遵守邊際產出的規律。這就帶來為什麼會有不同合約安排的問題，促成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

還有一位大師要加進去。那是PhilipWicksteed（1844-1927）。此君證明，有土地與勞力兩種生產要素，二者皆獲各自邊際產出的酬報，在均衡點下，產出的總收入剛好全部分光。

本來是塵埃落定了，但一九四六年一位名為RichardLester的學者，調查波士頓的運輸行業，在《美國經濟學報》發表文章，說僱用司機的老闆不知邊際產出為何物，無從按邊際產出所值訂工資。我的老師艾智仁為文回應，一九五○發表，促成了持續十多年的科學方法大辯論。

從邏輯的角度看，說爭取收益極大化，邊際產出所值要等於邊際付出的工資當然對，但僱主怎會知道呢？老闆收到訂單，看收入，算成本︰需要的工資為何，利息、房租、水電、折舊等等加起來，毛利需要多少才划算，接不接單可以決定。僱用工人的成本他知道，需要多少工人他也知道，但何謂邊際產出，他不知，也不管。就這樣，每個老闆也這樣，何來邊際產出所值等於邊際成本了？很顯然，邊際產出理論如果是對的話，只可能是在結果上對，不可能是老闆的意圖。老闆的意圖是多賺錢，只懂得數手指算收入與成本。也難怪古典經濟學的大師們吵呀吵的，吵了逾百年：租值與工資及其它資源的收入分配，究竟是怎樣決定的呢？中國的發展提供了答案。

個人的估計，開放後十年左右，農民人口大約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工作年齡的農民大約三億七。九十年代後期起，流動的農轉工急升，轉到工業去的總人口約二億八千萬，餘下的九千萬再轉四千萬左右到工業去就差不多了。我解釋過因為僱用職業農工變得普及，有輪植的選擇，職業農工每年可操作十個月，收入當然急升，加上農產品之價上升，職業農工的月入從二○○○到二○○七上升了約五倍。如果十五年後一個職業農工的月入達到三千五百——是保守的估計——那麼要吸引這農工轉到工業去大約要每月薪酬五千元：農村的住屋相宜、舒適，食品也較相宜，而陶淵明的田園生活是寫意的。

這樣看，我碰中的定律說如下：工業的發展帶動了農轉工的興起，但當達到了近於均衡點，工業的工資是由農民的收入決定的——工業工資不夠高農民會選作陶淵明。也是這樣看，工業的工資會因農民的收入夠高而被保護著，遠勝什麼最低工資或新勞動法等外來的蠢辦法的保護。勞力的收入決定了，餘下來的其它資源的收入分配，就各自各地以類似的競爭情況瓜分。不難用數學證明，達到了經濟整體的均衡點，每樣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出所值，會與每樣的邊際成本相等。邊際產出理論沒有錯，但對的是結果，不是老闆的意圖。所以用這理論來解釋老闆的行為也對。這不僅是科學，而且是科學的真諦。

新勞動合同法闖大禍。我和一些朋友的大約估計，約有一億工業工人回鄉歸故里，把發展的大好形勢打折了。去年七月我知道這回鄉潮是出現了的，大概起於去年三月，遠在雷曼兄弟事發之前。不一定是失業，而有多少會再回到工業去目前不知道。回鄉的也不是輸清光：他們在工業操作有了時日，知識是增加了，再出來不會是大鄉里吧。

再論人民幣下錨的幾個重點

蕭滿章傳來史坦福教授JohnB.Taylor最近發表的題為《HowGovernmentCreatedtheFinancialCrisis》一文，是雷曼兄弟事發後我讀到的關於美國金融災難最有含金量的文章了。Taylor沒有分析我著重的浮沙指數與金融合約制度的本身──雖然提到這制度複雜無比──而是集中於他專長的貨幣政策，指出這政策嚴重出錯及跟著的處理失誤頻頻。他說的不一定對，但內容充實，論點明確。有一兩點我提及過，但從貨幣政策的分析品評，Taylor比我知得多了。據說本月底他會經HooverPress出版一本題為《GettingOffTrack:HowGovernmentActionsandInterventionsCaused,ProlongedandWorsenedtheFinancialCrisis》的書，應該是學問，讀者不要錯過。

我建議北京的朋友要細讀上述的文章及跟著會出版的書，不是為了明白金融風暴的起因，而是能從中體會到無錨貨幣（fiatmoney）的處理困難。貨幣專材鼎盛如美國，那裡的無錨貨幣制度或大或小地闖禍，記憶所及皆頻頻，而中國的央行目前正在向這制度走！

在整個二十世紀的經濟研究中，沒有一項題材能比得上貨幣理論及政策的研究那樣大興土木，有那幺多的能人雲集的。驚天動地的知識投資，花了那麼多的心血，到頭來還是中大計，可見無錨貨幣制要操作得如意難若登天。

雖然我沒有用英語發表過貨幣分析，但跟進這話題卻有四十七年的日子了。一九六二師從當時的貨幣供應的第一把手KarlBrunner，六二與六三的兩個暑期作他的研究助理；一九六七到了芝大，認識當時的貨幣需求的第一把手MiltonFriedman。或熟或不熟，二十世紀的貨幣理論大師我差不多都認識──可惜不認識Taylor：此君嶄露頭角時我已經回港任職了。

佛利民（Friedman）跟我很熟，而多年來我屢次求教他關於貨幣的事，主要是為了中國的發展。佛老當時紅透天下，時間當然寶貴，但每次我問及有關中國的，他對自己時間的慷慨令我感動。中國的經改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謝高斯、佛利民等關心中國的西方學者。在我認識的重量級的西方經濟學者中，絕大部分希望中國能好起來。這些大師之中小部分認為炎黃子孫天生了不起，經濟搞不起說不通，而大部分信奉比較優勢定理，知道中國能搞起來大家都有好處。

佛利民支持無錨貨幣制，可不是認為這制度有過人之處，或容易處理，而是認為一個大國的貨幣不可以下一個錨，然後讓國與國之間的匯率自由浮動。一九八三年底，香港採用鈔票局制度，以美元為港幣之錨，佛老同意，主要因為香港夠小，可以用。沒有經濟學者不認同金本位制度曾經有兩百年使經濟穩定繁榮的日子。後來逼著取締，因為黃金本身就是貨幣，遇到供應不足，或外流，或金價波動太大，會有大麻煩。我當時向佛老建議用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他認為原則上可行，但有關當局要有這些物品的儲存，費用是過高了。那所謂鈔票局，是十九世紀後期一位英國爵士的發明，是一種以外幣為本位或為錨的貨幣制，只保鈔票，不保支票，有需要時這制度會自動地調整鈔票量，從而間接地調整貨幣量。原則上是不要有中央銀行的存在或左右的。香港今天的金管局頻加左右，算不上是純正的鈔票局運作。一九七一之前香港的鈔票局以英鎊為錨，跟著脫錨十二年，八三年後期起再用鈔票局，轉以美元為錨，任老弟主事後就把鈔票局搞得龐大，運作的本質改變了。

我是九十年代中、後期跟進朱鎔基時期的央行運作才突然想到，以一籃子物品（或商品）為貨幣之錨，有關當局是不需要有該籃子物品的儲存的。重點是物品的質量要明確，其市價（批發或期貨價）要清楚，持有貨幣的人可以容易地在市場憑幣按價購買，由央行擔保在小差價的範圍內購得，貴客自理，央行不提供物品。因為以一種或三幾種物品作貨幣之錨，物價的個別大幅波動對經濟可能有不良影響，一籃子物品（三十至一百種）就安全了。又因為有一籃子的物品存在，整籃子的比率固定的物品最好用一個指數算價，是一個可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央行可以隨時上下調整，不妨說明某時期內的上下限調整幅度。至於那些認為炒家們可以在市場興風作浪，炒買炒賣而圖央行之利，則屬杞人憂天，因為央行在明，炒家在暗，對賭央行必勝。多年前美國曾經考慮以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行不通，因為這指數是不可以在市場成交的。

二○○三年六月，見外間施壓要人民幣升值的言論大噪，我認為央行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穩定了幣值，然後讓匯率自由浮動。跟著該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信報》發表《怎樣處理人民幣才對？》那篇自己視如家珍的長文，其後不斷地繼續想，愈想愈認為自己對。五年多過去，解釋又再解釋的文章無數，這裡用不著再解釋吧。舊議重提，因為國際形勢有變，如下數點給北京的朋友再考慮。

（一）早就說過以一籃子外幣為人民幣之錨，最佳的情況也只能是次選。這幾年央行以一籃子外幣為錨的政績，使我很失望。

（二）貨幣政策雖然原則上可行，但運作起來頻頻失誤，而一個像中國那樣人多資源少的國家，嚴重的失誤可以是災難性。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貨幣政策的運作範圍是大幅地減少了，換來的是遠為簡單的處理，出錯的機會大減。

（三）放開外匯管制是必須的，因為一日有匯管，廠家們的生意難做，而上海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問題是，解除匯管，讓人民幣無阻外流，雖然國家可以賺錢，通脹的復甦不容易處理。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央行守住物價，有需要時收回某部分人民幣就是了。央行一定有足夠的資料作判斷。

（四）以一籃子物品為錨，先進之邦沒有理由再逼人民幣升值。他們的貨幣兌人民幣要貶值是他們的自由，因為人民幣的國際匯率是自由浮動的。中國要關注的是人民幣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務求這些匯率能讓大家一起善用比較優勢定理，產出交易。

（五）我反對搞亞元。理由有三。一、人民幣目前的聲譽好，亞元要搞出名堂不容易，而在今天的金融風暴下，歐元能否維持不瓦解是問題。二、人民幣的聲譽及強勢是中國的勞苦大眾拚搏得來的，推人民幣出去賺錢理應讓他們的國家賺。三、搞亞元，政治問題太多，吵得不歡而散是自討沒趣了。

（六）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放開匯管推出國外，明智的發展中國家會跟著人民幣的幣值來處理自己的貨幣。善用比較優勢定理的匯率均衡點不難達到。「操控」自己的匯率，為了爭取增加出口而放棄了按比較優勢產出的利益，愚不可及。

是的，在目前的國際金融風暴下，擴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這風暴下，澳元曾經在一天內下跌七百點，英鎊曾經在一天內波動八百點，而一天波動兩三百點的情況常有。這樣的神經不知要發到何時方休。無錨的貨幣當然頭痛，而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可能更頭痛了。以一籃子物品為人民幣之錨，穩定了自己的物價，外間的風風雨雨懶得管，其它的發展中國家怎會不拉住人民幣呢？是中國把地球穩定下來的時候了！

美國救災會搞出高通脹嗎？

溫家寶訪歐，言論勇猛，令人耳目一新，而他在地圖上找不到法國（一笑），足以傳為佳話矣。我認為溫先生的牢騷發得有理，但也認為他說差了兩句話。沒有說錯，只是說差了一點。

第一句是溫總理被劍橋的德籍學生擲鞋時，說︰「這種卑鄙的伎倆，阻擋不了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說得對，但不夠瀟灑。朋友問我會怎樣回應，我說自己是小人物，當然小氣一點，但有資格在劍橋講話，遇到擲鞋之舉，我會笑著說︰「這裡是英國嗎？我還以為自己是到了英國！」

當今之世，溫總理無疑是個大人物，既為大人物，出巡之際理應為擲鞋、抗議之類的行為作了心理準備，而據說不少國家的大人物是記上了應對之辭。通常是一兩句幽默之語，精彩的可以連消帶打，甚至有點辣味。在我這一輩出現過的大人物中，這類應對本領最高的是已故的美國前總統列根。一位認識列根的朋友曾經對我說，列根用作應對的笑話雖然頂級，但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套，反覆使用。話雖如此，我還認為在尷尬情況下的應對列根是個天才。有一次，不記得是哪裡的什麼對美國不利的恐怖活動，記者問列根怎麼看，他想也不想就回應：IsawRambolastnight,andnexttimeIknowwhattodo.一百分！

中國的文化傳統與西方不同，幽默感是差了一點的。這方面，朱鎔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然而，與一百分的列根相比，我只能給朱老八十分。扣了二十分是因為他有時多說了一兩句。地球一體化，中國的大人物是愈來愈舉足輕重了。不要忘記，西方人對炎黃子孫到今天還是有著根深蒂固的歧視傳統，不可能在一代之間化為烏有。我看得出有點改進，但歧視還在。形勢是不錯的。不久前一位朋友旅遊韓國後，說那裡的中小學生的必修外語是中文，不再是英語。

我認為溫先生說差了的第二句話，是「不受管理的市場經濟是注定行不通的。」沒有說錯，但偏差了。懂經濟的不會反對政府的存在，而同意這存在是同意某些事、某些情，政府要管。經濟科學反對的是一些混合的市場制度：政府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卻管了。分清楚什麼要管什麼不要管是不容易的話題，難度高，而像中國那樣人多資源少的大國，這分離十分重要。我曾經盛讚的中國經濟制度，主要是一點：縣與縣之間的權利界定與劃分清楚，從而在什麼要管什麼不要管的事項上比其它制度來得清晰，促成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解釋了中國的經濟奇跡。還要改進，而不幸地近幾年有些地方是改差了。

美國目前的金融災難，起於制度上出現了問題：一種市場運作與政府管制的混合制度，管錯了，於是闖大禍。我曾經說目前美國的情況比上世紀三十年代更糟糕，主要是昔日沒有今天那種「毒資產」。毒資產（toxicasset）這個名稱起得不錯：不是壞賬，而是可毒可不毒，要看資產的價格水平而定，好些沒有市價，其總量可以高若上蒼，或深若無底之潭，可以是天天不同的。這樣看，三十年代的困境主要是資產之價或財富暴跌了，國民的消費大降，要怎樣才能搞起來呢？（昔日可沒有真的搞起過。）今天的困境，是財富暴跌之外，還有毒資產需要處理，處理不善財富會再跌！

今年一月六日我發表了一篇頗受注意的文章，題為《救金融之災有三派之別》。其中有以凱恩斯為鼻祖的宏觀派，主張政府花錢投資，刺激消費。有以佛利民為掌門的貨幣派，主張增加貨幣量與借貸，從而在制度中加些滑油，使收入與財富上升。有微觀派，是我的本領，主張取消工會與最低工資，先讓工資與物價下降，增加就業與企業的租值，跟著帶動財富與收入的增加。

一月十三日我發表《金融困境再剖析》，寫道：

「目前看，是如果六個月內美國的經濟復甦而跟著沒有急速通脹，以佛利民為掌門的貨幣派的功力最高——此派三個多月前出招，九個月時間足夠。六個月之後才有復甦跡象而跟著沒有急速通脹，以凱恩斯為掌門的宏觀派功力最高。要是這兩派不靈，或有急速通脹，微觀派有機會勝出擂台。只是有機會，因為還有其它方面要考慮的。」

讀者讀這段文字，要注意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如果跟著沒有急速通脹。我說過，政治上微觀派是行不通的。目前的美國是貨幣派與宏觀派雙管齊下。會有起死回生之效嗎？答案是︰如果不管通脹，或視若無睹，這兩派任何一派都可大發其威。問題是用得不小心急劇的通脹必至。這會帶來美國債券暴跌，利率大升，美元跌得面目無光，而可能最頭痛的是美國一般老百姓的養老金（socialsecurity）制度可能崩潰。

遙想三十多年前，越戰使美國元氣大傷，通脹兩位數字，見養老金製可能保不住，當局緊收貨幣量，成功地壓制了通脹，但在這調整過程中，美國的三十年債券的孳息年率上升到十九厘，前前後後有十年的經濟不景。這幾年伊拉克之戰的每天費用，物價調整後比越戰的高出近一倍，加上目前計劃救金融之災的龐大支出，國債之高不容易算得準。

急速通脹當然不可以接受。如果可以接受，有可為。大量印製鈔票，或大量宏觀花錢，以貨幣的面值算價，財富與收入不可能不增加，最低工資再不會是約束了。通脹本身是抽間接稅，抽得夠多國債不足道。毒資產呢？通脹夠高會變為不毒。是的，只要貨幣派或宏觀派能不管通脹，大手出招，目前的困境可解，但會換來另一類困境。

美國的處理會帶來不可以接受的通脹嗎？很難說。這是因為他們的聯儲主席與財政部長顯然知道，處理不善不可以接受的通脹必至。二月十一日財長蓋特納的講話，據說導致美國股市下跌了百分之四點六。讀這講話的全文，字裡行間顯示著他關心通脹，只是沒有說出來。不能不出彈弓手吧。是艱巨工程，經濟學可以從這次美國的不幸經驗中學得很多。

愚見以為，不走微觀派建議的路，要避免高通脹非常困難！

人民幣匯率的科學觀

美國新財長蓋特納不久前指責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要逼使人民幣兌美元升值。不是新聞，這老話題吵了五年多了。經濟學怎樣看呢？可以很複雜。讓我分十點說，從淺入深，到最後相當深，讀者要小心細想了。

（一）人民幣兌美元貶值是中國貨減價輸出，對美國的消費者當然有利。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顧客要求商店加價這回事，所以要求人民幣升值不可能是美國消費者的要求。格林斯潘在任時曾經說，中國貨廉價在美國出售協助了美國的通脹率持久偏低。

（二）美國對中國有貿易逆差也不是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姑勿論逆差的本身是害還是利，經濟學者跟街上人的看法有別，美國的專家不可能不知道，因為彈性係數有決定性，人民幣升值很可能會導致美國的貿易逆差增加。兩年前我說多半會有這樣的反效果，推中了。今天形勢有變︰中國的出口急跌，外資撤離，貿易順差正在下降，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出現貿易逆差的機會是高的。幾個月前我對朋友說人民幣的強勢已去，跟著寫了出來。如果人民幣的強勢再現（最近沒有跟進），那只能是因為在地球金融遇難的情況下，多了外客選持人民幣作避難所。如果因為避難所的需求而促使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工業發展的禍害是無妄之災。

（三）六個月前，一些不懂經濟的鼓吹人民幣升值，說會協助解除通脹云云。他們不知道當時中國的通縮之勢已成。其時也，我說中國將會出現通縮，跟著去年九月十二日（雷曼兄弟事發之前）大聲疾呼，發表了《北京要立刻撤銷宏觀調控！》。如果當時北京依我說的，一手減息二至三厘，今天的情況會較好——不會好很多，但會較好。人算不如天算：如果北京在該文發表那天（雷曼事發前三天）減息二厘半，今天的情況會好相當多。

（四）為了維護及增加國民的就業機會無疑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原因。很不幸，人民幣升值是幫不到忙的。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美國的最低工資（連福利算）比中國的高出十五倍，人民幣升得發神經也不容易有小助。要求人民幣升值來維護美國的最低工資是下策。其二更嚴重。美國的最低工資比印度、越南等地的高出三十倍以上。壓制中國貨，美國的進口商當然轉到無數其它廉價勞力的發展中國家購買（這幾年已經出現了）。中國的競爭對手不是美國，而是其它發展中國家。禁止中國貨，容許其它的，於情於理說不通，而美國進口的產品質量會下降。再推遠一點，如果美國禁止所有廉價勞力之邦的產品進口，美國的製造商也不會向玩具之類打主意。設廠的人不傻，知道靠國家保護而投資於製造自己毫無成本優勢的產品，容易中計：政府一旦撤銷保護，血本無歸也。

（五）保護主義的一個大麻煩是容易惹來報復（retaliation）。這是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一個致命傷，二十多年前英國的希克斯（JohnHicks）向我解釋得很有說服力。今天的形勢，是保護主義想也不應該想，而就算美國大手提升中國貨的進口稅（懲罰也），我也不會支持北京還擊或報復。我以為與其強迫人民幣升值，美國倒不如要求中國取消進口稅。這一著，信奉經濟學的不容易反對。我不是個optimaltariff的信仰者。

（六）一九九一年在瑞典與佛利民相聚，我對他說世界將有大變，因為會多了二十億廉價勞動人口參與國際產出競爭。那時中國開放了，印度的開放意識明顯；蘇聯瓦解，東歐呼之欲出；其它要跑出來的落後國家無數。這轉變促成了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一個大時代。起於神州，中國當然佔了先機。抗拒這大潮流的轉變不可能不受損，而這些年我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可不是要與美國競爭，而是與多個發展中國家的競爭無可避免。

（七）對中國來說，人民幣兌美元升值與美元兌人民幣貶值是兩回事。後者，美國獨自貶值不會影響人民幣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貨幣的匯率。是的，人民幣與發展中國家貨幣的匯率均衡點是經濟學上的一個大難題，此前沒有誰分析過。從中國的立場看，我們當然希望其它發展中國家能富裕起來，因為在窮人身上賺錢難於登天。然而，如果違反了比較優勢定理（TheLawofComparativeAdvantage）而讓這些競爭者先得甜頭，他們早晚會闖禍，中國本身更不好過。我會回頭再解釋。

（八）出一試題考考讀者吧。國際廉價勞力暴升二十億，對地大物博、人材鼎盛、人均收入與財富冠於地球的美國是有利還是有害呢？我賭讀者答不出來。讓我轉用另一個較淺的例子吧：如果土地稀缺的香港受上蒼恩賜，無端端地從海中冒出五十平方公里的平坦上佳土地，香港的經濟當然成為暴發戶了。有人反對嗎？不少吧。有土地儲備的地產商會受損，地產商會會反對，高價購入樓房的會反對，政府多半也會反對——賣地的收益會大減也。於是，香港政府可能立法例，禁止那上蒼賜予的大好的五十平方公里土地作建築用途。

對美國而言，國際廉價勞力的激增是類同的上蒼恩賜。可惜的是，雖然國家整體會得益，但資產或財富不多的市民，或知識落後的，或歷來由最低工資、工會、社會福利照顧著的，會不幸地受到損害。容許廉價勞力的產品進口等於容許廉價勞力進口，而反對後者進口在美國有多年的歷史了。國際廉價勞力的激增會促使美國的有可觀資產的人，或知識令我們羨慕的，租值大升，但政治要顧及那些遠為不幸的一群。問題是今天國際的廉價勞力排山倒海而來，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傳統的價值觀與政治觀應否大幅修改，是美國不能不面對的難題。

（九）佛利民曾經對我說，比較優勢定理是經濟學上最重要的。這定理簡單精彩，經濟學行內沒有一個不認為是真理。定理說，原則上，像美國那樣財富與人材、知識皆雄視天下的國家，遇上國際廉價勞力暴升之際，會賺取巨大的收益。然而，這定理假設的，是沒有最低工資的約束，沒有工會的左右，沒有關稅，當然也沒有什麼保護主義了。這些假設皆明確，這裡要分析的，是比較優勢定理的一個重要但少人注意的假設：該定理是基於一個物品換物品的世界，沒有貨幣，因而沒有今天大吵大鬧的匯率話題。

物品換物品的交易費用非常高，而貨幣的存在，主要是為了減低這些費用。問題是，當引申到國際貿易那方面去時，國與國之間的匯率波動，又或者受到各種因素而使匯率脫離了物品換物品應有的相對價格，比較優勢定理會遇到困難。張滔曾經告訴我，多年以前他的老師LionelRobbins也有類同的看法。解決這匯率偏差帶來的困難，我想到兩個方案。其一是整個世界只有一種貨幣，但政治看來不容許。其二，從中國的角度看，人民幣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穩定了物價，從而希望其它發展中國家跟著走，使中國與這組國家之間的匯率能找到一個大家善用比較優勢定理的均衡點。

（十）反對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可不是反對這升值的本身，而是這升值會給中國帶來與發展中國家競爭的不利。這裡的一個頭痛問題，蠢到死，是中國還有外匯管制，廠家出口不能以人民幣結算。外幣有多種，為什麼他們絕大多數要用美元結算呢？篇幅所限，讀者去問廠家們吧。

思想不滅與封路遊戲——新春閒話之四

「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

這副對聯據說是翼王石達開為一家理髮店開張時寫的。有點殺氣騰騰，但幽默好玩，也反映著翼王有文采，不是一介武夫那麼簡單。是否出自翼王之手無從考究──六十多年前從一位姓阮的國文老師聽回來。只是聽到，沒有讀到。一九九三年我曾以此聯作為另一文的引首，「以須」兩個字究竟是哪個「以」哪個「須」大費思量。與舒巷城商量了一陣，認為「以須」應該對。那是指理發用的剪刀、剃刀之類，磨而礪之而問天下頭顱幾許也。

新春閒話，以這樣的對聯起筆，意頭佳乎？佳也！剛過的鼠年實在邪，神州大地彷彿是受到了什麼詛咒：新勞動合同法，宏觀調控與人民幣的處理失誤頻頻，再加上地球金融風暴，使經改的大好形勢止於二十九年。牛年怎樣看呢？我沒有溫家寶先生那麼樂觀。「邪」是要「辟」的，那就讓我來「磨礪以須」吧。

任何人做任何事，有恃無恐佔了先機。一個貌美如花的女人在路上走，所有眼睛向她看，她會走得瀟灑；一個大富之君參加盛宴，有呼風喚雨之能，其感受窮光蛋是無從體會的；姚明只要站起來，對手就冷了半截……我呢？一介書生，早逾古稀，彷彿杜工部老來之際，茅舍給孩子們擲石頭也無可奈何。然而，對讀書人來說，今天的世界比杜老昔日好過：只要拿起筆，對著格子，就感受到武俠小說中說的一陽指，理直氣壯，只要能寫得文氣如虹，擲地有聲，有恃無恐矣。

記不起是誰說過：一個思想，只要表達了，就不會完全消逝。我深信這句話︰自己四十多年前發表的文章，今天仍在。三十年來我以中文寫下的，今天久不久在路旁遇到一些不認識的讀者提到。不需要有傳媒或互聯網之類的協助——雖然這些協助來得很誇張——而是今天的紙張便宜，文章結集只要印製數千本，二百年前的讀書人就鬥不過。是的，唐、宋時期的讀書人要比我們厲害好幾倍才可以有「思想不滅」的能耐。

我不認為自己是個愛國人士。三十年前開始以中文動筆，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中國開放改革，機會難逢。其二是學有所用。其三是心有不甘，也不信邪，要拿起筆來發一下牢騷。不要告訴我炎黃子孫的劣根性。不良份子當然有，但我認為是少數。中國人聰明，吃得苦，為什麼淪落如斯呢？當年高斯、艾智仁和我都認為是人類歷史的一大懸案。我不要再提二戰期間在廣西認識的小朋友的不幸。要說的是改革三十年後的今天，有足以令北京的朋友未富先驕的成果，每次與幾位朋友花兩三千元吃一頓晚飯，不管是誰出錢，我總是想到那是一個本領不弱的勞工兩個月的收入。不公平嗎？當然是！

說過無數次，中國如果不能把勞苦大眾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改革怎樣算也是得把口。要怎樣處理才對我是專家，絕對是。所有靠得住的經濟理論都說是艱巨工程，但我期待了很久而又認為一定會發生的，終於在二千年開始出現：農轉工急升，農產品之價上跳，而農民收入的上升率遠高於城市的人。雖然預料到，但來得那麼急，那麼明確，使我把三十年才能「完工」的預期調校為十五年，時間減了一半。有誰會想到鼠年為禍呢？

信奉科學，然而，鼠年發生的事，好些要點我摸不準。好比新勞動法，執行之前此法的不良效應我推斷得一絲不差，卻推不出為何北京真的執行。我當時以為這些效應事前應該明顯，北京會知難而退。好比金融風暴，當二十個月前次貸事發，我知道嚴重，立刻警告了有關朋友，但想不到美國的金融制度會是複雜如斯。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深不可測也。至於宏觀調控與人民幣的處理失誤，我倒是看得相當準的。准也沒有用，大聲疾呼也沒有用。這顯示著經濟學的解釋及推斷能力，在某方面可以準得精彩，但牽涉到政治與權力利益，這門學問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那所謂公共經濟學，耕耘者無數，但成果到今天還是近於零。

三十年來為了關心而動筆，說不希望有關當局會聽我說是騙你的。然而，希望歸希望，我這個人不傻，從來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影響力。說過了，如果我著重當局要依我說的，不會活到今天。有時禁不住發脾氣，破口大罵蠢到死，但北京的朋友還是放我一馬。他們看來知道我是個學者，從來不踏出學術的範圍一步。我的本領是解釋，是推斷，擺下擂台所向無敵久矣！

除了這裡那裡發一下脾氣，不斷的關心，寫文章的另一個意圖是希望思想不滅，希望文章可以傳世。這是人之常情吧。再另一方面，巧逢中國改革，多年來為了自娛我玩一個封路遊戲。是簡單的玩意。有關當局聽不聽我說的無所謂，但我把行得通的好路都提了出來，簽上了名字，算是把路封了，你要走就無可避免地給外人認為是聽我的。封路，不收買路錢，你走不走？多半你自己也想得出來，但我先說了，你怎麼辦？不收買路錢，你走了，不知就裡的人總會認為你是向我打了個招呼，象徵上買路錢是付了的。

封路遊戲是好玩的，但不容易。一則封了的多條路不能互相矛盾。二則不能封錯了路。三則要解釋得清楚，邏輯井然。四則要推斷得準繩。後者最重要。

說過了，解釋得出就是推斷得到，所以原則上二者相同。放大看有如下之別：解釋是拿著一個既有的現象，然後追溯促成這現象的局限轉變來作解釋；推斷（或推測，不是預測）是先見局限的轉變，然後推斷還沒有見到的現象將會出現。原則一樣，但這樣劃分推斷比解釋遠為困難。這是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一個現象的發生通常起於幾個有關鍵的局限轉變的組合，事發前推斷不容易拿得準某組合是否足夠，而又不容易判斷其中局限轉變的穩定性。為了自保我喜歡說明局限如再有變推斷作別論。

經濟學沒有宏觀與微觀之分，那些認為我不懂「宏觀」的專家，跟我比賽「宏觀」現象的推斷會是很尷尬的。不止差幾條街吧。強把宏觀與微觀分開來處理的學者，基本上沒有掌握到經濟科學。

數十年來，我對自己的推斷的準繩度是滿意的（一位朋友曾經記下我作出的二十六個推斷，說全中）。是簡單的秘密：拿不準有關的局限變化我不說。不可能百發百中，但我要有七成或以上的把握才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當一九八一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時，我的把握高達九成。奇怪當時除了高斯，沒有一個經濟學者同意。當一九八三年我見合同工開始在南中國出現，立刻說中國不會走回頭路，因為局限的轉變愈來愈穩定，而我的理論架構否決了走回頭路的可能。把握提升到十足了。

想當年，用上了經濟科學的推斷功能，「簽名封路」這個玩意往往使外人覺得北京是聽我說的，對國家的改革起了影響作用。其實除了三幾次比較明顯是聽我的，其它都是我推斷在局限的轉變下他們會那樣走，就先說出來，把路封了。

這幾年局限的轉變不對頭，我逼著頻頻把壞路封上。北京的朋友果然選走！感慨萬千，買路錢不收算了。

想像力的培養——新春閒話·之三

兒子三十七歲了。他的智力不在我之下，但想像力看來是弱了一點。不差，但我的感受是應該好一點。以學術或藝術作專業，想像力弱很頭痛。智力與想像力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如果上蒼讓你把智力明顯地減一點，換取想像力明顯地多一點，一般的情況是換得過。學問的最終衡量是創作，即是只能單從作品看。人類的經驗，是想像力不足不會有大作為。生得太蠢當然無可救藥，但我遇到過不少智商高但沒有可觀的作品拿得出來的人。另一方面，想像力不弱，智商一般，有令人驚喜的作品的例子不少。

想像力是一種幻想，一點不尋常的聯想力，近於「怪」。一個想像力夠高而又懂得利用的人，在創作思想的過程中，彷彿頻頻脫離正軌，胡亂地東闖西闖，想著些什麼，每有所獲就回到正軌去衡量了。科學要講邏輯規格，藝術要講內心共鳴。想像力是脫離了傳統的幻想嘗試，多多少少要有點好奇心。奇怪那麼多的聰明才智之士不作這種嘗試，只是在傳統的範圍內鑽研，可以想得深入，技術之高令人拜服，缺少了的就是一點令人驚喜的新意。

兒子是我親自教的。兩歲時認為他的想像力可以，擔心的是他的智力。今天我的看法倒轉過來，認為他的智力沒有問題，而從他的智力水平看，想像力應該高一點。怎會有這樣的轉變呢？是讀書讀壞了嗎？還是當年我教錯了？衡量我們家族的幾代的發展，也從為人師表與研究工作數十年的經驗看，我認為主要是我教錯了。當年我不應該因為自己工作太忙而多買玩具來安撫兒子，更不應該沒有向他解釋電子遊戲是極為不利想像力發展的玩意。

我不是兒童教育專家，但用不著專家也知道，兒童玩什麼對思想的發展重要。市場提供的玩具不少有想像力，而我當年選購是考慮到鼓勵兒子思考那方面。然而，市場的玩具畢竟是由他人想出來，不是兒子自己的發明。十歲出頭兒子的國際象棋下得好，更研習棋書。我又算錯了。象棋教的是分析與推理的能力，而這些是求學時是必有的訓練。迷上了象棋有害：這玩意太深，過於認真可以想壞腦子。再後來電子遊戲盛行，好玩的。教孩子什麼呢？教眼明手快，教記憶。蠢到死，難道兒子長大後要參加拳擊比賽嗎？電子遊戲的方程式記得多有用場嗎？

我自己那一代的成長與我兒子有很大的差別。戰亂為禍，在我那一代成長的兒童是沒有市場玩具的。戰後幾年在灣仔書院的同學，今天久不久還有聯繫的幾個，想像力皆不俗。想當年，我們家中有機會學彈鋼琴的只有比我年長一歲的哥哥，而當時學琴是高度奢侈的玩意了。我自己比較幸運之處，是從出生到一九五七赴北美之前，居住的地方一般是荒山野嶺，而家中的長輩不多管，兒童的玩意需要自己發明，或要自己改進。給今天的同學說一些例子吧。

我曾經在山頭找到一隻羽毛沒有長好的小鳥，是大風雨之後在地上找到的。小鳥飛不動，沒有鳥籠，我想出把碎米放在自己的嘴餵它。長大後才知是大鳥，到處飛，可以招之使來。今天還健在廣州的姊夫當年訪港見到，只要我口哨一出該鳥會從老遠飛來站在我的肩上。

六十年前香港的柴灣是窮人的墓地，四顧無人，久不久我喜歡獨自逃學跑到那裡，爬上海灘水淺的巨石上，把魚絲一次又一次地拋出，根本沒有魚，只是幻想著可能有，每次拋絲都有一點新希望，一點新幻想，沒有魚，呆坐幾個小時，風雨不改，興盡回家。

有時是熱鬧的。今天的太古城當年是船塢，那裡的二號牌對開不遠的海，是黑鱲雲集之地，難釣。我想出利用水流與鐘擺的釣法，要在深夜，魚絲的長度是關鍵秘密，只幾個晚上就把那裡的黑鱲釣清光。黃腳鱲也難釣，是當時公認的海鮮珍品（今天的差太遠了）。聽到赤柱某海灘盛產此魚，我想出新釣法。那是從街市購買了十多斤不值錢的死魚，帶兩位小友到赤柱那海灘上，用石頭把魚錘爛，一大盤的，黃昏用小艇把魚漿盡倒在一處水不太深的地方，算準了時辰八字，月色水流，夜深下釣，三個人兩個小時獲二百多尾！

灣仔書院的隔鄰是教堂，不信邪的同學跟我到該教堂的門外賭擲毫，想出了妙法，勝者必定是我。只是拿著贏來的小點錢到書院對面的經濟飯店的後巷與潦倒落泊的幾位職業棋佬賭棋，五毫一局，輸掉。後來各有勝負，再後來勝多負少了。

彈玻璃珠子也算賭，因為贏來的珠子可以賣錢。想、想、想，改進、改進，長勝者又是我。在嘗試過的多項兒童玩意中，最緊張刺激的莫如放風箏。不是今天那種無聊的放法，而是用玻璃粉膠在天蠶絲上，要把他人的風箏在空中界斷為勝的玩意。真可惜這項玩意今天因為高樓大廈太多而失傳了。同學可以想像界風箏的學問程度嗎？複雜無比，想像力差一點就敗多勝少。首先，用的線要親自膠上玻璃粉才有勝機。要用電燈泡的玻璃錘碎，要粉得可以浮於水，要用魚皮膠，要通過幾重麻煩手續，其中有自己想出來的秘方。卷線的軸要木製的，非常講究，而風箏本身的設計也是高深學問：要大而輕，要靈活，要善用風力。放到天空界斗時的技巧，今天我還可以寫得出一本書。

當年我永遠是個優勝者嗎？絕對不是。街頭巷尾的孩子不少身懷絕技，我鬥不過。斗多項，我勝。論及多項能手，當年可與我勢均力敵的是容國團。阿團的故事我寫過了。這裡再要說的是今天中國的乒乓球雄視世界，其打法主要是阿團的想像力的發明。別的不說，看似同一動作但有幾種不同旋轉的發球，是阿團想出來的。阿團之前發球那方處於弱勢，阿團之後發球有著數了。

同學們明白嗎？原則上智商是天生的，但想像力不是。後者主要來自童年時的玩意。如果玩意要有想像力才能勝出，父母不壓制，再蠢的孩子也懂得想像一下。科技的急進，市場玩具的廉價，居住環境的人煙稠密，加起來扼殺了無數兒童的想像力的發展。

曾經寫過如下的一個真實故事，這裡再說一次吧。大約一九八三年，回港任職後不久，我到鯉魚門一行。那時該地還沒有酒家林立，見到一間賣魚絲及釣餌的小店子。店主是個老人家，有幾個青年在選沙蟲釣餌。我好奇地問：「阿伯，這裡也有魚釣嗎？」老人家不管我，自言自語地對那幾位青年說：「人家釣魚，你們又學人釣，那麼容易嗎？當年筲箕灣一帶有四大魚王，你們聽過嗎？一個是黑鬼泉，一個是冇辮，一個是劉唐。」我見他不再說下去，問：「阿伯，還有一位是誰呀？」他坐著，望著海，背出名來：「那是高佬常。」然後抬頭看我一陣，穾然大聲說：「啊，你就是高佬常！」